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大概是從“95後”開始，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幫年輕人很自信了_風聞

首發自@政委燦榮 微信公眾號

“誰解釋好中國，誰就有資格拿諾貝爾獎級別的獎項。”曾如是説的金燦榮，於2021開年，與央視新聞《相對論》記者莊勝春相約北京中關村創業大街。

升 與 降

談到“大變局”，金燦榮將時鐘撥回到五百年前——“地理大發現”讓歐洲掌握的知識、眼界及資源超越東方。而如今，升降逆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東昇西降”，“東昇”的核心是“中國升”。

在他看來，這一變局的節點，絕不是一些西方學者所説的疫情。變化，早就發生了。

莊勝春：當我們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這個“百年”，怎麼來理解？

金燦榮：我個人的理解，是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主導天下的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百年”是概數，其實是五百年未有之變局。它的核心是“東昇西降”，而“東昇”的核心，我個人認為，是“中國升”。

莊勝春：再過去一些年，我們會回望變局的節點。現在很多人都定位到疫情，比如《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提出了以疫情作為劃分的新紀年方式：“新冠前”（B.C., Before Corona）和“新冠後”（A.C., After Corona）。把疫情作為節點，是不是準確？

金燦榮：我認識弗裏德曼。有一次他來北京待了一個禮拜，還請我吃了頓飯。

莊勝春：吃的什麼？

金燦榮：西餐，就在人大附近，挺貴的。去年11月，我們還在網上交流；説好講15分鐘，結果講了快50分鐘。當時他情緒很大，説特朗普把美國給毀了。弗裏德曼是美國新聞界很有思想的一個人，但就這個問題，我認為，他把疫情看得過高。

疫情加速了變局發生，但變局並非由疫情導致。變化早就發生了。

我把第一個節點放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新中國真的是“新中國”，真的是特別關注民眾。七十二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實現了近代人類最偉大的一個任務，就是工業化。中國有十四億人，它的工業人口規模超過了整個西方“三大四小”——美國、歐洲、日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以色列。這個規模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

第二個節點是改革開放，把我們前三十年積累的工業能力給表現了出來。這就好像前面我們都在重點中學刷題，但是沒有機會進考場；改革開放讓我們中國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商業天賦、市場競爭力得以發揮。

我把第三個節點放在1971年。那一年美國發生了“尼克松風波”。我把這件事看得很重。應該講，美國是近代幹得不錯的一個西方國家，很長時間也是老老實實地做“打工人”。不過1971年他們犯了一個錯，就是在發現黃金儲備不足後，放棄了“金本位”制。沒有黃金制約後，他們就開始濫發貨幣，走上了虛擬經濟的道路。只用鈔票就能換來物資，這太爽了。但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美國的實體經濟空心化。

莊勝春：“鐵鏽帶”就出現了。

金燦榮：對。這是變局的三個“戰略節點”。還有兩個“戰術節點”：一是2008年，美國出現了金融危機；二是2020年，各國都面臨着疫情帶來的相當大的挑戰，但是很顯然，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表現不盡如人意，而中國表現得相當好。這也就加速了變局的發生。

中 與 美

2021開年，特朗普的四年宣告謝幕，給“變局”打下的烙印卻不會消失。拜登宣誓就職，承認中美需要的不是對抗，但預計會有非常激烈的競爭，表示要用“耐心”應對中國。

作為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金燦榮如何看待這份“耐心”，以及美國這個變局中的巨大變量？

莊勝春：今年美國政局出現了更迭，會為變局帶來什麼變化？

金燦榮：今年可能會有一些調整。過去一年，美國在抗疫方面表現很糟，這確實和當時的領導人有關。應該講，現在的新政府要理智得多。

莊勝春：崔天凱大使説要“探其虛實”，您如何看截至目前拜登政府的“虛實”？

金燦榮：我的理解，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還未定型。他們還在思考。

強硬一點的反華言論在美國國內比較受歡迎。另外，美國就是要打“人權牌”，因此有時會無中生有，指鹿為馬，這就是中美關係的障礙了。但是現在我們可能不急於下定論，因為他説他有耐心，現在還迷糊呢，既然還沒想好，我們就等他想好唄。我們可以積極發聲，表達合作意願。

莊勝春：剛才我們説了很多百年變局的“變”，如果要説“不變”呢？

金燦榮：現在看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的治理哲學還是沒有變，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弱肉強食，與資本市場結合後，出現了一些“殘酷”的政策。比如疫情之下，他們真的不是把人的生命權放在第一位，而是要確保華爾街繁榮。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主要靠借債發錢，但不是直接發給老百姓的，大部分是給公司。眼前倒是還能應對，但長期來看，隱患非常大。

整個西方哲學跟共產主義哲學確實是矛盾的。我們講，什麼叫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一個都不能少的現代化。這跟華爾街是相反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你的治理和他不同，又幹得不錯，這個時候他就感覺到威脅了。美國把內部問題“甩鍋”中國，講了很多無恥、無賴的話，這就導致中美關係惡化，意識形態又回到它的政策裏。

莊勝春：1992年、1996年，您先後受邀觀察美國大選。還記得當時的觀察嗎？

金燦榮：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的美國跟今天還是很不一樣的。以前感覺美國自信、開放，也比較包容。現在的美國變得非常小氣、內向、敏感。所以我經常説，如果以一個人來比喻的話，美國就是正式進入“更年期”了。

國 與 己

在微博、B站及眾多國際關係討論區中，金燦榮常因他言辭間標誌性的“嘿嘿嘿”三字被刷屏，擁有不少年輕的擁躉。

除了“觸網”，他仍然是一名教師，每週都有幾節本科和研究生的大課。他眼中的年輕人，也在變化。

莊勝春：我們關注您，除了您學者的身份，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您同公眾打交道特別多。****“觸網”後感覺如何？

金燦榮：感到有點被動地捲入了一些爭議。有時爭議會跟我的本意偏離。一些觀點表達達不到效果，這個是有點遺憾的。

莊勝春：想試圖打破這種偏見嗎？

金燦榮：試圖但好像沒什麼用。“躲進小樓成一統”，這是一種選擇；罵人家腦殘，也是一種選擇。而我還是覺得應該以一個平等的姿態，用老百姓通俗易懂的話來跟他們交流。我覺得這是知識界應該做的。我堅持的有兩個，一個是中國立場，第二個是平民立場。

莊勝春：“觸網”後還有一個風險：為了討好受眾、粉絲，觀點可能會異化。

金燦榮：我力圖保持我的獨立性，不討好任何方面。有些人會媚俗，有些人會媚資本、媚政治權力。過去咱們知識界有一個毛病，把批評絕對化，認為知識界的意義就是批評，這是另外一種媚俗。實際上真理是什麼？就是實事求是。

莊勝春：您認為現在年青一代對中國和國際關係的認識，最明顯的變化是什麼？

金燦榮：大概是從“95後”開始，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幫年輕人很自信了。在此之前，好像對西方挺仰視。現在開始比較平視了，態度決定一切，態度客觀了，對做學問也有好處。我比較看好中國的年輕人。

咱們中國還是在爬坡期。我認為，適當地提醒不要驕傲，主要還是以打氣為主，你還在追趕。

莊勝春：您之前也説過，中國在過去工業化的過程中，很重要的是學了“四個先生”——民主、科學、法治、市場。接下來，應對百年變局，中國要學的是什麼？

金燦榮：咱們正經搞工業化是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的。相當於從小學、初中到高中，一路讀上來，現在我們的工業化已經到大學水平了，但美國已經是博士後了，差距還是很大。

但是任務確實不一樣了。讀小學、初中、高中，就是把人家總結得很熟的知識點記住，到了大學就要培養創新意識了。另外就是治理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有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理論體系。在此基礎上，加大對人類的貢獻，也就是在全球治理上多做一些貢獻。這四方面做好了，我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步子就很紮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