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著作權糾紛中應慎用賠禮道歉_風聞

侵害著作權糾紛中賠禮道歉的適用問題，是一個平時大家關注比較少，但卻引發過很多衝突乃至亂象的問題。圍繞着“賠禮道歉”的各式訴訟請求，可以説是五花八門，有的甚至讓人啼笑皆非。例如，曾有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其指定的字體、字號，在某央媒頭版為其道歉；雙方就免除賠禮道歉責任進行討價還價的也屢見不鮮；更有甚者，曾有原告因賠禮道歉的執行而投訴法官，理由是法院指定刊登聲明的媒體收費太低，便宜了被告。

表面上看，著作權法中的賠禮道歉似乎是一種比較和諧、文明、温柔的責任形式，但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卻出現了很大扭曲。那麼著作權糾紛中的賠禮道歉是從何而來？在司法實踐中，又應當如何理解和適用？

從我國著作權法的歷史看，賠禮道歉的首次出現是1990年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公開賠禮道歉”，隨後在2001年修訂時有所調整，去掉了“公開”二字，並一直沿用至今。而放眼域外，很少有國家和地區在著作權法中直接規定賠禮道歉的救濟方式。

“只要侵害著作人格權（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就必須要判道歉”，是現在比較通行的認識。但無論是在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還是司法解釋中，都沒有明文規定，那麼這是怎麼形成的？

筆者以為，這很可能是對傳統民法領域中侵害人格權責任的一種移植，即侵害公民人格權即判決賠禮道歉。但這種移植的合理性很值得探討。首先，民法中的人格權因出生而取得，因死亡而消滅，不得讓與和拋棄。而著作權中人格權等所有權項的取得，都是基於作品的創作完成。其次，民法中的侮辱、誹謗等行為往往是直接作用於公民本身，而著作權法中的侵害行為是直接作用於作品之上，繼而傳導、折射到作者身上的。所以，不能簡單地得出“侵害著作人格權也必須賠禮道歉”的結論。

就原被告而言，雙方對賠禮道歉的“供與求”也與道歉的本質存在着很大偏差甚至背離。對作出道歉的一方來説，賠禮道歉原本是在認識到自身錯誤之後，一種發自內心的自我道德要求和精神解脱需要，而能否實際獲得對方諒解、平衡對方心理，只是一種事後的、附加的效果。事實上，經常會出現無論道歉者多麼真誠，也難以獲得對方諒解的情形。正由於賠禮道歉的源頭是內心情感的表達，因此自願和真誠這兩個要素缺一不可，而真實的感情表達是無法通過法律來強制的。我們才會看到，有的被告寧願多賠償也不道歉，或者寧願道歉也不賠償的情況，而雙方就道歉內容字斟句酌、斤斤計較更是屢見不鮮。

在郭敬明抄襲事件中，雖然其於15年後髮長文公開道歉，但公眾似乎並不買賬。不少人認為郭敬明是為了避免經濟利益受損才在重壓之下緊急致歉，目的不純、缺乏誠意。這恰恰説明，迫於外部壓力或強制措施而作出的賠禮道歉，往往是有形無實的，其效果與發自內心的主動致歉無法相比。這也是筆者認為賠禮道歉並不適合作為一項法律責任加以判決和執行的重要原因。

從原告的角度來看，提出道歉的要求大致基於幾種心理：第一種是希望得到真誠致歉，撫平精神上的傷害；第二種是利用放棄致歉去換取額外的經濟利益；第三種則不關心道歉真誠與否，要的是道歉的形式和結果，以獲得道德優越感或心理滿足感。儘管我們完全理解第一種心理，但是耗費大量精力得到一個勉強、不悦的結果，經常是得不償失的。至於無論是把賠禮道歉當作擴大經濟利益的槓桿，還是把它當作獲取精神勝利感的途徑，恐怕都遠遠偏離了立法目的。

當然，法律有所規定，法官就不能拒絕適用，但在具體案件中，仍可對賠禮道歉作出更為適當和準確的把握。首先，判決賠禮道歉應以存在過錯為前提，如果最終認定被告不存在明顯故意或重大過失，則無須道歉。其次，如果被告在訴訟中以口頭、書面等方式進行了致歉，原則上就無須在判決中再次判令道歉，除非涉案侵權行為極其惡劣。再次，應準確把握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的不同作用，避免把本應適用公開聲明、消除影響的情況，轉而判令賠禮道歉。最後，對賠禮道歉的強制執行，應當與對財產的強制執行進行嚴格區分。總之，在適用賠禮道歉時，應當秉持的原則是：儘量少用、慎用，堅決杜絕濫用。

（光明日報 作者：楊德嘉，系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