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的宗教分裂，深刻的影響了大清的對歐取向_風聞

 一、 前言

 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大都重視天文曆法，視其為皇權天授的象徵，每每改朝換代都要頒佈新曆，以示順應天意。

  同時，曆法對農事活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農民需要根據曆法來安排農活。

  欽天監是清代專門研究天文曆法的機構，具有特殊地位。欽天監執掌制歷、觀象、報時等事務，具有科學功能；同時，它又職司選定歷注、出具佔語、選日擇地等事務，具有社會功能。因而欽天監的活動是清代天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初順治年間，德國傳教士湯若望（Johannes Adam Shall von Bell，1592-1666）就因治歷有功被賜予“通玄教師”的美名。此後一直到道光六年（1826），一直有傳教士在欽天監任職。在這些西洋傳教士中，葡萄牙傳教士佔有很大比重。在清代擔任過監正、監副（包括“治理曆法”）的外國人共有二十位，其中十一位是葡萄牙人。

  清朝的對歐取向，是伴隨着歐洲宗教分裂和在華傳教態度的變化而變化的，也直接導致了歐洲抹黑大清和大清對決歐洲的局面。

  曾經支撐列強訓斥大清冥頑不靈的理論批判，今天已經化作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甚囂塵上批判。

如此持久的餘波，唯有消散歷史的迷霧才能滌盪。才能迴歸啓蒙運動時中國是美好還是邪惡的再討論。

二、大清以前的歐洲形勢

三、“利瑪竇傳教規矩”

1517年 馬丁路德發表《95條論綱》，聲勢浩大的西歐宗教改革和鬥爭上演；

1540年 教宗保祿三世批准成立耶穌會，耶穌會類似維護天主教的“保皇維新派”；

1541年 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啓程前往印度；

1551 耶穌會羅馬學院建立，即今天的耶穌會格里高利大學；

1552 方濟各.沙勿略病死於中國上川島，未能如願踏入大明陸地；

1557 西班牙耶穌會士奧維耶多前往埃塞俄比亞傳教；

1565 方濟各.波爾日亞任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

1573 範禮安為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

1579 範禮安至日本；

1582 利瑪竇奉範禮安命前往澳門；

1582年（明朝萬曆十年），距離大明亡國尚有62年。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廣東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

1601年（明朝萬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燕京，一度自喻為“西僧”。

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牢牢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着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1607年， 利瑪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科技敲門磚奏效，明朝萬曆皇帝准許其北京常駐並傳教。

利瑪竇在明朝傳教，容許中國教徒繼續祭天、祭祖、祭孔的舊俗，利瑪竇主張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説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故祭天並無問題。

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緬懷先人與敬仰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也沒有什麼干涉；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傳教規矩”。**

四、誰破壞了“利瑪竇傳教規矩”，迫使中國禁教？

1）明清易代，西歐新教諸國與天主教諸國的三十年戰爭，誕生了《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和民族國家概念，神聖羅馬帝國被強制碎片化，直到晚清的普魯士才黏合為統一的德意志。

2）“利瑪竇規矩”之爭的驚魂平復

   1610年，利瑪竇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龍華民接任教會職務。他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等詞，一律採用譯音，並指“天”是指蒼蒼之天，而“上帝”並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張應將“天主”依拉丁文音譯為“陡斯”；也有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

   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但為避免紛爭鬧大，耶穌會決定焚燬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統一了該會立場，延續“利瑪竇規矩”。

   當時耶穌會受葡萄牙國王保護，基地是葡萄牙佔據的澳門；

道明會受西班牙國王保護，基地是西班牙佔據的菲律賓馬尼拉。

然而葡西兩國在海上對抗嚴重，關係緊張，故而兩會在華的傳教規矩 勢不相容。

1644年（清朝順治元年）清兵入關時，天主教入華已62年，現屬德意志的傳教士湯若望，協助編制曆法，獲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

==========康熙年間==========

1662年，康熙帝即位。

1664年，耶穌會駐院共38所，耶穌會士來華人數累計82人，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二十四萬五千人之多 。

1665年，楊光先發表《闢繆論》，批評湯若望曆法不準，當時顧命大臣鰲拜不滿外國人蔘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天主教在華髮展直挫，史稱“曆獄”。

1667年，因“曆獄”而被羈押在廣州的包括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會士共23人召開了一場長達四十天的會議，討論在華傳教的方針。最後通過的決議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延續“利瑪竇規矩”。然而道明會士閔明我， 始終持不同意見，在獲釋後立即返歐。

康熙帝親政期間，禁錮鰲拜，重新起用外國人。南懷仁利用西方發明 貢獻清朝，不斷建立天主教士的聲望，又與利類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為湯若望平反。

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頒旨：“惡人楊光先捏詞天主教系  邪教  ，已經議復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康熙八年，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

1676年，道明會士 閔明我，在馬德里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概觀》（西班牙語：）一書上冊，三年後出版下冊，抨擊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方式，羅馬的耶穌會總會於是緊急將該書寄至中國，並要求各地的會士傳閲並提供駁斥的論據。羅馬教廷經過討論，決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延續“利瑪竇傳教規矩”。

1687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士洪若翰、李明、張誠、白晉、劉應，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赴華，在經歷與葡萄牙籍傳教士的鬥爭後，耶穌會在華法國傳教區終於成立，首任會長為張誠。該會成員大多贊成所謂“利瑪竇規矩”。只有劉應 持反對意見。

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清朝與俄羅斯帝國準備劃訂疆界，商議《尼布楚條約》，精於拉丁文的傳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國人溝通，這條條約最終以拉丁文簽訂。南懷仁等亦協助清廷鑄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亂。他們準確預測日食，使皇帝可以為相關祭奠做好準備；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則成為宮廷畫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達一道容教令，標誌着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峯：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

3）“利瑪竇規矩”之爭的再起波瀾和一發不可收拾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突然打破各方妥協，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佈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

自此爭議迅速擴大，由純宗教學術問題，逐漸演變成為清王朝和羅馬教廷之間的國家政治之爭。

康熙年間，新來中國的多明我會（Dominicans）及方濟會（Franciscans）教士反對明末以來耶穌會教士容許中國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禮俗，爆發禮儀之爭。

1704年12月20日，克萊蒙十一世下諭禁止祭祖祭孔：

教宗諭令，這決議由鐸羅，安提阿教區主教和中國及其他東印度國家教皇巡視員帶去，並隨帶另外一些看來是必要和適當的指令。目的是要讓他和大主教們，主教們，或者其他那些已在當地，將至當地的逗留者、傳教者，仔細地閲讀這份決議，以便讓各傳教修會現在哪裏，和無論何時在哪裏居住的傳教士們共同遵守，而不管他是屬於哪一個修會——哪怕是耶穌會。他們必須保證讓那一地區的所有基督徒都遵守決議。不守此令者，將被處以絕罰。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特使鐸羅到華，

1707年鐸羅在江寧（今南京市）發佈禁令：

中國的傳教士，都應該按上面的指示（教宗諭令）去答覆（康熙皇帝和地方官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敢有自作主張，不按指示去答覆的，立即受到絕罰。絕罰的赦免權，由聖座和特使加以保留。

康熙帝令將鐸羅押往澳門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還嚴斥：

“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1710年，鐸羅死於澳門監獄中，康熙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派遣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樊守義隨行。兩人到達羅馬後，將康熙帝關於鐸羅來華及中國禮節問題和西洋教務問題的旨意，詳細向教宗呈述。

1715年，教宗克萊蒙十一世頒佈《自登基之日》()宗座通諭，重申1704禁令：

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鬥斯”（拉丁語：Deus） 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併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懸掛，即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即當取下，不許懸掛。二、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作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並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此與異端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並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廟行禮。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裏，或在墳上，或逢弔喪之事，俱不許行禮。或本教與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為還是異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説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説話者亦不可。六、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靈魂。要立牌位，只許寫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裏可也，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我雖如此定奪，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1718年，羅馬教宗收到康熙皇帝硃筆文書才放艾若瑟返回中國。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羅馬教廷派遣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特使來華，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廷決定禁教（未嚴格執行）。12月31日起，嘉樂來華後康熙接見嘉樂宗主教前後共十三次，禮遇很隆，對於敬孔敬祖的問題，當面不願多言，也不許嘉樂奏請遵行禁約。嘉樂宗主教因有了鐸羅的經歷，遇事很謹慎。看到事情不能轉圓時，乃奏請回羅馬。

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閲取羅馬教廷特使嘉樂所帶來的《自登基之日》禁約後説：

“覽此條約，只可説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説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耶穌會士為此頗為擔憂。因此在嘉樂宣佈教皇諭旨時，附加了八條變通的辦法，此為“嘉樂八條”：

“一、准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許寫先考、先妣姓名，兩旁加註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二、准許中國對於亡人的禮節；但是這些禮節應屬非宗教性質的社會禮節。三、准許非宗教性質的敬孔典禮。孔子牌位若不書寫"靈位"等字，也可供奉，且準上香致敬。四、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頭。五、准許在喪禮中焚香點燭，但應當聲明不從流俗迷信。六、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陳果蔬，但應當聲明只行社會禮節，不從流俗迷信。七、准許新年和其他節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八、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在墓前供陳果蔬。”

但這並沒有使康熙皇帝改變主意，傳旨曰：

“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

1721年3月，嘉樂離華返歐。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駕崩。

==========雍正年間==========

1723年（雍正元年），清世宗雍正帝開始嚴格執行禁教，

再加上之前傳教士介入世宗與兄弟爭奪皇位之事，還有擔心民眾信奉天主教後，國家命令無法貫徹，且會被西方天主教國家控制，因此清世宗下令除留京任職的傳教士外，其餘一律送往澳門，各地天主堂被拆毀，或改成公廨，屢下禁令，不許民間信仰。

1733年，北京的兩位主教向教徒宣佈“嘉樂八條”及1715年宗座通諭《自登基之日》，令其遵守。

1735年，教皇克萊蒙十二世認為“嘉樂八條”與教義不合，宣佈廢除。

同年10月8日，雍正帝駕崩。

==========乾隆年間==========

清高宗乾隆年間，取締傳教活動尤烈，因此傳教活動幾乎消失。

1775年，中國耶穌會接到1773年教皇克力門十四世《我們的上主和救主》通諭 、並隨之解散。

嘉慶、道光兩朝繼續執行禁教政策，中國天主教只能地下發展。從此，中國出現了百年禁教的局面。

直到西歐列強通過鴉片等一系列戰爭再次強行打開中國傳教之門。

五、大清禁教的同時留下了宮廷御用洋人

 康熙末年中國開始實行禁教政策，但此後仍允許通曉天文曆法或其它技能的傳教士進京效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熟悉天文曆法的葡萄牙傳教士陸續到達中國。

  乾隆十五年11月18日（1750年），西洋人朗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鮑友管（Antoine Gogeisi，1701-1771）、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等上奏：

  “臣等今接澳門來信，知本年七月間 波爾都 噶爾亞國 （Portuguese）洋船來到，有西洋人高慎思能通天文算法，錢德明 通曉律呂，羅啓明 通外科、調和藥料，三人情願進京效力。倘蒙皇上俞允，伏祈勅下廣東督撫照例令其派人伴送來京。為此具摺請旨，謹奏”。

    乾隆帝“準其來京”。懂得天文歷算的葡萄牙傳教士先後進入欽天監效力。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傳教士傅作霖被授予欽天監監副一職。

後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52年間，欽天監監正全為葡萄牙人，無一例外。他們依次是

傅作霖、

高慎思、

安國寧（Anoré Rodrigues，1729-1796）、

索德超（José Bermardo de Almeida，1728-1805）、

  嘉慶時期，在華耶穌會傳教團被教宗解散。自此，欽天監監正、監副職務不再由耶穌會士擔任。索德超是最後一位在欽天監任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他去世後，葡萄牙方濟各會士繼任監正，後又由葡萄牙遣使會士繼任。 

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兼管國子監算學館。

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1758-1824）、兼理算學館

李拱臣（Jóse Nunes Ribeiro，1767-1826）、兼理算學館

高守謙（Veríssimo Monteiro de Serra，d.1852）

畢學源（D. Caetano Pires Pereira，1763-1838）。

 畢學源，葡萄牙遣使會士，道光三年至六年（1823-1826）任監副，為欽天監僱用的最後一個外國人。畢學源1838年11月2日逝世於南堂，年71歲，死後由俄國東正教主教代為殯葬於柵欄。

  在這些葡籍傳教士中，於天文方面最有成就的是首任傅作霖。其號清晨，1728年5月1日進入耶穌會學院，1737年到澳門，1738年5月1日以天文學家身份到京，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781年5月22日）死於北京，享年69歲。傅作霖參與《儀象考成》編撰，著《西藏天文觀測》。乾隆九年（1744年），欽天監為了編制精確的星表，奏請製造新儀器，並於乾隆十九年（1754年）製成“璣衡撫辰儀”，現仍保存在北京古觀象台。“璣衡撫辰儀” 的性能和用法編入了天文著作《儀象考成》。傅作霖參與了此項工作，位列參與人員名單之上。

  19世紀初的葡萄牙遣使會士，接手耶穌會傳教團的工作後，曾一度被視為“葡萄牙東方傳教團恢復其在北京的影響的希望”。他們以數學知識聞名。有學者説，“（這些葡籍遣使會士）因為其廣博的知識、尤其是編制高精度曆書而被皇帝封為官員”。但欽天監的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他們編制曆書的具體情況。 

  而且這時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葡萄牙都面臨西方其他列強越來越大的威脅，疲於應付。傳教士的主要精力都用於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科技活動也受到影響。例如，19世紀初葡萄牙任命北京教區主教時，就讓北京主教作為“代表葡國利益的大使，同時，面對外國的種種企圖，應恢復教區長和葡萄牙東方傳教會的權威，但在教義上可以表現出和解的姿態”。這個指示説明，來華葡萄牙傳教士的使命此時已經改變了。

六、轟開國門傳教 所激起的民憤

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條約。

直接結果有三：

1、中國大量的財富被直接搶劫，《清史稿》：

“賠款，始於道光壬寅江寧之約，二千一百萬兩。咸豐庚申之約，一千六百萬兩。光緒辛巳伊犁之約，六百餘萬兩。乙未中日之約，並遼南歸地，二萬三千萬兩。至辛丑公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而極。以息金計之，實九萬萬餘兩。”

自此，“自給自足”的中國，再也不能“自給自足”，而是將千年積累送給洋人之後，再舉國為洋大人打工，終至百業凋敝，民不聊生。

2、鴉片交易合法化。這姑且不論。

3、精神鴉片---傳教士深入中國各個角落。

1842年，清政府懾於洋大人的槍炮，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自此，耶穌的傳教士們開始闖入中國的各個角落，進而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特殊的邪惡勢力。

洋教士們發誓：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如果以為耶穌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僅僅是傳教，那就大錯特錯了。

  本來這些傳教士的祖師爺，便不是專業的傳教士。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後稱公理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於1830年到達廣州。當時，在廣州的外國傳教士只有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一人。早在裨治文離開美國前，上級就要求他凡事向馬禮遜請教（組織嚴密吧）。裨治文到廣州後，立即拜馬禮遜為師學習漢語，並執行相應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據馬禮遜的要求，裨治文開始主編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譯作《中國叢報》或《中國文庫》。

  鴉片戰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叢報》使出吃奶的力氣，研究、論證了中國軍事力量不堪一擊，積極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如不（對中國）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採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必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隨他們之後的傳教士，同樣是無惡不作，終日忙於走私鴉片、巧取豪奪、充當間諜、收羅亡命等等。在列強侵略中華的過程中，洋傳教士們，一直扮演着極其惡劣的角色。

眾所周知，山東是孔孟故里，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聖地。

截止到1900年，山東全省，無處不是洋教士們的據點。他們把山東分為北境、南境、東境三個教區， 108個州縣中，有72個有基督教會的活動，“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餘處，教士一百五十餘人，各洋人文牘、函電幾無日無之”。

山東原是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教區，德國在荷蘭史泰勒成立了聖言會。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兩名教士來華傳教。19世紀80年代，安治泰獲得聖言會主教教職後，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來山東，另一方面，吸收山東的地痞流氓入教，擴大聖言會在山東的勢力。

安治泰通過德國使館，於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頂戴，次年改授二品頂戴，在政治上與中國的總督、巡撫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為此，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情報、查勘地形、瞭解政情民情，提交給德國政府。

1897年，安治泰向德國政府“申説佔領膠州是個重要關鍵的問題，不但有關在華教會的發展，而且有關教會的存亡”。

1897年11月鉅野教案發生時，安治泰正在荷蘭史泰勒，他聞訊後立即來到柏林，要求德國外交部乘機奪取膠州灣，他説：“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佔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展前途，鉅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

洋教士、土教民，無不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這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司空見慣，在山東更為突出。安治泰撈得二品頂戴後，命令山東各級地方官服從教堂指揮；傳教士則肆意欺壓人民。洋教士包攬詞訟，甚至私設刑庭；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等百餘座教堂公然購置槍炮，建立武裝。

信洋教者，即所謂“教民”，本來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時，他們便橫行鄉里。更有甚者，如山東省汶上縣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裏私設公堂，欺壓良善：“聚百餘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毆人勒索情事”。在處理教民案件時，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極其惡劣的是，傳教士竟然強行：

1、“滅我聖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聖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領一羣流氓地痞的教民，搗毀了文廟，摧毀了孔子像！

2、攤派差役。各教堂儼然以官府自居，“片紙下鄉，中業傾產”，強迫當地百姓為教堂“義務勞動”。

3、擅自收税。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當地過往的商賈，徵收高額的税賦。

4、肆意掠奪。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羅思，假造地契，在濟南霸佔十三畝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間，強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縣神山教堂，德國傳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結起來，囤積大批糧食，乘糧價高時牟取暴利。

6、放高利貸。如，滕縣美籍傳教士放高利貸給貧苦農民，進行剝削。

如此等等。

中國百姓，歷史週期律聽書也都聽得多了，一旦忍無可忍，便會產生實際行動。

於是，山東基於本有的拳會組織，鬧起了義和團、搗毀教堂設施。周邊省份羣起響應，義和團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洋人坐不住了，於是組織了八國聯軍，聯合侵華彈壓。

清政府本來以為 絕處恰逢生路，救帝國於倒懸。可惜這是帝國百姓 最後**本能的自救，**怎能勝得了有組織的暴利。

八國聯軍雖然打了勝仗，但是，心有餘悸。本來為了圖利，眼看就掉進無休止的管控泥潭。

除了劃些租借，列強們不得已開啓了在近代反覆培植代理人的模式。直到攪動國家內亂紛爭，疲弱時受到倭人貪婪的致命猛擊。

七、後記

  自從1840年簽訂城下受辱條約，到1949年雄壯的人民共和國屹立。 中華兒女在一百年的時間裏，用錚錚鐵骨和任勞任怨、勤奮踏實的家風，築起了我們物質上的鋼鐵長城。

  然而曾經強加給我們的宗教規矩，以及由此衍生的羈縻中華文化的蠢動狂妄，

包括至今一部分西方人和國人 還固守的文化偏見餘波，我們是否要進行有力的批駁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