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只能求助於警察,社會去哪兒了?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1098796-2021-02-18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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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初,前資深媒體記者嫁到青海,卻遭遇長期家暴的事情,在網上開始流傳,隨後引發了許多相關的討論,包括事件的真偽,以及雙方的説法等等,都存在許多讓人疑惑叢生的問題。這件事能夠引起關注,是因為其中涉及到幾個關鍵詞,家暴,藏區,女文青等等,這些因素疊加起來,就讓這件事迅速上了熱搜。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家暴的問題。

對中國來説,甚至在全世界,家暴都是一個自古以來就有的問題。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女性社會地位低下,不要説家庭暴力,甚至在很長時間裏,生命都沒有充分保證。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殺死妻子甚至會成為值得讚揚的美德。
比如《紅樓夢》中的賈府小姐迎春,因為嫁給了一個武官,在婚後就遭到了家庭暴力和虐待,但因為賈府此時也已經風雨飄搖,自身難保,無力干預。唐朝雖然出現過“醉打金枝”的傳奇,但那只是傳奇。在宋朝,曾經出現過出嫁的公主,因為遭到家庭暴力,不得不深夜奔向皇宮,夜叩宮門求助的事情。
也就是説,即便是天潢貴胄,達官貴人家的女兒,在出嫁之後遇到家庭暴力,其實也並沒有太多的辦法去解決,主流的觀念仍然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並不鼓勵女方主動離婚。只有男方有權利提出離婚,女方基本上沒有權利提出,只能被動的接受。如果不願意接受,就只能自殺,抗爭的空間很小。尤其是在一些地方長期存在的買賣婚姻,女方一旦被家庭賣給男方,就完全喪失了人身權利,打罵更是不在話下。
到了南宋以後,尤其是明清時期,女性貞節觀念變成普世價值,離婚更是變得不可能了,無論男方如何打罵虐待,女方都只能被動接受。如果女方家庭勢力大,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幹預,如果孃家沒什麼勢力,就只能聽之任之。很多時候,即使打死,也可以私下當作自殺處理。
一直到清朝滅亡之後,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才作為一個議題出現,但在當時的舊中國,並沒有做到。而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在分配土地時,男女平等的分配土地,才徹底實現了男女平等。為了保護女性權利,提高女性地位,在根據地普遍建立了婦女組織。加上其它社會基層組織,才真正的保護了女性權利,扭轉了社會風氣。
1980年出版了一本書,《中國震撼世界》,作者是美國人傑克·貝爾登,主要內容是在1948年他在華北地區的解放區的見聞,該書的第35節,《女游擊隊員》,就提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講述了一個捱打捱罵的農村婦女,變成女民兵的故事。
這位女民兵叫梅素,她父親是一個佃農,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雙目失明,兩個妹妹餓死,她和奶奶靠着挖野菜充飢活了下來。12歲的時候,正是抗戰時期,她被村長抓去給日本人服勞役,經常被監工等人毒打,遍體鱗傷。15歲的時候,因為難以養活,她被嫁給一個小她一歲的男孩,之後長期被丈夫和婆婆虐待,不僅打她,罵她,而且不讓她上桌吃飯,給她吃剩飯。
日本軍官經常到他家來,調戲她,她不肯給日本軍官端茶倒水,她婆婆就打她,打得她死去活來。她受不了,想要上吊自殺,自己已經昏過去了,因為繩子斷了,才又活下來。從此她得了重病,無法下地幹活,婆婆打她就更狠了。無奈之下,她逃回孃家,婆家追上門來,她奶奶阻止婆婆帶她走,被打倒在地。村裏的人聞聲趕來,才趕走了婆家人。但婆婆和丈夫還是經常上門來鬧,打她。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人走了,八路軍來了。一位八路軍女幹部上門告訴她,“聽你們家鄰居們説,你受過很多苦。現在中國婦女翻身的日子來到了,你再也不會受苦了。”
她深受觸動,告訴了奶奶,但是奶奶又給她澆了一盆冷水“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們能有啥辦法呢?”
梅素把奶奶的話告訴了那位女幹部。女幹部説:“有辦法,咱們組織起來嘛。只要咱們組織起婦女會,大夥兒都來訴苦情,看今後誰還敢欺壓咱們婦女?”
這一番話使梅素深受鼓舞,從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婦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發動婦女們組織起來。由於工作積極熱情,她被選為她所在片的婦聯主任。在婦聯的支持下,她終於與丈夫離了婚。
解放戰爭開始後,她變成了一個女民兵,也變成了一個婦女組織的積極分子,幫助需要幫助的婦女。有時候,她也化裝成普通婦女,到城鎮去搜集情報。她告訴貝爾登,她最遺憾的事情是,她還沒有在戰鬥中真正的消滅過敵人。
她説,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參加民兵,是因為八路軍是她所見到的唯一不欺壓老百姓的隊伍。她把自己的命運與八路軍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她盼望着將來戰爭結束後能過上好日子。她並沒有什麼過高的奢望,只希望當一個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國將來一定能發展自己的工業,到那時她能進工廠當工人也就心滿意足了。
貝爾登説,這是她在中國見到的第一個扛槍上前線的姑娘,她參加游擊隊並非出於浪漫的想法,而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她貌不出眾,粗手大腳,沒有絲毫的嬌姿媚態。除了身上穿的,她沒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連一把牙刷也不曾有過,與香皂更是無緣了。她就是這樣一貧如洗。她沒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滿腔熱情,幹勁充沛。
貝爾登還在書中提到,他在華北解放區的農村看《白毛女》演出時候,他也深受感動,同時也講了大量類似這個姑娘的故事。他們都曾經在舊社會被壓迫,八路軍到來之後,隨着一些羣眾組織逐步建立起來,他們變成了積極分子,成了地方上的革命骨幹,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革命一定能夠成功,為了這個目標,他們願意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革命隊伍的到來,不僅把鬼變成人,而且變成了堅定的革命戰士。正是因為千千萬萬這樣的普通人的解放,匯成了中國革命的洪流,摧毀了舊世界,建立了新中國。婦女解放始終是中國革命的主題之一,到新中國成立後,男女平權,同工同酬,貫徹到了國家的每一個角落,中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婦女解放的先鋒。
在這個過程中,婦聯和工會、農會、貧協一樣,是新社會的基層組織網絡中的重要部分,貧農可以團結起來鬥爭地主,工人可以團結起來鬥爭資本家,婦女也可以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鬥爭打罵她們的丈夫。每個人都變成了有組織的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組織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新中國成立後,羣團組織延伸到整個國家的每個角落,每個組織都是這個國家的一條血管。如果有婦女在家裏遭到了虐待,她們不用求助於孃家,可以直接向村裏的黨組織、婦聯尋求幫助,村幹部可以批評、教育她們的丈夫,嚴重的時候,可以組織批鬥會進行批鬥,如果實在無法調解,就可以支持離婚。
也就是説,在這個社會網絡組織體系之下,每個人都有一張保護網,每個人也都是這個網絡上的一個節點,他在保護別人,別人也在保護他。對於所有的犯罪,都不是立足於事後懲戒,而是立足於事前預防,這也是“楓橋經驗”的核心。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國家都不需要出面,只需要各級羣眾組織出面,就可以解決問題和糾紛,實在無法解決,才會上升到國家機關的層面。也是因此,整個國家以極低的成本,維持了較高的社會治理水平,犯罪率也比較低。
雖然因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工業化水平不足,城市化程度也低,但在社會治理方面,無疑處於較高的水平。雖然在當時也存在許多限制,比如人口無法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自由流動和遷徙,從而導致上限不高,但反過來説,也可以為每個人兜底,生老病死,孤寡廢疾,皆有所養。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社會網絡體系也逐步破碎。一方面,對個體自由的限制越來越少,自由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大,但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失去了兜底機制,變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個體。唯一能夠兜底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如果家庭也破碎,或者無法起到兜底作用,就只能自己面對。
就家暴問題而言,現在只要一提到家暴,就會有人馬上説,為什麼不報警?但報警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在農村,雖然家庭暴力仍然大量存在,但大多數婦女的訴求並不是直接離婚,而是希望能夠制止暴力,又能繼續維持家庭。
農村不同於城市,現在的城市已經是陌生人社會,但農村仍然是熟人社會。對於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來説,警察上門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尤其是因為家庭暴力的問題報警,警察上門會讓這家人在村裏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作為家暴受害一方的婦女,即便是受到村裏的輿論同情,報警也會讓她陷入被動。
也就是説,在農村因為家庭暴力報警,會讓矛盾進一步激化,而不是緩解。多數情況下,因為警察不可能二十四小時提供保護,即便是採取一定的懲戒措施,也會讓男方因為憤怒而採取更進一步的報復。而且,有了之前的經驗,在實施暴力行為的時候,可能會預先摔碎手機、扣押身份證等,暴力結束後也限制受害方的行動,讓她無法報警。
雖然從十多年前,法律就開始禁止家庭暴力,並且規定受害方可以報警求助,但實際上效果有限。因為大多數農村婦女如果不想離婚,仍然只能選擇忍氣吞聲,或者向孃家求助,而不會報警,問題仍然無法解決。
按照《民法典》的最新規定,以及近幾年來的司法實踐,為了降低整體離婚率,離婚也在變得越來越難。雖然按照相關的規定,如果有家暴證據,法院第一次起訴就可以判離,但在農村缺乏保留證據的習慣,所以基層法院大多數只能以警方出警記錄做證據,這就成了一個死循環。
也就是説,即便是有的農村婦女不願意繼續忍受,想要離婚,如果之前沒有因為報警而留下的記錄,也很難成功離婚。而在冷靜期,如果無法逃離,還必須在一起生活,就要繼續忍受更多的家庭暴力。
也就是説,因為缺少社會組織的干預,現在面對家庭暴力的時候,女性的選擇就只有報警和離婚,或者是繼續忍氣吞聲,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了。但這卻又是大多數農村婦女都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社會是一箇中間地帶,既是一道重要的屏障,也是保護網。曾經有一個時期,社會輿論和學術界都在批判企業辦社會,批評國家包辦太多,要求把個人從社會組織裏解放出來,讓每個人在市場裏自由選擇,但這個過程同時也打碎了原來的社會組織體系,每個人都失去了保護,遇到問題,要麼向家庭求助,要麼就直接向國家尋求救濟。
所以,在今天我們經常會看到一個説法,只要不犯法,幹什麼都可以,其他人都沒有理由干預。比如在娛樂圈,因為缺乏行業自律組織,才會出現天價片酬、流量明星等等怪現象,傷害整個行業的形象和利益,行業內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是不對的,也無能為力,最後只能由國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干預。
這不僅讓整個社會越來越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識,底線越來越低,每個人都只能用比較極端的方式去思考和處理問題,只要我不違法,又能賺到錢,我就怎麼樣都可以。但這種思維方式的結果一定是越來越多的人會在法律邊緣試探。
從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角度説,因為缺乏社會組織體系的干預,所以警察承擔的社會管理功能越來越多,責任越來越繁重,以至於不得不大量聘用輔警來協助警察工作,才能完成社會管理任務。從宏觀的角度看,這也加大了社會治理的成本。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温福柯的那個説法,必須保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