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偉 | “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發展不宜設定製造業佔比指標_風聞

近期圍繞“十四五”規劃，學界有一種觀點，即主張繼續增強我國製造業實力，這一點本身應該沒有異議。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推動的經濟超高速發展，我國已經建成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擁有世界最全的製造業門類，製造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這個優勢不能丟失。但問題在於，怎樣保持和強化製造業的實力與地位？

其中，學界有一種建議，要求在“十四五”發展期間明確製造業佔比，這個建議聽起來有一定合理性，然則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其不僅難以實現，且不利於貫徹中央提出的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

強調製造業佔比與工業化末期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相悖

我國“十三五”以來已進入工業化收尾期，在工業化完成時期如果硬性設置這樣一個製造業佔比指標，則有悖於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演進與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史明白無誤地顯示，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的演進一般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可稱為“非農化”和“二產化”，這期間農牧漁業產出和就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的產值和就業比重持續上升；第二個階段可以稱作“三產化”或服務業化，其間第三產業產出和就業所佔比重持續上升。一般地來看，當一個國家工業化進入收尾期，或曰“基本實現現代化”時期，第三產業產出和就業所佔比重無一例外會超過60%。

在這方面，英美等老牌工業化國家略而不論，單就以製造業立國的德國、日本兩大經濟體為參照，可以印證這一規律的存在。經濟史數據顯示，德國產業結構的“非農化”和“二產化”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高潮，並一直持續到“二戰”後的20世紀60年代。其間，德國第二產業產值比重由不到30% 上升到50%；20世紀60年代，德國進入“三產化”階段，第三產業佔 GDP 比重迅速上升，20世紀70年代超過第二產業，80年代佔比超過60%。兩德統一之後的1990年代超過65%，其後穩定在68%～70%之間。進入“三產化”階段之後，第二產業增加值佔比由50%以上相繼下降到35%和30%，其後趨於穩定。最近10年以來，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分別穩定在70%和23%～25% 之間（參見圖1）。與上述產值結構演進相一致，德國的就業結構也經歷了相應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前，第二產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一半左右，第三產業只佔1/3。70年代之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迅速增加，第二產業迅速下降：80年代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突破 50%，第二產業就業比重跌破40%。90年代，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突破60%，第二產業比重跌破35%，2000年以來，第三產業比重和第二產業比重分別穩定在70% 和20%。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在4000多萬總勞動人口中，服務業就業人數接近3000萬，佔比超過73%，製造業就業人數727萬，佔比18%。

圖1 戰後德國產業（增加值）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1990年數據取自景躍進：《英國、美國、德國三次產業結構比較與分析》，“中國人口與發展”會議論文；1990 年之後數據取自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bank.org）。

戰後日本的經歷與德國極其相似。1955—1970年，為“非農化”和“二產化”階段。其間日本第二產業產值佔比由33.7% 上升至43.1%。1970 年進入“三產化”階段，一直持續到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之前。其間，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相繼跌破40%、35%，最後降到28.1%。同一時期，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由50.9%（1970 年）相繼升至60%（1980 年）和70%（參見圖2）。就業結構的變化與此相一致， 1955—1979 年，第二產業就業佔比由24.9% 上升到35.3%。1970年之後第二產業就業佔比開始下降，相繼降到1980 年的34.3% 和1990年的33.8%，2000年以來維持在30%。

圖2 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演進

資料來源：日本通產省，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bank.org）。

值得留意的是，即便經歷了產業結構的上述鉅變，日本和德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大國的地位並未動搖。在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崛起之際，日德兩國依然掌控着全球製造業最重要的高端技術，在世界製造業創新中佔據着引領地位。世界銀行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日本、德國的製造業產值分別為1.03萬億美元和7577億美元，分列世界第三和第四（參見圖3）。根據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最新研究報告，日本和德國製造業質量效益指數分別排名全球第二和第五。其中日本排名僅次於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的中國排名第七，不僅與日本和德國有較大距離，且位於韓國之後，僅優於印度（參見圖4）。

圖3　全球製造業四大國製造業增加值及其佔世界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bank.org）

圖4　製造業質量效益指數

資料來源：中國工程院戰略諮詢中心等：《2019中國製造強發展指數報告》

製造業佔比下降折射着製造業創新與效率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經濟統計中所列第二產業，並非完全等同於製造業，一般還包括建築業。世界銀行數據庫在製造業增加值項下，同時收錄了兩個統計系列：一個特別註明“含建築業增加值”，這可以理解為寬泛的工業；另一個未標出，可理解為嚴格意義上的製造業。在“國民賬户下的“國民產值部門比重”系列，只統計了廣義的工業，把建築與採掘歸入工業之列。日本通商產業省20世紀以來所發佈的統計數據也是這樣分類，將建築業與採礦業歸入第二產業之下。

若以嚴格意義的製造業產值來看，前述日本與德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下降更快。歷史數據顯示，1970—1980年，製造業增加值佔日本 GDP 的比重由35.8%下降到24.7%，降幅超11個百分點。1990—1995年，德國製造業產值比重由24.9%下降到21%，下降了4個百分點。（參見圖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德國製造業產值比重的大幅度下降，都發生在經濟遭受內外衝擊的背景下。其中，日本20世紀70年代的產業結構劇烈調整，很大程度是由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的。石油危機引發日本的危機感，結束了製造業的數量擴張時代，推動了包括製造業在內的整個產業發展重點轉向知識密集型，這種轉型是伴隨着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折而展開的。與日本相似，德國20世紀90年代產值結構的鉅變，很大程度上是受兩德統一的刺激，在此過程中，西德先進的製造業紛紛進軍東德，在獲得進一步擴張的同時，淘汰了東德一些老舊的製造企業，實現了產業升級，其結果則是製造業整體佔比的下降。

圖5　日本、德國與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bank.org）（1990年之後），金明善等：《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1980 年之前）

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實際上很早就為經濟學家們所留意到。關於變化的原因，經濟學界有多個解釋。早先最有影響的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科林 · 克拉克（Collin Clark）綜合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數》中提出的。該定律強調 , 就業結構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進而向第三產業的這種轉移趨向，並將產業結構這種變化的原因歸於收入彈性和投入報酬。後來較有影響的解釋，是“包默爾病理説”（Baumol’ s disease），這個解釋由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包默爾（William Jack Baumol）最先提出。他在20世紀60年代基於美國產業發展與結構變化的數據研究發現，“二戰”後不到20年時間，美國製造行業的技術創新和自動化，雖大幅度提升了該產業的要素生產率，降低了幾乎所有工業品的單位制造成本。但結果卻是，製造業作為一個主導行業的相對規模不斷收縮，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就業和產值比重雙雙下降。與此相反，服務業的規模卻得以大幅度擴張。仔細觀察，服務業內部許多行業未曾發生技術進步，無法以資本替代勞動，最典型的是教育、醫療保健，以及政府服務等。其中，最極端的是歷史文化部門，拍攝電影依然需要眾多“羣眾演員”，演奏古典音樂依然需要一定規模的樂隊。後來的經濟學家把包默爾揭示的這種現象，以及據此提出的非平衡增長理論，稱作“包默爾病理説”。包默爾最先是從服務業和製造業就業規模變化對比中揭示這個現象的，進而追溯到主要服務業和製造品價格指數的變化，最後推及這兩個部門勞動生產率變化以及技術進步與創新。

數據顯示，從“二戰”前到最近時段，美國製造業就業規模僅略有增加，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幾乎增加了6倍（參見圖6）。從1978年至今，美國服飾、汽車（新車）、日用品等製造業主打產品的價格指數上漲幅度，從 50% 到一倍不等，但教育、醫療和一般商業服務等服務產品的價格指數，漲幅從3倍到10倍不等（參見圖7）。包默爾這樣解釋後面的原因：製造業最容易發生技術進步和創新，因而最容易提高勞動生產率；服務業創新比較難，因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比較緩慢。

圖6　美國製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變化

資料來源：Wikipedia

圖7　美國主要製成品與服務價格指數變化

資料來源：Wikipedia

回頭去看，“包默爾病理説”所描述的，實際上是歐美先行工業化國家以往產業轉型升級走過的一種“常規”路徑，這種路徑被經濟學家稱作部門間的“非平衡增長”。按照這種理論，率先發生技術創新部門的相對規模會收縮，這和企業層面看到的現象相反。在企業層面， 哪個企業率先創新，哪個企業的規模就有可能率先做大。

客觀地來看，除了上述兩種理論解釋而外，產業現實發展引出的製造業本身的變化，以及產業統計分類引出的扭曲也不能忽視。製造業自身變化方面，最值得關注的是其內部服務環節的外分化，即分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性服務業。

傳統意義的服務業，主要限於為消費者提供服務的各類服務行業。前工業社會乃至工業化早期，生產性服務業鑲嵌在製造業內部，因而許多服務行業被古典經濟學歸入非生產部門。工業化後期，製造業越來越傾向於將原本屬於行業乃至企業內部的服務活動分離出來，形成了一個與消費服務並駕齊驅的生產性服務業。由此服務業或第三產業細分為兩大門類：一類是直接服務於消費者的服務業，另一類是為其他產業運轉提供服務的服務業，即生產性服務業。此類服務業多半是從製造業內部分離出來的，原本屬於製造業內部活動，後來獨立發展起來形成一個服務行業。這種服務業雖然與傳統意義的那種向消費者提供直接服務的行業類似，不直接生產有形物質，卻是製造業不可或缺的。我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關於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的通知指出：“生產性服務業依附於製造業企業而存在，貫穿於企業生產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諸環節中，以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作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引進製造業，是第二、三產業加速融合的關鍵環節。” 這個分類所界定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了“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通用航空生產、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職業教育培訓服務，批發與貿易經紀代理服務，生產性支持服務”等。細觀此類行業，相當一部分在工業化早期、中期階段都屬於製造企業活動的一部分，統計分類上屬於製造業部門。

客觀地來看，上述三種解釋都合乎邏輯與現實情形，只是聚焦點不同。其中“配第－克拉克定律”聚焦於產品需求彈性和投入要素相對回報率；“包默爾病理説”聚焦產業創新與效率提升相對空間；而生產性服務業遊離説則聚焦於統計分類造成的扭曲。三種解釋共同指向一個現實規律，那就是工業化後期一國製造業相對於服務業規模的收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收縮，恰恰反映着製造業的創新和運行效率的提升。

我國工業化進程與產業結構演進態勢

回顧2010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諸多特徵，意味着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的收尾期，工業化臻於完成。這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大眾消費浪潮的湧動，一些標誌性的變化接踵而至：首先是私家小轎車的普及和閒暇旅遊業的興起，接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的顯現，再接着是人均 GDP 突破1萬美元大關（2019 年），最後是全面實現小康。這些特徵與美國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日本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許多特徵具有一定共通性。其意味着中國社會經濟正在全面跨入羅斯托意義的大眾消費時代。筆者早年的研究也發現，21世紀初葉我國沿海地區和內地大城市已經掀起大眾消費的浪潮。十幾年後再審視，目前全國總體上都已捲入這個浪潮。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國工業化的完成，也意味着現在到了產業結構轉型階段。

實際上，現實的產業結構演進已經日益顯露一種態勢：我國第二產業粗放式擴張階段正在過去，二產化高潮正在退去。其中產值結構方面，2011年和2012年是二產化至三產化的轉折點。之前第二產業佔比持續上升，2011年達到創紀錄的46.6%。2012年發生逆轉，第三產業佔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該年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產值佔比分別為45.4%和45.5%。之後第三產業增速持續高於第二產業，比重持續上升，2015年超過50%，2019年攀升到53.9%。同期第二產業增加值佔比由45.4% 下跌到40.8%和39%。三產化態勢亦步亦趨（見圖8）。

圖8　我國 GDP 三次產業增加值結構變化（2000—2019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從就業結構來看，三產化來得要更早些。21世紀開始之際，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就已超過第二產業，但就業結構的非農化進程要慢一些，到2011年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呈現“ 3 ＞ 1 ＞ 2”的就業結構。2014年第二產業就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為29.5：29.9：40.6，初現“ 3 ＞ 2 ＞ 1”的就業結構。可以預料的是，未來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將會繼續增加，而產值比重也會增加（參見圖9）。

圖9　中國就業結構的變化（2000—2019 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就嚴格意義上的製造業比重變化來看，轉折點來得還要早些。其中製造業產值佔比在2006年達到創紀錄的32.5%之後，2007年出現拐點，2015年跌至29%，2019年跌至27.2%。就業結構的峯值出現在2013年，當年製造業就業占城鎮就業比重的29%，之後連年下降， 2018年下降到24.2%（見圖10）。

圖10　中國就業結構的變化（2000-2019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接下去的結構演化趨向是不難預料的。按照中央新近宣佈的關於“十四五”規劃的指導方略，到2035年，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總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十四五”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着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率”。要提高效率，無疑要“堅持創新引領”。很明顯，不創新就無從提高產業效率，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再進而提高大眾收入。然而，無論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演進的歷史來看，還是就“包默爾病理説”揭示的創新悖論來看，鼓勵製造業甚至整個工業部門的創新，一個導向似乎是這個部門產值和就業比重的相對甚至絕對收縮。相比較來看，最有潛力擴張的依然是服務業。如若考慮到上述情形，即從製造業遊離出的生產性服務業分離趨向，則製造業與服務業佔比變化相當一部分屬於生產性服務業。有研究估計，目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略高於14%，而美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強國在21%~27%之間。若和製造業佔比通盤考慮，則可以認為前述產業結構的三產化，不僅沒有削弱製造業實力，反而反映了製造業質量和效率提升。

製造業創新的基本結論與可行性建議

創新的核心要義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勞動生產率。生產率後面直接引出的是國民收入，是大眾收入水平。相對於服務業，製造業創新具有強烈的勞動節約型偏向，用經濟學的術語説，就是具有“索羅中性”（Solow Neutral）的偏向。由於這個偏向，創新引出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就業位置的減少，要鼓勵創新就不能指望增加就業機會，這可稱作“製造業的創新悖論”。相對於製造業，服務業創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進效應較小，就業創造效應遠遠強於就業機會替代效應，這方面既為我國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所證明，也為阿里巴巴等新型服務業企業的案例所佐證。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2013—2018年，我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由19267萬人減少到17255.8萬人，淨減少2005萬人，減幅10.4%。同期第三產從業人員為21067.7萬人，比2013年年末增加4726.2萬人，增幅28.9%。2018年，僅阿里電商平台一家，就直接創造了1558 萬個就業崗位，間接創造了4082萬個就業崗位。因此，要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就得考慮這個產業創新的勞動節約型效應，為這個產業遊離出來的就業人口創造新的工作機會，而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客觀來看，“十四五”期間要實施中央提出的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題，功夫多半得用在服務業上。隨着信息技術革命的深化，以智能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服務業引領製造業創新，推動製造業乃至所有產業的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

至此，我們的結論是不難得出的：我國目前經濟結構的三產化或服務業化，恰恰順應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產業結構變化的規律，是製造業創新的結果。製造業的創新，一方面，產生了包默爾悖論現象，最先創新提升效率的行業，就業佔比最早收縮；另一方面，在新增的服務業產出和就業中，相當一部分原本就屬於製造業和寬泛的生產活動內部服務活動外化。這種外化是一種亞當·斯密意境的專業化，恰恰是提升製造業質量和效率的必須途徑。

由此，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十四五”期間，不宜強調製造業佔比，而應鼓勵生產性服務業自製造業的分離。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不設定製造業產值佔比並非意味着放任製造業絕對規模的收縮。實際上目前和今後發生的，多半是製造業相對於服務業增速的下降，繼而是相對規模的收縮。即便製造業產值接近零的擴張，也會導致該部門絕對規模的增加。因此，若要刻意保持製造業規模，防止空心化，當下更為可行的做法是可以考慮設定一個合適的增速指標，考慮到前述三產化大勢，這個指標須低於服務業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