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為蘇聯失去一條腿的人,高呼布爾什維克必死_風聞
拿了桔子跑哇-2021-02-17 19:44

圖為雅科夫列夫與葉利欽
2021-02-08 13:37:01 來源: 蔣校長 作者:鹿班長
誰才是蘇聯的掘墓人?
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
亦或許,蘇聯的命運早在1983年加拿大渥太華的一所郊區別墅中,便已經註定。
壹
1983年,雅科夫列夫與戈爾巴喬夫第一次會面,地點在加拿大農業副部長的別墅裏。
那時距離雅科夫列夫被“貶”為駐加拿大大使已快10年,這兩個貌似完全無關的人,卻是精神上的表親,他們將在兩年後開啓“新思維”的高速列車,並在6年內把蘇聯鏟進歷史的垃圾堆。
翻看雅科夫列夫的履歷,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熱血勵志故事:出身窮苦,青少年時期趕上衞國戰爭,他自願參戰負了傷,返鄉後被安排文職工作,得到州領導賞識然後平步青雲。(雅科夫列夫回憶錄《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
雅科夫列夫確實窮苦,祖上是農奴,就連姓氏都是他們的“老爺”給的。戰爭這台絞肉機對於兩手空空的窮人來説,是翻身的唯一機會。萬幸的是雅科夫列夫在戰爭中活了下來,但戰爭幾乎“絞斷”了他一條腿,後來的他帶着腿部的終身殘疾,領取了十月革命勳章、紅旗勳章、衞國戰爭一級勳章、紅星勳章等眾多獎章,讓同儕望着他金光耀眼的胸前心生羨慕和妒意。
蘇聯向來厚待參加過衞國戰爭的人,腿部殘疾的雅科夫列夫不但得到了文職工作,還被安排去亞羅斯拉夫師範學院學習,後來又到蘇共社會科學院進修,他的深造之路,也是蘇聯培養、選拔高官的必經之路。
1953年,剛滿30歲的雅科夫列夫進入蘇共宣傳部當教官,在這裏,他歷任教官、處長、第一副部長,並且是英國達勒姆大學、埃克塞特大學以及日本草加大學的名譽博士,還獲得過布拉格大學的銀質獎章。又因戰爭經歷被國家列為高官培養對象,仕途一片光明。
誰也想不到,這個忠誠勇敢、勤奮好學的青年,這原本註定是一片鮮花與掌聲的人生軌跡,會在十幾年後把槍口轉向自己的人民。
貳
50年代末6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作為蘇共中宣部的重點培養幹部,被蘇聯當局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也正是在美國學習期間,他的人生觀被徹底改變。
我們從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回看他的留學經歷,這個蘇聯來的幹部也許從進入美國領土的第一時間,就像獵物一樣被美國情報機構鎖定。裝着意識形態麻醉劑的“獵槍”,已然對準了這位未來掌管蘇聯意識形態的骨幹。
果然在雅科夫列夫的學習過程中,不斷被灌輸美國意識形態,而當時的蘇聯在各方面都跟美國存在差距,在意識形態領域也毫無防備,雅科夫列夫就這樣潛移默化地被西方滲透,對蘇聯的體制產生懷疑。
雅科夫列夫漸漸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產生了特殊的仇恨。他後來在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説:馬克思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是站不住腳的”;
十月革命“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在蘇聯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他甚至在作品中直言:如果能通過全民投票來實行總統制就好了。這話一語中讖,俄羅斯幾乎如他所願,成了半總統共和制。
這本書出版於90年代末,畢竟在當時蘇聯的政治環境裏,雅科夫列夫肯定不能輕易表露他的懷疑。他當時所能做的只有揣起這份質疑、悄悄做了許多“事情”,而他的不動聲色讓這些“事情”成了謎——在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檔案裏,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卡盧金留學時代與中央情報局基幹人員的合影,但克格勃當時並沒有弄清中央情報局是否招募了他們,還是只限於一般性接觸。
也就是説,雅科夫列夫的行事詭譎讓他的行動和思想改變瞞過了當時最強勢的情報組織。
順利畢業後,雅科夫列夫在1973年成為蘇共委員,並被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主管蘇聯意識形態。雅科夫列夫思想上的轉變依然瞞過了蘇聯領導層,長期的懶政讓蘇聯幹部都沒發現,他們正把國家精神命脈交到一個已經“西化”的人手裏。
雅科夫列夫還是不夠老辣,第一次身居高位的他倚仗自己宣傳部長的職位,着急下手痛批本國體制,在《文學報》發表了批評大國沙文主義、地方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人的文章,一下暴露了自己思想變化。
這種“忤逆之語”竟然出自主管國家意識形態的領導,整個蘇聯領導層當時就震驚了,趕緊把他捂住嘴並拽下台,然後再做打算。
雅科夫列夫應該慶幸自己沒把話説得太絕——儘管這篇文章很激進,但沒有表示反蘇傾向。蘇聯領導層覺得他還有救,又是難得的高材生,一貶到底實在可惜。看他外語這麼好,索性當個駐外大使吧,於是雅科夫列夫被“貶”去加拿大任大使。
壓抑了許久的雅科夫列夫遇到這種“下放”西方國家美差,簡直求之不得,收拾好行李高高興興去了加拿大,一干就是10年。
這期間,他與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就是現任加拿大總理小特魯多的父親,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並且在加拿大期間,他的思想繼續“西化”,這種轉變是不可逆轉的,直接為後來“埋葬”蘇聯埋了顆大雷。
在雅科夫列夫“流放”加拿大的第8年,也就是1983年,同樣深受西方思想影響的戈爾巴喬夫出訪加拿大,這位如日中天的政治新星與雅科夫列夫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從詩詞歌賦談到了人生哲學。
戈爾巴喬夫在加拿大期間,雅科夫列夫利用自己與特魯多的私交幫他做了很多事,得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欣賞。
因此,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第一時間召回了雅科夫列夫,讓他回國繼續擔任蘇聯宣傳部長,繼續主管意識形態。這一舉措直接點燃了肢解蘇聯的引信。
叁
戈爾巴喬夫原本就有嚮往西方的“新思維”,但礙於國內廣泛的保守力量,一直沒有明着宣佈改革。直到把雅科夫列夫扶上位,徹底把自己的“喉舌”交給他。
雅科夫列夫重新接管宣傳部,就好比伊斯蘭教國家請了個基督徒來負責宣傳工作,蘇聯能有個好?
上位後的雅科夫列夫毫不避諱地展露自己的“西化”姿態,把戈爾巴喬夫不敢説的不敢幹的統統搬上議程,很快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清洗”。
比起第一次坐上這個位子,第二次當蘇共宣傳部長的他更加得心應手。很快開始了逆轉蘇聯意識形態的第一步——“重評歷史”。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口號,給蘇聯民眾提前打預防針,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改革舊體制的方法——思想上的“公開性”和社會變革的“民主化”。從口號就能感覺到西方國家內味兒了,他還策動全國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一個蘇共建立起來的國家,領導人居然號召民眾反對執政黨,上演大型“我反對我”的表演。
“公開性”的口號最早是列寧帶頭用的,本意是為了進一步密切同羣眾的聯繫渠道,及時瞭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願。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裏,公開性成了思想方面的“公開性”,民主化成了社會變革的“民主化”。
論激進,戈爾巴喬夫在雅科夫列夫面前就是個弟弟。這個曾為保衞蘇聯差點戰死的硬漢,反對自己國家時也同樣激烈,他彷彿恨不能蘇聯立刻變成美國。
作為宣傳部長的他當眾痛批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並稱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魔鬼之歌的序曲”,並説“列寧是接受德皇資助從內部瓦解沙皇統治的德國秘密代理人”。
其馬仔阿法納西耶夫拼命點頭,並總結:“蘇聯的歷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寫成的。”還在當年7月跟進一篇文章發佈在《消息報》,稱“蘇聯過去的中小學歷史教材,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
雅科夫列夫牽頭帶節奏,把斯大林搞的國家工業化貶損得一無是處,把衞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失誤肆意歪曲、擴大,甚至否定衞國戰爭的勝利是蘇共和斯大林領導的結果。
這把“清算”的大火從1987年底一直燒到1988年,並且“火勢”越來越旺。批判的火焰由針對斯大林個人燒到了2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的社會制度,把曾經造成蘇聯歷史輝煌的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説成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
蘇聯領導層也沒能逃脱“清算”的大火,1988年初,150名曾反對政治改革的的人,被以年齡過高為由被打包開除,幾乎所有部長、中央機關的部門領導、各委員會負責人都遭替換、開除或調換崗位,40%的中央委員都替換成了新人。
1988年3月,一名女教師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我不能放棄原則》的文章,尖鋭地指出,社會上這股批判斯大林、批判共產主義和蘇聯歷史的行為過了火,已經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
這篇文章點醒了不少人,很快引起一些州的報刊轉載。為防止“星星之火”抱團燎原,雅科夫列夫乾脆奪過“話筒”——撂倒《真理報》、《消息報》這類大報社的主編,替換上自己人,並下令各大報紙猛烈抨擊這篇文章。蘇聯在意識形態上自救的火星就這樣被按滅了。
1988年6月,蘇共中央決定“根本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重心由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
因為反對派大部分已經清除,現在沒有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決定。
中央既然發出號召,相關部門自然積極響應。蘇聯教育主管部門當月就開始行動,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考試,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燬。
到1989年12月,蘇聯教育委員會取消了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所有馬列主義課程。
本着“公開性”的精神,蘇聯在1988年12月面向全國徹底開放西方電台,美國之音、自由歐洲、自由電台、BBC、德國之聲、日本HNK、德意志電波電台等各種電台和電視台蜂湧而入蘇聯。
在這場“民主化”風潮中,像卓雅、瑪格羅索夫這樣的蘇聯民族英雄紛紛被污名化,民眾被灌輸歐美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雅科夫列夫另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了20種西方國家的報刊雜誌供大家閲讀。
幾年之內,經過官方話術、各大報刊雜誌、學生教材的“改革”,加上西方文化的衝擊,幾輪“清洗”之後蘇聯的意識形態已然垮掉。
這時候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歷史”、“公開機密”、刊登所謂的反思小説等發行量劇增:
《民族友誼》雜誌,發行量由1985年的12萬冊增長為1989年的100多萬份;
由於連載了反思小説《古拉格羣島》,《新世界》雜誌發行量從4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論如何吸引流量,還是這些營銷號鼻祖更勝一籌。
在新的語境下,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
蘇聯共產黨的思想也被搞亂了,許多蘇共黨員羞於見人,光1988年,蘇共1900萬黨員裏500萬人退黨。軍隊的思想也產生了動搖,軍人們不再相信蘇共,入黨人數1988年下降了21%,1989年下降了23%,不少軍人主動退黨,交出了自己的黨員證。
蘇聯,這個擊敗過納粹德國、創造過經濟奇蹟、第一個把人類送上太空的偉大國家,她的種種輝煌偉業在這短短的幾年裏全被否定和抹除。
肆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景時説:
“在6年當中, 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意識形態的多米諾骨牌已經擺好,1990年,雅科夫列夫與戈爾巴喬夫手牽手,推倒了意識形態最重要的第一塊牌——批准了《新聞出版法》,宣佈新聞自由。
這等於激活了私人媒體,誰有錢就可以辦報紙和電視台,蘇共掌握的報刊迅速縮減到僅佔1.5%,到處是私人媒體的天下,國家的“喉舌”由私人把控,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從此再也回不去了。
民眾的節奏雖然好帶,但只要文人風骨還在,應該也能撐起一個國家自己的“精氣神”。
弔詭的就在於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也紛紛“倒戈”, 跟風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的制度和體制,把從西方所謂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過來,推進着蘇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
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
蘇共多年精心培養的理論隊伍和思想精英,非但沒有結合本國國情給出正確的改革建議,反而帶頭盲目跟風西方模式,關鍵是這些學術翹楚會把蘇聯年青一代也帶跑偏。
蘇聯的“文人”們沒有包住意識形態最後的陣地,反而一夜間掉轉槍口,同一些黨政官員、經濟管理幹部、灰色經濟勢力以及犯罪黑勢力一起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別急着指責文人誤國,蘇聯牛逼轟轟的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也在此列。
薩哈羅夫的情況就複雜多了,既能搞核武器,又是人權運動家,還能和蘇共中央硬剛。他的威望很高,一直是民主改革派的老大,非常贊成蘇聯政改,積極推動蘇聯取消憲法第六條“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科學家都是執着的,薩哈羅夫一直忙活到1989年底,在第二次蘇聯代表大會上再次提議取消憲法第六條,兩天後才安心地去世。
蘇聯的意識形態已然摧枯拉朽般涼透了,雅科夫列夫這個“改革設計師”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1989年春戈爾巴喬夫搞了第一次全民選舉,原蘇共黨員意料之中紛紛敗下陣來,波羅的海三國的分裂勢力代表人物都被選上台,做好了蘇聯的解體起手式。
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親自撰文狂贊三權分立和議會民主,準備蘇聯政體全面西化,;
1990年3月11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收到戈爾巴喬夫再次修憲的請求,經過意識形態上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此時人心思變,三天後,修憲終於成功。蘇聯從此走向多黨制。
1990年3月15日,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總統,也是唯一一任總統。
一個帝國的大廈傾頹近在咫尺。
寫在最後:
欲亡其國,先滅其史。一個脱離了人民的政黨,必死無疑。
蘇聯的解體與美國幾十年如一日的意識形態滲透密不可分。當蘇聯人自己都不相信共產主義的時候,蘇聯就不存在了。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思想出現不一致時,凝聚力就消失了。所謂意識形態工作,就是讓全社會的思想保持一致,擰成一股繩。
蘇聯用它的死告訴我們,歷史和意識形態永遠是需要爭奪的領域,輿論陣地你不爭取,就要讓給你的敵人。媒體的轟炸不會給民眾任何獨立思考的機會,當意識形態的號角被別有用心的人巧取豪奪,甚至被摧垮的時候,就是和平時期民族危亡的時候。
不誇張地説,誰佔領了媒體,誰就能引導輿論,美國在這方面的投入從來不惜血本,無論技術層面,還是傳播覆蓋範圍,美國都要保持絕對優勢。
畢竟這種“技術”資金的投入(包括圈養帶路黨),與戰爭經費相比可太微不足道了,死的全是別國的炮灰,亂的全是別國的人心,美國大兵根本不用動手。
別高估民眾反洗腦的能力,雅科夫列夫也曾對共產主義懷揣堅定信念,甚至不惜為此赴死。後來呢,這個曾經的衞國戰士還不是感染了意識形態的病毒,拉着民眾強行走美國描繪的美好路線,拉着戈爾巴喬夫一起拎起手中的錘子,把蘇聯的牆腳敲了個稀爛。
蘇聯真的是一位好大哥,他不僅援助了我們的工業化起步,更用自己倒下的身軀,為我們在更多的方面留下了難忘的啓示與警醒。
資料來源:
1、《我不是一個歷史人物——訪前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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