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走親戚，我們更愛加班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譚保羅

　　加班，很可能是一種炫耀。它代表公司正處在上升期，並預示着工薪族晉升的可能性。退一步講，在就業難的時候，它也至少代表着一個人有活兒可幹，不至於被裁員。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一種無奈。

　　由於公司組織運作的低效，項目管理上的失敗，或者上級對責任擔當的極度厭惡，使得員工無法按時下班，很多人只得長期處在一種單位時間低產出的耗費之中。

　　在中國，互聯網行業加班的生活是最典型的加班寫照。在北京、杭州、深圳以及上海、廣州等互聯網產業的中心城市，早出夜歸的互聯網精英構成了一道獨特的城市人文風景線。

　　他們來自騰訊、阿里、百度、京東這樣的大廠，也來自拼多多、滴滴、字節這些前途不可限量的後起新鋭。

　　阿里巴巴杭州總部（圖源：視覺中國）

　　對這些薪水遠遠超過其他行業同齡人的青壯年來説，加班看起來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狀態，是一種有着對等回報的理性付出。換句話説，它根本就不值得關注。

　　但是，如果在審視“加班文化”的時候，加入互聯網發展的一些中國特殊性，那麼它就顯得不那麼理所當然。

　　而且，從本質上講，加班本身是一種勞資關係天平的過度傾斜，它需要回歸平衡。

1

　　重疊的過度競爭

　　如果要列出互聯網行業為何熱衷加班或者更嚴重加班的原因，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兩條：

　　在宏觀上講，和房地產不一樣，科技行業的變革日新月異，必須不斷進取，才能不被對手利用機會，才能永遠保持領先。

　　從微觀上看，事情的確太多了。項目永遠都做不完，而且方向總在不斷調整，如果做不好，可能組員都被打散，甚至炒魷魚。企業之間競爭太激烈了，壟斷行業就不用加班。

　　以上兩條理由看上去很有道理，也是很多人關於為何加班的答案。但仔細思考，很容易發現並非如此。

　　首先，加班並不一定因為這個行業的技術變革很快。房地產行業的技術變革並不快，但加班現象也極度嚴重，在一些激進的房地產企業，加班並不比互聯網公司少。而且，除了加班，很多房地產公司還有另外一項員工“福利”，比如讓人不能不喝的酒局。

　　再者，產業內部的競爭程度並不與加班嚴重程度成正比。在一些壟斷國企，加班“寫材料”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另外，如果把地方政府比作一個“企業”，那麼它在給定的“區域市場”裏面也是絕對壟斷的，因為一個地方的公共服務“供應商”只有一家，並不存在市場競爭。

　　然而，很多兢兢業業的公務員依然在不斷加班。

　　《我，到點下班》劇照

　　因此，互聯網公司的加班現象背後，固然有着技術變革快、行業競爭激烈的普適性原因，但在這兩大原因之上，還附加着更多富有“中國互聯網特色”的因素。它們絕對不能被忽略。

　　在互聯網行業內部，與其説技術進步快，還不如説商業模式的更迭快。然而，商業模式的更迭也並不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麼快。

　　某種程度上講，中國互聯網的商業模式現在有着固化的趨勢。

　　就C端而言，在“流量”爭奪的基礎上，電商（也含“賣資金的”金融）、廣告和增值服務（比如遊戲）的三大模式是最現實可行的商業模式。

　　就B端而言，以雲計算為代表的企業服務是各家大廠競爭的主戰場。

　　C端三大模式的固定，決定了互聯網巨頭的版圖一直都犬牙交錯，所有人都在爭奪對方的陣地。

　　比如，阿里和騰訊這兩大巨頭，除了在遊戲領域騰訊獨霸之外，兩家在電商、移動支付和本地生活領域，競爭可以用白熱化來形容。以電商為例，騰訊持股的京東和拼多多，一直都是阿里強勁的對手，尤其是後者更是不可小覷。

　　後起之秀字節跳動更是一個特殊存在。它抓住了移動互聯網崛起的最佳時機，通過信息分發成為了一家超級流量平台和大數據公司，在流量和數據的基礎上，也開始進軍阿里和騰訊所在領域，從金融、電商到遊戲，字節跳動都是老巨頭們絕對不能忽視的存在。

　　換句話説，中國的互聯網大廠的業務領域越來越趨同，因此競爭越來越激烈是必然趨勢。

　　北京字節跳動總部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硅谷和西雅圖的互聯網巨頭們，和中國同行相比，在C端的競爭是相對較小的，業務重疊並沒有那麼大。蘋果、微軟、亞馬遜和谷歌這“四大天王”各自的領地相對清晰，業務競爭不是不存在，但並不嚴重。

　　唯一的例外是“第五大廠”、攪局者Facebook，它一度是谷歌互聯網廣告的有力競爭者，並且還在進軍亞馬遜所在的電商領域。

　　因此，Facebook的加班在硅谷大廠中，也是更為聲名遠播的。2019年，一則38歲的華人工程師在Facebook總部跳樓自殺，讓人惋惜，也讓人反思這家公司的工作壓力。

　　然而，在很多職業經歷橫跨太平洋兩岸的互聯網行業人士看來，Facebook和谷歌之間的競爭也並不比中國同行激烈，加班更是不比中國同行嚴重。一些硅谷人士見識了國內同行的加班之後，“自愧不如”的人並不在少數。

2

　　“表現成本”的轉嫁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互聯網大廠之間的互相征伐更激烈，更容易進入對方領地，進行短兵相接的白刃戰呢？這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最直接的原因是“限制”問題。首先，在全球範圍內，互聯網產業都有線上與線下結合，從而開發新的商業模式的大趨勢。

　　但在美國，互聯網大廠的線下創新有着“社區利益”的限制，比如地方上的政治力量、當地各類社會組織等會通過各種手段限制互聯網公司在線下的擴張，特別是在威脅到社區中小企業利益的時候更是如此。

　　再者，微軟等巨頭曾遭遇過美國司法部反壟斷訴訟的敲打，因此各大互聯網巨頭在業務擴張之前，在權衡商業前景的時候，也會考慮到政府規制的風險。

　　另外，對用户數據的運用上，美國互聯網大廠也可能有着更多的顧慮。因此，對美國人來説，很多時候，侵入對手領地的競爭很可能是一種成本高於收益的不經濟行為。

　　但對中國同行來説，以上這些對商業創新的限制會更少。因此，各家公司擴張的路子更野，發生業務重疊的概率也更大。顯然，這勢必影響到了員工加班的嚴重程度。

　　2021年1月21日，上海，遊戲公司心動網絡，在工位上休息的員工（圖源：視覺中國）

　　除了行業競爭格局的外部因素，過度的加班也必然和企業管理風格這一內部因素有關係，而這背後是企業治理的深層問題。

　　互聯網公司都是“私營企業”，存在創始人控制的現象。創始人控制並不是貶義詞，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中，決策的集中帶來的好處一般要多於壞處。

　　當然，決策者的能力較差除外。無論是馬雲、劉強東、李彥宏夫婦，還是黃崢、張一鳴，他們既是基於股權的實際控制人，也是企業內部説一不二的靈魂人物。

　　和大股東或者説實際控制人對應的，則是一大批中高階職業經理人，再往下則是成千上萬的員工。

　　於是，在互聯網公司內部形成了這樣一個簡化的三層權力結構“老闆——職業經理人——基層員工”。

　　實際上，隨着公司業務的擴張，中間的“職業經理人”羣體必然快速擴大，併產生更多的科層。於是，問題來了——層級之間向上的“表現成本”會產生。

　　為什麼不叫“溝通成本”而叫“表現成本”呢？因為，在一些互聯網公司，由於大股東的權力太大，再疊加創始人的性格因素，經理人往往會對大股東產生過度的順從，並不存在真正的雙向溝通，更多是經理人希望在老闆面前“表現”出忠誠和聽從，而中階經理人需要向高階經理人表現，低階向中階表現，以此類推，最終形成一種奇特的企業文化。

　　《我，到點下班》劇照

　　“表現”的方式多種多樣。比如，經理人明知一個項目沒有前途，最終一定會被老闆拋棄，但他不會和老闆辯論，因為維護老闆對企業的“掌控感”是第一位的。

　　不等老闆明確發出項目終止指令的一刻，經理人依然會讓員工鉚足幹勁加油幹，儘管知道這是無用功，必然始亂終棄。另外一種情況是，經理人為了自立山頭，獲取資源，也會助長加班的文化，營造一種業務很重要的表象。

　　然而，最後的“表現成本”總需要人來承擔，基層員工無疑是最合適的承擔者。一些互聯網企業的員工抱怨説，因為老闆和領導都沒走，誰敢走呢。

　　總之，加班很多時候並不會給企業和老闆帶來真正的價值，它是一種低效率的時間損耗，背後折射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某些“權力結構”特殊性。

3

　　分割的人才市場

　　經理人階層的“表現成本”，的確是造成過度加班的因素之一，但這也不能完全責怪經理人階層。

　　中國互聯網行業的崛起，有賴於一大批優秀的經理人的才智貢獻，無論是阿里、騰訊這樣的大廠，還是拼多多這樣的後起之秀。

　　一些職業經理人雖然不持有企業的大額股權，但他們對企業的貢獻早已使得他們匹敵中國最頂級的企業家，他們是中國互聯網行業崛起的超級功臣。

　　實際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職業經理人階層都有對大股東進行“表現”的慾望。唯一不同的是，如果資本市場會對大股東產生制約，那麼職業經理人“表現”的慾望也就更低。

　　《我，到點下班》劇照

　　在這個時候，職業經理人關注的是公司的業績，而不是對創始人的順從和忠誠與否。因此，“表現成本”會更低，加班文化也更適度和理性。

　　中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但問題是都在境外上市，這種特殊性也會給公司治理帶來影響。

　　境外的機構投資者即使擁有大份額的股權，但考慮到中國市場的特殊性，也可能過度給予創始人以企業控制權，對公司治理的關注會讓位於對財務回報的要求。

　　至於員工加班等財務回報之外的問題，更是缺乏關注的興趣。

　　但對國外的互聯網公司來説，情況就完全不一樣。近年來，大型機構投資者對被投企業在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領域的表現關注越來越多，員工的身心健康既屬於社會責任的範疇，也與公司治理有關。因此，硅谷的一些互聯網公司越來越關注員工的健康和家庭和諧問題。

　　《我，到點下班》劇照

　　除了基於公司治理的組織管理風格之外，助推加班文化的另一個因素在於中國互聯網市場的人才供需特點。

　　在任何一個就業市場，如果勞動者相對於僱傭者有更多的選擇，那麼前者的議價權必然更高，低迴報的加班自然會更少。

　　相反，如果勞動者選擇較少，跳槽壁壘較高，那麼議價權自然很低，加班現象就會加重。

　　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中國互聯網市場的勢力分割或者説“陣營化”，限制了中高階職業經理人的跳槽，這種限制還有着蔓延到普通員工身上的趨勢。

　　2005年7月，微軟和谷歌打上了官司，原因是微軟指控自己曾經的全球副總裁李開復加盟谷歌負責其中國研發中心的運營，這違反了競業禁止協議。

　　但當年12月，兩家公司達成了協議，李開復順利跳槽，各方對結果都比較滿意。

　　顯而易見，中國的互聯網從業者很難想象騰訊和阿里之間會發生這樣的高階職業經理人跳槽行為。

　　《流金歲月》劇照

　　在中國互聯網巨頭之間一些可以查到的高階經理人跳槽事件中，結果都不甚樂觀。

　　有的經理人去了新公司之後被原公司起訴，因為其涉嫌在原公司期間收受了賄賂，因而被刑事拘留。

　　此外，一些低階經理人和普通員工的跳槽行為也引發過類似事件。總之，在巨頭之間的跳槽要格外小心，除了競業禁止之外，還有很多要考慮的特殊風險。

　　也就是説，這種“陣營化”趨勢對互聯網的人才供需市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割，從而削弱了勞動者的議價權，除了加班問題之外，員工的很多權利也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不過，加班並一定是壞事，無需談加班色變。在中國，互聯網公司依然是除了金融業之外，能夠開出最具吸引力薪酬的地方。

　　《平凡的榮耀》劇照

　　而且，在面向個人消費者的2C時代，這裏比拼的更多是才智和勤奮，而不是資源和背景。

　　有着合理回報，學習曲線陡峭的加班是人生成長的必要過程，只是對於那些徒耗寶貴時間、由企業科層制度帶來的“表現成本”式超額勞動，我們才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