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需要發展自己的施政夥伴_風聞

抗疫方法古老而簡單****重點在滿足市民需要

內地抗疫的成功，説簡單也可以，説先進也可以。對付新冠這些高傳染性病毒，自古也是透過隔離防止病毒進一步蔓延，所以方法是古老而簡單的。但同時能滿足封鎖期間，民眾日常起居需要，卻不是每個國家能做得到。以武漢封城76天為例，所面對的，不僅是醫療系統需要承擔一種全新、性質未明的病毒，而帶來突如其來的求診量；同時需要滿足健康的市民對吃喝拉撒的要，這才能説服市民安心留在家中。在日常的情況，每個人的不同選擇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解決，我透過上班賺錢，換取自己喜好的物質供應：你吃你的素食餐，我吃我的牛肉鍋，資源的分配透過出價的多寡決定。然而在封鎖期間，中斷了人與人的交往，市場機制也變相失效了，不僅賺錢出現問題，金錢換取物資也難以做到。

抗疫方法古老而簡單****重點在滿足市民需要

以我們熟悉的佐敦封區來比較，香港政府透過免費提供封鎖兩天期間的食物需要，也被人抹黑詬病沒有照顧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的需要，甚至被人炒作沒有滿足罐頭刀的問題。難道武漢當天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嗎？封鎖一個千萬人的城市，肯定有；而解決的辦是，我們看到的是中央協調的額外物資的供給、科技提供的平台，和紮根社區的街道辦、社區委、居民委員會，以及居民之間的組織能力和執行能力。而這些「軟基建」是香港與西方國家都缺乏的，因此難以長期大規模封城。

回顧疫情，武漢封城作為世界首例，大規模的資源調度是必要的，無論是醫療人員、器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從全國供給，這顯示中央調度資源的能力；成熟的社交信息網絡、物聯網，以及線下社區作系統性整合，令物流及外賣平台能提供不同種類的食物，以至熱食和代購生活用品，使得封城得以成功。在封城期間，武漢市內各小區內興起了「團購」。這並不是香港過去所認識的網上促銷式團購，而是透過社交軟件內的羣組功能，組織小區內居民，統一向不同的供應商，進行集體訂購 (早期為套餐式，後來物資較充足後較多為清單選購)，並在線上支付，再整批運到小區大門，由團購組長、物業管理公司人員或社區委人員分發。由基本的蔬菜肉食主糧衞生紙，到後來有活魚、熱乾麪、小龍蝦、滷菜等等非必需品。令封城期間市民的生活體驗得到維持，而不僅僅只有基本生活保障，市民可以安心宅在家裏。雖然國外在相似的平台服務，然而相形見拙。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政府的網絡是植根於社區，最基本的單位是街道辦，而街道內有各社區居民委員會。在北京這些超大型城市中，街道辦大概以5 - 10萬人為一區，其它地方不超過15萬，轄下還分有若干的社區居民委員會，平均約5000人組成一個社區，有些社區會因整合而令常住人口可高達16000人以上。而社區內再以不同屋苑，或不同所屬單位，而劃分成多個小區；在工作上，社區下再劃分為多個「網格」並設「網格員」，具體在社區內落實不同工作。而香港則分為18區，一個行政區管理約42萬人，而當中的民政署分有兩套系統的諮詢架構，分別是約17000人一個區域的區議會，以及7－10萬人一個區域的分區委員會，與實質的社區管理者包括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公共屋邨(村)的互助委員會、鄉村的鄉委會的人員互有重疊，從而肩負起民政總署「收風」之責。

武漢市內一社區簡介

封城抗疫是宏觀的政策，需要極具執行力才能成事。內地透過社區居民委員會，以當區居民作為控制防疫的一員，當然是相得益彰，因為他們對於社區的瞭解鉅細無遺，居委會的成員守土有責，以下而上地發動羣眾配合抗疫政策，從而令政策得以全面落實，居民都難以鑽空子；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因為居民委員會的成員是生於斯，長於斯，對每家每户都有相對深入的瞭解，即使不是直接認識，也能透過可信的渠道瞭解訊息的真偽，而不是單單透過市民的申報和索取。因此，當行政架構與個人有了多重驗證的信任和多途徑的接觸，個人的需要也會得到有彈性的處理：前線工作人員要麼處理，要麼勸説，處理相對而言更為人性化。當然，封城肯定也是會干擾到日常生活，個人毫無怨言也是絕無可能，不過對大多數人而言，政策落實大體是瑕不遮瑜的。

改善地區行政****在於政府與建設力量團體更深度合作

我們將視角拉回香港，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小政府」架構難以提供這種執行力。因為民政署轄下的兩套系統根本只是「諮詢架構」，缺乏行政資源，難以擔起相應的行政責任。理論上，區議會議員掌有若干行政資源，如果他們願意與政府合作抗疫，也能起到「弱化版」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可惜，一方面特區政府長期忽略基層組織，社區層次組織的建設和支援本來就不足，我們一眾建設力量的議員和團體，基本也上只能「八仙過海」；而在修例風波過後，區議會大部份席位被「黃絲」議員佔據，他們因政治立場而事事反對政府，令特區政府希望透過他們協助抗疫，簡直是緣木求魚：由抗疫開始之被他們號召市民反對興建指定診所，甚至放火燒燬診所，到近來反對社區強制檢測以致封區，簡直難以令人對他們抱有希望，也令清零難上加難。

因此，我們見到政府調動其它部門，用三千多名公務員進行佐敦封區，然而熟悉當區情況，應該只有民政署當區的聯絡主任，以及警務處在當區的警民關係科，其它外來人員只能執行指示，未能做到因地濟宜，顯然，單效公務員團隊是的不足夠的。長遠而言，如果政府針對「小政府」未能解決的問題，根治政策不能有效到達社區，其中一個方向就是要有發動羣眾的思維，與支持政府的地區組織形成有機結合，澳門有些例子值得我們參考。

最近，我的小兄弟黃遠康早前在專欄中，分析了他對澳門智慧城市的建立如何協助澳門成功抗疫，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澳門政府與澳門建制團體的深度合作，透過共用平台，將防疫物資透過團體在社區的網點，以成本價出售。澳門政府透過系統，實時向社會公佈不同網點的物質數量，以及清點資金交收，以及定期而次出售物資。如果相類似的網絡在香港建立，相信即使在最艱難時期，香港市民能更安心面對疫情。

除了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智慧城市來協助抗疫工作外，香港民政署的地區系統，與地區團體亦可協助政府疫後重建。迴歸前，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相當重視各區民政署及轄下架構在諮詢和收風的功能，也算是一種地區版的以行政吸納政治，但自從選舉化後，這功能日漸不被重視，甚至淪為裝門面的花瓶。

在新形勢下，在特區政府應與加強地區團體的合作的目標下，這個框架需要增加資源，重新活化，成為政府在地區層面的微細血管，政策才能到位，執行有力。但要發展眾眾，説易行難，特區政府的做法美其名叫做「由下而上」，但形式刻版，欠缺彈性、欠缺主體性、欠缺積極性、欠缺組織性、欠缺持續性。結果令基層工作往往淪為搞活動、派小福利的工作方法；或是因為所謂的「政治中立」資源分配原則，卻事實培養了一批受政府資助卻自己無法「政治中立」、不利於特區治理的團體。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思考如何加強與建制的團體合作，提升層次，引入「社區發展」、「社區營造」、「社會資本」、「社區經濟」等發展概念，透過居民參與加強社區凝聚力，並且令社區內的意見適時被反映。同時透過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和基金資源，以目標為本，形成機制，鼓勵支持大政方針的團體申請資源，令這些團體成為政府的夥伴，同時令政府的政策更貼近民意，社區上有需要時能召集羣眾的力量，去解決問題。

在國內原有社區組織和科技加持下，已率先讓全球五份一人口擺脱疫情困擾；而澳門將部份行政工作外判予建制團體，讓他們作為行政協作一部份，協助施政，這是科技帶來的新思維。而香港政府面對高效率不再，抗疫使命不達的困境，會否跳出既有思維，與建制團體深度合作，重拾香港的良政善治？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