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奇庚良 鄭永振 （譯）：偽史學與歷史法西斯主義_風聞

[摘 要]

在韓國政府推行的韓國曆史教科書國定化過程中，偽史學者們利用政府的支持試圖將他們所認同的沒有依據的歷史敍述貫徹其中，並對韓國史學界展開了猛烈批判，其言行具有很強的攻擊性和排他性，表現為一種“歷史法西斯主義”。因此，目前韓國歷史學受到“國家權力的不當干涉”和“偽歷史學的攻擊”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如何在這種夾縫中把握均衡並克服衝擊是擺在韓國史學者面前的沉重課題。

[關鍵詞]

偽史學；歷史法西斯主義；偽書《桓檀古記》；韓國史教科書國定化

[中圖分類號] K3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7

）04006307

[收稿日期] 2017-03-06

[作者簡介]

1.奇庚良，男，韓國國籍，博士，韓國江原大學歷史教育系講師，研究方向為高句麗史（韓國春川 24341）；2.鄭永振，男，朝鮮族，博士，延邊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方向為渤海史。（延吉 133002）

一、韓國史教科書國定化與歷史法西斯主義

2015年10月12日，朴槿惠政府正式發佈了韓國曆史教科書國定化轉換方針。雖然很多人對這一突然舉措倍感意外，但實際上這卻是朴槿惠從執政初期的2013年便開始實施的計劃。2013年韓國政府曾因發行體現新保守主義（新右派）歷史觀的教科書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當時得到政府全力支援並由教學社出版發行的韓國史教科書創造了零使用率的記錄，從而被徹底排斥在一線教育之外，其原因就在於其內容的不客觀性和極右的觀點。在“檢認證體制”下的競爭框架內，想要擴大反映自己觀點的教科書的影響力無疑是一種奢望，意識到這一點的政府遂改變方向制定了國定化措施。

2013年12月10日，韓國教育部長官徐南洙在發佈2015年教育過程修正案總論中明確提出，韓國史教科書的國定化問題是可以公開討論的。因此，對於由原國務總理鄭烘和執政黨議員陸續提出而引起爭論的“國定教科書迴歸”問題，教育部長官直接點燃了公論化的火種……他還指出“計劃於2015年發佈教育過程改正案總論，且相關工作已開始着手進行。”[1]

韓國政府推進國定化教科書的理由是現行國史教科書的內容過於左傾，並認為這是無法容忍的。同時，韓國政府認為制定教科書話語標準和方向的歷史學界的大多數人也都左傾，因而不能指望他們會自我淨化。反思這些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史學界人士並不認同對“檢認證體制”下韓國史教科書左傾化的認定，這就意味着認為其有左傾化的人只佔史學界的極少數。因此教科書國定化暴露了政府動用國家權力，單方面支持少數意見，進而採取措施使之成為既定事實的意圖。

政府和執政黨及其追隨他們的部分學者擁護韓國史教科書的國定化轉換，他們所表現的言論是具有暴力性的。[1]以過度的自信和政治偏向為基礎，把史學界的大多數人定性為“大惡”和“敵人”，以杜絕任何可能出現的不同意見，這一點具有很強的攻擊性和排他性。為了把歷史解釋權歸於少數集團，他們動用國家權力，污衊整個學界“不正常”，屬於“左派”，他們還蠱惑民眾，由此可將之稱為歷史法西斯主義。但威脅韓國歷史學的歷史法西斯主義並不僅限於此，同時還存在着對史學界的另一種攻擊，且其根基還相當深厚。

本文所要闡述的另一種歷史法西斯主義，是以韓國上古史為研究對象，過分迷戀歷史上國家的國力和領土的一系列非合理性的行為，也可稱之為“偽史學”。在存在着多種可能性解釋的歷史研究中，給他們貼上“偽史學”的標籤似乎略顯粗暴。儘管如此，不得不使用這一用語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斷定他們已經悖離了學術研究的範疇。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韓國學界也曾把這些人看作是缺乏方法論的非專業的“過度民族主義”。但從7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正式着手推進民眾活動，對學界進行無根據的污衊和指責，最終還編造了《桓檀古記》這一偽書。學術領域絕不能容忍史料造假以及藉此蠱惑民眾，因此只能認為他們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學術性。

韓國學界已經對確定無疑的偽書《桓檀古記》所存在的問題進行過多次考證，而且對其造假過程和真實性也進行了深刻揭露。 趙仁成：《對現傳<揆園史話>史料性質的檢討》，《鬥溪李丙燾博士90週年紀念韓國史學論叢》，知識產業社，1987年；《<揆園史話>與<桓檀古記>》，《韓國史市民講座（2號）》，一潮閣，1988年；《韓末檀君關聯史書的再探討——<神檀實記>、<檀奇古史>、<桓檀古記>為中心》，《國史館論叢（3號）》，國史編撰委員會，1989年；樸光龍：《大倧教關聯文獻造假多1——對<揆園史話>和<桓檀古記>性質的再探討》，《歷史批評（10號）》，歷史問題研究所，1990年；《大倧教關聯文獻眾多造假2——對<神檀實記>和<檀奇古史>性質的再探討》，《歷史批評（16號）》，歷史問題研究所，1992年；韓國曆史研究會古代史分科編：《<桓檀古記>可信嗎？——以問答形式編的<韓國古代史漫步>》，歷史批評社，1994年；趙仁成：《“在野史書”偽書論——以<檀奇古史>·<桓檀古記>·<揆園史話>為中心》，《檀君和古朝鮮史》，四季社，2000年；《<桓檀古記>的檀君世紀和<檀奇古史>·<揆圓史話>》，《檀君學研究（2號）》，檀君學會，2000年；李文英：《造出來的韓國史》，《綠媒體》，2000年。 以往把以《桓檀古記》為基礎的偽史學稱為“在野史學”，最近有人提議使用“類似史學”的用語。

李文英：《造出來的韓國史》，《綠媒體》，2000年，第17～18頁。“在野”是指埋在草野之意，以前主要使用於沒有取得歷史學學位的偽歷史學者的用語，但偽歷史學的他們不一定侷限於“在野”。韓國古代史研究者尹乃鉉和社會學研究者慎鏞夏及最近非常活躍的卜其大（音譯，考古學）、李德一（韓國近現代史）等是取得相關學科學位的人物。因此，用“在野”一詞還不能完全概括偽歷史學的範疇。endprint

這譯自指稱虛假歷史的“偽歷史（pseudohistory）”。在理解“偽歷史”概念中可參考的用語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是指無視能源保存法則的“無限動力理論”或否定進化論的“創造科學”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科學”的用語，也可譯成“類似科學”、“疑似科學”等。

但是，“類似史學”的用語還不能直觀地表達“偽歷史”的本來意義，對初次接觸該用語的民眾而言也容易引起諸如“相似類型歷史學”的誤解。因此，儘管與“類似史學”屬於同一概念，但本文還是使用更能直觀反映其真實性的“偽史學”用語 “似而非”出自於孟子《盡心篇》，在孟子對孔子進行批判的《鄉原》中曾提到“似而非”。 。

二、“偽史學”的登場和活動

為了考察“偽史學”正式登場的背景，有必要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1972年5月11日，韓國政府按照朴正熙總統“尋找教育國籍”的提議，在文教部下設了“強化國史教育委員會”，[2]其目的是實施以民族為中心的歷史教育。根據這一方針還頒佈了在大學預備考試中國史科目獨立出題以及在大學教育中推進國史教育義務化等具體政策。

1973年6月23日，通過1972年10月制定《維新憲法》確立個人獨裁體制的朴正熙總統又實施了新的政策，宣佈把大韓民國政府建立以來實行的“檢認證體制”下的國史教科書改為國定化。[3]其理由是“為了確立學生的主體意識和樹立正確的國家觀”並改變因多種教科書而引發的混亂，但根本目的則是為了宣傳新建立的“維新體制”並使之合法化。

當時，史學界和教育界對國史教科書國定化措施是堅決反對的，理由是會造成歷史教育的單一化。[4]但政府無視學界的反對，從1974年開始將國定教科書用於教育一線，由此引發了意想不到的風波。

1974年7月25日，曾是在野歷史團體的“韓國古代史學會”（會長安浩相，與現在的“韓國古代史學會”沒有任何關聯——譯者注）發表聲明，其內容是國定國史教科書把檀君視為神話，從而壓縮了韓國史的範圍，同時照搬日帝殖民史觀並強制貫穿於歷史教育中。26日，“再建國民運動中央本部”召開“國史教科書評價大會”，從而建立了對國家國史教科書進行公開批判的場所。[5]

安浩相曾出任韓國第一任文教部長官，是提出李承晚政權統治理論“一民主義”的人物，而被批為以納粹模式為榜樣的“學徒護國團”也是由他發起成立的。安浩相在德國攻讀哲學並取得博士學位，但卻沒有學習研究過歷史，只是對檀君和古朝鮮很感興趣，因此他很早就加入大倧教並終生信仰檀君，1992年還擔任了大倧教最高職位的總典教。

當時，國定國史教科書在有關古朝鮮的敍述中指出，“檀君是祭祀長之意，王儉是指政治性君主，檀君王儉即祭政一體時代的族長”。[6]（9）安浩相等人對國史教科書的這一敍述內容表示了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檀君是理應受到崇拜的韓國人的始祖，同時也是偉大思想的始源，然而國史教科書卻把檀君敍述為未開化社會的族長，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情。

1975年10月8日，安浩相等人組建了“尋找國史協議會”，開始對史學界進行全方位的攻擊。他們在自己發行的刊物《自由》雜誌上連續登載批判歷史學界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屬於近乎污衊和謾罵的人身攻擊，特別是1978年9月29日，以國家為對象展開了要求修正國定國史教科書內容的行政訴訟，對學界造成了很大沖擊。[7]（7）

對此，韓國史學界並沒有保持沉默。1978年11月23日，與歷史學相關的10個學會的代表發表聯合聲明，敦促“尋找國史協議會”停止用非科學的觀點來誤導國民的一切行為。[8]（5）

尋找國史協議會”中的在野人士認為：1.漢字是由韓國人創造的；2.孔子、孟子亦是白衣民族的後人；3.百濟曾統治中國中南部地區400年；4.公州武寧王陵是為歪曲百濟史而偽造的墓葬。他們四處宣揚這種背離常識的奇談怪論，這種現象是一種暴露韓國文化落後性的可恥行為。

發掘武寧王陵的金元龍教授指出：“對於在野人士炮製的極度過分的偽説，此前學界並沒有予以理會，但得到文藝振興基金出版的《自由》刊物卻在全國各地誤導國民，學界不能再袖手旁觀，必須予以澄清。[8]

這一時期，安浩相等人提出了很多基於沙文主義的錯誤觀點，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武寧王陵造假説。武寧王陵是1971年發現的百濟古墓，屬於沒有被盜保存完整並進行了科學發掘的墓葬，出土了華麗的金制冠飾和金耳環等眾多遺物，特別是出土了刻有墓主名字的墓誌石，在學界引起極大關注。然而，對於那些認為百濟是領土擴張到中國和日本的“大帝國”的在野人士而言，武寧王陵的規模和出土遺物完全無法滿足他們的期待，從而發生了非常事態，即光復以後韓國考古學界最大發掘成果的武寧王陵也被誣指造假。 《不要低估在野史家》，《京鄉新聞》1978.11.29.5版。在《京鄉新聞》上發表這篇文章的文正昌是當時偽史學代表團體韓國古代史的會長。他指出百濟是大帝國，王陵墓室至少由三四個組成，但武寧王陵的墓室只有1個，認為武寧王陵出土的墓誌石不過是百濟滅亡以後唐軍盜掘百濟王陵時造假的結果。當然，他對自己的這種觀點沒有提供任何的合理依據。

韓國史學界在對偽史學者的這種無任何價值的觀點進行反擊的同時，還通過《京鄉新聞》刊載了《這就是韓國古代史》的系列文章，向一般民眾介紹學界的立場和研究成果，但僅憑這種應對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全斗煥政府的第五共和國建立之初，在1981年11月26～27日由國會文教公報委員會主持召開國史教科書聽證會，這是按照安浩相等人的要求召開的。國會文教公報委員會要求安浩相（尋找國史協議會）、樸時仁（首爾大學英文學科）、林承國（韓國正史學會會長）代表在野學派出席，金元龍（首爾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科）、金哲埈（首爾大學國史學科）、李基白（西江大學史學科）代表韓國史學界出席。[9]

安浩相等人的主張是：1.國史教科書中古朝鮮的歷史依據的是日本人的觀點，沒有找回喪失了一千年多年的歷史；2.檀君和箕子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其疆域曾擴展到中國北京地區；3.王儉城位於中國遼寧省，樂浪郡位於北京地區；4.百濟在3～7世紀曾統治了北京至上海的中國東海沿岸；5.統一新羅的國都曾在北京；6.高句麗、百濟、新羅創造了日本文化；7.女真亦是韓國的種族等。endprint

對此，史學界進行了反駁。他們認為殖民史觀已經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教科書的內容符合歷史事實，在野人士作為依據提出的史料大部分是沒有可信性的記載，有些則是對漢文解釋的誤讀。同時，韓國史學界特別指出，請願方所持有的危險史觀，或者説捏造日本優越性的皇國史觀最終卻成為導致日本敗亡的原因，這是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

經過兩天的聽證會，到底是誰贏得了勝利呢？參加聽證會的輿論媒體大體上判定史學界的觀點更具有説服力。

這一天的聽證會上，在雙方所主張的論據中，歷史學界的觀點比在野派要具有組織性和合理性，而且在野派的成員不是專門的史學研究者。旁聽第一天聽證會的聽眾認為在野派的主張是缺少説服力的。[9]

但是，主持聽證會的國會議員的反應則完全不同。他們對“在野派學者”的觀點給予了更積極的響應和支持，對歷史學者則始終採取帶有攻擊性和敵對性的態度。

在李基白教授答辯時，對國會答辯方式較為生疏的李教授沒有提到指出問題的國會議員姜棋弼的名字，並對不熟悉議員的名字表示歉意後進行了答辯。於是，姜棋弼議員對他進行了直接攻擊，聲稱“這裏是國會會場，在名牌上寫有我的名字，最起碼也是國會議員在發言，雖然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有問題，但僅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感覺到你在學問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考慮到李教授的名譽不想再多言，但請以後多加考慮”……在這種氛圍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林宰正（音譯）議員接着對金元龍教授和李基白教授進行了攻擊，訓斥他們對國會的態度無禮，稱他們如果用這種態度研究歷史，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10]（91）

由於國會議員們的這種高壓態勢，歷史學者們遭遇到了可謂是生平的第一次羞辱。

在全斗煥政權末期的1987年2月25日～26日，在精神文化研究院大禮堂召開了以“韓國上古史中的諸問題”為主題的大規模學術會議。[11]召開這次學術會議的原因是由於“在野學界”對傳統史學界的攻勢持續發酵，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試圖把雙方人員召集在一起從學術角度來整理期間的爭論。

在這一天的綜合討論中，主席台上有15名學者就坐，台下有800餘名聽眾……當時有部分聽眾在講台旁高喊“李教授的觀點剽竊了日帝殖民史學者末松保和、今西龍等人的觀點”，“不能正常答辯就滾下來”，“主持方為什麼讓這種學者發言”等過激言論……雖然勉強維持了會場秩序，討論得以繼續進行，但包括李教授在內的近半數教授卻已離席，在非常尷尬的會場氣氛中，部分聽眾手持話筒繼續對歷史學者進行聲討。[11]

這樣，在會場上演了一般學術會議中很難看到的驚險一幕，而且據其他媒體所言，“參加旁聽的聽眾為了發言還相互爭搶話筒，部分沒有搶到話筒的聽眾朝主席台高聲叫喊，一部分人還衝擊了主席台。”[10]（159）與召開會議的意圖相反，此次會議不僅未能調和史學界和“在野學界”的立場，反而變成了暴力言論和實施暴力的場地，併成為此後兩者之間對話進一步斷絕的重要原因。

三、“偽史學”形成的原因

那麼，自稱是“民族主義史學”或“在野史學”、主張“偉大上古史”的偽史學者們，他們的歷史觀及其依據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根源可追溯到日帝佔領時期的殖民史學。日帝佔領時期的殖民主義史學家們力圖使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正當化，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幾種理論，大致可分為“日鮮同祖論”、“停滯論”、“他律論”等，偽史學的興起與屬於他律論的半島性質論有着密切關係。

“他律論”認為，朝鮮歷史具有缺乏主體性的他律性質，特別是基於朝鮮位於半島的地理決定論，提出了半島性質論。朝鮮歷史是在介於大陸和海洋之間的半島上展開的，因此註定是在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對決夾縫中展開的被動的歷史。這使得近代日本人通過清日戰爭和日俄戰爭而取得對朝鮮影響力後，其經驗和視角一直影射到了前近代。

對於半島歷史劣性等同時也是他律性的觀點，通過起源於半島並發展成為主導歐洲歷史的羅馬或西班牙就可以得到反證。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地理因素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卻並不僅限於此。對半島性質論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反論就是揭露其任意使用地理決定論的非合理性。 關於史學界對殖民主義史學半島性質論的應對可參看李基白的《半島性質論》，《韓國史市民講座（1號）》，1987年。

不過也存在着從不同側面來解決問題的嘗試，即認為韓國史不屬於半島歷史，而是從大陸擴展開來的歷史。為了否定韓國史的“劣等性”，為從“大陸”而非“半島”來尋找古代韓國曆史的展開空間，他們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這種觀點依然沒能擺脱日帝殖民主義史觀所認為的“半島歷史低人一等”的錯誤命題，因此在這一點上存在着根本性的侷限。

他們的嘗試最終並不是對半島性質論的克服，只不過是內化的自我陶醉。儘管如此，他們對韓國上古時代“偉大而強盛祖國”的勾劃卻是美好和具有誘惑性的。因此表面上是對殖民主義史學的激烈批判和排斥，同時也是把殖民主義史學理論自我轉化為了奇怪的“沙文主義”。

“偽史學”的特徵包括強調朝鮮民族的優越性、沉迷於古代領土的廣闊以及陰謀論。他們認為自己所主張的歷史之所以不存在文獻和考古依據，是因為那些證據被日本人和目前作為學界主流的“殖民史學者們”所隱瞞和銷燬。而對能夠否定他們觀點的眾多資料則或是定性為日本人和“殖民史學者”捏造的虛假史料，或是拒絕進行探討。在這種思維體制下進行任何對話和學術探討都是不可能的。

“偽史學”想要確定作為偉大民族一員的真實性和成為遙遠上古史中強大國家一員的慾望，使之抬高民族優越性而貶低其他民族，把專業學者的史學界污衊為“殖民史學”並蠱惑民眾，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那麼，為什麼在“偽史學”興起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安浩相要從1974年開始進行活動呢？

這與朴正熙政權的國史教科書國定化存在着關聯。雖然安浩相是從頒佈實施國定化國史教科書前後開始展開批判和炮轟正統史學觀的，但其目標並不是“國定化”。事實上，對安浩相而言，教科書國定化本身並不是大問題，他所關注的是國定化的教科書內容。朴正熙政權強調“具有國籍的教育”，編訂了重點在於“民族”和endprint

“國家”的教科書。但是，在信奉檀君信仰和法西斯主義的安浩相看來，這是完全達不到要求的。

特別是國史教科書的國定化在國家指定的特定歷史解釋中具有獨佔和優先權威。“檢認證體制”下的多樣性歷史解釋共存的局面被打破，只有國家認證的單一化的“國史”成為了歷史解釋的標準。這種“國史”單一化對具有與眾不同的獨特歷史認識的安浩相等人產生了強烈刺激。

實施國史教科書國定化以後，安浩相等人妄圖把他們所堅信的歷史加以“國史化”。為了實現這一慾望，他發動作為前文教部長官所積累的社會資源和力量，對傳統史學界進行攻擊和施加壓力。“偽史學”的興起是1974年國史教科書國定化所導致的另一種形態的反作用和副作用。

四、“偽史學”的民眾化和受容

通過數十年的持續宣傳和鼓動，“偽史學”成功實現了廣泛的民眾化。例如，大韓民國國家足球隊拉拉隊“紅魔”的象徵——“蚩尤天王”就是受到了“偽史學”所造偽書《桓檀古記》的影響。在小説、漫畫、電視劇等多種文化載體中也經常出現“偽史學”的內容，一些天文學者在電視節目或書中把偽書中所記載的天文記錄當作“事實”來介紹，“偽史學”的陰影滲透到了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民眾小説有李禹赫的《蚩尤天王記》和金鎮明的《文字戰爭》，漫畫有金善浩的《大陸新帝國史》、李炫世的《天國的神話》，這些作品都包含有偽史學的內容。電視劇《淵蓋蘇文》（2006～2007年SBS播放）和《太王四神記》（2007年MBC播放）也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偽史學的世界觀。天文學界的代表人物是韓國天文研究院院長樸熙載，他在2012年多次參加EBS的“歷史講座”節目並擁護《桓檀古記》、《天符經》。 最近，某新興宗教團體還將此作為傳教的手段，通過他們經營的地面廣播播放相關內容。 甑山道經營的STB經常播送《桓檀古記》音樂會或《桓檀古記》背誦大會。反覆播放的《桓檀古記》講演者是曾山道的最高領導者宗道師安耕田，他在2012年還出版了《桓檀古記》譯註本（相生出版）。《桓檀古記》事實上在宗教團體中已經達到了被經典化的程度。

最近甚至在總統的演講中也出現了“偽史學”的痕跡，也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在2013年的光復節祝辭中，朴槿惠總統因引用《桓檀古記》中的內容而引起了爭議。[12]朴槿惠總統引用了高麗末期學者李巖提出的“國家為身，歷史為魂”這句話，這一內容是《桓檀古記》（1979）抄襲和改編自獨立運動家樸殷植所著的《韓國痛史》（1915）。在2015年10月13日的非公開首席秘書官會議等場合，朴槿惠總統又反覆引用了同一內容。[13]

從民眾接受“偽史學”的情況可以看到其獨特之處，即明明是以法西斯主義為基礎的主張，但在很多情況下，無論是保守右派還是自稱進步的人士都沒有對之排斥反而加以接受。 以輿論媒體為例，標榜進步的《韓一家新聞》、《時事IN》等也毫無批判地刊載偽史學者的觀點（《蚩尤天王》和《噁心的三國史記》，《韓一家新聞》（2005.10.5）；《高句麗的平壤在大陸》、《時事IN（391號）》（2015.3.18）；《緊隨殖民史觀的東北亞歷史地圖》、《夫列西安》（音譯）（2015.4.2）。另外，教師、工人運動家、文人、政治家、學者等接受偽史學的“進步”人士廣泛分佈於各領域，已達到不能一一例舉的程度。韓國的偽歷史學不分左派和右派、進步和保守而廣泛分佈在社會各階層，這一點具有獨特性。 這主要源於偽史學在表面上所標榜的“民族主義”和“反殖民史學”。採用污衊史學界的主流為親日派並在其對應點上標榜自己的方式，因此很容易喚起具有清算親日派問題意識的人們的共鳴。另外，連自稱進步的人士也很容易贊同這種觀點，這也反映了韓國人的思維在“沙文主義”方面所具有的脆弱構造。

最近在傳播“偽史學”中起先鋒作用的是著名民眾歷史著述家李德一。他連續出版了《古朝鮮是大陸統治者》（智慧屋，2006年）、《我們內部的殖民史觀》（萬卷堂，2014年）、《賣國的歷史學，到了何種程度？》（萬卷堂，2015年）等書，以向民眾講演的方式積極普及“偽史學”。雖然內容大體沿襲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安浩相等人的觀點，並沒有新的東西，但在韓國民眾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普及效果已達到不容忽視的程度。

近期，李德一對國家機構東北亞歷史財團所進行的東北亞歷史地圖編撰工作也提出了質疑。雖然指出了諸如獨島標記等問題，但其核心是對把古朝鮮中心地以及古朝鮮滅亡後所建的樂浪郡位置標記在朝鮮半島平壤心存不滿。

2015年4月17日，國會東北亞歷史歪曲對策特別委員會要求東北亞歷史地圖研究負責人林起煥（首爾教育大學歷史教育科）和李德一出席辯論，其氛圍與1981年國會文教公報委員會主持的聽證會相仿。國會議員中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一邊倒地支持代表“偽史學”觀點的李德一。李德一認為東北亞歷史地圖反映了中國和日本的“歪曲”歷史觀點，對於這一武斷而又刺激性的主張，電視和廣播等各種輿論媒體則原原本本地接受並進行了報道。 《用税金研究歷史——“獨島是日本領土？”，這樣也行嗎？》，《moneytoday》（2015.9.7）；《“漢四郡在朝鮮半島”——把被歪曲的古代史資料遞交給美國國會》，《中央日報》（2015.10.5）等。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輿論報道的集中出現是在李德一的《賣國的歷史學—到了何種程度？》（2015.8.15）出版以後。這是李德一在用不負責任的觀點刺激民眾併為提升自己的新書銷量而採取的經銷手段中，國會議員和輿論參與所導致的結果。

其結果是導致數十名歷史學者參與、歷經8年時間和投資47億韓元的東北亞歷史地圖編撰工作處於被擱置狀態，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偽史學”無理觀點的歪曲結果的危機。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韓國就會成為國際笑柄，將會極大損傷國際學界對韓國史學界學術水平的評價。

在推進國定化過程中，政府執政黨認為90%的史學界人士都屬於左派，[14]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新右派人士則批判現在的史學界過於傾向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與此不同，李德一等偽史學者始終把史學界污衊為“賣國的親日殖民史學”。 李德一在《賣國的歷史學——到了何種程度？》中把韓國的史學界批判為“超越殖民史觀的賣國歷史學（6頁）”。這種表現並非只有一處，在長達400頁的書中反覆把史學界稱為“殖民史學”或“賣國史學”。 綜合其論點來看，他們認為韓國的史學界是集“親日派、國粹主義、左派”於一身的團體。“偽史學”的觀點毫無疑問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中傷和誹謗。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警惕他們為把其所認同的歷史認識貫穿於“國史”中的行為，進而把整個史學界污衊為左派集團或親日殖民學者，體現出極端性和非合理性。endprint

有人擔心政府制定的國定韓國史教科書的近現代史敍述會變成對“親日和獨裁”的辨護或讚揚。為了淡化這種批判，政府很有可能會在國定教科書的古代史敍述中強化國粹主義視角，實際上已有報道指出，已經確定了在新的國定教科書中增加古代史和高句麗史內容的方針。[15]

在韓國史教科書編寫過程中，對“偽史學”持好感的國會議員或高級官僚們讓偽史學者參與教科書編寫，或者把這些人沒有經過論證的觀點反映到教科書內容中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這種企圖變成現實的話，那麼，國定韓國史教科書將會呈現出古代史和近現代史領域中兩種完全不同形態的歷史法西斯主義共存的喀邁拉（chimera，希臘神話中的怪獸——譯者注）形象。

目前韓國歷史學受到“國家權力的不當干涉”和“偽歷史學的攻擊”雙方面的圍攻而遭遇危機。如何在這種夾縫中把握均衡並克服衝擊是擺在韓國史學者們面前的沉重課題。

譯者説明：近年來韓國古代史學界非主流言論蔚然成風，政界、媒體以至普通民眾都對其主張的所謂“偉大的韓國上古史”津津樂道。而正統主流學界對此類荒誕不經的言論深感擔憂。從2016年開始，一批新鋭學者挺身而出，積極反駁其謬論。本文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載於《歷史批判（114期）》（2016.2）。作者奇庚良在首爾大學歷史系攻讀高句麗史，師從盧泰敦取得碩士學位，現為博士研究生並擔任江原大學講師。作者以尖鋭不拘的言語批判了非主流學界的主張，貶稱其為“偽史學”，得到學界普遍的好評。現譯為中文，以供國內學界參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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