扶貧減貧使農村教育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_風聞
刘仰-作家、媒体人-这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地方。2021-02-16 13:32
中國人歷來重視教育。不論貧富，只要有可能，總是要讓孩子接受教育。“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歷史的真實，它的缺陷是將讀書出路狹隘地鉚定於做官，但重視讀書本身不是壞事。中國古代以“耕讀世家”為榮，讀書人既有離開家鄉的，也有留在家鄉的。離開家鄉後，很多人還渴望衣錦還鄉、榮歸故里、落葉歸根。這一農業社會的傳統在工業經濟時代發生了改變。
工業經濟時代的一個讀書人，如果他來自農村，絕大多數都會永遠離開農村，即便農村還有家人或親戚，一般只是偶爾回故鄉探親或者將家人接到城市。因為農業與工業的差別太大，農村與城市的差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非常懸殊，從農村到城市，幾乎是不可逆的過程。在中國的一些極度貧困地區，這一現象相當普遍。
我曾經到一些偏遠的貧困地區調研扶貧情況，教育扶貧是其中的一項內容。以就業導向、生產轉型與市場結合的扶貧比較容易短期見效。如果因貧窮而忽視教育，下一代依然可能落入貧窮。雖然國家有義務教育，不需要貧困户花太多錢。但是，貧困地區學校的硬件設施一般比較差，教師待遇不高，師資也成問題。因此，貧困地區的教育扶貧比較容易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它雖沒有立竿見影的減貧成效，但對於扶貧減貧有着長期功效。
然而，貧困地區的基礎教育即便獲得了較好的幫扶，某些現象仍然值得探討。貧困地區的一些校長或教師在介紹教育扶貧的成績時，最喜歡將高校錄取率拿來作硬指標，考入985、211高校的學生數量可以做橫向和縱向比較，甚至每一個鯉魚躍龍門的學生的名字都會被老師牢牢記住。如果有考上北大、清華的，老師、校長都臉上有光，這一光榮“成績”會被唸叨多年，並用來鞭策一屆屆學生。
另一方面，貧困地區學校的好學生、班幹部則表示，如果考不上好大學，不知該怎麼辦。高中青春期的學生，面對擇校、擇業的人生大事，幾乎得不到任何有益的諮詢和建議：他們的父母大都對外面的世界沒多少了解，他們的校長和老師更多關心的是升學率、大學錄取率。當校長、教師聽到學生這樣的困惑，便對我們這些外來的調研者説：我們這個地方窮，好生源大都去了相對富裕地區。如果生源好，我們的高校錄取率還會更高。因為生源差，學生的這種困惑很正常。聽了這話，我按捺不住地説：教師怪學生差，這不對啊！美國有《春風化雨》這樣的電影，法國有《放牛班的春天》，即便我們時常看不起的印度也有《嘎嘎老師》、《地球上的星星》等電影，這些電影的主題都是老師將別人眼裏無用的“廢柴”學生培養成才的故事。西方國家以及印度尚且如此，我們呢？真正的好教師應該是發現每個學生的特長，找到適合每個學生的人生方向，而不是隻用高考來衡量一切。
我並不想責怪這些校長和老師。必須指出的是，貧困地區校長和老師乃至於學生家長的這種心態，有着必然的客觀原因。除了前文説的城市工業與農村農業造成的巨大差異外，近代中國還因為户口等特殊原因造成城鄉差異在一段時期內完全被固化，農村成為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承擔者，付出多，回報少，農村經濟和農村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因此，生活在農村的人要改變人生的途徑非常有限，大致只有當兵、招工、上學這三種方式。由於農村條件長期得不到改變，一旦離開農村，絕大多數人都不願再回去。升學率、高考錄取率因此成為擺脱停滯農村的重要指標。
無望的農村使得很多成功的學子一去不返，彷彿與一個永遠落後的世界徹底告別。農村對於某些考試成功的學子來説，似乎就是一個棄之如敝履的所在，連學生家長也把孩子因好成績而進入城市，當作孩子“脱離苦海”的象徵。再加上改革開放之後，讀書好的學生還能出國。想象一下上世紀80年代一個讀書優秀的農村高中生，18歲以前都在落後貧窮的農村，突然之間進入了中國城市裏的大學，其中有些人三、四年間又出了國，去西方發達國家讀書。短短几年間，一個年輕人從當時年收入150元人民幣的中國貧困線，突然躍入了人均年收入相差百倍千倍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於這樣的年輕人會產生什麼影響？好一點的就是永遠不再回農村故鄉，甚至不再回中國。糟一點的就是把故鄉的社會狀態視為地獄，把經濟上領先貧困家鄉千百倍的西方發達國家視為天堂。後者不論在國外還是回中國，很容易導致一個結果——恨國。如果我們對當今崇洋媚外的公知羣體做一個統計，就會發現“崇洋媚外恨國黨”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中國貧困農村的苦孩子出身。如果1949年以前的權貴後代現在“恨國”還可以理解，那麼，一個農村苦孩子因讀書好而“恨國”，不能不説是中國教育在某個時期的最大失敗。
這類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伊朗巴列維政權非常親美，那時候，很多伊朗青年赴美讀書，向美國學習以改變伊朗的落後面貌，是巴列維的長期方針。但是，巴列維時代赴美深造的大批伊朗青年，大多數都沒有回國。不管回不回國，赴美讀書的伊朗青年，大多數都反伊朗、反巴列維，以至於巴列維訪美時，大批伊朗留學生將白宮圍起來以示抗議。不僅伊朗如此，很多欠發達國家這一現象都比較突出：一個窮國從牙縫裏省出了錢辦教育，培養了一批人才，結果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割了韭菜，要麼不再回國，要麼對母國缺乏感情。西方發達國家以這種方式，接受了窮國的人才輸血，把窮國辛辛苦苦培養的人才無償地掐了尖，無償地享用了窮國的人才精華。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是窮國改變無望，發展絕望，因而使得按西方模式培養的人才覺得留在窮國毫無前途。窮國教育倒貼富國，窮國人才流入富國的現象，結果只能導致窮國、富國的差距長期無法改變，成為一個惡性循環。
上述主權國家之間的不正常關係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對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的解釋。因為中國貧困地區的好學生即便都去了大城市，畢竟還是在一個國家內部，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貧減貧等政策在國內發達與不發達地區間做了平衡與調節，但這畢竟是間接的。我在一些貧困地區發現，不少公務員或縣級多個部門的領導曾經都是中小學教師。這一現象説明兩個問題。首先，貧困地區的公務員和幹部隊伍需要有文化的人，因而中小學優秀教師經常成為唯一的地方人才庫；其次，由於好教師經常變身公務員，使得貧困地區學校的師資更為緊張。這兩個方面其實都説明了一件事情：貧困地區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才緊缺。因此，從中央到地方，為了實現精準扶貧、脱貧攻堅的目標，選派了近280萬幹部駐村幫扶，從另一個側面説，就是暫時彌補了貧困地區人才緊缺的短板。
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中國人才向西方發達國家單向流動的現象正在逐步減少。有些曾經懷抱美國夢的人，毅然決定放棄美國，回到中國；有些曾經的“恨國者”到了美國大失所望，很快變成了愛國者。這是一種理性的迴歸，崇洋媚外現在已經是弱智的表現。但這種理性迴歸不等於説不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方面，尤其是科學技術。只是現在的中國人日益清晰地意識到，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最終歸宿還是自己的國家。與之類似，我認為東西方之間教育不平衡的理性迴歸也應該儘快體現到國內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
由於中國持續地扶貧，對貧困地區的幫扶力度有增無減，脱貧攻堅將其作為階段性的硬指標，使得曾經為中國現代化原始積累做出巨大犧牲的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終於能夠實實在在地分享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紅利。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不遺餘力地向偏遠地區延伸。精準扶貧的大力實施使得昔日的貧困地區再也不是毫無希望的絕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概念，使得生態環境成為工業經濟時代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貧困地區曾經苦守的“美麗的貧窮”，如今日益成為“美麗的財富”。
在這一大背景下，我們再來看貧困地區昔日的教育目標。一方面，大量本地人才流出，一去不返；另一方面，大量駐村幹部流入，幫助羣眾脱貧。從大數據的角度説，這兩個方向的人才流動，多少有點不合理。我認為，隨着精準扶貧、綠水青山政策效果的不斷體現，貧困地區的教育思路有必要做出重大調整。首先，考上好大學不應該否定，但應改變以此為唯一目標，而且還應鼓勵考上好大學的人才今後回鄉或為家鄉多做貢獻。其次，能夠考上好大學的畢竟是少數，貧困地區的教育宗旨不應該使那些沒有考上好大學的大部分學生對人生感到失望，而應該鼓勵他們、提供條件，讓他們學到能夠幫助家鄉發展的實用技術。雖然我遇到的駐村幹部，有的幹了一屆又一屆，自願留下，不願離開。但畢竟絕大多數駐村幹部遲早要走的，即便還有新來的，至少還要有學習適應的過程。因此，本地人才實際上更為重要，他們應該成為既熟悉本地情況，又熱愛家鄉的有用人才。如果貧困地區的教育使得他們因為沒有考上好大學而失去人生的激勵，實在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和損失。
近年來由於農村處境改善，發展前景看好，也出現了一些昔日外出打工者回鄉創業的現象。貧困農村的外出打工者一般分為在本縣、本省和外省三種情形。最後一種常常是在沿海地區打工，他們從沿海地區回到農村創業，基本都是在外面接受了新觀念、新技術再返鄉，事實上等於給貧困農村輸入了新知識。雖然在城市化大背景下，農村地區人口流出是一個大趨勢，但畢竟農村經濟仍將長期存在。農村如果僅留下老弱婦孺，對於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根本性地擺脱貧困是不利的。然而，打工者返鄉對於貧困地區的知識文化輸入作用有限，如果將他們與駐村幹部、農村本地教育培養結合起來，便能較大程度上化解貧困鄉村人才稀缺的問題。
此外，隨着中國老齡社會的到來，很多有知識、有能力、有資源的城市退休人員其實對於貧困地區是一個巨大的人才庫。只要身體條件允許，醫療保障能夠跟上，這些城市閒置的退休人才完全可以同貧困地區的人才需求結合起來。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後，其實也願意在青山綠水之間享受城市裏得不到的生態福利。對於貧困地區來説，開發城市閒置的老年人才資源，成本也比較低。
總之，貧困農村要真正有效地擺脱貧困，教育扶貧是慢工出細活的長遠之計，關鍵就是要提高貧困農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避免貧窮與無知相伴的惡性循環。2015年11月，習總書記在中央扶貧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説：要“拔掉窮根子”。2016年7月，在“東西部協作扶貧座談會”上習總書記指示：“擺脱貧困首要並不是擺脱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脱意識和思路的貧困。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貧窮並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脱貧致富不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腦袋’。”2017年2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習總書記強調：“選好配強村‘兩委’班子，培養農村致富帶頭人，促進鄉村本土人才迴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貧工作隊’。”
習總書記關於教育與扶貧關係的精闢論述要落到實處，需要多種渠道長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其中，貧困農村自身的教育是關鍵一環。目前我國已經完成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目標，農村呈現出一片希望。但扶貧還要鞏固和繼續，為此，農村教育理念和手段應該與時俱進地做出調整，以適應百年未有的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