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張傑萬字長文解析：中國金融學應講好“本土”故事_風聞

張傑（資料圖）

一、引言

金融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受到經濟社會變遷與國運興衰的深刻影響。近代以來，隨着“西學東漸”，現代金融學逐步傳入中國。金融學是對金融實踐的總結，但對於中國而言，情況則有些特殊。**現代金融學在中國的起步與中國本土的金融實踐並無直接關係，國人最初接觸的金融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歐美金融實踐的總結。**這並不是説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金融實踐，而是相對於西方，中國的金融實踐被認為處於落後地位。正因如此，當時模仿歐美金融實踐便成為推動金融進步的方式，而基於歐美金融實踐的所謂現代金融學當時就自然而然地被奉為圭臬或指南。從19世紀中葉中國開始出現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機構以及此後不久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的傳入，加上20世紀中後期對蘇聯貨幣信用理論的遵奉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歐美主流金融學的流行，這一過程先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

**從寬泛的意義上講，金融學在中國其來久矣。**自先秦時代起，中國人便有記敍和評價貨幣金融現象的傳統。自《史記》中《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專門記述貨幣經濟狀況以來，包含貨幣經濟的專門部分便成為了歷代官方修史的一種傳統或者“標配”。自班固修《漢書》始，歷代官方修史大都闢有《食貨志》，且通過專條對貨幣情況進行記述。從某種意義上講，《史記·平準書》末尾的“太史公曰”的部分，便是司馬遷闡釋其貨幣觀點的一篇專文。

中國歷史上豐富的貨幣金融實踐不斷刺激着人們的理論探索與政策思考，提出過不少著名的命題與觀點，即便着眼於世界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歷史，其中也不乏首創者（參見彭信威，1965；蕭清，1987；張家驤等，2001；葉世昌等，2003）。諸如，《管子》（不論是屬戰國的還是屬西漢的）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和闡述了貨幣數量論；西漢賈誼最早發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此後北宋葉適基於紙幣與錢幣流通重新加以強調，前者的《諫除盜鑄錢令》應當是世界貨幣理論史上有關國家統一貨幣發行權的最早討論，而此後桓寬的《鹽鐵論·錯幣》則在很大程度上開了鑄幣權論爭的先河；北宋以著述《夢溪筆談》聞名於世的沈括最早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觀點；元代許衡已經認識到紙幣和通貨膨脹是政府對人民的負債；明代邱濬已對勞動價值觀點有樸素闡發；等等。粗略看來，中國早期作者先後提出過極具中國特色的貨幣範疇，諸如子母相權、輕重、本末、虛實以及稱提等等，這些範疇土生土長，是對中國千百年來貨幣實踐的提煉與總結。遺憾的是，此後數百年隨着中國經濟逐步落後於西方強國，上述貨幣觀點漸次淡出世界貨幣理論的歷史視野，從而未能匯流到近現代以來全球貨幣金融學創立與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最終使得現代金融學成為一箇中國貨幣金融實踐及其理論貢獻長期缺席的理論體系。

迄今，中國古代貨幣金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孤立且不無封閉的知識體系，缺乏與現代主流貨幣金融學的對接與融合，因此，中國古代貨幣金融思想在世界貨幣金融理論發展歷史中的角色，是一個尚待深度發掘的學術領域。不過，中國傳統貨幣金融思想雖然未能匯流到現代金融學發展的主流，但對於未來中國金融學的成長卻具有無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找回或者重新站立於自己的貨幣金融思想根基，中國的金融學才會重拾融入現代金融學發展進程的腳步。

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啓動的改革開放進程，不僅迅速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面貌，而且逐步樹立了本土學人們的理論自信。特別是，中國持續四十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並沒有一味遵循主流理論範式的指引，而是在艱苦探索過程中走上了中國道路，其中湧現出了眾多極具中國特色的金融故事。基於這種情況，梳理和總結這些金融故事無疑成為本土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金融學的本土化問題也就隨之被提上議事日程。

本文試圖着眼於西學東漸與本土化努力以系統描述和解析金融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具體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梳理近代以降百餘年來金融學在三次西學東漸過程中的發展過程及其影響；第五部分討論在新世紀中國金融制度變遷引起全球矚目的背景下金融學本土化或者中國特色金融學創新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結論部分，除了總結全文，還就如何講述中國金融故事以及由此推動金融學的新發展等問題給出初步解釋。

**二、**第一次西學東漸中的引進與消化

**對於中國，金融學成為一門學問乃至發展為一種學科，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結果。**這就意味着，金融學在中國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屬“另起爐灶”，與中國既往的貨幣金融思想幾乎不存在任何聯繫。

既然金融學在近代中國的起步是“西學東漸”的結果，借鑑和模仿“西學”就註定難免。黃達教授曾經考證過，“金融”一詞並非古已有之，最大可能是來自明治維新的日本，因為那個時期，西方經濟學的不少概念都是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黃達，2001）。眾所周知，日本是近代以來全面模仿歐美模式並致力於“脱亞入歐”的東亞國家。

不管是直接從歐美引進，還是經由日本傳入，現代金融學在中國土地上踩下的第一批腳印都帶有濃郁的移植或者“搬運”色彩，就如同現代金融業在中國的初創情形一樣。從引進到消化再到結合中國貨幣金融實際，那個時期的中國學人想必走過了一段在摸索中前行的曲折路程。儘管根據現有資料，我們一時難以斷定究竟是誰在何時將歐美貨幣金融學最早引入中國，但在20世紀的最初25年間，一批名為《貨幣學》的外文著作的陸續翻譯出版則證據鑿鑿。在這一時期，清華大學似已開設貨幣銀行學課程。另據統計，在1949年之前的30年間，總共有將近40部貨幣銀行類譯著面世(張家驤主編，2001)，其中具有較大影響者如王怡柯編譯自美國金萊(D．Kinley)的《貨幣學》(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這本譯著還在原著基礎上增加了中國貨幣狀況的內容，可謂貨幣金融學“中國化”為數不多的最初成果之一。

需要指出，**貨幣金融學之所以在近代形成傳入中國的熱潮，首先是當時世界經濟金融發展大勢使然。**而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則是，晚清以來大量國人走出國門、負笈歐美研習西學，其中不乏經受西方經濟學正規教育者，這些人的學成歸國，極大地推動了西方貨幣金融學在中國的傳播。在隨後中國金融學的轉型與發展進程中，這種現象還將反覆出現。

引進消化之後，合乎邏輯的結果便是自立門户。令人驚歎的是，中國人學習領會西學的進度與效率是如此之高，經過短短十餘年時間的研習與師承，國人便開始推出自編的貨幣金融學著作。據不完全統計，在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間，國人共計撰寫出版貨幣金融學著作133部（張家驤主編，2001）。從總體上講，這些著述中的絕大部分內容仍是介紹和闡釋西學中的貨幣金融知識及原理，從嚴格意義上講，雖然是自編，但無疑具有濃厚的“搬運”成分，因此可視為此前引進消化過程的延續。

這種現象漸為一些志在為中國大學編寫適用教材的學者所關注。比如，楊端六的《貨幣與銀行》（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曾被學術界譽為中國現代貨幣金融學的奠基著作之一，他本人在該書自序中所發的一番感嘆頗具代表性：“貨幣與銀行為大學經濟及商業學系學生必修科目，惟依著者多年的經驗，迄無善本可供教授之用。西文原書可以供參考者雖然甚多，而均不免有缺點。英人所著，偏於一部分的精深學説，對於本學科的全體機構素不顧及。美人之書，雖可採作教本，但往往立論膚淺，讀之索然寡味。且英美人著書偏重各該國事實，在我們中國人觀之，並不十分重要。反之，中國現狀，西書中亦無從探討。因此，貨幣銀行學書雖汗牛充棟，竟無一本可適用於我國教學者。”黃憲章在《貨幣學總論》（筆墾堂書屋1947年版）的自序中也談及：在當時大學講授的貨幣學中，中國貨幣學的書籍“大體都是抄襲英美貨幣學的理論體系，似不甚合貨幣現象應有的解釋及中國經濟的需要”，由此明確提出國人需要編撰“合乎中國需要的金融學”。

應當看到，這一時期的著述中也不乏結合中國貨幣金融實際從而令人耳目一新的開風氣作品。**在一批秉持中西結合、學以致用理念的學者的倡導與推動之下，自編貨幣金融教程需聯繫中國實際漸成一種風氣。**比如朱彬元編寫的《貨幣銀行學》（黎明書局1930年版），系第一本由國人自編的同類教材，馬寅初曾在序言中點出該書恰逢其時的緣由：“各大學雖有貨幣銀行學之學程，然所採用之教本類皆歐美書籍，每覺詳略失當，不切國情；是故教本之編著，實為亟需”云云。其實，馬寅初早在1929年出版的《中華銀行論》的自序中就已強調：國內大學貨幣銀行學科“所選用的教材，固當取諸西書，尤當討論本國事實，引舉本國證例，庶於學理與實際，均能顧及，俾學者一讀，不僅可得一種知識，即於基本學理所由生之環境與關係，亦可稍稍窺悉，此實著述家之使命也”。另如，滕茂桐的《貨幣新論》（正中書局1945年版）曾被評價為“注意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不同歷史條件，因而在執行經濟政策上應有所區別，同時考慮到了學習西方的貨幣理論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引自葉世昌等，2003）。此後，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福建經濟科學出版社1946年版）一書中有關貨幣問題的討論，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深刻勾勒中國貨幣特性，由此彰顯的貨幣理論“中國化”取向則更是自不待言。

**近代以來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之所以一度出現貨幣金融學的繁榮景象，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個時期湧現出一大批兼具西學功底與國學修養的學者，**如楊端六曾留學日本、英國，受過正規西學訓練，同時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熟稔中國貨幣金融演進歷史，所著《清代貨幣金融史稿》（三聯書店1962年版）也是該領域扛鼎之作。與此同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改革、現代銀行業的發展以及債券發行、股票交易等金融實踐，都在這一時期風起雲湧，也給本土金融學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現實條件。當然，中國的現代大學在這一時期也迎來創建與轉型高潮，其中經濟、商學諸學科發展迅速，對現代貨幣金融學的教材與著述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進而刺激了貨幣金融學的發展。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在中國開始傳播，直接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後貨幣理論的基礎與發展方向。據不完全統計，1920年至1949年期間，國人翻譯自德、俄、日、英等外文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貨幣學著作近30部；國人自己撰寫包含貨幣金融理論的著作40部以及10餘部貨幣銀行學方面的專門著作（張家驤，2001）。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主要通過經濟學著作傳播。1920年有關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的德文版書籍在上海翻譯出版，1921年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等譯出《資本論》第一卷初稿，後有多人接續努力，最後由郭大力、王亞南完成全譯本並於1938年出版。與此同時，國人開始自己撰寫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著作。早在1929年，陳啓修即在其撰寫的《新經濟學》中介紹馬克思貨幣理論，為該領域之濫觴。1935年，李達的《貨幣學概論》出版，系國內首部闡釋馬克思主義貨幣學原理的專門著作，後被三聯書店列入“新大學叢書”，影響廣泛。此外，彭迪先的《新貨幣學講話》、楊培新的《新貨幣學》以及前述黃憲章的《貨幣學總論》，均為當時該領域的代表性著作。

**應當看到，在第一次“西學東漸”過程中，由於針對當時落後貨幣制度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因此，國人一開始關注的焦點便集中在歐美的貨幣制度，包括貨幣本位、主輔幣關係、貨幣職能以及貨幣鑄造權等方面。**不難看出，上述概念和理論的最初引進並非只是停留在教科書和著作層面，而是因應了十分緊迫的現實需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動了晚清以來的幣制改革運動。不過，當時國人對歐美貨幣制度的認識尚屬膚淺，不少人認為只要貨幣制度定得好，國家就可以富強（彭信威，1965）；就連孫中山也曾主張推行“錢幣革命”似可解決中國面臨一切問題（參見張家驤，2001）。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對西學趨之若鶩。比如，陳煥章（1911）就曾以《孔門理財學》作為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雖借用西學框架，但對中國古典文獻中的貨幣數量論、鑄幣權、紙幣流通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等思想均有詳盡闡發。最先在中國譯介斯密《原富》的嚴復，在貨幣認識方面就不接受古典經濟學價值觀點而固守中國傳統看法。實際上，人們每逢談論貨幣問題特別是幣制改革問題，往往是西學國學雜糅，這種現象在當時的學人層面十分普遍。傳統與西學的衝突以及伴隨於此的國人選擇，展現出“西學東漸”過程的複雜性。直到1933年4月實施“廢兩改元”後，隨着西方貨幣理論的廣泛流播，中國傳統貨幣學説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在有關銀行制度的認識方面，國人體悟到開辦現代銀行的必要性，起初也是為了應對外國銀行大量侵入導致利權喪失的困境。**自1859年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最早提及銀行，後經鄭觀應、陳熾以及黃遵憲等的進一步闡發，國人不僅對現代銀行制度的功能、運作以及對社會經濟的作用有了初步瞭解，更為重要的是由此推動了中國貨幣銀行理念的現代啓蒙。比如，黃遵憲等有關銀行體系紙幣發行需要十足準備的評介，明顯受到歐美金本位下銀行券發行理念的影響，這對於長期奉行政府單方面發行（鑄造）貨幣傳統的國家而言顯然具有革命性意義。若僅着眼於理論發展的層面，上述討論大都屬於複述和照搬歐美説法與做法，因此似乎乏善可陳，但其在推動現代銀行體系落腳於中國本土方面的作用則不應忽視。當然，囿於近代以來中國工商業等實體經濟的長期衰微，大多數本土銀行建立後僅着眼於發行鈔票或者依靠發鈔來維持運轉，從而疏離於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增進，因此僅具現代銀行制度的外殼。與此同時，有人則過分強調銀行體系的作用，如康有為雖在 1905年前後撰寫的《理財救國論》中首次提出在中國建立金融體系的構想，卻極力誇大銀行體系的作用，認為只要發行銀行券與公債，中國的貧窮與落後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當時中國金融業由外國銀行把持，孤立強調銀行券發行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參見姚遂，2012）。可以説，這種狀況貫穿於第一次“西學東漸”以來國人金融知識啓蒙與現代貨幣金融體系初創進程的始終。

**三、**第二次西學東漸中的照搬與反思

**新中國成立後，金融學經歷了第二次“西學東漸”。只不過這時的“西學”已非此前的歐美之學，而是蘇聯之學。**1952年，中國開始摒棄歐美大學模式，全面採用蘇聯大學體制，系科、專業、課程設置一概因循蘇聯做法。一時間，編譯蘇聯經濟學以及貨幣信用學領域的教材和論著成為風氣。

早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蘇聯的貨幣信用學教程已在國內翻譯出版。例如，1939年，蘇聯經濟研究所科茲洛夫主編的《貨幣信用論》第一卷《資本主義下的貨幣》，以《貨幣信用論教程》為名由上海光明書局翻譯出版。這本書影響較大，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中國成立伊始不少學校教師編著貨幣信用學教材以及教授此類課程的一個藍本。根據黃達教授（2010）的回憶，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在華北大學基礎上組建）指定他給一年制的專修科講授貨幣銀行學，當時可資參考的書籍中便有前述李達的《貨幣學概論》，應當是基於此書。

**既然是“一邊倒”地遵從蘇聯做法，在國內一時缺乏相關教材和教師的情況下，有條件的學校聘請蘇聯專家親自上課就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擇。**例如，在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先由蘇聯專家（據黃達教授回憶，1950年9月至1951年7月，先後到校的蘇聯專家共36位）“手把手”地將相關內容傳授給國內教師，再由這些教師“轉述”給中國學生。至於教材建設，從沒有教材到翻譯教材再到自編教材，更是走過了一段摸索前行的艱苦過程。翻譯既有的蘇聯教材無疑是解決貨幣信用學教材短缺問題的一條捷徑。20世紀50年代早期由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翻譯的佈列格里所著《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無疑是一個里程碑。改革開放初期，這本書依然被不少國內高校指定為貨幣信用學課程的基礎教材，可見影響之久遠。

**儘快得到蘇聯貨幣信用理論的“真經”，還有另一條路徑，那就是直接到蘇聯留學。**例如，改革開放以後長期擔任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工作重要領導職務的劉鴻儒教授，1951年由東北人民大學（1958年更名為吉林大學）選派到中國人民大學財貿系的銀行教研室聽蘇聯專家講課，後於1955年赴當時蘇聯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學習深造，先是主攻《資本論》，緊接着跟隨貨幣信用學權威吉·阿特拉斯教授研讀金融學，獲得經濟學副博士學位後回國效力，可謂得了真傳（鄧加榮和張豔花，2019）。有了堅實的貨幣信用理論基礎，加上此後對中國貨幣金融實際的深刻了解、體悟與反思，最終造就了後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展身手的金融理論家、教育家與實幹家。

翻譯引進蘇聯教材無疑解決了燃眉之急，但也存在後遺症。一開始，由於全面引進蘇聯教材，教師在課堂上只講蘇聯教材和蘇聯故事，對中國貨幣金融情況不甚了了，教學效果自然難言理想。根據林繼肯教授（2004）的記述，基於這種教學方式，教師通常難以直接回答學生有關中國現實貨幣金融問題的提問，而總是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種“兩段式”的回應了事。就這樣，自編包含“中國部分”的貨幣金融教材很快提上議事日程。

按照常理，經過了翻譯、轉述以及消化過程之後便是自編講義以及教材，而自編的要義除了用自己的語言和邏輯重新梳理、表述既有的知識與觀點（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蘇聯社會主義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外，則是要體現中國的貨幣金融實際。其實，根據前述，此類問題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有人（如馬寅初、楊端六等）關注過。1951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提出編寫《中國的貨幣流通與信用》（相當於蘇聯相應教材的“中國部分”）的計劃，三年草成初稿，其油印本隨即在國內相關院校教學過程中使用，1959年以《貨幣信用學》（上）成稿出版，成為該領域教材之濫觴。

無論是基於蘇聯教材的改編還是結合中國實際的自編，當時畢竟難以擺脱蘇聯範式的窠臼。

20世紀50年代後期，先是中蘇關係出現裂痕，緊接着遭遇三年自然災害，國民經濟面臨困境。前者在某種程度上營造了突破蘇聯範式的氛圍，而後者則提供了反思包括貨幣銀行問題在內的經濟理論與政策問題的機遇。在此背景下，中國人民銀行曾在1962年召開專門會議，討論編寫擺脱蘇聯束縛、從中國實際出發的貨幣信用學教材問題。與此同時，一批結合中國貨幣金融實際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63年發表的周升業和侯夢蟾合寫的《信貸收支差額問題》、1964年出版的由劉鴻儒和王蘭合著的《社會主義的銀行信貸問題》以及黃達撰寫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貨幣與貨幣流通》等。儘管在隨後的“文革”期間，包括貨幣銀行學在內的國內高校文科課程被全部叫停，作為貨幣銀行學教學研究重鎮的中國人民大學甚至一度停辦，但這段時期結合中國貨幣銀行實踐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貨幣金融理論與貨幣金融學科教學科研的恢復作了十分可貴的前期準備。

**若着眼於貨幣金融理論視角，這一時期的最大特色是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在中國的具體運用，而人民幣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首要研究對象。**人們對於人民幣問題的研究以貨幣本質、價值基礎以及基本職能開其端，隨即因應現實需求將關注重心轉移到貨幣流通層面，併成為該時期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亮點，其中不乏基於中國經驗的發現。比如，作為馬克思貨幣必要量原理的中國化，1959年，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的陳穆根據經驗數據提出著名的“1∶8”公式，在當時特定條件下不乏現實指導價值（鄧加榮和張豔花，2019）。再如，1962年至1963年間，黃達教授等基於當時中國貨幣流通實踐，揭示現金與存款共同構成經濟中的貨幣總量，確認銀行信貸為調控貨幣總量的樞紐，並進一步藉由信貸差額的財政彌補機制，初步搭建了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分析框架。從總體上看，由於受到蘇聯範式的束縛，這一時期的貨幣金融研究顯得單調並缺乏重大理論發現，西方貨幣理論、中國傳統貨幣觀點受到漠視、排斥甚至批判，還有一些重要領域如通貨膨脹成為理論禁區，人們甚至認為無通貨膨脹、無內債外債、低利率甚至取消利率等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部分理論努力特別是有關貨幣流通問題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貨幣供求、宏觀經濟管理以及通貨膨脹問題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初步基礎。

不應忽視，在中國傳統貨幣理論遭受冷遇和打壓的特殊背景之下，仍有一些學者篳路藍縷、執着探索，相關學術成果不乏傳世之作，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當屬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這部著作初版於1954年，1958年和1965年作者生前兩次修訂再版。這不是一部普通的貨幣史著作。作為貨幣史家，作者對中國數千年貨幣金融歷史演進過程的記述、考證與梳理極為嚴謹精深，同時作為貨幣理論家，作者還提出了不少極富思想性的命題，從而將中國貨幣金融歷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比如，透過中國古代貨幣職能由不同材質的貨幣形制擔當(金銀充當貯藏功能而銅幣充當交易手段)這一特殊現象，考察了財富分配製度扭曲導致的社會裂痕，進而探尋了中國曆代王朝週期性興衰更替的貨幣機理。再如，中國人自古以來傾向於選擇窖藏而捨棄存款，大致因不少財富非由正道獲取而不能輕易示人以及缺乏金融產權保護（彭信威，1965），據此十分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財富獲取方式與產權保護制度決定人們金融選擇這一重要命題。

四、第三次西學東漸中的衝突與融合

走出十年“文革”，處於恢復中的中國貨幣金融學科百廢待興，亟需適用教材。1977年，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貨幣銀行學的教材建設問題，可視為前文提及的十五年前那次“無果而終”會議的接續。1980年，早在1979年即已完稿的劉鴻儒教授撰寫的專門著作《社會主義貨幣與銀行問題》出版，金融界反響強烈，一度成為當時高等院校的教科書與教學參考書。1981年，由黃達、陳共、侯夢蟾、周升業、韓英傑合著的《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出版，這本教材完全擺脱蘇聯框框，立足中國實際，特別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金融運行的經驗教訓多有梳理總結，而且貫通財政金融兩大學科，對於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國內貨幣金融學教材的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伴隨國內經濟金融諸學科的全面恢復，在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浪潮的推動下，我國金融學迎來第三次“西學東漸”。**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進程，其目標是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歐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自然成為當時師從的不二對象。反映在貨幣金融學領域，國內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逐漸掀起向歐美同類學科學習的熱潮，甚至在某些階段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基於此背景，一度淡出人們視線的歐美之學便又“捲土重來”。

向歐美先進的貨幣金融學科學習的方向已定，但到實際操作起來，發現需要面對專業課程教材和專業課程教師的雙重短缺困境。“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師短缺問題最難解決，人才成長不能“拔苗助長”，按理説需要從長計議。但形勢所迫，需要想辦法。前面述及，“文革”一結束，中國人民銀行便急切地召開專門會議，安排編寫貨幣銀行學方面教科書的事宜，其中的一個意圖是打算通過短期培訓的方式先解決師資問題；有了初步的師資基礎，隨後就可以培訓更多熟悉金融業務的人員，最終滿足教學單位和業務部門“等米下鍋”的人才需求。當時，中國人民銀行所屬的幾個院校都被要求開辦師資培訓班，可見改革開放過程對金融學專業師資需求之大之急。1982年，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簡稱“五道口”，2012年併入清華大學）就曾借用第二次“西學東漸”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外聘蘇聯教師的做法解決這個問題。不過，此次邀請的是美國大學的教授，安排他們講授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等課程，收到良好效果，也積累了不少經驗。

相比於師資難題，教材問題的解決方式則相仿於近代的第一次“西學東漸”，即從翻譯和引進以歐美作者為主的外版教材以及著作着手。改革開放伊始，隨着國內大學經濟金融類專業的逐步恢復，教材短缺問題十分嚴重。**由於當時國門漸開，人們對全球大學經濟金融學科的發展態勢有所瞭解，其中歐美大學相關學科的辦學模式與理念迅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國內一些高校開始嘗試性地借鑑這種模式開辦經濟金融相關專業，吸引不少學校紛紛跟進。基於此，歐美通行的貨幣金融學教科書自然成為大學課堂內外師生們競相追逐的對象。藉此背景，歐美教科書以及著作強勢進入中國，並迅速佔領了大部分教科書市場。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大約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前面提及的屬於蘇聯範式的大部分貨幣信用教科書則受到冷落並很快退出大學課堂。

順應於此，國內不少出版機構競相推出西方學術著作的譯介系列或者叢書。例如，商務印書館1897年甫創就致力於譯介世界各國學術名著，在出版界久負盛名。如前文所述，近代以來不少貨幣學譯著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印行。1981年該館將此前印行的單行本彙編成《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2015年又單獨推出《經濟學名著譯叢》），迄今已刊行700餘種，其中經濟金融類作品（藍色本）約佔五分之一弱，這套叢書以其選題之權威、翻譯之精到而受到讀者歡迎，數十年間暢銷不衰。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便是通過這套叢書初次接觸到諸如凱恩斯、弗裏德曼等歐美著名學者的完整著作與系統觀點的。1988年，上海三聯書店組織出版《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其中的《當代經濟學譯庫》以及《教學參考書系》迄今已印行70種以上，其中不乏被國內各大學廣泛採用者。199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經濟科學譯叢》（2000年專門推出《金融學譯叢》；2015年推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叢書》），彙集國外名家名作約180種，一經出版，即引起社會極大反響。儘管近年來同類圖書市場競爭加劇，但該譯叢中的一些經典教材仍是不少大學經濟類專業教材以及參考書之必選。1997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先後推出《當代經濟學教科書譯叢》、《國外經濟學名著譯叢》以及《哈佛劍橋經濟學著作譯叢》，1998年，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當代金融名著譯叢》，它們皆以選材之權威、翻譯之精到而受到讀者青睞。此外，中國金融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以及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等都相繼編輯出版不同類別的經濟學教材與著作譯叢，為這次經濟學傳播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譯介行動推波助瀾。需要提及，早在198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王傳綸教授主持翻譯的一本美國大學通行教材《貨幣銀行學》(作者為L.V.錢德勒和S.M.哥德菲爾德)出版，此為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出版的譯自歐美作品的金融學教材，也似乎是當時國內最早名曰“貨幣銀行學”的翻譯教材。199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S.米什金教授的《貨幣銀行金融市場學》（後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貨幣金融學》），該教材一經面世即受到追捧，被不少大學列為貨幣金融學課程的基本教材，目前已出至第12版，暢銷勢頭依然不減。在某種意義上，將其視作改革開放以來最為流行的貨幣金融學教材當不為過。在此期間，也不乏高水平的自編教材，如香港大學饒餘慶的《現代貨幣銀行學》和劉絜敖的《國外貨幣金融學説》在1983年幾乎同時面世，前者偏重基本知識介紹，後者側重流派觀點述評，皆為一時之所重。僅就前者而言，儘管歲月荏苒，現在看來這本貨幣銀行學教材篇幅稍顯單薄，不少內容或嫌陳舊，但其行文之簡潔暢達，表述之精到通透，仍為不少自詡與國際接軌教材所不能及。

粗略算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出版機構翻譯出版的國外經濟學教科書以及著作不下數百種，其中屬於貨幣金融學領域者，亦在一二百種之譜。**客觀地説，翻譯或直接採用國外教材，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當時的教材短缺，而且促進了國內貨幣金融學教學研究與國際同類學科的聯繫與接軌。**但也應當看到，在此次大量翻譯和採用國外教材的過程中，第一次“西學東漸”出現的問題重新湧現。流行的貨幣金融學教科書自然是清一色基於歐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金融實踐，幾乎看不到任何中國的貨幣金融痕跡。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林繼肯教授（2004）的説法，原來引進蘇聯範式時期的“兩段式”便轉換成了“三段式”（即一開始講歐美如何先進，緊接着談中國如何落後，到最後説中國如何趕上）。

一開始人們採用此類教材傳授歐美成熟的貨幣金融知識與做法，這完全可以理解，但隨着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推進、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貨幣金融全球影響力的迅速提升，在大學課堂上仍然一味採用只講歐美貨幣金融故事的教科書，就有些不合時宜了。黃達教授（2010）曾經針對這段時期人們面臨的教材選擇困局講過一段發人深思的話，他説：當時貨幣銀行學課堂上的教材狀況是，中國人自編的趕不上改革形勢，翻譯過來的大多是國外高水平的書，但與中國的實際距離過大；就翻譯教材而言，固然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金融知識，但同時極易產生中國體制落後、改革遲緩的抱怨，而無助於引導如何在瞭解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尋求推進改革之路。

另需提及，20世紀90年代以降，**隨着改革開放初期那幾批出國留學人員的陸續歸國，國內金融學教學科研的“市場結構”悄然改變。**儘管原有的教師隊伍中不乏早年留洋歸國者，後來還有不少國內大學教師以訪問學者身份遊歷歐美日澳諸地，但師資力量的主體依然是在本土培育出來的。不過，隨着留學歸國人員的陸續加盟，這種格局逐漸被打破。本土教師並非完全缺乏現代經濟金融學的系統學習，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國內大學受過嚴格的經濟金融學專業錘鍊，但或許是由於各自專業教育背景以及對國情文化認知了解程度的不同，在有關貨幣金融學的角色定位方面，本土教師與海歸教師存在不小的差異甚至分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雙方一度圍繞何為金融學的正宗以及貨幣銀行學算不算金融學這樣如今看來疑似“偽問題”的話題展開過長期的爭論。到後來，隨着改革開放進程的持續推進和國內金融學教學科研水平的迅速提升，上述爭論漸次平息或者無果而終，但由此留下的學科裂痕迄今似乎並未得到完全彌合。

問題發端於改革開放以來歐美商學院“金融學”伴隨第三次“西學東漸”強勢傳入。與前述第一次“西學東漸”將貨幣銀行納入金融範疇不同（如20世紀30年代馬寅初在為朱彬元撰寫的《貨幣銀行學》作序時表明“貨幣與銀行構成金融之兩大要素”），此次海歸人員帶來的是重新認識金融學的“商學院視角”。基於該視角，**正宗的金融學架構圍繞金融市場與公司財務（或譯為公司金融）搭建，其核心是投資決策、資產估值與資產組合等被稱之為微觀金融的內容。照此衡量，傳統的貨幣銀行學顯然不是正宗的金融學，而是屬於宏觀經濟學的範疇（由此形成考量金融學的“經濟學院視角”）。**這種“新視角”迅速擴散，影響所及，引發國內部分教師的不解、惶恐甚至牴觸。在金融學專業學習甚至講授了幾十年的貨幣銀行學，竟然不屬於“正宗”的金融學，這讓不少本土教師難以接受。不過，當時的現實情況是，貨幣銀行學不管屬不屬於正宗的金融學，經過幾代人多年積澱與傳承，其在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基礎課程地位一時難以改變，但考慮到要與國際接軌，加上原有貨幣銀行學的內容和結構也需要擴展以順應新的學科發展要求，因此又不能不顧及“商學院視角”。在這種情況下，兩個視角似乎逐漸產生了某種默契，“土”“洋”雙方傾向於各讓一步。作為妥協的結果，貨幣銀行學被認為屬於金融學的範疇，但應當與正宗的商學院金融學加以區分，於是乎名曰宏觀金融。不知不覺間，將金融學區分為微觀金融與宏觀金融的提法，至少從學科結構層面上逐漸被金融學專業“圈子”所默認。

關於金融學的微觀宏觀分野甚至金融（finance）範疇本身的來龍去脈，黃達教授（2001）曾經做過專門梳理。應當承認，在歐美國家，名曰金融學或者金融經濟學的教材大都只講前述純粹的微觀金融學，如全球十分流行的博迪、默頓和克利頓的《金融學》就只講微觀內容。但同時也有專門講述貨幣問題和銀行問題的課程與教科書（西方的貨幣學源於19世紀，可謂源遠流長；銀行學發展稍晚，但在20世紀初已趨成熟）。不過，後來有一種在歐美較為流行的涵蓋貨幣、銀行與金融體系諸部分的教材通常也涉及一些金融市場的內容。特別是最近20年來，銀行學開始採用微觀分析方法（如1997年出版的弗雷克斯和羅歇的《微觀銀行學》），使得傳統的貨幣銀行學面目為之一變。1998年面世的託賓和戈盧布的學術專著《貨幣、信貸與資本》，更是融貨幣、銀行、資產組合、資產定價於一爐。可見，**金融學所謂的宏觀與微觀部分在歐美國家並沒有想象的那樣壁壘森嚴，或者説，兩者的相互靠近甚至結合早就成為一種趨勢。**實際上，兼容宏觀微觀的金融學結構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在前述米什金的《貨幣金融學》的早期版本之中。至於貨幣銀行、金融市場、資本資產定價等，到底哪個屬於金融學哪個又不屬於金融學、屬於金融學的哪個是正宗的哪個又是非正宗的，這樣的問題似乎就沒有人專門留意過。説來説去，這依然是一個只在中國某個特殊時期曾經存在過的極具中國特色的特殊問題。

應當看到，幾乎就在“商學院視角”對貨幣銀行學的“金融學”角色提出質疑的同時，國內便有人（如黃達教授）開始冷靜客觀地看待這種質疑，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應當是互補而非替代更非對立，並特別提醒原屬傳統貨幣銀行學“陣營”的人們，要承認有關金融學的新視角與新理念對原有貨幣銀行學的更新、轉型與發展有所貢獻。在此基礎上，**倡導“商學院視角”金融學與傳統貨幣銀行學的兼容幷蓄，探尋整合金融學微觀部分與宏觀部分的可行路徑。**這一理念隨即轉化為通過溝通金融學的宏觀微觀分析改造甚或重建金融學全新體系的行動，其初步努力的成果之一便體現在黃達教授主編、2003年出版的《金融學》教材之中。在隨後修訂的第三版至第五版中，這一宏微觀結合的理念與結構得到更為明確的體現。儘管構建宏觀金融的微觀基礎仍是金融學的未盡使命（就此而言，國內外似乎處於同一條起跑線上），但上述努力畢竟意味着我們在此方向上邁出了步伐。實際上，推動構建金融學的宏微觀兼容結構，既是對金融學發展整體趨勢的合理順應，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學人學科包容情懷的具體體現。從某種意義上看，後者對於中國金融學科的長遠發展更為難得也更為可貴。

換一角度看，**經過此次“西學東漸”，歐美貨幣金融理論及其工具至少在中國大學教育層面漸次普及，理論研究範式通過對主流方法的長期研習模仿也基本完成了與國際接軌。**不僅如此，不少人在此過程中過猶不及，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片面追求形式化的傾向。儘管如此，仍有不少學者潛心觀察研究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現象與真問題，從而推動這一時期中國貨幣金融理論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進展。比如，1984年黃達教授《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出版，標誌着具有中國特色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分析框架的正式形成。該分析框架所涉及的問題全部來自於中國經濟生活，直面中國特定體制背景下特別是經濟改革以來財政赤字和信貸擴張對宏觀經濟調控造成的挑戰，系統梳理了財政信貸相互作用的深層邏輯，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開了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分析之先河。樊綱、張曙光等（1990）基於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視角考察中國貨幣擴張的特殊機理，其中有關貨幣擴張過程的“父子爭議”與“兄弟競爭”以及企業擁有“間接貨幣發放權”等命題，極具中國特色和現實解釋能力。易綱（1991，1994，1996b）提出“貨幣化假説”對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存在的“超額貨幣之謎”給出解釋，並據此初步確立了包含制度變遷因素的中國貨幣需求函數。謝平（1996）則由居民儲蓄行為入手提出包含“制度變遷預期”因素的貨幣需求函數，合理解釋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長期存在的高儲蓄現象。李揚（1998）着眼於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入和國內儲蓄過剩的並存現象，在國內首次提出“資本外流假説”並論證了資本外流問題。平新喬（1998）藉由“預算軟約束”新理論的“事後有效假説”，有力論證了經濟改革過程中國有銀行具有“軟預算約束”性質的貸款行為的合理性，進而為中國國有銀行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實證基礎。張傑（1998）運用制度分析方法對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過程進行刻畫與考察，初步揭示了中國漸進改革與金融制度演進之間的邏輯聯繫。樊綱（1999）針對經濟改革過程中國有銀行不良資產高企和政府負債偏低這一特殊現象，提出“國家綜合負債”概念，論證了國有企業對銀行的壞賬具有“準政府債務”性質的命題，為客觀認識和估計整體金融風險特別是破解中國金融穩定之謎提供了全新角度。

從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絕大多數成果傾向於藉助主流理論解釋中國問題或用中國問題驗證主流理論，展現出本土學人在主流理論與中國貨幣金融實踐之間建立聯繫並期望儘快融入主流的學術努力過程。不過，若將這些個體的學術貢獻“組合”起來，仍可初步勾勒出中國貨幣金融學的成長線索與基本輪廓。

五、新時代的中國金融故事與本土化努力

進入新世紀，中國金融學面臨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伴隨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以及金融的改革與發展，如何將中國金融故事講進既有的金融學框架就成為引人注目的嶄新課題。

其實，在金融學的教材和課堂中講述中國的金融故事，或者金融學的“中國化”，是第一次“西學東漸”以來綿亙中國金融學領域一個半世紀的老話題。只不過，如今面臨的國情背景與此前有所不同：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落後捱打，而如今的中國正在走向富強。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學的“中國化”便被賦予了全新的含義與使命。

**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推進現代金融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實踐相結合。**對此，一開始人們普遍存在一種傾向，認為在金融學的教材中和課堂上，主要講述歐美金融故事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金融學的基本原理都是由歐美國家的金融經驗提煉而來，這樣做不是崇洋媚外趕時髦，而是實事求是守規範。基於這種考慮，在改革以來不算短的時間裏，對於國內絕大部分開設該課程的高校，金融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金融故事的結合就僅僅體現在強調中國與歐美的差距上面（即前述所謂“三段式”），與真正從中國貨幣金融實踐當中梳理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邏輯與命題這樣的目標還相去甚遠。

當時人們可能不太在意，我們競相採用的歐美流行金融學教材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它們大都在講述“本土”的金融故事。這樣做的一個簡單理由是，向本國的學生講清楚或者向全球的讀者講述其本土的貨幣金融運行狀況，與其説是一種學科要求，毋寧説是一種公民義務或者責任。因此，對於中國大學的教師來説，依託歐美金融故事講授金融學基本原理只是一種過渡性或者補課性的暫時現象，而非金融學講授內容的常態。**常態是迴歸歐美金融學講述“本土”故事的既有做法，也就是講述中國本土的金融故事，或者依託中國故事講授金融學原理。**近些年來，國內不少金融學教材都在增加中國故事內容，這種現象值得關注與肯定，但從總體上講，絕大多數教材中的中國故事只是個案性和補充性的，而非框架性和基礎性的，更不用説基於中國金融故事建立全新的金融學範式了。當然，也有部分教材（如黃達教授編著的《金融學》）從一開始就秉持基於“中國金融故事”講述金融學基本原理的傳統，從而體現了金融學“中國化”的探索與努力。

基於中國故事講授金融學原理之所以重要和必要，除了上述學科傳統的通常要求之外，還有更為現實的理由，那就是**隨着中國經濟改革的推進與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所謂“主流金融學”（基於歐美金融故事）的解釋力在迅速減弱。**此前，我們強調將主流金融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金融改革發展實踐相結合，或者運用現代金融學的原理講述中國金融故事，那是認定這些基本原理本身的解釋力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中國的金融實踐與此尚存差距甚至還“不合格”。可以説，改革四十餘年來我們針對於此已經做了足夠多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也可以説是汗牛充棟，目前此項工作完全應當告一段落。可是，一旦主流金融學的解釋力出了問題，那就意味着需要重建金融學的分析框架。主流學者敏感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比如美國經濟學家艾倫和蓋爾（2002）就曾驚歎：“與傳統共識相比，中國恰好提供了一個反例。”米什金在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本《貨幣金融學》第11版第8章的一個“應用”中也提出同樣的問題:“中國是金融發展重要性的反例嗎?”實際情況是，中國的經濟崛起與金融發展並未遵循主流經濟學劃定的路線圖，中國改革開放過程陸續湧現出不少極具本土特色的經濟金融故事，既有的主流框架一時無法給出合理解釋。既然如此，有些迥異於歐美“樣板”的金融問題就不能簡單歸結為“中國差距”，而屬於實實在在的“中國特色”了。重要的是，對於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金融問題，就需要用中國視角、中國邏輯以及中國框架加以解釋了。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隨着具有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的不斷拓展，金融學在中國“本土”的重建或者金融學的“中國化”將面臨千載難逢的機遇。幾個世紀以來，在大學講台講述金融故事的話語權長期被西方教材與教師壟斷。如今，隨着中國經濟金融的崛起，這種狀況需要改變。講授中國金融故事的權力，應當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

不過，中國人要在金融學教材中和在大學課堂上講好自己的金融故事並非易事。本文一開始就已提及，講好中國金融故事的第一要務是要找回或者重新站立於本土的貨幣金融實踐與思想根基。林繼肯教授（2004）曾談及繼承發揚中國古代金融思想以及總結中國古代金融實踐經驗的問題，以助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學科。此後，黃達教授（2018）更是反覆強調，國人應當依靠東方文化傳統的精髓為世界現代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建設具有“東方神韻”的貨幣金融理論。眼下，對於國人來説，構建講述“本土金融故事”的金融學的必要（客觀）條件（經濟崛起、金融發展）已經具備，但充分（主觀）條件（基礎理論、哲學基礎）遠未成熟。對於後者，需要人們在熟稔中國貨幣金融思想脈絡的同時具備回望歷史進而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哲學智慧的能力。黃達教授（2018）進一步將哲學基礎視為“更為基礎的基礎”，認為只有夯實了這個基礎，才能“使中華文化傳統的精華滲透到貨幣金融理論裏面來”，進而方能建設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學。

應當承認，在中國，金融學哲學基礎的重建尚需時日。僅就貨幣金融基礎理論而言，長期以來，我們對此有所忽視，其中對思想史或者理論史的忽視尤甚。目前國內不少院校沒有系統開設中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課程，與貨幣思想史、金融思想史有關的課程就更屬零敲碎打。對金融學的“中國化”來説，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缺陷或者隱患。懂工具和技術的人多，懂歷史和思想的人少，熟悉哲學基礎的人更少，學科本身如同一個跛子，一瘸一拐的，何談長遠發展!在目前國內金融學的師資隊伍中，不知有多少人閲讀或者瀏覽過“經史子集”當中與經濟金融問題有關的經典原著；或者再退一步，不知又有多少人熟讀過《管子》以及《史記》中的《平準書》、《貨殖列傳》抑或其餘各史中的《食貨志》。無論如何，在全球經濟金融變遷和中國經濟金融迅速發展的今天，言必凱恩斯、弗裏德曼而無視原汁原味的中國貨幣金融思想，是有問題的。

應當看到，隨着中國經濟崛起和金融改革進程的推進，國內學者越來越關注中國本土的貨幣金融經驗，並嘗試做出理論努力。相較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一代親歷中國經濟金融改革開放過程的學人，新一代學者更加青睞西學研究範式甚至盲目追求形式化，因此結合本土經驗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似乎有所縮減。但與此同時，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得不承認，主流框架並非具有“包打天下”的普適解釋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不少學人意識到新時期中國經濟學的學術使命已不單純是憑藉臨摹西學“章法”被動融入所謂主流，而是需要通過講述自己的經濟金融故事和提煉中國假説命題，使主流框架中包含更多的中國因素和中國貢獻，進而推進主流經濟學的創新發展。**由此角度看，這一時期取得重要進展的領域包括人民幣匯率之謎（盧鋒，2006）、中國金融腐敗（謝平和陸磊，2005）、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優金融結構（林毅夫，2012）、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理論與方法（李揚、張曉晶等，2013）以及自20世紀90年代持續至今的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分析（謝平，1992；易綱，1996b，2020；易綱和宋旺，2008）等。

近些年來，國內不少學者基於近代以來貨幣金融演進案例對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學問題進行了有益探索。舉其要者如，杜恂誠（2004）運用制度變遷理論揭示中國近代金融制度的演進過程以及區別於西方金融制度演進的特徵，其中當時在華外國銀行與中國本土錢莊之間存在的所謂“拆票制度”極富金融制度均衡含義。戴建兵（2005）認為近代中國存在一種十分獨特且難以用主流貨幣銀行理論的本位概念加以刻畫的“白銀核心型”貨幣體系，這種貨幣體系以銀兩與銀元為核心形成一個包含眾多貨幣類型、無所謂主輔幣的貨幣制度層圈，該層圈的結構與變遷又進一步深刻塑造和改變着外商銀行、錢莊、本土商業銀行以及政府之間的金融關係，由此邏輯出發，近代中國貨幣金融制度的演進便具有了新的樣貌。葉世昌（2007，2008）透過19世紀80年代初期上海股市危機案例，和銀行、錢業公會抵制1931年《銀行法》案例，得出借鑑西方資本市場制度和銀行管理制度若不立足於金融國情則會陷入“東施效顰”和“逾淮而枳”窘境的命題，至今仍具現實啓示意義。王宏斌（2015）試圖根據清代銀錢比價波動廓清長期流行於近代貨幣著作的“中式”貨幣數量學説，為深入研究清代以及近代以來中國的貨幣流通狀況提供了新的思路。姜建清和蔣立場（2016）梳理了近代百年外商銀行在中國的興衰變遷歷史，客觀評價了在此過程中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文化的碰撞融匯，特別是揭示了外來金融本土化的一般規律，對重新認識新一輪金融開放邏輯以及中國商業銀行的國際化發展道路不無借鑑價值。尤需關注的是，劉平（2019）通過一個銀行職員1921年至1942年的檔案資料講述“微觀金融史”，從極細微處入手耙梳和展現了近代本土民營銀行家艱難創業的心路歷程，為人們研究近代以來中國銀行業的演進邏輯提供了有價值的樣本。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一些學者從中國經濟改革以來原汁原味的金融制度變遷案例出發梳理邏輯和淬鍊理論，內容涉及股票交易、外匯額度交易、非正規金融部門發展以及民間借貸等方面（參見張曙光執行主編，1996，1999，2002，2005）；還有一些國內大學的研究機構組織專門力量系統解讀新中國金融制度變遷事件（參見陳雨露和郭慶旺主編，2013）；另有學者試圖在主流理論、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結構以及金融發展經驗之間搭建橋樑並據此構建新的金融分析範式（張傑，2017；潘越等，2019）；等等。可以預想，如果中國學人由此往後注重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堅持走向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田間地頭”，持之以恆地講述中國金融故事和總結中國金融經驗，金融學在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六、結語

本文對近代以來金融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結果發現，這基本上是一段國人搬運、模仿和傳播西方所謂主流金融學範式以及知識體系的歷史。經歷西學東漸浪潮的衝擊，在近代以降國力衰微和變法圖強的背景之下，源於歐美（包括蘇聯）貨幣金融實踐的理論範式以及知識體系逐步成為主流，而原生於本土實踐的貨幣金融思想則遭受疏離與冷落。儘管此間國人的本土化努力從未停歇，如早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就有人明確提出需要編撰“合乎中國需要的金融學”，但在經濟金融實力相對落後以及謀求與國際接軌的總體趨勢之下，通過講述中國金融故事掌握金融學的“話語權”明顯力有不逮。轉機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此時啓動的改革開放進程使得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而與此伴隨的“增長奇蹟”不僅改變了全球經濟金融格局，也讓國人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理論自信。由於四十餘年來絕大部分經濟金融改革與增長成果是在沒有按照主流理論“出牌”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金融學的本土化問題便被自然而然地提上議事日程。

**金融學本土化首先碰到的是獨具特色的中國金融故事，這些故事是億萬國人蔘與金融改革實踐的真實記錄。**國外文獻並非沒有留意中國經濟金融故事的特殊性，比如，一些研究成果曾經揭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十分獨特的金融市場制度，還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中國經濟增長過程存在的金融悖論，更有學者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成形且獨具特色的經濟模式直呼為“中式市場經濟”。不過，尤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經濟金融改革過程中，並非簡單模仿歐美經驗，而是立足中國本土實際的成功例證俯拾皆是。中國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被主流理論認為是低效的，可正是基於這種金融體系的有力支持，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穩定增長；利率控制曾被主流理論判定是金融抑制的標誌，但在中國改革過程中卻與居民部門的儲蓄增長與金融深化並行不悖；中國人民銀行被主流理論認為缺乏獨立性，卻以其獨特而有效的貨幣政策操作維持了高增長與低通脹的長期搭配；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一度被主流學者診斷為缺乏競爭性，卻以其超強的金融汲取與金融支持能力不但滿足了改革與增長進程中的金融資源配置需求，而且在此過程中成長為全球最大和最穩健的商業銀行體系；等等。諸如此類原汁原味的中國金融故事都無疑是金融學本土化的基本內容。可以説，只有講好中國金融故事，金融學的本土化方能尋找到步入正途的邏輯起點。

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講述中國金融故事了。對於中國學者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極具挑戰性和緊迫性的重大課題，**其中最為關鍵者當屬尋找甚或重建講好中國金融故事的方法論與哲學基礎。**在此過程中，需要基於中國金融實踐背景重構金融學與金融哲學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要致力於推動既有主流金融學與中國貨幣金融實踐的深度對話與互動。金融學的本土化並非意味着盲目排斥或者摒棄現有的金融理論及其知識體系，當然更非“另起爐灶”，而是要將傳承於中國數千年文明傳統的哲學觀點以及思維方法，和直接萃取於本土貨幣金融實踐的知識、思想以及邏輯，浸潤乃至深植於既有的金融學體系，以期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釋力的全新金融學框架。對此宏大主題，顯然需要專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