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_風聞

過年期間有一部好劇推薦給大家，對黨史感興趣的同學，一定要看。

這部劇叫做《覺醒年代》，講的是近代中國有識之士們為中國尋找出路的年代，講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成長曆程，在這部電視劇中，你可以看到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胡適、蔡元培、周樹人這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這些英氣勃勃的“中國少年”。

那是一個國破家亡、災難深重的時代，也是一個英傑並起、風雲激盪的時代，革命派、保皇派鬥爭不休，人們爭論着中國的未來道路，民主、共和、君主立憲、無政府主義……各種思潮湧起。

於和偉飾演了陳獨秀先生，我極力推薦這部劇，一部分原因就是於和偉，我真沒想到，他演得了劉備，演得了曹操，還能演得了陳獨秀，還真像歷史上那個狷狂、灑脱、激進而又“調和”的陳獨秀。

電視劇的開篇，陳獨秀就對朋友們講：“這一次，中華文明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強敵，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老的一套，行不通了，所以我們要改造思想，教育青年，造就一代新人，才能真正改造社會”。

朋友們問他：“洋人的制度、文化紛繁複雜，那麼哪一種適合中國呢？”

陳獨秀坦誠地説：“我目前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我們如果不去做，袖手旁觀，那就是罪人”。

這很符合歷史，因為早年的陳獨秀，還沒有接觸到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還沒有想好未來的救國之路。很多人不太瞭解我們歷史上這位我黨的第一位總書記，他是一個生在清王朝末年的讀書人，參加過科舉考試，早年的思想，其實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甚至還參雜了大量的民族主義思想，他甚至建立過“嶽王會”這樣的革命會黨組織，先反清、後反袁，在“二次革命”中被捕入獄，九死一生。他早年的朋友，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蔡元培、章士釗這些社會名流。

電視劇《覺醒年代》對這些細節把握得非常好，陳獨秀在初期是個反清、反帝制、反帝國主義的激進革命派，同時也是一個名震天下的筆桿子、大才子，許多人都以認識他、結交他、得到他的文章、墨寶為榮。

北大校長蔡元培“三顧茅廬”，聘請他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統領整個北大文科和新文化運動，他創辦《新青年》，團結了一大批新文化的得力干將，如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半農、魯迅，和辜鴻銘、黃侃等守舊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當時整個中國新文化的大旗，就是陳獨秀，無數青年才俊都團結在這杆大旗之下。

當時的趙世炎、毛澤東、鄧中夏，都視他為偶像。

那個時候，他和胡適、蔡元培、章士釗還是並肩作戰的同志，電視劇中，當他把胡適和李大釗拉到一起，暢想新文化運動的未來的時候，那個場面是非常温暖的，可是誰也想不到，他們並不是一路人，並不是“同志”，日後，還會和胡適們成為不共戴天的“生死大敵”。

陳獨秀成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還要等到1917年之後，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樹立了榜樣，指明瞭方向。陳獨秀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他覺得終於找到出路了。

1918年3月，他明確表示：“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1919年5月4日，中國的五四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陳獨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後，“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勞工要旨》演講。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名工人於5月1日舉行集會，他喊出了著名的**“勞工萬歲”**的口號。

1921 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我們唯物主義者對一個人的評價，應當是全面、客觀的，人生在歷史洪流中，就一定有歷史侷限性，比如陳獨秀先生，雖然他後期犯了嚴重的錯誤，但無論如何，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路人，他和李大釗先生，是最早的”燧人氏“，點燃了星星之火。

當年的毛潤之，也是他的粉絲，受他的啓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我們對革命先輩不能太過苛求，我們不能苛求他是一個“聖人”、“完人”，那是宗教偶像崇拜，歷史上並沒有一個完美如聖賢的革命領袖。今天，很多人揪着革命先輩的缺點、私德不放，以偏概全，恰恰是犯了歷史虛無主義錯誤。

關於陳獨秀同志、陳獨秀先生，還是那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他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沒有作壁上觀，躲進書齋做學問，而是挺身而出，毀家救國，在國家和民族命運風雨飄搖的時候，站在了歷史的漩渦中間，已經足夠了不起了。有了他，有了李大釗，有了所有前赴後繼的革命先輩，才會有歷史選擇的教員。

《覺醒年代》中，還講到了陳獨秀的兩個孩子，陳延年和陳喬年，還有他們的“吳伯伯”吳稚暉。

劇中開始的時候，吳稚暉慈眉善目，一口一個“無政府主義”，給陳延年、陳喬年倆孩子兜售克魯泡特金和“互助論”。

可誰能想到，很多年之後，投靠蔣介石政權，積極反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落井下石，告密殺害陳延年的，就是這個老狗吳稚暉。虛偽的“無政府主義者”，轉眼就成了法西斯政權的幫兇，把屠刀揮向自己的晚輩、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的兩個孩子非常了不起，陳延年、陳喬年和周恩來、趙世炎一起創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是早期我黨的重要領導人，陳延年曾擔任廣東區委書記、浙江區委書記、第五屆中央委員、江蘇省委書記。陳喬年曾任北京地委組織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長、中央委員、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陳獨秀的這兩個孩子，和他關係不太好，從小獨立生活，街頭打工，勤工儉學，和工農的關係更親近。陳延年在大革命期間擔任廣東區委書記的時候，曾經粗布短衣，赤腳麻鞋，和黃包車車伕一起工作，有如“墨家鉅子”……國民黨那邊的高官們都嘲笑：共產黨的大領導，居然和泥腿子一起幹活。

陳延年清醒地認識到工農才是中國革命的主力，所以他畢生精力都花在工農運動中，有先見地創建了農民自衞軍、工人糾察隊，他雖然是陳獨秀的兒子，但性格和政見上與父親有很大的不同，陳獨秀有文人學者氣，但陳延年更深入工人羣眾，甚至和工人們一起打工生活……

他非常反對陳獨秀的妥協主義傾向，在逸委會議上，他曾尖鋭批評陳獨秀**“不相信工農羣眾力量”， “在行動上始終不敢同國民黨右派作鬥爭，將會把革命斷送掉”……**  

陳喬年的認識同樣清醒，他曾對陳獨秀説：“爸爸，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資產階級身上，黨應有自己的武裝，走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才有希望。”  

1927年6月26日，陳延年在上海江浙區委所在地燒燬文件時意外被捕。他化名陳友生，辯稱自己是受僱於人的茶房。由於陳延年一貫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是黨內有名的“六不”**(不照相、不看戲、不閒遊、不上飯館、不講穿着、不作私交)**幹部，加之陳延年又身穿短衣，褲腿上還扎着草繩，與一般做粗活的伙伕沒什麼兩樣，故敵人也信以為真。

陳延年被關在上海龍華監獄。中共黨組織得悉陳延年被捕後，立即組織營救，因為他機智沉着，並未暴露身份，營救本該很順利。

陳延年的早年好友、與陳家世交的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突然接到從上海警察局寄來的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幾行字：“我某日在某處誤被逮捕，關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當然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衫褲都破爛了，請先生替我買一套布衫褲送來。”此信署名陳友生，但汪孟鄒從字跡上認出信是陳延年寫的。

汪孟鄒心急如焚，趕到南京找到胡適，託胡適救人，胡適是陳獨秀老鄉，又是故交好友，他看到信後，便問汪孟鄒：“這是什麼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聽‘假話’，你必須説出姓名，我方可營救他。”汪告訴胡適：“寫信人就是陳延年。”胡適表示：“好吧，我找吳稚暉營救他。”  

於是，這封信被胡適送到了吳稚暉手上，這位早年二陳的“吳伯伯”，因為積極反共，如今已經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蔣介石的大紅人。

他拿到這封信，如獲至寶，欣喜若狂，此時他恨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入骨，因為陳延年在法國不肯從他搞無政府主義，轉而信仰馬列，在大革命期間，陳延年在廣東比其父陳獨秀更為強硬，反蔣立場更為堅定……於是，他成了吳稚暉和蔣介石的眼中釘。

吳稚暉直接落井下石，給上海警備司令楊虎告密，指出“他就是陳延年”……1927 年7月5 日，上海《申報》披露了吳稚暉給楊虎的一封信，編者擬的題目是《剷除共黨巨憨》，説“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憨就逮，佩賀之至”……這老賊居然還有臉“慶賀”。

1927年7月4日，陳延年被秘密處決，劊子手要斬他的頭，陳延年不肯跪下受刑，在搏鬥中，被亂刀砍死，屍體被剁成數塊，年僅29歲。

1928年，由於叛徒出賣，陳喬年被捕，6月6日被槍殺，年僅26歲，犧牲之前，他還在鼓勵獄友：“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