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1-02-22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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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雖然曾經在面臨明清的選擇時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也無法擺脱自身集團利益為重的短視,可相比於同一時代眾多顢頇無能,乃至於賣國求榮的士紳軍閥,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終當得起那句“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前文鏈接:**是忠於明室,還是割據自雄?
正統與叛逆:鄭成功的民族觀以及其對明策略
毫無疑問鄭成功相比其父,擁有更加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結。自六歲從日本返回福建後,鄭成功一直接受了傳統的儒家教育。鄭芝龍出於對家族未來身份轉型的考慮,一心想要培養鄭成功走上所謂“科舉正途”,自幼便聘請飽學之士教導鄭成功經史子集,而鄭成功也在青年時代考上了秀才,並且在1644年前往南京國子監求學,師從名儒大家錢謙益。鄭成功的正式姓名“鄭森”,及其表字“大木”就是由錢謙益所起。
因而在鄭成功的個人認知中,忠孝觀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對於“華夷之辯”的認同感極為強烈,此後,在鄭芝龍擁立隆武帝后,鄭成功又備受隆武帝喜愛,隆武帝甚至説出了“恨朕無女妻卿”這樣的話,並賜姓鄭成功為“朱”,這也就是鄭成功“國姓爺”之稱的來歷。
“鄭鴻逵引其子肇基陛見。隆武賜姓朱。芝龍聞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見。隆武奇其狀,問之,對答如流。隆武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遂賜姓,兼賜名‘成功’,欲令其父顧名思義也。”——《台灣外紀》
少年時代意氣風發,正是做一番事業的時候,同時又得到了天子的賞識,可想而知這對於鄭成功的影響之大,而這也正是後來支撐鄭成功投入到反清復明大業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鄭成功又不能忽視自明末以降“黨爭”所帶來的內部矛盾,特別是對皇位正統性的爭論在南明時代更加激化。先有文章開頭所説的“立福” “立潞”問題,後有隆武、魯王、邵武、永曆幾個不同的南明小朝廷間的彼此對立,此外,不同派系的軍閥集團出於各自立場更是尖鋭的對抗乃至於訴諸武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光復大業未成還能夠依靠手中武裝維持自身的安全,一旦有朝一日光復中原,在皇位歸屬上站錯隊的結局,輕則身敗名裂,重則家族敗亡。
面對這個問題,鄭成功採取的策略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虛尊已經去世的隆武帝為正統,而當得知永曆帝繼位後,鄭成功又第一時間遙尊永曆帝為君,這樣無疑是非常巧妙靈活的。具體好處也有下面幾點:
第一,隆武政權作為鄭氏家族一手擁立的朝廷,其倒台的根本原因是父親鄭芝龍降清,而這件事無形之中也成為了鄭成功事業發展的最大污點。前期虛尊隆武帝,不僅可以讓廣大反清勢力看到鄭成功不忘先帝的忠義,更能體現出鄭成功飽含在**“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中的道德理念,為父親洗刷恥辱的決心,進而樹立起一個“志存恢復”的綱領,為鄭氏集團從商業聯盟轉化為政治軍事集團打下鋪墊和基礎。
第二,無論是隆武亦或是永曆政權,都跟與鄭成功近在咫尺的魯王政權有着對皇位繼承權的分歧,而鄭成功與魯王政權也在對東南地區抗清事業的領導權上有衝突,利用隆武和永曆打擊魯王,從而讓自己的勢力範圍得以更快的擴張滲透,最終實現控制甚至吞併魯王政權的目標,也是鄭成功採取這一方法的考量因素。
第三,遙尊永曆是將自己納入到抗清同盟的舉動,在共同尊奉永曆的基礎上,鄭成功無論是在進攻清軍亦或是請求援助上都有了更多選擇。更妙的是,在自身勢力成長到一定程度而變成清軍重點打擊目標時,還可以依靠盟友轉移清軍注意力,獲得輾轉騰挪的餘地。鄭氏集團不再是孤軍奮戰。
綜上,不能不説鄭成功在對南明問題上有着相當卓越的政治眼光,確實是明清之交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然而世事無絕對,當回過頭再去看鄭成功對待滿清朝廷的態度時,會發現他的另一面,而當我們將這兩面結合起來時,一個真正的鄭成功,才會顯得更加飽滿立體。
私心與公義:鄭成功的對清政策以及他的終極目標
從表面上看,鄭成功跟滿清朝廷既有國仇,也有家恨,鄭成功的母親翁氏(田川氏)甚至死於清軍之手。**“韓代奉貝勒世子命,統滿、漢騎步突至安平,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劍割肚而死”,而黃宗羲更是在其著作《賜姓始末》中記載鄭成功“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採用日本的殯葬方式為母親行喪禮。在這種情況下,兩者間是絕無可能有任何緩衝餘地的,鄭成功也必定會跟滿清朝廷不死不休,奮戰到最後一刻。
然而事實卻是滿清朝廷曾經一度想要招撫鄭成功,早在1652年時,滿清朝廷就有過對鄭成功的勸降計劃。
“故姑以招撫一策,先將此賊牢籠,息兵養民,察其動靜;苟有反側,仍即剪除。若責令赴京歸旗,料彼不能從命,不必起其疑懼。”
——《明清史料》
這段文字出自滿清朝廷的官方密奏,可信度應該較高,而滿清朝廷之所以會將招撫鄭成功提上日程,主要還是因為1652年全國範圍內的抗清局面有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西南地區,大西軍餘部李定國出兵貴州,將投降滿清的定南王孔有德擊殺於桂林,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勝利,而鄭成功也在多次小規模戰役中發展壯大,成為了東南地區反清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滿清朝廷同時面對兩個方面的進攻,感到左支右絀,力不從心,因而想要通過籠絡力量相對薄弱的鄭成功來集中力量解決意志力更為堅定,且擁有更強作戰能力的李定國。
而次年,李定國在擊殺了滿清親王尼堪後,聲勢更加壯大,滿清朝廷見狀更為恐慌,立刻利用鄭芝龍寫信給鄭成功,希望以父子親情打動鄭成功歸降,而鄭成功在接受到父親的信件後,回覆也頗為耐人尋味。

“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裏,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寧(謐?),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
——《先王實錄》
這段話中表現出的中心思想其實是鄭成功並沒有對滿清政權關上和談的大門,並且暗示如果曾經許諾給父親的閩粵兩地交到自己手裏,一切尚可考慮。當然,依然要保證的還是鄭家集團具有自身的武裝力量,不能放棄對海洋貿易的控制。而在之後,鄭成功給父親的另一封書信中,更是非常直白的説出了**“清朝若能信兒言,則為清人,屈於吾父為孝;若不能信兒言,則為明臣,盡於吾君為忠”**這種露骨的話,看上去好像鄭成功對民族大義沒有多少堅持,反倒是唯利是圖,只要能夠保障自身的權勢,也不介意再做一次鄭芝龍。
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
要解答這點並不難,讓我們回過頭來結合着鄭成功對明的態度來看,也許就能夠一目瞭然。上面我們提過鄭成功對南明朝廷的政策是遙尊和虛尊,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鄭成功之上並沒有一個能夠直接對其進行號令和在地位上超過他的皇帝,無論是業已去世的隆武還是遠在西南的永曆,他們對於鄭成功來説象徵意味遠遠大於能夠真正施展的政治影響。實際上無論是鄭成功最開始得以獲得鄭芝龍的殘部進行自身的抗清活動,還是最終得以整合鄭氏集團,將其從武裝海商聯盟改造成一個政治軍事勢力,他所真正依賴的絕非簡單的民族大義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出身血統,他姓鄭,是鄭芝龍的嫡長子。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相比較其他軍事集團,鄭氏在鄭成功多方改造後,依然殘存了大量商業貿易組織的元素,手腕更靈活、變通。與滿清和談並且公開商討是否投降,這種舉動無論是在大西軍餘部,還是在夔東十三家的抗清組織中,都是不可能出現和想象的,這種行為等於變相的變節。但是鄭成功卻可以這麼做,因為談判本來就是商業活動中慣用的伎倆,即使和談雙方都不清楚對方的底線,依然可以不斷地試探,摸清對方的底牌。
也正是因為鄭成功的出身,所以他儘管與鄭芝龍有着本質的不同,但是在思維模式上卻依然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體現最具體的就是割據心理。在鄭成功的戰略訴求中,最先確保的就是本集團的利益,鄭家的財富、軍力、權勢不能有損失,自己要取得完全獨立和一言九鼎的話語權。與滿清談判未必是要投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藉此向永曆朝廷施壓,申明自己需在東南沿海需要更大的主導權,如果無法在名義上取得,自己可能會做出其他選擇。
這點從後來李定國積極聯合鄭成功出兵廣東卻最終被鄭成功失約也可以得到反向的驗證,如果鄭成功主動出兵,打通整個廣東、福建的勢力範圍,那麼南明的復興會出現一個全新的局勢,整個西南地區的抗清運動也會呈現出活力。然而鄭成功對此並不熱心,在他眼裏如果實現了這點,永曆帝的控制範圍會直接延伸到福建,自己獨立自主的情況就會受到影響,鄭氏集團割據東南的夢想就會被打破。
由此可見,鄭成功雖然有民族大義的情結,不可能真正投降滿清,但是其私心自用,不顧大局的性格缺陷,也確實影響到了明清之交的抗清局面。
結語
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去審視身處明清之交中的鄭成功時,會發現他在實際表現上幾乎滿足了這一時期所有政治派系的理想訴求:堅持抗清被視為忠於明室;科舉秀才出身加之東林黨魁的學生身份也讓他被士人階層推崇;收復台灣又滿足滿清政府對於國土統一的追求;甚至於母親是日裔的身份也成了日本人將鄭成功看作本國英雄人物的原因。正如文章開頭所述,在這種情況下的鄭成功,搖身一變成為了所有勢力共同追捧的標杆和旗幟,其影響力直到今日也餘波不減。
一個英雄人物是否應該是徹底完美無缺,將其化為大寫的符號激勵後來者,還是在瞭解他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擁有的弱點和缺陷後再客觀看待,也許這兩種觀點見仁見智。但在筆者看來,如鄭成功般,雖然曾經在面臨明清的選擇時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也無法擺脱自身集團利益為重的短視,可相比於同一時代眾多顢頇無能,乃至於賣國求榮的士紳軍閥,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終當得起那句**“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鄭成功收復台灣
或許,一個有自己的私心,卻在掙扎過後依然能夠堅持住理想;大業未成也終究不放棄追求的偉人,更加能為後人所理解和認可,在這種看上去的軟弱和猶豫中,反而會流露出歷史當中少有的人性,而我們要分析和揣摩歷史的真正意義,也在這裏。
參考資料:顧誠《南明史》,江日升《台灣外紀》,黃宗羲《賜姓始末》,計六奇《明季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