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扶貧事業“做得好”還需“説得好”_風聞

雲南元陽

    2017年我曾隨隊去雲南省元陽、屏邊兩縣調研。元陽縣人口42萬，貧困發生率曾接近50%。屏邊縣共16萬人，貧困發生率曾超過50%。中信集團自1992年以來在這兩個國家級貧困縣開展了持續不斷的扶貧工作。2020年11月，我再次隨隊前往兩縣，得知今年5月17日，元陽縣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11月14日，我們結束調研那天傳來好消息，屏邊縣也正式退出貧困縣序列。同一天，共有包括屏邊縣在內的雲南省9個縣摘掉了貧困帽子。至此，雲南省88個貧困縣全部歷史性地告別絕對貧困，實現整體脱貧。相信全國脱貧攻堅目標全部實現的時刻指日可待。（注：2021年央視春晚宣佈：全部脱貧的目標已經實現。）

雲南屏邊

    貧困標準是動態的。1985年，我國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低於150元。經多次調整，現行標準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摘掉貧困帽子並非萬事大吉。首先，有的個體脱貧效果還不穩固，有可能因各種原因而返貧。其次，隨着國家發展，絕對貧困的標準還可能提高。第三，絕對貧困消除後，還會有相對貧困。縮小貧富差距是長期性的社會目標。因此，國家承諾，脱貧後幫扶政策不變。這對摘帽之後的繼續扶貧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陽、屏邊，聽到一種聲音：不少專職扶貧的基層幹部認為自己的知識儲備和工作技能已經達到瓶頸，希望能夠得到培訓，為今後鞏固和深化扶貧工作積蓄更多的能量。這便涉及到一個宏大的話題——誰能為中國扶貧事業提供經驗和培訓？

    一、中國扶貧事業處於“無人區”

    “無人區”概念是借用的。我曾經與國內某科研部門的負責人交流，他指出，我國科研的某些領域目前已經進入了“無人區”。幾十年前，以“863計劃”為例，當時我國科研主要是跟蹤國際先進水平。如果別人不把技術給我們，我們只能參照已有的國際先進水平，爭取儘快做到與別人一樣。經過幾十年發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領域，我們已經沒有可參照的對象：有些我們正在做的，別人也正在做，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探索階段；有些我們正在做的，別人從來沒做過，因而沒有任何借鑑。這就是科研“無人區”的概念。借用這個概念，我認為，中國解決貧困的實踐一直處於“無人區”。

    西方發動的鴉片戰爭毫無道義可言，令中國嚴重失血，貧困大面積出現。此後，內憂外患導致連綿不斷的戰爭，中國落入一窮二白的深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口從5億多增加到14億，始終與歐美人口總量相當。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從農業經濟邁向工業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解決歷史遺留和新出現的貧困問題，西方發達國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榜樣。

    首先，西方長期實行的奴隸制等於剝奪了一部分人擺脱貧困的權利，使得一部分人的貧困被法律固定。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實行奴隸制的時間，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歷史。中國人的良心不會接受讓奴隸制為我們的現代化做貢獻；其次，地理大發現使得西方可以驅逐、流放或轉移部分貧困人口，甚至為此而滅絕當地土著以搶奪資源。當今世界已經找不到那種“空白、自由”的土地。即便有，中國人的良心也不允許這麼做；第三，依靠武力的殖民統治使得西方能用不公平手段掠奪別人的財富，從而為本國公民提供福利。有良心的中國人過去沒有、未來也不會採取這種方式來獲得財富。因此，從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國共產黨解決幾億中國人貧困問題的宏大實踐，剛起步就踏入了“無人區”。

    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們曾經學習蘇聯。從十月革命到冷戰啓幕，蘇聯只有三十多年曆史，其間還經歷了史上最殘酷的戰爭浩劫。蘇聯的建設經驗並不成熟，國情與中國很不相同，蘇聯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簡單複製。中蘇分歧很快出現並加大，從那時起中蘇之間可以説是在同一片未知領域的同步探索。在無人區的探索難免遭遇挫折和失敗，最終中國成功了，蘇聯則徹底成為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的摸索實踐，大方向把握正確，沒有出現顛覆性的嚴重錯誤。

    解決貧困的前提是發展。面對百年恥辱，面對一窮二白、積貧積弱的現實，為了實現國富民強、振興中華，如果用建築作比喻，那麼，毛澤東時代是繪藍圖、打地基的時代；鄧小平引領的改革開放是框架結構拔地而起的時代；十八大以後的新時代就是內外裝修的時代。精準扶貧就是裝修環節一絲不苟地關注到每一個縫隙、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零部件。如今，“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近在咫尺，實現這個目標，不允許偷工減料，不允許金玉其外的豆腐渣工程。全面消滅絕對貧困是將偉大復興的摩天大廈交付給歷史的質量承諾，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現。

    發展經濟需要學習，所有的創新都源自豐厚的積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來，西方值得中國學習的，主要是科學技術，即五四時期提出的“賽先生”。然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並不等同於解決貧困。當今世界，科技最發達的米國同時也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而且暫時看不到緩解的跡象，説明“德先生”並不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窮國若照搬米國只可能使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更為放大。歐洲改變了過去的一些野蠻做法，現在主要靠高福利解決內部貧困。然而，一方面高福利得益於殖民地時代不體面的遺產紅利；另一方面，“德先生”對高福利的強烈訴求與入不敷出、財政難以維繫，已經成為某些歐洲國家最嚴峻的考驗。西方發達國家在追求共同富裕時的不盡如人意，實際上也是一種間接積累，它彷彿是中國道路上的一個警示牌：前方滑坡！請繞行！

    發展的路上時刻不能忘記解決貧困，否則發展將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銀行發佈《中國系統性國別診斷報告》稱：中國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中國的減貧規模達數億人，中國的減貧速度，不管是30年還是70年，相對於歐米國家同樣人口規模的減貧至少經歷了200年來説，的確無出其右。世界銀行曾預計，中國絕對貧困人口比例將縮小到1%以下。而當今中國的目標是0，要徹底消滅絕對貧困，脱貧路上“一個都不能少”。因此，“史無前例”不僅是相對中國自身歷史，同樣是相對世界歷史而言——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2000年由189個國家簽署的《聯合國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發展目標”，其中減少貧困人口一項，70%以上是由中國實現的。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如何解決大面積貧困問題就已經進入了無人區，如今進入習近平新時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貧減貧速度又大大加快，除了中國自己，誰還能教中國怎麼做？

雲南元陽

雲南屏邊

    二、扶貧減貧的歷史與現實

    貧困從來就有，產生貧困的原因各種各樣。古今中外，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各不相同。最典型的方式之一是等級制度。當近代西方國家聲稱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臘、古羅馬時，就已經揭示了一個真相：古希臘、古羅馬都是嚴格的等級社會。

    現代概念中的“公民”指擁有國籍的每一個人。我們理解的扶貧對象自然包括每一個公民。古希臘、古羅馬歷史中，公民貧困問題是引發社會衝突的核心。歷史記載中古希臘的確存在向公民發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發放食物等扶貧方式。但人們時常忽視一點：古希臘、古羅馬的公民並不是所有人，只是有特權的一部分人。以斯巴達為例，公民只有幾萬人，他們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數十倍於斯巴達公民的“黑勞士”，即集體奴隸。雅典的奴隸人數同樣大致十倍於公民人數。不同在於，雅典的奴隸大部分屬於公民個人財產。所有針對有特權的公民的扶貧減貧方案，從來不會涉及奴隸。

    進入中世紀，等級制度依然是歐洲解決貧困的法寶。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級羣體處境比奴隸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權利，長期處於貧困之中或徘徊於貧困邊緣，低等級羣體的貧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類現象。不同在於，印度低種姓的貧困是被宗教意識固化的。低種姓貧困羣體接受的宗教觀念，認為貧窮是命，不求改變也無力改變，扶貧由此變得可有可無。

    工業革命後，歐洲等級制度和等級意識的消除，從理論到實踐，經歷了約200年。除了黑人奴隸制外，白人內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米國早期的白人契約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洲的等級制度和等級意識才大體上消除，真正面對全體公民的扶貧減貧才開始出現。然而，歐米國家內部平等了，大面積消除內部貧困，其代價是主權國家對外的不平等。種族主義是典型。例如，希特勒時代德國雅利安人的普遍富裕，其代價一是取消國內猶太人國籍後，剝奪他們的財產和生命，二是對國外的非雅利安種族實行不公平的差別對待。國內消除貧困建立在國外不平等基礎上這一現象，在當今西方國家依然存在。過去的表現是殖民地，如今體現為不公平的國際規則。學術上所説的資本主義的“負外部性”，就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大面積消除貧困的代價是剝削其他國家。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所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核心觀點是，拉丁米洲不斷向米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輸血，才保證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米洲的不發達，是西方發達的代價。由此我們才能理解聯合國主導的全球扶貧減貧計劃為何成效有限，因為它不能消除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公平的國際規則。

    通過等級制度將部分人的貧窮合法化，在中國早就不存在。孔子到衞國，見人口眾多，説“富之，教之”時，沒有任何等級區分，而是一視同仁。當然，由於中國歷史漫長，不同朝代對於平等和等級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總體上中國古代政府對於貧困者的救濟是不分對象的。災年開倉放糧的對象沒有等級區分；是否有人凍死、餓死街頭，是古代考核縣官的指標之一；從皇帝到縣官都將鼓勵農桑、勸民就業視為緊要大事。與現在不同的是，中國古代“皇權不下縣”，縣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萬各級幹部駐村幫扶，將中央政府的扶貧政策直接落實到每一個貧困户，等於疏通了社會每一個毛細血管的最末梢。兩者的差別是時代變化的結果。

    古代農業社會一般來説變化不大，鄉村自治的有效方式可以長期不變。例如宋朝范仲淹父子創辦的“範氏義莊”，制定了扶貧濟困的規則，歷時八百多年，一直發揮作用。現代社會的貧困人口大都處於遠離工業化的偏遠山區，教育、通訊、交通等各種原因，使得那裏的人們很難跟上工業化、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們改變觀念和生產方式，將會非常漫長。因此，派出大批駐村幹部，苦口婆心地講解政策，從一分地、一隻蛋開始為貧困户算經濟賬，提高他們及其後代的知識水平，引進新的農業產品和技術，介紹非農就業崗位等等，等於手把手地將他們一個不落地帶入現代化行列，使得每一箇中國公民都能分享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紅利。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脱貧攻堅戰中，幫扶對象不分民族、性別、宗教、智愚、區域，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雖然古代中國很長時間裏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壓迫別國的基礎上。現在很多人對中國古代的朝貢制度議論紛紛，大都持貶義，認為中國古代政府很傻，沒有經濟意識。事實上，中國古代朝貢制度寧願倒貼鄰國，恰恰説明了中國傳統不願剝削鄰國、向別國轉嫁貧窮的品質。古代中國有時會限制朝貢貿易，原因其實是擔心倒貼太多。站在西方殖民主義的立場，的確會認為這種做法很傻，但這種觀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國人並不傻，中國人同樣會算賬，但中國人不僅僅只算經濟賬，還要算政治賬。和平共處、和諧共存，在中國人看來，比從別人那裏掠奪財富更重要。今天，從中南海發出的、到達偏遠貧困户的每一項政策、每一筆幫扶資金，沒有一分錢是靠掠奪和欺壓別國帶來的，都是靠中國人的誠實勞動創造的。西方投入國內社會福利的資金，很多都缺乏道義，而中國幫扶貧困的每一分錢都是乾淨的。

    三、扶貧與感恩，一個意識形態問題

    感恩一詞在當今中國有點敏感，也令人迷惑。一方面，媒體經常説中國人不懂感恩，每到米國感恩節便出現大量文章，要求中國人像米國人一樣學會感恩。另一方面，對要求中國人學會感恩的某些觀點又大加鞭撻。例如今年新冠疫情發生後，武漢市的一位領導説羣眾要懂得感恩，被罵得很快刪除。這兩種對立的現象與中國近年來出現的民間慈善有關。簡單説，要求感恩的輿論，針對資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對感恩的輿論，針對政府。也就是説，資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包括扶貧，媒體便要求民眾感恩；而政府幫扶貧困，媒體便認為不需要感恩。

    這種觀念不是臨時性的挑戰，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傳統。西方以前的等級制度下，世俗政府基本沒有扶貧一説，但並不代表西方沒有扶貧濟困。西方歷史上的扶貧濟困大量都由教會實施。今天，我們在米國、伊斯蘭國家（如穆兄會）、在俄羅斯、聯合國依然很容易看到這種由教會、宗教機構、宗教NGO實施的慈善或扶貧濟困項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對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但是，所有的一神教都有強大的政教合一訴求。當政教合一實現，感恩神、感恩教會，等同於感恩神權。這一現象經典地體現了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當政教合一被政教分離取代，感恩神、感恩教會而不感恩政府，本質上就是神權貶低世俗，宗教貶低政府。這種邏輯在米國政治理論中體現為，政府被定義成“必要的惡”，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國近年來受西方尤其是米國政治理論的影響嚴重，媒體領域更是如此。因此，對政府感恩幾乎説不出口。在雲南調研期間我瞭解到，一些幫扶對象會由衷地對扶貧幹部説：感謝毛主席，感謝政府感謝黨。但這類言論在媒體上很難出現，因為按照西方理論，這種言論屬於“政治不正確”。這一現象已經成為如何宣傳扶貧成果的一種困惑。

    中國傳統長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圖回報”的觀念。中信集團積極幫扶雲南等貧困地區長達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揚名的作風。在雲南我們發現，老人們會説“感謝共產黨”，孩子們則會説“感謝中信公司”。這種細微的差別顯示出今天的年輕人受西方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已經在無意識中，將黨和政府排除在感恩對象之外。在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公司”大概類似於媒體上時常能見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動，而非代表黨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圖回報”的觀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們幫助他人是發自內心，而非沽名釣譽。雷鋒精神體現了這一傳統。在大政府、小政府的爭議中，政府行為究竟是好事，還是本職本分？嚴格來説也不容易界定。當政府權力不受挑戰時，由此產生的焦慮並不突出。然而，當今中國處在一種競爭狀態中，尤其是西方價值觀與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開或隱蔽的較量一刻都沒有停止。如果形成媒體的慣例：對中國黨和政府所做的一切無需感恩，而對宗教、資本的民間慈善需要感恩，長此以往，將顛覆黨和政府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以中國的經濟基礎構築西方的上層建築，這是極大的荒謬。

    新中國成立前，大量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士在做扶貧濟困的慈善時，常常以信教、入教為條件，即要求對神感恩。這種做法違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圖回報”的中國傳統。然而，即便到今天，聯合國平台上對欠發達國家做慈善項目的宗教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國基層社會，地下傳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獲人心，卻把政府幫扶視作天經地義而無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並不少見。傳教士為了在中國傳播他們的意識形態，同時帶來大量資源，例如教育傳教、醫療傳教、農業傳教等，以至於到今天還有不少新老教徒對當年傳教士的“善舉”念念不忘。近年來，對於中國基督徒數量有各種説法，7000萬、8000萬、13000萬等。這種説法的言外之意，就是説通過傳教而改變中國的意識形態，翻譯一下，與“經濟發展後產生龐大的中產階級從而導致政治體制的變革”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我們清楚地意識到米國意識形態與基督教密不可分、互為一體，那麼，就應該進一步認識到，米國有神論意識形態與中國無神論意識形態的徹底對立。因此，中國的扶貧事業本質上也是爭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歸入“社會安全”的範疇。然而，由於政治理論和媒體理論受西方的影響，對於感恩的“世界慣例”已經造成對於中國扶貧成就的宣傳困境。將“感恩”按世界慣例、米國慣例而運用於中國，甚至成為顛覆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輿論工具。

    四、“做得好”與“説得好”

    十八大後，總書記提出“講好中國故事”。看似一個簡單要求，真正做到並不容易。中國扶貧減貧的成就在歷史縱軸上“史無前例”，在國際橫軸上無出其右。如此偉大的成就，值得大書特書。如此了不起的中國故事，我們講好了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夠“説得好”的並不多。以至於我們不得不經常把外國人的誇獎當成“説得好”的重要標誌，這實際上等於將話語權力，將輿論的主動權交給了別人。當今中國正在進行的徹底消滅絕對貧困的脱貧攻堅戰，相信我們能夠按時獲勝。但是，針對中國扶貧減貧的輿論戰，很可能剛剛開始。

    就我淺顯的觀察，對於中國扶貧的輿論，大致有以下幾種狀況。

    第一，國內官方媒體對扶貧的報道數量相當多，覆蓋面足夠廣，但口號式、表態式宣傳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脱貧攻堅最後的“老大難”，大多都是偏遠山區，交通不便、條件惡劣。媒體記者很少能深入一線，到達現場，因而不能親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拿個通稿完成任務。商業角度上這類報道也不太受廣告商歡迎。此外，現在的年輕記者對於貧窮大多已經沒什麼感性認識和理解，扶貧話題遠不如明星之類更容易觸及記者的興奮點。

    第二，國內自媒體對於扶貧值得注意的有兩類。一類是有組織的或自發的正面宣傳，它的問題與前者類似，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多。寫這篇文章時，我查了一下微博熱搜榜，前50名中沒有一項與扶貧有關。另一類是拐彎抹角地嘲諷或含沙射影地抹黑。扶貧減貧可以認為是對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若對此因感覺遙遠而忽視，一定程度上還可以理解，絕大部分自媒體處於這種中間狀態。但若對此冷嘲熱諷或抹黑，只能説是敵對價值觀在作怪。雖然在大的輿論氛圍中，對於扶貧的負面態度較少公開或直接表達，但稍加留意就會看到此類負面評價時不時就冒出來。

    第三，國外輿論界對於中國的扶貧成就一般來説，要麼是無端質疑，要麼是沉默。雖然能看到一些國外對中國扶貧的正面評價，但有的是欠發達國家，有的是不很重要的國家，有的是發達國家內比較邊緣化的人物，其中較大比例是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發表的觀點。以米國為首的西方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的扶貧成就基本上是忽略，沒看見或裝作沒看見。當然，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新冠疫情吸引了媒體太多的注意力，在應接不暇的國際變局中，中國扶貧很難進入西方主流媒體的排行榜。

    這個現象還有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國內親米媒體曾經大肆傳播一種言論，認為中國人沒有道德、道德滑坡、道德沙塵暴等。這種言論的依據是，有神論者因為有神有上帝，因此，因敬畏神靈敬畏上帝而自我約束，從而不會背棄道德。而無神論者由於靈魂沒有約束而沒有道德。這種言論還從無神論個人延伸到中國政府。十幾年來，當顏色革命在中國暗流湧動時，大量媒體集中火力攻擊“中國紅十字會”事實上是一種因果倒置的輿論戰術：只要將“中國紅十字會”徹底抹黑，“中國政府沒有道德”就被坐實，中國政府的道德基石就被抽空。而當時“中國紅十字會”的名譽主席長期都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與這種媒體戰爭相配合的是大量資本家、NGO以及個人慈善的泛濫。它導致的結論無非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沒有道德，學習西方的慈善、引進西方的神才是真正的道德。雖然這一陰險的濁浪目前在國內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國外絲毫沒有改變。

    新冠疫情讓全世界日益清晰地看到米國是個半神權半啓蒙的有神論國家，它的道德來源完全基於上帝信仰。然而，米國國內貧困問題解決得並不好。米國還是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之一，但米國的對外援助在國際上解決欠發達國家的貧困問題同樣成效甚微。因此，如果承認中國的扶貧成就，實際上意味着對米國上帝的道德否定，或者證明米國保守派頑固認定“政府是必要的惡”這種觀念的破產。中國政府聲勢浩大、成效顯著的扶貧成就意味着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道德覺悟和道德實踐都超越了米國人信奉的上帝。這種結論對於很多米國人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如果質疑抹黑不成，在沒有找到新的輿論攻擊點時，米國主流媒體只能暫時保持沉默，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們無奈中的焦慮。

    即便對於宗教氛圍較弱的歐洲，這種尷尬同樣存在。直接發放高福利是解決貧困問題最簡單的方式，但長此以往一是會導致財政不堪重負，二是會出現越來越多無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懶人。與中國的扶貧相比，高福利屬於“授人以魚”，中國屬於“授人以漁”。雖然有人質疑中國扶貧資金的使用也有變成直接發錢、直接輸血的可能，但這種現象畢竟是少數。中國的扶貧幹部總是想方設法提高貧困户的知識和技能，增強他們適應市場的能力，培養他們在現代環境中擺脱貧困的一技之能。雖然一年、二年、三年可能失敗，但堅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勞動能力的人，總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擺脱貧困，實現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個貧困户需要多年幫扶或者有可能反覆，最終也能有效地避免歐洲高福利國家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財政壓力。中信集團在貧困地區持續扶貧28年，實際上就是針對不同的貧困户，結合國家政策、企業能力、市場變化，做出及時調整，使得貧困户逐步適應現代生產方式。不同貧困户有的一次幫扶就成功脱貧，有的多年多次，最終脱貧。我們不能説針對一個貧困户多年多次幫扶投入的資金是浪費和無效。因為多年多次幫扶哪怕還不穩固，還可能反覆，也比永遠靠輸血、福利解決貧困要強。習總書記要求斬斷貧窮的世代傳遞，長期教育與短期幫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國的扶貧成就對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國家福利兩種模式都提出了挑戰。不論是脱貧規模、速度、收入增長率、長期有效性等硬性標準，還是仁政、恤民、國家道德、社會良心等軟性指標，中國的扶貧模式都絕不遜色於西方的各種模式。而中國扶貧所遭遇國際輿論，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國交出的成績單世界第一，但西方主流輿論依然雞蛋裏挑骨頭，要麼裝看不見，要麼酸溜溜，要麼顛倒黑白。

    五、從扶貧成就到文化強國

    十九屆五中全會給未來中國設定了一系列目標，其中一項是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我認為文化強國的標誌之一就是面對西方文化霸權我們能發起充分的反擊，並有效戰勝西方話語體系的輿論壟斷。要做到這一點應立足於兩個方面，一是從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的理論建設上改變近幾百年來西強我弱、西高我低的頑固意識；二是要用事實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數百年來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而中國扶貧事業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突破口，成為奪取人類文明道德制高點的階段性局部戰役。

    首先應全面、深入地總結中國的扶貧成就。既要有國家層面的全方位宏觀展現，也要有駐村幹部、扶貧對象從個體到村落的微觀故事；既要有東部省市對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團這樣長期不懈為黨分憂、體現社會責任的各類企業。在充分總結這場從上到下全力以赴的廣闊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成和昇華關於中國道路發展與平衡的理論，例如，宗教慈善、國家福利、階級鬥爭等都不足以解釋中國的實踐。要從歷史變遷到橫向比較，彰顯中國近幾十年來鶴立雞羣的偉大成就。將扶貧減貧的成就化為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應無所畏懼地與西方價值體系短兵相接。隨着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西方之間的矛盾必然會日益突出。熱戰的可能性不大，事關話語權力、輿論主導的意識形態碰撞則難以避免。面對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勢，中國無法避讓，只有正面交鋒。中國扶貧減貧的巨大成就是值得主動出擊，變防守為進攻的文化戰爭的重要領域。因此，建議明年或適當時候在中國召開“全球扶貧減貧論壇”，邀請世界各國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社會活動家，以及聯合國相關機構、宗教團體、宗教領袖共聚一堂，檢驗和審視中國的扶貧成果，反思和討論各國的扶貧減貧歷程，比較和鑑別扶貧領域的中國模式與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長短異同。從而讓中國的扶貧事業成為中國在道德領域挑戰西方傲慢自大的文化戰場之一。破除西方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撼動米國華而不實的道德制高點，對於很多西方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面對面的文化交鋒總比背靠背的磨刀霍霍要好。扶貧成就是中國巨大的道德輿論金礦，如此豐富而生動的突出成就，應該使我們無懼於西方任何道德侵犯。

    第三，要讓中國的扶貧減貧成就成為中國模式普世化、中國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長期以來西方中心論建立了“普世價值”的話語霸權。米國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傳教士的方式傳播米國價值觀，肯尼迪時期開始向欠發達國家大量派遣“和平隊”與傳教士本質上類似。如今，米國國內貧困問題沒有很好解決，向外海派遣“和平隊”已經式微，但傳教士依然在亞非拉擴張，他們將廣義的扶貧與西方價值觀捆綁在一起，百十年來，包括中國當年以晏陽初等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國鄉村建設，效果都不理想。近年來，米國以意識形態為由，禁止了孔子學院。今後中國文化如果要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創設“扶貧講習所”之類的機構，立足於模式推廣，也許會更有實效。因為“孔子學院”基本是單一文化內容，而中國扶貧模式可以成為全面瞭解中國理論、中國製度、中國道路、中國文化的一把鑰匙。其他國家能否學到、學會中國扶貧的模式，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觀念和制度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權衡與取捨。

    總之，中國扶貧是一個已經發生和仍在繼續發生的“中國好故事”。能否向全世界講好這個“中國好故事”，對於中國建設文化強國的要求是一項迫在眉睫的考驗。尤其是當我們預料西方主流媒體遲早會對中國扶貧成就發起道德質疑的輿論攻勢時，這種緊迫感十分必要。講好中國扶貧這一中國故事，應該成為邁向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第一個堅實的腳印。

202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