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救不了當代社會的“婚姻危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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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中國，左右人們婚戀觀念的              ，除了傳統的宗族主義思想以外，也有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情感消逝。

一方面，許多人仍然揹負着“傳宗接代”的任務，家庭的結合並不基於愛情而是基於責任；              另一方面，人與人的之間的關係正在被全面異化，甚至連最純粹的愛情，也蒙上了利益關係的              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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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就地過年”的倡議讓不少年輕人過了個少有的不用被催婚的“清淨”年。

對於正值婚育年齡的年輕人們來説，“結婚生子”的問題已經逐漸成為了他們與父母長輩間的主要矛盾。但不論父母如何喋喋不休，在這個問題上，年輕人們有自己的主意。

根據民政部門的數據顯示，  近幾年來，中國的結婚率不斷下行，  每年的數據都“創下近十年新低”，而與之相對應的離婚率則日漸走高。  尤其在疫情期間，滾滾的離婚大潮甚至讓部分地區的民政部門啓動離婚辦理預約機制。

為什麼原本看似緊密而牢固的婚姻會在公共衞生危機的觸動下變得支離破碎？  在後疫  情時代，人們的婚戀觀是否會因此而遭到全面顛覆？  在當下這個人際關係被逐漸異化的時代，這正是我們急需考慮的問題。

1.  

“因疫而分”，  

疫情讓我們看清了身邊的“陌生人”  

去年的2月3日至3月6日，在疫情勢頭稍減的一個月內，湖南全省共有13422對夫妻登記離婚，深圳、上海等地的離婚預約則需提前一個月以上，就連彼時的微博熱搜榜上，也出現了  #疫情之後就和他/她離婚#  的話題。

事實上，這些問題並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在大洋彼岸的日本，“新冠離婚”同樣成了推特等各大社交網站上的熱搜詞，許多家庭婦女難以負擔疫情期間沉重而瑣碎的家庭事務，紛紛選擇與自己的丈夫分道揚鑣，成為“離婚大潮”的主力軍。  而在婚戀觀相對開放、包容的美國，疫情期間的離婚比例也比同期上漲約34%。

顯而易見的是，疫情後的“報復性離婚”，成了當下婚姻領域的焦點話題，更是許多普通家庭共同面對的重大情感危機。

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經歷的某位網友説道，她與相伴十餘年的丈夫離婚的原因，僅僅是因為居家期間家務分配不均引發的爭吵讓她幡然醒悟，在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都是默默付出的那個，而身邊的丈夫則從來對家庭事務不管不顧，回到家中，也從來未關心過她的生活。

一篇題為《疫情之下，一個口罩變成“照妖鏡”，斷送了我三年的婚姻》的網絡文章更是引發了巨大共鳴。文中的妻子發現丈夫替其父母、妹妹準備好了大量口罩，卻向她謊稱口罩根本買不到。憤怒之餘的妻子這才想起，結婚三年，丈夫一直把她當做外人，從來沒有允許她走進過自己的世界，遂而決定離婚。

在不少因疫情壓力而離婚或分手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造成他們“因疫而分”的原因，往往不是那些關乎經濟、健康等因素的重大問題，而是生活中常常發生，亦常常被忽視的雞毛蒜皮的小事。

這些對枕邊人的真實控訴不由得讓我們感到詫異。點燃火藥桶的火星明明一直埋伏在我們身邊，為什麼偏偏是疫情之後，它們才猝不及防地炸響？

原因有很多，但無一不和疫情的不確定性引發的婚姻危機有關。當家庭系統處在低潮、有壓迫的、不平靜的情境之中時，家庭穩定狀態將會受到波動，這種波動被人們稱作家庭壓力。而當家庭在社會環境改變中無法做出正向回饋時，便會出現婚姻危機。

對於大部分離婚者來説，經濟問題並不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眼裏，與自己共處了數年甚至數十年的伴侶，在幾個月間，成了“身邊的陌生人”。

誠然，在居家隔離的數月間，丈夫或妻子被強制迴歸家庭，雖然增長了夫妻之間相處與陪伴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長時間的相處使得家庭中原本因上班、加班、應酬、出差而隱匿的矛盾無處遁形，也正因如此，許多人才會感到“重新認識了丈夫/妻子”。

比如，家庭中工作的一方在平時，很有可能以工作繁忙為理由拒絕參與家庭事務，而不工作或工作量相對較少的一方則“公平”地將其承擔下來。這在平時並不一定會造成家庭關係的破裂，因為主動承擔的一方甚至會認為這是一種合理的分工。

而隔離時期，若雙方無法迅速轉換角色，並探索合適的相處模式，那麼，加之疫情期間的情緒高壓，原本穩固的婚姻很有可能在瞬間支離破碎，甚至，對於那些本來就是“將就着過”的家庭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宣泄情緒，然後互相解脱的好機會。

其實，  “  正確認知另一半  ”  的過程早就在進行當中，但是，平穩而有序的生活讓我們儘管失望，卻不會選擇打破雙方的  穩定  關係，寧可對另一半的行為裝聾作啞，視而不見。

因為家庭是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的最後一道壁壘，如果失去家庭的庇護，我們很難在社會中立足，不光在經濟、生活等方面遭受衝擊，而且，很可能會被視為“孤獨的異類”。一箇中年離異的人，很難不在人前遭受質疑或白眼。

**但是，新冠疫情打破了這些人對家庭關係的幻想，甚至讓他們覺得家庭不再是守護自己的堡壘，反而成了迷茫和痛苦的集中營。**在這樣的情況下，“逃離家庭”就是實現個體需求的最好方式。失去了信任的基礎，婚姻關係自然迅速瓦解。

著名的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如今，個體不再只是屈從於家庭的需要，而是將個體的需要帶入家庭，一旦個體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家庭就有瀕臨破裂的危險。  

正如疫情中湧現的許多新聞報道，一些中年女性無法再承受婚姻關係的重負，遂而發動馬達，獨自浪跡天涯。

2.

愛情缺席的宗法制婚姻

在今天，目睹了部分老輩婚姻的慘痛教訓之後，年輕人的婚戀觀也在漸漸改變。

這場疫情讓我們變得更冷酷，也更孤獨。逐漸拉大的社交距離讓我們明白，有些社交關係是無關緊要的，而有些社交關係是無可替代的。

我們開始更加關注身  邊的親人、朋友，而對於那些儘管無甚交集但又必須往來的親戚，疫情給了一個我們絕佳的藉口。

在面對婚姻  問題上  ，當代青年的思想  也  越來越極化。

一些人或許仍然將情感追求與價值共鳴作為擇偶的至要標準。而另一羣人，比起一瞬間的心花怒放，則更傾向於組建一個牢固、可靠的家庭來度過一生。

但無論是哪種擇偶觀，較其祖輩，都更為審慎和警惕，目的也更為單純——為了自身的幸福。  

台灣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如此形容傳統婚姻的目的：“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一個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構成存在的單元，沒成過家的單身漢、瘋子等等，他們會被排斥在家族體系之外，或者被忽視得厲害，必須結婚生子構建一個完整家庭，才會構成一個被尊重的獨立單元。”

而現在，婚戀已經不像過去一樣被賦予了傳宗接代的“崇高”目的，比起隨意地尋找一個伴侶度過終生，人們開始寧願選擇不將就地獨自生活。因此，擇偶場上的主角也從為下一代擔心的三姑六婆轉變為必須親自決定未來的年輕人們。

婚姻，似乎已經真正走向自主和獨立，它逐漸成為一項私人事務，無須諸多家族長輩的干涉，傳統的宗族觀念已經被現代社會漸漸祛魅。

但是，這些觀念的影子卻仍然根深蒂固地作用在當下的婚姻生活中。  費孝通認為，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中，夫婦感情淡漠的原因，是家庭系統涵蓋了除生育之外的諸多功能，使得家庭更像是一個事業組織，它重視宗族與社會的秩序和延續性，而壓抑排斥個人情感。

如今，儘管家庭生活的宗族色彩已經逐漸淡化，不再成為父系社會延續的必要條件，但是，今日之家庭所涵蓋的種種功能，比起數百年前的祖輩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投資、育兒、贍養老人……除了愛情之外，這些同樣是家庭所要擔負的必要責任。

在這些龐雜而又困難的事務之外，愛情甚至很難再取得主導地位。婚姻已經開始和愛情無關，而更像是事業上的合作伙伴。  在許多人眼裏看來，婚姻是責任、契約精神、信任、忠誠的象徵，而愛卻是可以被缺失的。

在性觀念和愛情觀高度開放的今天  ，  人們完全可以先從一個人那裏得到激情和熱戀，等到熱情退卻，再和另一個人  締  結婚姻  合作關係。  這一矛盾的現象，看似與  21  世紀格格不入，卻是  許多青年內心的真實寫照。

傳統婚戀觀的回潮，其根源也許是由於市場經濟環境下，婚姻家庭越來越成為個體抵禦風險的基本單位，而非情感交換的媒介。組建“常人”家庭的意義，遠大於自身能否在婚姻中得到幸福。  正如王一平所寫，“愛情承載着理想與未來，婚姻卻映射着矛盾與現實。”

今天，人與人之間締結的婚姻關係，儘管不再受到宗法制度的層層束縛，卻似乎又掉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陷阱。

3.

“他者的消失”與“愛慾之死”

真正的愛去哪了？阿蘭·巴迪歐用“瀕死”這個詞語來形容當今的愛情。

是什麼將愛置於瀕死的邊緣？他在《愛慾之死》的序言中告訴我們，是當今時代的個人主義，一種將一切事物在市場上明碼標價的必要性，一種可定義當今社會所有個體自私行為的邏輯。  

在這個充滿慾望和掙扎的世界裏，我們很難和童年的自己一樣，痴迷地相信着梁山伯與祝英台般的愛情神話。甚至，對於當今的大多數人來説，儘管心中埋藏着梁山伯的影子，卻仍然會選擇馬英才這樣的伴侶。

這並不能被輕易地貶斥為“包法利主義”的婚戀觀。今天，要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王子，除了要親吻無數青蛙之外，就連宮殿也要靠自己的雙手來建造。童話世界裏的愛情是沒有後顧之憂的一場美夢，但在現實世界裏，居高不下的離婚率提醒着我們，並不是一切真愛都能得到仙女教母的祝福。正如阿蘭·巴迪歐所説，事實上，純粹的愛站在當今這個資本全球化世界所有規則的對立面。

如今，藉着信息技術的東風，人們的擇偶範圍正在無限擴大。在一個不設限的、充滿可能性的世界裏，愛情變得高度自由，卻又彷彿激情退卻。

儘管信息時代下社交變得輕易、快捷且範圍巨大，但毋庸置疑，它正在逐漸瓦解傳統的社交方式。從肢體的接觸和神情的溝通到寥寥幾條文字和語音消息，人們傳遞感情的通道也被日復一日地堵塞，取而代之的是情緒和價值觀的輸出，由此往復，我們的思想也逐漸成了一座具有排他性的孤島，又或者，一個更常用的詞，思想繭房。

我們與他者的思想共鳴正在逐漸被限制。極度膨脹的自我意識使得我們很難去感受他人，從而做出讓步，本該痛苦與幸福共存的愛成了只關乎自我的極端享受。  

德國思想家韓炳哲認為，這正是愛慾消亡的原因。那些以犧牲自我意識為前提的愛情在當今世界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人們的自我意識從自愛轉變為了自戀。

自愛只是接納自己，同時又承認和包容他者的存在；但自戀是過分關注自我，並把自我無限擴大，把自身的價值觀、偏見、情緒投射到整個世界。在愛情中自大而又精於算計的我們，很難再獲得情感追求和價值共鳴。

在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説《美麗新世界中》，作者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沒有隱私，沒有家庭，沒有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意義已經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獲得純粹歡愉的性和由政府負責的試管繁衍。

美麗新世界之外的野蠻人説：“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詩，需要真正的危險，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惡。”而新世界的居民則嘲笑他説：“你要求的不過是受苦受難的權利。”  

愛情之所以偉大、動人、令人垂淚，正是因為它非理性的精神和盲目的不確定性。我們這些新世界的居民，在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邏輯以後，自以為是地認為真正的愛只不過是在承受苦難，因此從根源上斷絕了愛的發生。

同時，對擇偶對象無限的選擇也讓我們感到疲勞**。如居伊·德波所言，在景觀社會中，人的身體才是至要的景觀。誰能否認，在尋找伴侶的過程中，我們又何嘗不是在將未來另一半的特質符號化？**公務員代表穩定的收入，經商者代表未必穩定但可能較為豐厚的回報……這一切，都使我們尋找“真愛”的路途變得更加崎嶇。

而且，當代年輕人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對待婚姻的態度愈發迴避。

誠然，愛情已經不再是人類唯一的精神需求，井噴式增長的感官刺激消遣似乎已能帶來足夠的愉悦。而在低慾望社會中，戀愛、結婚、繁殖這些生理活動，與時下流行的“佛系”和“喪文化”精神顯然是相悖的。這一當代人的普遍性精神危機，詹明信將它稱為“情感的消逝”。

因此，許多青年在重獲擇偶上的主動權後卻又意識到了失敗，甚至再次向長輩親朋高呼“替我相親吧”。這一次，年輕人的求助與傳統的“媒妁之言”不同，比起不想談戀愛，大多數人面臨的困境可能是，在諸多可能性面前，人們反而失去了愛的能力。

在當下中國，左右人們婚戀觀念的，除了傳統的宗族主義思想以外，也有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情感消逝。

一方面，許多人仍然揹負着“傳宗接代”的任務，家庭的結合並不基於愛情而是基於責任;另一方面，人與人的之間的關係正在被全面異化，甚至連最純粹的愛情，也蒙上了利益關係的陰影。

現在，我們必須清醒地打破身上的桎梏。同上一代人不一樣的是，婚姻已然成為了生活答卷中的參考而非標準答案，我們甚至也不再需要婚姻來庇護自己的財產、地位和後嗣。

那麼，婚姻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我們又希望從婚姻中得到些什麼？在年復一年地面對着三姑六婆的催婚之前，這是我們應該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