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思法總統説“資本主義行不通”_風聞

——什麼地方行不通？什麼才“行得通”？有普世“行得通”的“模式”？有具體的破解法嗎？

媒體報道，當地時間1月2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過視頻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表示，“在當前的環境下，資本主義模式與開放經濟行不通了。”那麼——

一、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哪裏？在什麼地方行不通了？

馬克龍説，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為中產階級提供了“進步”的機會，但這個體系如今已經“破敗”，面臨“深刻的道德與經濟危機”：許多工人在經濟受衝擊後失去工作。

馬克龍形容，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存在兩個“國王”，即股東與消費者，而付出代價的是工人與整個地球。他認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雖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導致了“與創新或工作無關的盈利”，令貧富不均進一步深化。

也就是説，馬克龍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的突出問題在於：金融化導致了“與創新或工作無關的盈利”，令貧富不均進一步深化。使得社會面臨“深刻的道德與經濟危機”。

應該説，馬克龍總統身在資本主義社會，對那個社會的問題，還是有比較清醒、明智、現實的認知的，其認知也發人深思，值得人們研析思考。

或許我們可以梳理、敍解一下這位法國總統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的問題，做如下陳述：

“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正在她的名稱上，是把“資本”，“主義”化了、“極致化”了。

資本金融化，有其正面作用。這就是，有助於更快更好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有利於社會資源適當調配和充分利用，從而推動了社會經濟發展。

但是，“資本”被“主義”化、“極致化”，也出現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面，資本主義的重要特點乃至核心是，承認資本的作用，而且重視資本的決定性作用。當“唯利”的資本成為社會普遍的主導現狀的時候，吸引投資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基本政策。吸引投資，是可以增加就業崗位，增加税收。可是，投資政策也會導致資本的擁有者，可以坐享其成，獲取更多的財富。

金融化會重新分配報酬，使資本擁有者的“財富與勞動和創新無關”。而由個體（私有方）大規模掌握的鉅額資本，還使得坐享其成者與普通勞動者之間的彼此的數量比更大、貧富差距也越來越拉大。這種“坐享其成能得高額回報的食利者”與“辛苦勞作創造實物財富的勞動者”之間的天差地別，會帶來社會“深刻的道德與經濟危機”！

——另一方面，資本在現代科技條件使全球成為“地球村”的環境下，流動是更便捷了。資本為了獲取更高的利潤，在“全球物流體系和國際貿易”之下，更容易在全球範圍找到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地方組織生產和貿易。資本從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向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轉移，這就導致：“經濟開放和比較優勢理論使得地球另一端的人民擺脱貧困，但由此帶來的是產品、經濟活動、社會效益、工資收入的流出”，使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許多工人失去工作，佔社會人口最大比例的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境況趨向相對貧困，社會中下層民眾的不滿不斷增長……

——同時，由個體（私有方）大規模佔有資本和生產資料等社會資財，這種社會財富擁有模式，一，是使社會貧富高度不均；二，還易於衍生過度競爭或壟斷；三是，這些個體（私有方）擁有的資財，由於運作的目標主要在自身的盈利、增值，其對社會公共事業所需要、所必要的投入，沒有“原發”的動機、動力，這也使得全社會發展需要的投資，由於未必能短期大收益，而有短缺、難籌資。

有研究者指：英國之所以在加勒比海地區設立所謂的“離岸中心”，就是為了滿足資本擁有者的需要。資本進入加勒比海島嶼國家，殖民統治者可以通過收取手續費或者註冊費，維持當地的運轉，資本的擁有者可以利用“離岸中心”，規避國家的税收制度。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真相，資本的擁有者永遠都有辦法減輕自己的責任，把問題留給政府。

這可説是私有資本利益對社會公共事業利益有牴觸的典型例證之一。

應該説，勞動創造物質財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無論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還是在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世界，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實物及其使用價值、滿足人類不斷發展的需要。如果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以投資獲取利潤的“資本”占主導地位並決定一切，創造實體性財物的勞動者處於被支配、被奴役的低待遇地位，那麼，這樣的社會的確不會是一個穩定的社會，而會是一個面臨“深刻的道德與經濟危機”、充滿風險的社會。

總之，或可説，資本主義，在其曾經對人類社會發展發揮過巨大作用之後，今天它至少在以上這些方面，其體制、機制上的“問題”，已經越來越突出，因而法國總統都在説“資本主義行不通了”！

二、什麼才“行得通”？有普世“行得通”的“模式”嗎？

那麼，什麼才“行得通”？

如果原則的、宏觀的回答，或許能説：共同富裕而非貧富不均；不強而必霸；實現“和而不同”基礎上的天下大同。這三者應該成為“普世追求”。

可以説，資本主義的私人大規模佔有生產資財的社會資財擁有模式，有提高生產力從而財富積累的作用，其對提高生產力水平，是有積極作用。但是，提高個人擁有財富量的激勵作用，也有如下弊端：

——會由此衍生從本方利益考量的私有的生產團體之間的過度競爭或壟斷，並會因此造成社會生產秩序的紊亂和損失；（這也是當今世界不同國家都有“反壟斷”共識，且制約手段也比較到位的緣由）

——會導致貧富不均乃至高度不均，可能引發社會動亂；（這是當今世界不少國家尚未解決的問題）

——會不利於社會公共事業投入、發展（因為，非公有經濟體及其資本，“自然”關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對社會事業會“天然”的不易顧及）；……

這些弊端，正在使得私人大規模佔有生產資財的社會資財擁有模式，或將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中已完成歷史使命的社會模式，人類社會需要有更合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模式取代之。

而原則性的、宏觀的説：共同富裕而非貧富不均；不強而必霸；實現“和而不同”基礎上的天下大同。這三者的確應該是“普世追求”。或許這一原則性的“追求”，也比較好確立和獲得較多認同。

三、原則性、宏觀的“普世追求”較易確立，但馬克龍總統提到的問題、危機，具體的破解法，雖有，但實施難

那麼，如何具體的實現這種“普世追求”？對馬克龍總統提到的問題、危機，有何具體破解之法？其實，當要具體解決問題時，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個體（私有）大規模佔有生產資財有很多弊端，是不是隻要公有制、國有化，問題就能解決？

其實，粗放、簡陋的全民公有制、國有化，未必能較好的調動作為“個體”的含眾多普通民眾的社會全體民眾的生產積極性。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歷史，可能可以説已經證明，私有（個體）生產經營，對人的生產積極性調動，有其有效和必要性。私有（個體）生產經營，之所以對人的生產積極性、責任感的調動是有效和必要的，或可説其本源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人本身是“個體”的。

同時，“資本主義行不通”，並不等於“資本”沒有用。資本金融化，有助於更快更好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這有利於社會資源的充分調度和使用，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這有用的部分，還應該繼續發揮其作用。

不過，正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早已經認識到並較有力的在限制壟斷一樣（這從東西方各國多有“反壟斷法”就可看出），對無論公有還是私有（個體）的生產、經營，有行業、規模的必要限度、限制，以及有適當配比和制約，可能是“資本”成為重要主導的現實社會的革新方向。否則，軍工行業的大規模私有和因此的必然唯利化，可能會使發動戰爭成為以武器生產的軍工集團生存牟利的需要，沒有這方面對軍工行業、規模、資本配比的限度、制約，私營軍工企業完全可能成為戰爭的策源地！

沒有對無論公有還是私有（個體）的生產、經營，有行業、規模的必要限度、限制，以及有適當配比和制約，非國有（或名為國有，實質有“未必”）的、規模巨大的互聯網企業、金融企業，的確可能經其對“大數據”的巨量掌控，而對金融、生產、輿論施加相當的影響，完全可能左右國家的金融、經濟乃至政治安全。

這裏不由想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兩年前曾打算，對“大型網絡平台”“必須進行一場非常嚴肅的對話，內容應涵蓋他們的商業模式、算法和運營機制”。年前，他還面對《大西洋月刊》呼籲“我們最終還是要就政府對公司行為的監管拿出一個解決方案，否則情況會變得越來越糟”。而他這樣呼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是絕對不會對自身進行監管的，他們寧願政府來做這件事也絕不會自己監管自己。”

無獨有偶，另一位美國的重量級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日裔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作者），也在２０２０年底一篇《如何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美國民主？》文中説，要制衡大型公司，“最顯而易見的辦法是政府監管。”

可見，“政府監管”，在現代條件下，已經越來越成為世界各方都在考慮、呼籲，並有不同實施的“共識”。可以説，對社會經濟生產有巨大影響的大企業乃至對影響民意政情的大型現代傳媒，都更需要“政府監管”。

應該説，全球化、多邊主義，對全球各地區的互相交流、互通有無與共同發展，積極作用是明顯的。但是，只有顧及不同地區民眾共同利益，而對以自身投資增值為主要目標的“資本”有調控(或曰“監管”)，才不會出現馬克龍總統所言的問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付出代價的是工人與整個地球。”

而適當行業、適當比例的配比、適當規模的非粗放、精細管理的國有企業，對增加國家收入，增加對公眾事業的投入，對減少私有企業的“唯利”對社會公共事業的不易多顧及，應該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寫到這裏，再看法國總統所關注的問題，應該説，100多年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已經關注過這些問題並提出過解決方案。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在現代條件下，結合數百年來資本主義和近百年來社會主義實際運行的經驗和教訓，創新性的探索更合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運作模式。

説到這裏，還想指出：面對當今世界的現實，人們也還不能不看到，由於世界各方對問題的認知差異和各形態文明、歷史、體制的差異，要解決馬克龍總統提出的問題的具體破解之法，雖有、但實施頗難。——以美國為例，奧巴馬在麻省理工學院曾呼籲進行一場“嚴肅的對話”，如今面對《大西洋月刊》的編輯，他已經在呼籲“就政府對公司行為的監管拿出一個解決方案”。但見有學者指出，“我們很難樂觀地看待這個問題。聯邦政府不太可能對大型科技公司進行嚴格的監管，因為民主、共和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分裂的。”這裏還想補充説，在美國還有那些眾多大型、超大型的軍工、生產、金融企業、利益集團，從其本身的利益出發，有誰願意多接受“政府制約”？這些利益集團的“遊説”，又會使“政府制約”會打多少折扣？何時能出台？

當然，這裏也還覺得，雖然面對“資本主義行不通”的現實，要真正“解決問題”、走出困境頗難，但能認知和找到問題所在、明確“解題”的原則性目標、認清具體破解問題的方向和途徑，還是必要和重要的。

陶文慶（文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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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閲資料——

社評：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四種危機  http://www.crntt.com/doc/1060/0/6/5/106006530.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6006530&mdate=0211000252

參考消息網2月8日報道世界經濟論壇網站1月26日刊登《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達沃斯論壇的特別講話》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33466621298144776%22%7D&n_type=-1&p_from=-1

奧巴馬：互聯網是“美國民主的最大威脅”-彼得·卡夫卡  https://www.guancha.cn/PeterKafka/2020_11_24_572413.shtml

福山：如何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美國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巴拉克·裏奇曼、阿西什·格爾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12_05_573561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