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最嚴重的疫情，為何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了？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2-21 15:26
撰文 | 斯科特·赫什伯格（Scott Hershberger）
翻譯 | 趙建元
1924年，大英百科全書出版了兩卷描寫了截止到當年的20世紀曆史的書籍，80多位來自不同領域（包括政治家、士兵和科學家）的作者共同撰寫了這部名為《多事之秋：眾多塑造者講述的進行中的20世紀》的作品。但在這本多達1300多頁的書中，隻字未提僅在5年前曾導致全球5000萬至1億人死亡的1918-1919年大流感。在隨後的幾十年裏，許多歷史教科書中即使提到這次大流行病，也只是在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簡單提及。
直到如今，這場大流感在公眾的記憶中仍舊十分模糊，它在我們社會歷史敍述中佔有的比重遠小於它應有的分量。
這場災難幾乎從人類的集體記憶中消失了。對於這一點，以色列內蓋夫本-古裏安大學的歷史學家蓋伊·拜納（Guy Beiner）感到很困惑。他説：“我們常常有一種錯覺：如果某一事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例如影響了很多人，改變了各個國家的命運或者很多人因此而喪生，那麼毫無疑問它應該是要被記住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拜納從20年前就開始收集有關1918年大流感的書籍。他説：“在我的辦公室裏，有三堆書籍在等着我。”早先，這件事情在歷史學家中只是一個小眾話題，但現在他們將1918年大流感的致死率、對經濟的影響、口罩的功效和社交隔離等，都拿來與當前的新冠疫情進行比較。僅僅在2020年3月，維基百科上“1918年大流感”的英文頁面就有高達820萬次的點擊量，遠超2018年大流感百年紀念期間創下的14.4萬次的月點擊量紀錄。
人類社會對1918年大流感的遺忘和再發現，為研究集體記憶提供了一個契機，也為猜想我們的後代如何看待當今的大流行病提供了線索。
人類的集體記憶
20世紀早期，社會學家莫里斯·哈爾巴克斯（Maurice Halbwachs）率先對集體記憶進行了研究，而最近，集體記憶在社會科學中成為了一個熱門研究領域。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心理學家亨利·L·勒迪格三世（Henry L. Roediger III）將集體記憶定義為“我們對自己作為羣體一部分的記憶，形成了我們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認同。”他解釋説，國家、政黨、宗教團體和體育愛好者都會將過去發生的事件組織成一個敍述性的故事，以增強成員對共同身份的認同。
研究人員經常使用開放回憶的方法（open-recall method）來研究人們對著名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例如，勒迪格和同在華盛頓大學的詹姆斯·沃奇（James Wertsch）等人詢問了美國人和俄羅斯人認為的二戰期間最重要的10個事件。美國人最常提到的是珍珠港襲擊、日本原子彈爆炸和猶太人大屠殺。而大多數俄羅斯人關注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戰役和列寧格勒圍城。兩份名單中唯一相同的事件是諾曼底登陸日（D-Day），在俄羅斯被稱為“第二戰線的開端”。研究人員指出，不同國家的人們記憶最深刻的事件，也恰好反映了這個國家記錄歷史的敍事框架或模式。
一項類似的研究或能表明人們對1918年大流感有哪些具體的認識。沃奇説：“據我所知，沒有人做過類似的調查。但即使你做了，也可能毫無收穫。”當將1918年大流感與新冠疫情進行比較時，很少有人能引用前者中的重要細節。沃奇指出，集體記憶的形成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故事有一個明確的開頭、中間節點和結尾。他説：“如果有一種認知方式是最普遍、最自然的，那它就是敍事。”
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而言，這場全球性的戰爭提供了一條清晰的敍事線，裏面充滿了戰爭英雄和敵人，勝利和失敗。但在1918年大流感中，人類面對的敵人是隱形的，因此沒有什麼敍述意義。它沒有明確的起源，多輪疫情暴發殺死了很多健康的人，而當人們還沒來得及瞭解它，它就溜走了。當時的科學家甚至不知道流感是由病毒而不是細菌引起的。“醫生們感到很慚愧，因為這是現代醫學的巨大失敗。”拜納説。由於沒有一種敍述框架能用於描述當時的疫情，因此在疫情結束後不久，它就從公眾的討論中消失了。
與1918年的大流行病不同，在新冠疫情中，並沒有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戰爭與它競爭在人們記憶中的位置。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人們對病毒的科學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但關於流行病，某些方面從古至今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
“即使我們的社交隔離實驗在規模和嚴格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我們思考的方式依舊像100多年前一樣，”《蒼白騎士：1918年大流感如何改變世界》一書的作者勞拉·斯平尼（Laura Spinney）説，“在疫苗研發成功之前，我們能保護自己的方式主要是社交隔離，這也是1918年大流感期間，人們採取的主要方式。而目前關於佩戴口罩的爭議也曾有過先例：近2000人蔘加了1919年舊金山反口罩聯盟舉行的一次會議。
沃奇説，即使是各個國家的製藥企業在開發和分發疫苗中的競賽，也不太可能形成一個好故事。“我們可以想象這一時期可能會出現一個像19世紀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一樣的英雄科學家，”沃奇表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對科學家的記憶只是對他本人的記憶，而非任何一種特定的流行病。”然而，不管有沒有好的故事，人類社會對新冠疫情的記錄都將會比100年前的大流感要完善得多。而媒體詳盡的報道能強化社會的集體記憶嗎？
媒體的影響
在1918年大流感肆虐的時期，當時的報紙和雜誌確實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報道。華盛頓大學傳播學的講師梅格·斯普拉特（Meg Spratt）説，美國出版社對這次大流行病的報道採用了“生物軍事化”的語言。許多文章將其描述為人類（主要是政府官員）與疾病之間的戰鬥。斯普拉特説：“當時發表的新聞文章很少有關於受害者和倖存者經歷的報道。”斯普拉特還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掩蓋了這種疾病的證據。她在2001年關於這一主題的論文中寫道：“當大流感導致的死亡人數在1918年秋天超過戰爭的死亡人數時，《紐約時報》只是把這條消息作為一個小故事在內頁中報道。”
斯普拉特認為，1918年大流感和新冠疫情在新聞報道上存在相似之處。她説：“公共衞生專家提出的一些試圖保護人們的政策或建議，依舊是報道的重點。”但如今，媒體的影響似乎被放大了。我認為部分原因是，目前我們擁有了更先進的媒體技術。斯普拉特説，由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普通民眾能公開記錄和發佈他們在大流行期間的生活，因此在這次疫情中，“關於人們實際經歷的資料將會更加豐富。”如今的媒體通過這種方式也能獲得基層工人的第一手消息，從而更能瞭解新冠疫情對不同社會經濟羣體的影響差異，這也能為當前的大流行病並提供了一個更完整的描述。
媒體在疫情期間發佈的照片，也可以幫助公眾建立對疫情的集體記憶。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的視覺記憶要遠強於我們對詞彙以及一些抽象概念的記憶。勒迪格説，這就是為什麼大量分散的圖像能成為集體記憶的主幹。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標誌性圖像：美軍在硫磺島（Iwo Jima）上升起國旗；9·11事件中雙子塔倒塌……但斯賓尼也指出：“媒體的攝像機往往會停在病房或醫院門口，而並不傾向於進入內部環境。”很少有照片顯示1918年流感感染者的嚴重症狀，例如臉變為藍色、耳朵不停地出血。如今在一些關於醫院超負荷運轉、個人防護設備短缺和療養院高死亡率的新聞報道中，同樣缺乏一些引人注目的疫情照片來增強集體記憶。
遺忘和再記憶
今年並不是人們第一次重新審視1918年大流感。20世紀還發生過兩次大流行病，分別是在1957年和1968年。拜納説，在這兩次疫情下，一時間關於大流行病的記憶再次出現，人們開始尋找先例以及治療方法。同樣在2005年的禽流感恐慌和2009年的豬流感大流行期間，全球範圍內“1918年大流感”的谷歌搜索量在激增。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機構一直在補充關於1918年大流感的故事，為這次流感在公眾記憶中的復甦奠定了基礎。
拜納認為，當前的新冠疫情危機將改變社會對1918年大流感的記憶。他表示在他收集的相關書籍中，“沒有一本是人盡皆知的。我認為這種情況現在可能發生改變。”拜納預測，這次新冠疫情或會啓發人們創造一部以1918年大流感為主題的暢銷小説或電影。這種文化標記可以錨定公眾關於這件事情的討論話題，以及強化當前的社會回憶浪潮。至於新冠疫情, 拜納預計在未來幾十年，也會出現類似的“記憶激增然後減退”的現象。
關於1918年大流感的更強大的集體記憶，也將有助於建立一個必要的敍述模式，在疫情結束後幫助維持新冠疫情在公眾中的記憶。如果建立了相關的紀念碑、博物館或紀念館，也將能提供一個敍事形式，促進公眾繼續討論目前的這場危機。事實上，紐約歷史學會（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已經在收集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物品，以供未來展出。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的社會人類學家何塞·索布拉爾（José Sobral）説：“我認為這次疫情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因為現今我們已經意識到社會並沒有以公共形式，來幫助我們回憶1918年大流感。”
沃奇對此並不確定。他説：“在短短几年內，我們可能就會遺忘這次疫情。”他懷疑冠狀病毒大流行將如何結束，以及是否會有其他大流行病隨之而來——這將決定新冠疫情如何出現在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中。沃奇説：“只有知道了終點，我們才能瞭解起點和中間過程的含義。”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環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