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需要發展自己的施政夥伴_風聞
陆颂雄-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立法会议员2021-02-17 13:41
抗疫方法古老而簡單****重點在滿足市民需要
內地抗疫的成功,説簡單也可以,説先進也可以。對付新冠這些高傳染性病毒,自古也是透過隔離防止病毒進一步蔓延,所以方法是古老而簡單的。但同時能滿足封鎖期間,民眾日常起居需要,卻不是每個國家能做得到。以武漢封城76天為例,所面對的,不僅是醫療系統需要承擔一種全新、性質未明的病毒,而帶來突如其來的求診量;同時需要滿足健康的市民對吃喝拉撒的要,這才能説服市民安心留在家中。在日常的情況,每個人的不同選擇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解決,我透過上班賺錢,換取自己喜好的物質供應:你吃你的素食餐,我吃我的牛肉鍋,資源的分配透過出價的多寡決定。然而在封鎖期間,中斷了人與人的交往,市場機制也變相失效了,不僅賺錢出現問題,金錢換取物資也難以做到。
抗疫方法古老而簡單****重點在滿足市民需要
以我們熟悉的佐敦封區來比較,香港政府透過免費提供封鎖兩天期間的食物需要,也被人抹黑詬病沒有照顧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的需要,甚至被人炒作沒有滿足罐頭刀的問題。難道武漢當天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嗎?封鎖一個千萬人的城市,肯定有;而解決的辦是,我們看到的是中央協調的額外物資的供給、科技提供的平台,和紮根社區的街道辦、社區委、居民委員會,以及居民之間的組織能力和執行能力。而這些「軟基建」是香港與西方國家都缺乏的,因此難以長期大規模封城。
回顧疫情,武漢封城作為世界首例,大規模的資源調度是必要的,無論是醫療人員、器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從全國供給,這顯示中央調度資源的能力;成熟的社交信息網絡、物聯網,以及線下社區作系統性整合,令物流及外賣平台能提供不同種類的食物,以至熱食和代購生活用品,使得封城得以成功。在封城期間,武漢市內各小區內興起了「團購」。這並不是香港過去所認識的網上促銷式團購,而是透過社交軟件內的羣組功能,組織小區內居民,統一向不同的供應商,進行集體訂購 (早期為套餐式,後來物資較充足後較多為清單選購),並在線上支付,再整批運到小區大門,由團購組長、物業管理公司人員或社區委人員分發。由基本的蔬菜肉食主糧衞生紙,到後來有活魚、熱乾麪、小龍蝦、滷菜等等非必需品。令封城期間市民的生活體驗得到維持,而不僅僅只有基本生活保障,市民可以安心宅在家裏。雖然國外在相似的平台服務,然而相形見拙。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政府的網絡是植根於社區,最基本的單位是街道辦,而街道內有各社區居民委員會。在北京這些超大型城市中,街道辦大概以5 - 10萬人為一區,其它地方不超過15萬,轄下還分有若干的社區居民委員會,平均約5000人組成一個社區,有些社區會因整合而令常住人口可高達16000人以上。而社區內再以不同屋苑,或不同所屬單位,而劃分成多個小區;在工作上,社區下再劃分為多個「網格」並設「網格員」,具體在社區內落實不同工作。而香港則分為18區,一個行政區管理約42萬人,而當中的民政署分有兩套系統的諮詢架構,分別是約17000人一個區域的區議會,以及7-10萬人一個區域的分區委員會,與實質的社區管理者包括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公共屋邨(村)的互助委員會、鄉村的鄉委會的人員互有重疊,從而肩負起民政總署「收風」之責。

武漢市內一社區簡介
封城抗疫是宏觀的政策,需要極具執行力才能成事。內地透過社區居民委員會,以當區居民作為控制防疫的一員,當然是相得益彰,因為他們對於社區的瞭解鉅細無遺,居委會的成員守土有責,以下而上地發動羣眾配合抗疫政策,從而令政策得以全面落實,居民都難以鑽空子;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因為居民委員會的成員是生於斯,長於斯,對每家每户都有相對深入的瞭解,即使不是直接認識,也能透過可信的渠道瞭解訊息的真偽,而不是單單透過市民的申報和索取。因此,當行政架構與個人有了多重驗證的信任和多途徑的接觸,個人的需要也會得到有彈性的處理:前線工作人員要麼處理,要麼勸説,處理相對而言更為人性化。當然,封城肯定也是會干擾到日常生活,個人毫無怨言也是絕無可能,不過對大多數人而言,政策落實大體是瑕不遮瑜的。
改善地區行政****在於政府與建設力量團體更深度合作
我們將視角拉回香港,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小政府」架構難以提供這種執行力。因為民政署轄下的兩套系統根本只是「諮詢架構」,缺乏行政資源,難以擔起相應的行政責任。理論上,區議會議員掌有若干行政資源,如果他們願意與政府合作抗疫,也能起到「弱化版」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可惜,一方面特區政府長期忽略基層組織,社區層次組織的建設和支援本來就不足,我們一眾建設力量的議員和團體,基本也上只能「八仙過海」;而在修例風波過後,區議會大部份席位被「黃絲」議員佔據,他們因政治立場而事事反對政府,令特區政府希望透過他們協助抗疫,簡直是緣木求魚:由抗疫開始之被他們號召市民反對興建指定診所,甚至放火燒燬診所,到近來反對社區強制檢測以致封區,簡直難以令人對他們抱有希望,也令清零難上加難。
因此,我們見到政府調動其它部門,用三千多名公務員進行佐敦封區,然而熟悉當區情況,應該只有民政署當區的聯絡主任,以及警務處在當區的警民關係科,其它外來人員只能執行指示,未能做到因地濟宜,顯然,單效公務員團隊是的不足夠的。長遠而言,如果政府針對「小政府」未能解決的問題,根治政策不能有效到達社區,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要有發動羣眾的思維,與支持政府的地區組織形成有機結合,澳門有些例子值得我們參考。
最近,我的小兄弟黃遠康早前在專欄中,分析了他對澳門智慧城市的建立如何協助澳門成功抗疫,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澳門政府與澳門建制團體的深度合作,透過共用平台,將防疫物資透過團體在社區的網點,以成本價出售。澳門政府透過系統,實時向社會公佈不同網點的物質數量,以及清點資金交收,以及定期而次出售物資。如果相類似的網絡在香港建立,相信即使在最艱難時期,香港市民能更安心面對疫情。
除了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智慧城市來協助抗疫工作外,香港民政署的地區系統,與地區團體亦可協助政府疫後重建。迴歸前,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相當重視各區民政署及轄下架構在諮詢和收風的功能,也算是一種地區版的以行政吸納政治,但自從選舉化後,這功能日漸不被重視,甚至淪為裝門面的花瓶。
在新形勢下,在特區政府應與加強地區團體的合作的目標下,這個框架需要增加資源,重新活化,成為政府在地區層面的微細血管,政策才能到位,執行有力。但要發展眾眾,説易行難,特區政府的做法美其名叫做「由下而上」,但形式刻版,欠缺彈性、欠缺主體性、欠缺積極性、欠缺組織性、欠缺持續性。結果令基層工作往往淪為搞活動、派小福利的工作方法;或是因為所謂的「政治中立」資源分配原則,卻事實培養了一批受政府資助卻自己無法「政治中立」、不利於特區治理的團體。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加強與建制的團體合作,提升層次,引入「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社會資本」、「社區經濟」等發展概念,透過居民參與加強社區凝聚力,並且令社區內的意見適時被反映。同時透過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和基金資源,以目標為本,形成機制,鼓勵支持大政方針的團體申請資源,令這些團體成為政府的夥伴,同時令政府的政策更貼近民意,社區上有需要時能召集羣眾的力量,去解決問題。
在國內原有社區組織和科技加持下,已率先讓全球五份一人口擺脱疫情困擾;而澳門將部份行政工作外判予建制團體,讓他們作為行政協作一部份,協助施政,這是科技帶來的新思維。而香港政府面對高效率不再,抗疫使命不達的困境,會否跳出既有思維,與建制團體深度合作,重拾香港的良政善治?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