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而學｜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上_風聞

按：筆者對清末民初一代的學者的學識比較感興趣，尤其是他們的心路轉折，這批學者由於語言上的親近（文言為“母語”）和蒙學為舊學的優勢，對於中國傳統學問的把握上有一定的優勢，而對於西學，也無當前這種學科專業化之囿，從而對西學在整體把握上也有一定優勢（雖然深度上可能會有所欠缺），故而這些學貫中西的學者的學識值得研習探討。這些學貫中西的學者中，有一位非常奇葩（本義），雖是學貫中西，但並非中國本土學者，而且是先修西學再自修中學，然後還揚中學抑西學，這就非常怪了。他是辜鴻銘（欲詳細瞭解其人，可參閲：國學大師——辜鴻銘）。筆者非常想搞清楚他的心路轉折，所用的探析進路是筆者非常推崇的佛家唯識宗的八識論（但經過了筆者的“歪曲”以為我所用），煉就末那識，我方為“我”，才可説“我以為”，否則，你以為你以為的其實不是你以為的。筆者的體察是，辜鴻銘之心路轉折，關鍵不在他對於中西各自學問有多精深，而在於他的判斷力（審美），而判斷力是難以表述的，最好的方式是體悟。鑑於此，轉發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一文（原文為辜鴻銘於六國飯店所作之面向西方各國人士的英文講演，而且是賣票的，票價2元——梅蘭芳的演出票價也不過1元2角）。筆者聊作搬運工，諸君自行體察。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東方學會中宣讀的論文）

首先，請允許我向各位闡釋一下今天下午我想討論的內容。我們論文的主題，我稱之為“中國人的精神”。在這裏，我的意思並非僅僅論及中國人的性格或特徵。中國人的特徵此前經常被描述，但是我想你們會和我一樣認為迄今為止的這些描述或對中國人特徵的列舉，都未能描繪出中國人的內在本質。此外，當我們説到中國人的性格或特徵時，它是不可能被概括出來的。你們知道，中國北方人的性格不同於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國人的性格不同於意大利人一樣。

但我用中國人的精神，意在指明中國人生存的精神支柱是一種在本質上與眾不同的東西，無論在中國人的心靈、性情還是情操上，它使他區別於其他所有民族，尤其是區別於那些現代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也許對我們所討論的主題最恰當的表述是中國式的人性，或者，用更清晰簡短的話來説，就是真正的中國人。

那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我確信你們都會贊同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尤其是現在，當我們環顧今日之中國，我們似乎發現，中國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國人——即將消失，取代它的是一種新型的人性——進步的或現代的中國人。事實上，我建議，在真正的中國人、古老的中國式人性從世上完全消失之前，我們應該最後一次認真地審視他，看看我們能否從他身上找到某種在根本上與眾不同的東西，使他如此區別於其他所有民族，並有別於今日中國所見的方興未艾的新型人性。

我以為，在古老的中國式人性中最先打動你們的一點是，真正的中國人從不野蠻，不殘忍，也不兇惡。借用一個應用於動物的術語，我們可以説真正的中國人是被馴化了的動物。拿中國最底層的人來説，你會發現，與歐洲社會同樣階層的人相比，他少了一些獸性，少了一些野蠻的動物性，少了一些德國人所謂的動物野性[1]，我相信你們也會贊同我。事實上，以我之見，如果用一個英文單詞概括中國式人性給你的印象，那就是“gentle”，即“温順”之意。我所説的“温順”並不意味着天性軟弱或者軟弱順從。已故的麥高文博士[2]説：“中國人的温順，不是傷心而柔弱的人的那種温順。”其實，我所指的“温順”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或暴虐，沒有任何刺激你的東西。在真正的中國式人性中，可以説，有着從容、冷靜、練達的特點，就像你評價一塊經過優良鍛造的金屬。甚至於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在身體上或者道德上的不完整，即使無法挽回，也至少會被他温順的品格所彌補。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沒有粗劣；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醜陋的，但醜陋中沒有醜惡；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沒有侵略和喧譁；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沒有荒謬；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沒有狠毒。我實際上想説的是，真正的中國人即使在身體、心靈和性格上有缺點，也不會讓你厭惡。你會發現，一個真正的舊式中國人很少令人厭惡，甚至最低等的階層也是如此。

我説，中國式的人性給你的總體印象是他的温順，温順到無以言表的程度。在對真正的中國人身上這種無以言表的温順品質進行分析時，你會發現它是兩種品質結合的產物，即同情心和智慧。我前面把中國式的人性比喻為被馴化的動物。那麼，被馴化的動物與野生動物存在如此的不同是因為什麼呢？在被馴化的動物身上，我們可以意識到某種人類特有的東西。這種區別於動物的人類特有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就是智慧。但是被馴化動物的智慧不是一種思想智慧。它不是經過推理得來的智慧，它也不像狐狸的聰明一樣來自本能——狐狸狡猾的智力是知道哪裏可以吃到小雞，狐狸來自本能的智力是所有的動物——甚至包括野生動物在內——都擁有的。但被馴化的動物身上具有的這種可以稱為人類智慧的東西，與狐狸的狡猾或動物的智力有很大的不同。被馴化動物的智慧不是來自推理，也不是源於本能，而是來自同情心，來自一種愛和依戀的感覺。一匹純種的阿拉伯馬能理解它的英國主人，不是因為它學過英語語法或是它有聽懂英語的本能，而是因為它熱愛它的主人。這就是我所説的人類的智慧，以區別於單純的狡猾或者動物的智力。正是因為擁有這種人類的品質才使被馴化的動物和野生動物相區別。同樣地，我認為，正是因為擁有同情心和真正的人類智慧，才使中國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國人具有無法言表的温順。

我曾在某處讀到過一位外國人的文章，他在中日兩個國家都住過。他説，一個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討厭日本人，而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喜歡中國人。我不知道他在這裏對日本人的判斷是不是真實，但是，我認為，你們所有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會贊同他對中國人的評價。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對中國人的喜愛——你可以稱之為“欣賞”——就越會與日俱增。在中國人身上有種無法形容的東西，不管他們多麼缺乏清潔的習慣和文雅的舉止，不管他們的心靈和性格上有多少缺點，他們依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贏得外國人的喜愛。這種無法形容的東西，我把它定義為“温順”，在外國人的心目中，即便它沒有挽回中國人身體和道德上的缺陷，至少也削弱和減輕了這些印象。就像我試圖向你們展現的那樣，這種温順又是我稱之為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類智慧的產物——這種人類智慧既不是來自推理，也不是源於本能，而是出於同情心——出於同情的力量。那麼，中國人具有這種同情的力量的秘密是什麼呢？

在這裏，我冒昧地給出一個解釋——如果你願意，可稱之為一個假設——對於中國人緣何具有同情的力量的秘密，以下就是我的解釋。中國人具有這種力量，這種強烈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者説幾乎完全地過着一種精神生活。中國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種感情生活——它不是來自身體器官意義上的感覺，也不是你所説的來自神經系統意義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愛意義上的感情，它來自我們本性的最深處——精神和靈魂。甚至，我在這裏可以説，真正的中國人過着一種情感或者人性友愛的生活，一種靈魂的生活，以至於可能有時過分地忽視了他應該做的事，甚至忽視了生活在這個由身體和靈魂構成的世界上的人維持其感觀靈敏性所必需的要求。這就真實地解釋了中國人對骯髒的環境、物質上的不便和舉止文雅的缺乏為什麼如此漠不關心了。當然，這與本文的主題無關。

我説，中國人具有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過着一種精神生活——情感或者人性友愛的生活。在此讓我首先給你們舉兩個例子，來證明我對過一種精神生活的解釋。下面是我的第一個例子。你們中有人可能認識我在武昌的一個老朋友和同僚——他曾在北京做過外務部尚書——梁敦彥[3]先生。梁先生告訴我，當他第一次接到漢口海關道台的任命時，使他渴望成為滿清大員、努力得到頂戴花翎以及他榮幸地接受這個任命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在意頂戴花翎，也不是因為他自此以後會富貴——在武昌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很窮——而是因為他想取悦母親，通過他的晉升讓遠在廣州的老母親心情愉悦。這就是我説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生活——一種情感或者人性友愛的生活——的意思。

我的另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我在海關的一個蘇格蘭朋友告訴我，他曾有一箇中國僕人，是個徹頭徹尾的流氓，他撒謊、敲詐，總是賭博，但是當我的朋友在一個偏遠的港口患了傷寒症病倒了，身邊沒有外國朋友照顧他時，正是這個糟糕的流氓——他的中國僕人無微不至地照顧他，連他親密的朋友和親屬都做不到。甚至，我認為在《聖經》裏有句關於一個女人的敍述，不只對這個中國僕人，對一般的中國人也同樣適用：“寬恕他們多一些，因為他們愛得更多。”在中國，外國人看到並理解了中國人習慣和性格中的許多缺點和瑕疵，但他的心仍然被他們所吸引，因為中國人有一種精神，或者，像我所説的那樣，過着一種精神生活——過着一種情感和人性友愛的生活。

我認為，現在我們找到了一條揭開中國人具有同情心秘密的線索——正是同情的力量賦予真正的中國人以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性智慧，讓他具有如此無法言表的温順。下面，讓我們對這一線索或者假設加以驗證。讓我們看看用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生活這條線索，是否能夠既解釋我前面舉出的兩個個案，又對我們在中國人的實際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徵加以説明。

首先，讓我們拿中國語言來説。由於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生活，我認為，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精神語言。現在，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在中國的外國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學習漢語非常輕鬆，比成人和受過教育的人更加容易。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依我説，原因在於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精神的語言來思考和説話的，而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受過歐洲現代智力教育的人，是用頭腦或智力的語言來思考和説話的。事實上，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發現學習漢語如此困難的原因就是他們受教育過多，受智力的和科學的教育過多。形容天堂的那句話，我們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語言：“如果你不變成小孩，你就不可能學會。”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中國人生活中另外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中國人有極好的記憶力。秘密是什麼？秘密在於：中國人記憶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腦。心靈具有同情的力量，能產生像膠水一樣的作用，比堅硬而乾巴巴的頭腦或者智力能更好地保留事物。舉個例子，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我們所有的人是孩子的時候，我們記憶、學習事情的能力比我們成年後強得多。這是因為像中國人一樣，在孩提時代，我們是用心而不是用腦來記憶事情的。

接下來，讓我們探討中國人生活中的另一個公認的事實——他們的禮儀。人們經常説，中國人是特別注重禮儀的民族。那真正的禮儀的本質是什麼呢？這就是對他人感受的體諒。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他們知道自己的感受，這使他們很容易對他人的感受表示體諒。中國人的彬彬有禮，儘管不像日本人的禮儀那樣經過了精心的準備，卻令人愉悦，因為它是——用法國人優美的語言來説——一種心靈的禮儀。[4]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禮儀雖然精緻周全，卻無法讓人如此愉悦，而且我已經聽一些外國人説討厭它，因為它可以被稱作是一種排演過的禮儀——像在戲劇中用心學會的禮儀一樣。這與直接發自內心的自然而然的禮儀不同。事實上，日本的禮儀就像一朵沒有芬芳的花，而真正有禮貌的中國人的禮儀有一種芳香——一種名貴油膏的香味[5]——由心而發。

最後，讓我們看看中國人的另外一個特徵，亞瑟·史密斯[6]由於喚起了人們對此的注意而聲名大噪，這就是：缺少精確。那麼中國人缺少精確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原因，我還要這樣説，是因為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精神是一種微妙而靈敏的平衡，它不像頭腦或智力是一件堅硬、呆板、嚴格的儀器。用精神去思考，你就不可能做到像用頭腦或者智力思考一樣那麼穩定而嚴格。至少，這麼做是極其困難的。中國人使用的毛筆是一種柔軟的刷子，事實上，它也許可以作為中國精神的一個象徵。用它寫字和作畫非常困難，但是當你一旦掌握它的用法後，用它書寫和繪畫，你會進入一種硬鋼筆無法達到的美妙和優雅的境界。

上述這些是和中國人的生活相關的幾個簡單事實，任何人，即便對中國人沒有一點了解，也能觀察和理解。通過研究這些事實，我認為，我成功地驗證了我關於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生活的假設。

既然中國人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孩童般的生活，那麼，在很多方面他們都非常簡單。確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作為世界上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偉大民族，中國人至今在很多方面還很原始。這個事實讓淺薄的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的文明沒有進步，中國的文明停滯不前。不過，必須承認，説到純粹的智力生活的發展，中國人在某種程度上被抑制了。就像你們大家知道的那樣，中國人不但在自然科學方面，而且在純粹的抽象科學，比如數學、邏輯學和純粹哲學等方面，其進步很小，甚至沒有進展。事實上，歐洲語言中的“科學”、“邏輯學”這兩個單詞，在漢語中沒有準確對應的詞。中國人像過着精神生活的孩子一樣，對抽象科學沒有興趣，因為精神和情感並不作用於這些領域。事實上，與精神和情感無關的所有事情，比如統計報表，中國人總體上都感到厭惡。但是，如果統計報表和純粹抽象的科學讓中國人感到厭惡，那麼歐洲正在從事的自然科學研究，為了驗證科學理論而要求你把活的動物身體肢解和損傷，則會讓中國人產生牴觸情緒和極端的厭惡感。

中國人，我認為就純粹的智力生活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其發展是被抑制了的。中國人至今仍然過着孩童般的生活，過着一種精神生活。在這一點上，中國人作為一個古老的民族，直到今天還是單純而幼稚的。但重要的是，你應該記住，這個孩童般的民族，他們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如此簡單，然而卻擁有在原始人那裏找不到的精神和理性的力量，這種精神和理性的力量使他們能成功地處理複雜而困難的社會生活、政治和文明的問題。在此我冒昧地説，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歐洲國家都沒能獲得這種成功——其標誌性的成功就在於，中國人實際上使亞洲大陸的大部分人口在一個龐大的帝國統治下維持了和平與秩序。

實際上，我在此要説的是，中國人最奇妙的特性並不是他們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所有原始的民族都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我們都知道，歐洲中世紀時的基督徒也同樣過着一種精神的生活。馬修·阿諾德[7]就説過：“中世紀基督教的詩歌就是依靠精神和想象來創作的。”但是，中國人最奇妙的特性，我想在此説明，是當他過着精神的、孩童般的生活時，他仍然具有精神和理性的力量，這是中世紀的基督徒或任何其他原始的民族所沒有的。換句話説，中國人最奇妙的特性是，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成熟民族，作為一個具有成熟理智的民族，它到今天仍然能夠過着孩童般的生活——一種精神的生活。

因此，我們寧願説中國人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而不是發展被抑制了的民族。簡而言之，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最奇妙的特性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能夠回答開始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瞭解了，就是一個有孩童般的精神世界的成熟理智的人。簡而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是有着孩童般的精神和成熟頭腦的人。因此，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精神。那麼，中國人具有不朽的民族魂的秘密是什麼呢？你們會記起我在討論一開始就説過，賦予中國式的人性——賦予真正的中國人——以無法言表的温順的，正是他們擁有的我所謂的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類智慧。這種真正的人類智慧，我認為，是同情心與智慧兩者相結合的產物，它使人的心和腦協調起來共同工作。簡單地説，它是靈魂與智慧的完美結合。如果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精神，其不朽的秘密就是靈魂與智慧的完美結合。

現在你們會問我，既然這種靈魂和智慧的完美結合，使他們作為一個種族和民族能夠過着永葆青春的生活，那麼，中國人從哪裏以及如何獲得了這種民族不朽的秘密呢？答案很顯然，他們從自身的文明中得到了這種秘密。現在你們不能期望我在這有限的時間裏給你們做一個關於中國文明的演講，但我願意試着告訴你們和我們現在討論的主題有關的一些中國文明的問題。

首先，我要告訴你們，在我看來，中國文明和現代歐洲文明有一個很大的根本區別。在此，讓我引用在世的著名藝術評論家伯納德·貝倫森[8]先生的一句絕妙之言，他説：“我們歐洲的藝術存在一種演變為科學的毀滅性傾向，而且我們幾乎沒有創作出一幅不是爭奪不同利益的戰場的傑作。”現在我要説的是，歐洲文明，正如貝倫森先生所言之歐洲藝術，是一個為了各自的利益而進行爭奪的戰場——一方面是科學和藝術為了各自的利益戰爭不斷，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學的衝突。事實上，這是頭腦和心靈——智力和靈魂——不斷鬥爭的殘酷戰場。在中國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兩千四百年間[9]，沒有這種衝突。我認為，這就是中國文明和歐洲現代文明的一個很大的根本區別。

換言之，我想説的是在現代歐洲，人們有一種宗教能滿足他們的精神而不是頭腦，有一種哲學能夠滿足他們的頭腦而不是精神。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有些人説中國沒有宗教，毫無疑問，中國的多數老百姓根本不重視宗教，我指的是類似於歐洲語言字面意義上的宗教。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其寺廟、儀式和典禮的消遣娛樂的意味超過了教誨和啓迪；可以説，它們觸動了中國人審美的感覺，勝於觸動他們的道德感和宗教感。事實上，它們訴諸想象力多於人們的精神或靈魂。不過，與其説中國人沒有宗教，不如説中國人不想要宗教或許更為正確，他們沒有感到對宗教的需求。

那麼，中國人，就連中國的多數老百姓，都沒有感到對宗教的需求，如何解釋這個特殊的事實呢？一個英國人給出了這樣的解釋。他是羅伯特·道格拉斯爵士[10]，倫敦大學的漢語教授，他在對於儒家學説的研究中説：“四十多代中國人都絕對地受一個人的權威斷言的支配。作為中國人中的一員，孔子的教導特別適合於那些門徒的本性。中國人具有蒙古人種不同尋常的冷靜和不擅思考的頭腦，他們自然而然地反抗那種超出了自己的經驗範圍而去研究事物的想法。正如孔子所闡明的那樣，懷有對將來的朦朧觀念和一種樸素的、實事求是的道德體系，對中國人的所有需要來説就已經足夠了。”

他説中國人沒有感到需要宗教是因為他們有孔子的教導，這位博學的英國教授是正確的，但他斷言中國人沒有感到對宗教的需求是因為蒙古人種不同尋常的冷靜和不善思考的頭腦，卻完全錯了。首先一點，宗教與思考無關。宗教是有關感覺和情感的事情，它是必須作用於人類靈魂的某種東西。即使野蠻原始的非洲人，他從純粹的動物生活中剛一脱離出來，他的所謂靈魂就甦醒了——他們感覺到了對宗教的需要。因此，儘管蒙古人種的頭腦可能具有不同尋常的冷靜和不善思考的特點，但是作為蒙古人種的中國人，我認為必須承認，他是比非洲野人更高等的一類人，他們也有靈魂，而且，正因為有靈魂，他們必定會感到對宗教的需求，除非他有某種東西能取代宗教的位置。

事情的真相是，中國人沒有感到需要宗教的原因，是他們擁有儒家學説這一哲學和道德規範的體系，一個能夠取代宗教位置的人類社會和文明的綜合體。人們説儒家學説確實不是一種宗教，這話完全正確，就歐洲詞彙通常的意義來説，儒家學説不是一種宗教。但我隨後要説：儒家學説的偉大之處就在於這一點上，它不是宗教。事實上，儒家學説的偉大之處在於，它不是宗教，但能取代宗教，它能夠使人不再需要宗教。

現在，為了理解儒家學説如何能夠取代宗教，我們必須試着找到人類及個人感覺到宗教必須存在的原因。在我看來，人類感覺需要宗教的原因，和需要科學、藝術及哲學的原因相同，因為人類是有靈魂的。現在讓我們以科學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學。讓人們從事科學研究的原因是什麼？現在大多數人認為人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想要鐵路和飛機，但驅使真正的科學家從事研究的動機並不是他們想要鐵路和飛機。如果人類像目前持進步論的中國人一樣，出於想要鐵路和飛機的目的而從事科學研究，那麼人類將永遠得不到科學。過去歐洲真正的科學家，為科學的進步而不懈努力，並使建造鐵路和飛機成為可能，但其實他們起初根本沒有考慮過鐵路和飛機。那些歐洲真正的科學家之所以在為了科學進步的工作中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們從靈魂深處感到需要揭開我們生活着的這個奇妙世界的神秘面紗。所以我認為，人類感到對宗教的需要，和他們對科學、藝術及哲學的需要出於同樣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人是有靈魂的。因為他有靈魂，他才不僅觀察現在，也探索過去和未來——不像動物那樣只生活在現在——並感受到需要了解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神秘。除非人類理解了自然的某些規律和用途，看清了世界萬物的發展方向，否則他們就像黑屋裏的孩子，感到一切事物都是危險的、不安全的，充滿了不確定性。事實上，正如一個英國詩人所説：世界的神秘是重壓於人們身上的負擔。因此，人類需要科學、藝術和哲學，與他們需要宗教都出於同樣的原因，是為了減輕他們

神秘的負擔……

來自這個未知世界的一切

沉重的、令人厭煩的負擔。

藝術和詩歌能使藝術家和詩人看到這個世界中的美和秩序，從而為他們減輕這種神秘帶來的負擔。因此，詩人歌德曾説“擁有藝術的人，擁有宗教”，像他一樣的詩人不會感到需要宗教。哲學也能使哲學家看到這個世界的條理和秩序，從而為他們減輕了這種神秘帶來的負擔。因此，哲學家，比如斯賓諾莎[11]，也沒有對宗教的需求感。“對他們來説，智力生活的王冠就是喜悦，就像對於聖徒來説，宗教生活的王冠是喜悦一樣。”最後，科學也能使科學家看到宇宙的規律和秩序，從而為他們減輕了這種神秘帶來的負擔。因此，像達爾文和海克爾教授[12]這樣的科學家就不會感到需要宗教。

可對於大眾來説，他們不是詩人、藝術家、哲學家或者科學家。對於大眾來説，他們的生活充滿艱辛，而且時時暴露在自然的威脅力量和他們同類痛苦殘忍的激情的意外打擊之下，能為他們減輕“來自這個未知世界一切沉重的、令人厭煩的負擔”的力量是什麼？這就是宗教。但是，宗教如何為眾生減輕這一神秘帶來的負擔呢？我認為，宗教是通過給眾生以安全感和永恆感來減輕這種負擔的。面對自然的威脅力量和他們同類痛苦而殘忍的激情，面對由此產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給了眾生一個庇護，在這種庇護下他們能夠找到安全感；而且這一庇護是對某種超自然的存在，或者説是對擁有絕對力量並控制那些威脅他們力量的存在的一種信仰。此外，面對他們自己生活中事物的不斷變化、興衰交替和轉變——從出生、孩童時期、青春期、年老一直到死亡，以及由此產生的神秘和不確定性，宗教也給了眾生一個庇護，在這種庇護下他們能夠找到永恆感。這一庇護是對來生的信仰。由此，我認為，對於這些不是詩人、藝術家、哲學家或科學家的普通民眾，宗教通過在生活中給予他們一種安全感和永恆感，來減輕來自這個世界未知的一切的神秘負擔。耶穌基督説：“我賜予你們和平，這和平是世界不能給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從你們那裏取走的。”這就是我所説的宗教給了眾生一種安全感和永恆感的意思。因此，除非你能找到一種可以給眾生以同樣的和平的東西，一種像宗教一樣能夠提供給他們安全感和永恆感的東西，否則眾生會一直感到需要宗教的存在。

但我認為儒家學説雖不是宗教，卻能代替宗教。因此，在儒家學説裏一定有什麼東西，能給予眾生同樣的安全感和永恆感，就像宗教提供給他們的一樣。現在讓我們來找出在儒家學説裏，那種能像宗教一樣給予同樣的安全感和永恆感的東西。

人們經常請我講講孔子為中華民族所作的貢獻。現在我能告訴你們，我認為孔子為中國人完成了許多事情。但是由於今天我沒有時間，在此我只能告訴你們，孔子為中華民族做的一個主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説是他生前唯一做過的事情，按照孔子自己的説法，後人會藉此瞭解他，瞭解他為他們做的事情。當我為你們解釋了這個主要的事情之後，你們就會理解，在儒家學説裏是什麼東西給了眾生和宗教一樣的安全感和永恆感。為了解釋這一點，我必須請求你們允許我稍微詳細地介紹一下孔子的生平。

孔子，你們有人可能知道，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的擴張時期——當時封建時代已經走到盡頭，那是一個封建的、半家族制的社會秩序和統治形式不得不擴展和重建的時代。這種巨大變化不僅必然帶來世事的混亂，也會帶來人們精神的混亂。我曾説過，中國文明在最近的兩千五百年中，沒有心靈和頭腦的衝突。但我現在必須告訴你們，在孔子生活的擴張時期，在中國，就像現今的歐洲一樣，人們的心靈和頭腦之間也產生了嚴重的衝突。孔子時代的中國人發現他們自己正處於包括制度、成規、公認的信條、習俗和法律在內的龐大系統之中——事實上，這個龐大的社會和文明系統是從他們崇敬的祖先那裏繼承來的。在這個系統中他們的生活還得繼續向前，然而他們開始感到——他們有一種感覺，認為這個系統不是他們的創造，所以絕不符合他們實際生活的需要。對於他們來説，這只是遵循慣例，而不是理性的選擇。兩千五百年前中國人這種意識的覺醒就是今日在歐洲所謂的現代精神的覺醒——自由主義精神，以及尋找事物的原因的探尋精神。當時，在中國的這種現代精神，看到了社會舊秩序和文明與實際生活的需要是不一致的，不僅開始重建一種社會和文明的新秩序，而且開始尋找社會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礎。但在當時的中國，所有尋找社會和文明新基礎的嘗試都失敗了。有些嘗試，雖然他們滿足了頭腦——中國人的智力，卻沒有滿足他們的心靈；另外一些嘗試，雖然他們滿足了他們的心靈，卻沒有滿足他們的頭腦。就像我所説的，在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這種頭腦和心靈的衝突由此而發，正如現在我們在歐洲看到的一樣。在人們試圖重建社會和文明新秩序中的這種心靈和頭腦之間的衝突，使中國人對所有的文明都感到不滿，在由這種不滿導致的苦惱和絕望中，中國人想推翻和毀滅所有的文明。很多人，比如老子，他當時在中國的地位類似於今日托爾斯泰在歐洲的地位，從心靈和頭腦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的悲慘而苦難的結果中，認為他們看到了在社會和文明的真實本性和結構中的某些根本性的錯誤。老子和他最有才氣的門徒莊子，都告訴中國人要拋棄所有的文明。老子對中國人説：“離開一切跟隨我，隨我到羣山，到羣山中隱士的小屋，在那兒過真正的生活——一種心靈生活，一種不朽的生活。”

然而孔子，雖然也看到了當時的社會和文明狀態的苦難和悲慘，但他意識到罪惡並不在於社會和文明的本性和結構，而在於社會和文明所採取的錯誤途徑，在於人們對社會和文明所建立的錯誤基礎。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拋棄他們的文明，在一個具有真正基礎的社會和文明中，人也可以過一種真正的生活、一種精神的生活。事實上，孔子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嘗試把社會和文明引入正確的途徑，給它一個真正的基礎，以阻止文明的毀滅。但是，在他生命最後的歲月裏，當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國文明的毀滅時，他做了什麼呢？像一個建築師看到自己的房子着火了，燃燒着就要落在頭頂上時，他確信他不可能挽救這房屋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保存好這房屋的圖紙和設計，以便日後房屋可以被重建。所以，當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國文明這個建築不可避免地被毀滅時，他認為他應該保存好圖紙和設計，他因此拯救了中國文明的圖紙和設計，它們現在被保存在中國人的“聖經”中——這五本典範之作，被人們稱為“五經”。我認為，這就是孔子為中華民族所作的偉大貢獻——他為他們挽救了文明的圖紙和設計。

我認為，當孔子挽救了中國文明的圖紙和設計時，他為中華民族作了偉大的貢獻。但這並不是孔子對於中華民族最主要和最偉大的貢獻。他最偉大的貢獻是，在挽救他們文明的圖紙和設計時，他對文明的設計作了一個新的集成、一個新的解釋，而且在這個新的集成裏，他灌輸給中國人對於國家的真正觀念——這是一個國家的真正而理性、永恆而絕對的基礎。

但是，古代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現代的盧梭和赫伯特·斯賓塞也進行了文明的集成，並試圖給出一個真正的國家的觀念。那麼，在我提到的歐洲偉人們進行的哲學體系和文明集成，與另一種文明集成——被稱為儒家學説的哲學和道德體系——之間有什麼不同？這個不同，在我看來，是這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沒有成為一種宗教或者説宗教的等價物，沒有成為民族或芸芸眾生可接受的信念，而儒家學説已經成為中國芸芸眾生的一種宗教或者説宗教的等價物。當我説到這裏時，我所説的宗教，不是就這個歐洲詞彙的狹義而言的，而是就廣義而言的。歌德説：“唯有民眾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眾過着真正的人的生活。”[13]現在，當我們提到廣義的宗教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一套包括行為規則在內的教導體系，正如歌德所言，是被人類眾生作為真理和約束力而接受的，或者至少，被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從寬泛而普遍的意義上講，基督教和佛教當然都是宗教；而儒家學説，就像你們知道的，已經成為一種宗教，因為它的教導已被承認是正確的，它的行為規則約束着整個中華民族；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即使在這種寬泛和普遍的意義上也沒有成為宗教。我認為，這就是儒家學説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賓塞的哲學之間的不同——一種依然保持着學者哲學的本色，而另一種則成為整個中華民族，也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芸芸眾生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價物。

在“宗教”這個詞彙的寬泛和普遍的意義上，我説儒家學説恰如基督教或者佛教，是一種宗教。但是，你們也許記得我説過儒家學説不是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儒家學説和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呢？區別自然是一個裏面有一種超自然的由來和要素，而另一個則沒有。但除了這個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區別之外，還有另一個區別存在於儒家學説與如基督教和佛教之類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之間。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教導人成為一個好的人，不過儒家學説遠不止這些，儒家學説教導一個人成為一個好的公民。在基督徒語錄裏問道：“人的主要目標是什麼？”而孔子語錄裏問道：“公民的主要目標是什麼？”一個人，不是僅僅生活在他個人的生活中，而是還處於和同類的關係以及國家的關係中的吧！基督徒語錄中回答説：“人的主要目標是讚揚神。”孔子語錄裏回答説：“人的主要目標是像孝子和良民一樣生活。”子游，是孔子的一個門徒，孔子的《論語》曾引用過他的話：“一個明智的人專心於生活的基礎——人的主要目標。當基礎打好後，智慧、宗教就會到來。那麼，要像孝子和良民一樣生活，不正是這一基礎——作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的主要目標嗎？”[14]簡而言之，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是把人通過自身的努力轉變為一個完美而理想的人作為目標，要成為一個聖徒、一個佛、一個天使，而儒家學説則有所限定，要把人變成一個良民——像孝子和良民那樣生活。換句話説，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説：“如果你想要擁有信仰，你就必須是一個聖徒、一個佛、一個天使。”而儒家學説則説：“如果你像一個孝子和良民那樣生活，你就擁有了信仰。”

事實上，歐洲字面意義上的宗教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和儒家學説真正的區別在於：一個是個人的宗教，或者可以稱作教堂宗教，而另一個是社會宗教，或者可以稱作國家宗教。我認為，孔子為中華民族所作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真正的國家觀念。那麼，由於給出了這種真正的國家觀念，孔子使這一觀念變成了宗教。在歐洲，政治是一門科學，但在中國，政治自孔子時代開始，就是一種宗教。簡而言之，我認為，孔子為中華民族所作的最偉大的貢獻，是他給了他們一個社會的或者説國家的宗教。孔子在一本他在生命最後的歲月裏寫的書裏，講授了這種國家宗教，此書他取名為《春秋》。孔子給這本書取名《春秋》，是因為書的主旨在於給出真正的決定民族興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民族的春秋。這本書也可以被稱為《近代編年史》，就像卡萊爾的《近代紀事》一樣。在這本書裏，孔子給出了社會和文明的錯誤而頹廢的狀態的歷史概況，他追溯了社會和文明的錯誤而頹廢的狀態下的所有苦難和不幸，追溯到它真正的原因——事實是人們沒有真正的國家觀念，他們沒有真正發自內心的正確的責任觀念，他們沒有歸屬於國家、國家領袖、他們的統治者和君主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孔子在這本書裏講授了君權神授。現在我知道你們所有的人，或者至少你們中的大多數，如今不會相信君權神授。我在此不願和你們爭論。我只想請你們聽我把下面的話説完，再來作出判斷。同時，請你們允許我在此引用卡萊爾的一句話。卡萊爾説：“君主統治我們的權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權利，就是殘忍的錯誤。”現在我希望你們，在君權神授這個主題上，記住和深思卡萊爾的這句話。

在《春秋》這本書裏，孔子説，在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所有普通的關係和行為中，除了對於利益和恐懼的基礎動機之外，還有一種更高尚、更高貴的動機影響着他們的行為，這種更高尚、更高貴的動機超出了對於利益和恐懼的一切考慮，這種動機就是責任，因此，在人類社會以及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民與領袖之間的所有關係中，在這個重要的關係中，也有責任這種更高尚、更高貴的動機來影響和鼓舞他們的行為。但是，使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人民歸屬於他們的領袖的這種責任的理性基礎是什麼呢？在孔子時代之前的封建制度時期，由於半家族制的社會秩序和統治形式，當時的國家或多或少就是一個家族，人們並不覺得他們歸屬於國家首領的責任有一個清楚和牢固的基礎有多大的必要，因為，既然他們都是一個氏族或者家族的成員，血族關係的紐帶或者説天生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把他們和國家領袖，亦即他們氏族或家族中的長者捆綁在了一起。但是在孔子時代，就像我説的，封建時代已經走到盡頭；那時的國家逐漸發展到超越家族的規模，那時的國家公民不再由一個氏族或家族的成員組成。因此，在那時，就有必要找到一個新的、清楚的、理性的、牢固的基礎，來支持國家或者民族的人民歸屬於國家領袖——他們的統治者或君主——這一責任。那麼，孔子為這種責任找到的新基礎是什麼？孔子在“榮譽”這個詞裏為這種責任找到了新基礎。

去年我在日本的時候，前教育部長菊池男爵[15]請我翻譯我所説的孔子教授他的國家宗教的《春秋》一書中的四個中國字。這四個字是：名分大義。我把它們翻譯為榮譽和責任的重大原則。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中國人把儒家學説和所有其他宗教作了一個特殊區別，他們沒有把孔子倡導的這個教義體系稱為教——漢語裏對宗教的一般術語，就像他們對其他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稱呼——而是稱為名教：榮譽的宗教。還有，在孔子的教義中，“君子之道”這個術語，理雅各博士[16]翻譯為“the way of the superior man”[17]，在歐洲語言裏最接近的同義詞是moral law[18]，照字面意義解釋，道，即“君子之法”。事實上，孔子教導的整個哲學和道德體系可以被總結為一個詞：君子之法。如今，孔子把君子之法編成法典並使其成為宗教——一種國家宗教。這種國家宗教的第一個信條就是名分大義——榮譽和責任的原則——它也可以這樣被稱呼：榮譽的法典。

在這種國家宗教裏，孔子教導説，唯一正確、理性、永恆、絕對的基礎，不但對於國家，而且對於所有社會和文明來説，都是這個君子之法，即人的榮譽感。現在你們，你們所有的人，即使是那些相信政治裏沒有道德的人——你們所有的人，我認為，都知道，並且願意承認，在人類社會中人的這種榮譽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完全確信，你們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人的這種榮譽感對於維持每一種形態的人類社會的絕對必要性。事實上，正如諺語所言：“盜亦有道。”即便是為了維繫盜賊的社會，也需要榮譽感。如果人沒有榮譽感，所有的社會和文明會馬上化為烏有。你們允許我來為你們展示其中緣由嗎？讓我們拿社會生活中像賭博這樣的一件小事來舉例。那麼，當人們坐下來賭博的時候，除非所有的人都認可並感到他們自己受到了榮譽感的約束，在某種花色的紙牌或者骰子出現時能夠願賭服輸，不然賭博會立刻變成不可能的事。再説商人——除非商人們認可並感到他們自己受到了榮譽感的約束，而去履行合同，否則所有的交易都會無法進行。可是你們會説，違約的商人可以被送到法庭。的確如此，可是如果沒有法庭，又會怎樣呢？此外，法庭怎樣才能讓食言的商人履行他的合約呢？通過武力。事實上，如果人類沒有榮譽感，僅憑武力的話，社會只能達到暫時的團結。不過我認為我能向你説明：僅憑武力不能把社會永遠團結起來。警察可以使用武力，迫使商人去履行合約。可是律師、地方官員或者共和國的總統，他怎樣讓警察履行自己的職責呢？你知道他不能用武力去實現。那麼，用什麼呢？如果不是用警察的榮譽感，就是用欺騙的方法。

在現代時期，如今在全世界的範圍裏——我很遺憾地説，也包括在中國——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都是用欺騙的方法讓警察履行自己的職責的。在現代社會，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告訴警察他必須履行職責，因為這是為了社會的利益，為了他的國家的利益，而社會的利益意味着他，這個警察，能夠按時得到薪水，如果沒有薪水，他和他的家人會餓死。對警察説這番話的律師、政客或者共和國的總統，我認為，他們使用了欺騙的方法。我説它是欺騙，因為國家的利益，對警察意味着每週15先令的薪水，這僅僅使他和他的家人不至於餓死，而對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來説，意味着每年1到2萬英鎊的收入，住着好房子，享受電燈、汽車和舒適奢侈的一切，而上萬人不得不用血汗勞動來供養他們。我説它是欺騙，因為如果沒有對榮譽感的認同——這種榮譽感讓賭徒把他口袋裏的最後一個便士付給贏了他的人——如果沒有這種榮譽感，導致社會的貧富不均現象的所有財產的轉移和佔有，和在賭桌上金錢的轉移一樣，就沒有任何的理由和約束力。因此，律師、政客、地方官員或者共和國的總統，雖然他們談及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但真正依靠的是警察無意識的榮譽感，這種榮譽感不但讓他履行職責，而且使他尊重財產權，並滿足於一週15先令的薪水，而與此同時，律師、政客和共和國的總統卻得到每年兩萬英鎊的收入。我説這是欺騙，因為當他們如此需要警察具有榮譽感時，他們，這些現代社會的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卻相信政治中沒有道德，沒有榮譽感，並且毫不隱瞞地按照這一原則説話和行事。

你們可能還記得，我告訴過你們卡萊爾説的話——君主統治我們的權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權利，就是殘忍的錯誤。現代的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進行的這種欺騙就是卡萊爾所説的殘忍的錯誤。正是這種欺詐行為，這種現代社會公務人員的狡猾，一邊按照政治上沒有道德、沒有榮譽感的原則説話和行事，另一邊卻仍然在似是而非地談論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正是這種狡猾，如同卡萊爾所説的，引起了我們如今在現代社會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難、反抗、錯亂、激進的起義的狂熱，暴政復辟的寒流、無數人的獸性退化和個體的過度輕率”。簡而言之，正是這種欺騙和武力的結合，狡猾和軍國主義，律師和警察，催生了現代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這種武力和欺騙的結合凌辱了人類的道德感，引起了愚蠢的行為，使無政府主義者用炸彈和炸藥來反抗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

事實上，一個人民沒有榮譽感、政治上沒有道德的社會，我認為是不能團結的，至少是不能持久的。因為在這樣一個社會里，律師、政客、地方官員和共和國的總統賴以實現欺騙的警察，會由此陷入自我矛盾中。他被告知他必須為了社會的利益履行他的職責，但是他，這個可憐的警察，也是另一個小社會的一部分——至少對他和他的家庭來説，他是這個小社會里最重要的部分。那麼，如果有某種其他的途徑，也許是當一個反警察分子，能比當警察得到更多的報酬來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條件，而且也意味着對這個小社會有利，那樣，這個警察必然遲早會得出結論，由於政治中沒有像榮譽感和道德這樣的東西存在，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報酬，而且也意味着對小社會有利，那麼，沒有理由再支持他去做一個警察，而不去做一個革命家或者無政府主義者。在一個社會中，當警察一旦得出結論，認為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報酬，就沒有理由不去成為一個革命家或者無政府主義者，這時，社會就被註定了結局。孔子在《春秋》中講授了他的國家宗教，並揭示了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那時的社會，正如今日的世界，公務人員沒有榮譽感，政治中沒有道德——註定了要滅亡。當評價孔子寫的這本書的時候，孟子説：“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不過言歸正傳，我認為，沒有榮譽感的社會不能團結，不能持久。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在人類社會中，即使在像賭博和生意這樣的小事或者無足輕重的事情中的人際關係裏面，對榮譽感的承認也是如此重要和必要，那麼在人類社會的重大人際關係中，在這種建立了社會中兩個最本質的制度，即家庭和國家的關係中，它必然更加重要。就像你們都知道的，歷史上所有民族的公民社會的興起總是開始於婚姻制度。歐洲的教會宗教把婚姻變成一種聖禮，也就是説，某種莊嚴而神聖的東西。在歐洲，婚姻聖禮的合法性是教會賦予的，聖禮的權力來自神。不過這只是表面的、形式的，或者可以説是法律的認可。婚姻的神聖性，其真實的、內在的、真正的約束力——正如我們在沒有教會宗教的國家所見到的那樣——是榮譽感，即男女之間的君子之法。孔子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換句話説，對榮譽感的認同——君子之法——在所有公民社會國家中，建立了婚姻制度。這種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