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對夏朝如何斷代和確定，它已經顯然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源頭_風聞

敲黑板，説重點：

1.可以説，何新、黃河清、程碧波等是以“西方偽史論”表現的“新文化阿Q”代表人物。

2.無論對夏朝如何斷代和確定，它已經顯然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源頭。根據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夏朝斷代始於公元前2070年。這個距今只有4千年歷史，而良渚文明證實中華文明至少有5300年以上的歷史。因此，把夏朝看作是中華文明源頭的觀點顯然是大錯特錯的。儘管對夏朝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答，但以上關於夏朝的這些基本結論已經非常清晰。

3.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普遍認可上山文化在萬年前。

11400年前，這已經是新仙女木事件剛剛結束，農業文化剛剛開始的階段。因此，對“中國是農業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這一判斷是有一定信心的。

4.隨着農業文明持續3000年的小波浪相互傳播，從更多科技積累中抽象出科學，於公元0年前後在古希臘出現最初完善的科學基礎邏輯與幾何學。（結論：現代科學基礎源於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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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起源論的兩種對立觀點

一、兩種對立觀點辨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黃河清（筆名“河清”）教授於2021年春節前出版了《 以圖證史：從希臘出發追索西方虛構歷史》一書，在網上引發了爭論。可以説，何新、黃河清、程碧波等是以“西方偽史論”表現的“新文化阿Q”代表人物。

春節期間拜訪了另一個觀點“埃夏一體論”的作者劉光保先生，並且拜讀完了他送給我近期出版的兩本專著《發現夏朝》（2018年1月出版），《文明起源》（2021年2月出版）。劉老師和我談到他的觀點與“西方偽史論”者的尖鋭對立，終於基本弄清了這場爭論的微觀前因後果，以及我過去感到非常奇怪的為什麼會出現“西方偽史論”這種觀點的微觀原因。他們兩位都下了一定工夫，並且都不同範圍地去相應研究對象的埃及和古希臘當地進行過實地考察。我們主要關注和討論的並不是其最終的結論（雖然我也會坦陳我自己的觀點），而是其研究方法。

相對來説，黃河清老師的整個研究科學性非常弱。我觀看過呈現他主要觀點的視頻，也看過他書中核心觀點的文章。他本人主要是美術和藝術史專業出身。在歷史研究中，只有當實在沒有其他研究資料可用時，才會把神話和藝術作品當作研究相應歷史的參考資料。例如，對於研究中國三國時期的歷史，肯定是以考古發掘的文物，以及《三國志》等文獻為依據，而不會以《三國演義》為依據。但是，黃河清老師的“以圖證史”，卻主要是大量引用多個歷史時期的繪畫藝術作品為依據，來證明古埃及金字塔是假的。這如同以《三國演義》中很多情節不是事實，就以此證明三國曆史是假的是一個道理。對於藝術作品來説，描繪同一個客觀對象，一百個藝術家會有一百種不同的表現，而對每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一萬個人欣賞的時候會有一萬八個不同的想法，這對藝術都是很正常的。但對於科學來説，所追求的是對同一對象有相一致的測量結果，並且任何人看這個結果都應當有一致性。

對於科學的測量來説，從客觀的測量對象到最終的測量結果要經歷很多環節，這些環節很可能存在誤差因素。因此，並不能直接去把最終測量結果直接當成是原始被測對象，而必須要做誤差處理。例如，有些人以博物館的文物實在是太新了，因此認為這些文物是假的。但是，所有博物館的文物都是從出土開始經過很多考古研究人員，文物恢復人員，文物保護等人員之手。尤其文物修復和保護人員就是要把文物修復得如同新的一樣。故宮有大量專業的文物修復人員，有一個電視節目專門介紹他們的工作內容，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盡最大努力把文物處理得和新的一樣。有很多文物出於保護的需要，外面會加混凝土保護層。例如，在1962年，時任總理周恩來特批100萬元鉅額對敦煌石窟進行保護，外面加了一層混凝土保護層。這個工程於1966年完工。能説因為這層混凝土是20世紀的產品，就説整個敦煌石窟是偽造的，絕不可能在苻堅的時代開始建造嗎？所以，真正要想研究歷史，你需要儘可能獲得第一手的資料，至少得具備考古學的最基本的常識。黃河清老師大量引用的不僅是第三、第四手資料，而且太多是藝術家的作品，以及被大量文物保護處理後的文物資料圖片外觀，就説它是偽造的。這基本屬於太外行的普通老百姓直覺想法，遠遠談不上是學術研究。

黃河清老師提到西方的很多文物可能是假的，對此我們並不去判斷。但是，就算我們認可西方某些文物是假的，那黃河清老師的書也只是在做一個“西方假文物漫談”，而遠遠談不上相關整個歷史真假的問題。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假文物的存在都不是一個罕見的現象。王剛在主持的電視節目《天下收藏》時砸了很多的假文物。有人甚至估計，連故宮裏的文物都有5%左右可能是贗品。河南洛陽市伊川縣煙澗村是一個專業的文物仿造村，專造青銅器文物，曾經年產值上億。20世紀90年代初，河南洛陽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做的北魏彩陶俑。幾乎騙倒了當時全國所有的專家，連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也不例外。專家雖然從肉眼判斷這批文物是真的，但還是不放心，就使用考古中常用的高科技斷代手段C14進行檢測，發現這批陶俑在年代上與北魏完全吻合。即便如此，為確保萬無一失，館裏又邀請蘇秉琦、王仲殊、安志敏、史樹青……幾乎所有頂級考古學家、鑑定專家“過眼”。結果他們一致認可，確為真品。

在文物造假這方面，請西方偽史論者們別把西方人吹得太過了，在這方面咱中國人絕對不比西方人差。但無論中國還是歐洲，能僅僅因為很多文物是假的，就説相應的歷史都是偽造的嗎？

二、要用真正專業的證據和方法來證明

選擇什麼樣的證據，以及如何對此進行誤差處理，以此進行真正科學的學術研究非常重要。2021年春節前我去浙江金華市浦江縣的上山遺址考察，巧遇領導上山遺址和杭州跨湖橋遺址發掘者，著名考古學家、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蔣樂平研究員。

我（右）與蔣樂平（左）研究員

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我請教了他一個問題：上山文化根據碳14測量結果，被認為時間跨度為11400年前至8400年前。但當時有些專家對此有些疑問，原因何在？蔣樂平説這些專家認為陶器中的碳樣有可能是當時土壤中存在的老碳，而不一定是當時人工摻雜的水稻殼的碳樣。因此，現在的確在做的一個工作是把夾碳紅衣陶中的水稻殼或稻秸專門取出來再進行碳14測量。我又問為什麼不用熱釋光測年法進行驗證性測量呢？（碳14是測量陶器中夾帶的碳樣，而熱釋光測量是直接測陶器本身燒製的年代）。他説熱釋光測年法精度比碳14要低，所以一般優先採用碳14測量。在河姆渡遺址的文物中的確採用了熱釋光測年法，所測的結果與碳14的結果吻合度非常好。後續的確會採用熱釋光測量法對上山遺址的文物進行難驗證性測量。但不管怎樣，在20年前“最少8000年前”的數據是所有專家們一致認可的，所以蔣老師他們寫論文時都採用比較謹慎的“8000年以上”的説法。

另外還可以採用植硅體測量法進行驗證。稻屬植物特有的植硅體有水稻扇形、雙峯形和並排啞鈴形三種。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呂厚遠研究員團隊長期以來開展了大量現代植物硅酸體的分類學研究，他們對現代樣品的分析結果顯示，水稻扇形體邊緣魚鱗狀紋飾的數量可以用於區分野生稻與馴化稻。野生稻中水稻扇形體魚鱗狀紋飾大於等於9的比例大致在17%左右，而馴化稻中的比例則在63%左右。對其中水稻扇形體的鑑定分析顯示，在上山遺址的最早階段，魚鱗紋數量大於等於9的水稻扇形體所佔比例高達36%，已經遠高於現代野生稻17%這一比例。所以，儘管對碳14測量的數據有爭議，但在電視等媒體上的介紹還是有信心説上山文化是11400年前到8400年前。另外，隨着對上山遺址文物研究的深入，以及同屬上山文化的荷花山遺址、橋頭遺址等發掘和研究，其年代都在9000年之遙，這也為學術界普遍接受上山文化在萬年之前提供了更多證據支持。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普遍認可上山文化在萬年前。

11400年前，這已經是新仙女木事件剛剛結束，農業文化剛剛開始的階段。因此，對“中國是農業文化最早起源地之一”這一判斷是有一定信心的。也正因如此重大結論，對於相應的測年結果需要更謹慎。科學的證據需要多方面相互印證，而不僅僅一方面的證據就可以確認。

蔣老師在交流中説，搞考古的人有個笑話：遠看像乞丐，走近點看像個農民工，再走點看原來是搞考古的。他們整天與泥巴打交道。

上山遺址博物館內的考古原址現場人物模型展示，前排中間帶着眼鏡、手拿放大鏡的就是蔣樂平研究員

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儘管上山遺址發掘出的文物已經很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人類已經進行稻作，但要完全證明其進入稻作文化階段需要三個直接證據。一是發現的是水稻殼而不是水稻，水稻殼是剝離出大米食用了的證據。還有烹飪大米的陶器工具等。二是種植和收割水稻的石器工具等。雖然當時人類在吃大米，但也可能是採集野生的水稻。三是水稻田遺址。植硅體測量分析雖然也是一個重要的特徵指標，但畢竟是一個間接證據。目前上山遺址已經有前兩個充分的證據，但還沒找到水稻田的遺址。像河姆渡遺址就發現有水稻田的遺址，三個要素都具備了。

三、目前學術界對夏朝的主流觀點及存在的問題

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距離二里頭僅6公里地方，是偃師商城遺址（為史書中所記的西毫，距今約3600年至3400年）。根據目前中國考古的結果，夏朝很顯然遠遠不是中華文明的最初源頭。遠比夏朝早1200多年建城的良渚文明（距今5300至4300年左右）是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農業文明遺址。其他比二里頭更早或同時期的還有，四川省廣漢市西北鴨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遺址（距今約5000年至3000年），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距今約5900年至3800年），陝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鎮石峁遺址（距今4400年至3900年），山西省襄汾縣陶寺（距今約4400年至3800年）。與二里頭同時期，三星堆遠遠比二里頭宏大得多，持續時間也遠比二里頭長得多。另一個令人遺憾的事情是，從安陽殷墟商朝遺址發現了大量甲骨文，但直到現在從這些甲骨文中沒發現任何有關夏朝的信息。當然這個也並不奇怪，因為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只是用於對即將要做的事情或未來的占卜，所以不會去記載歷史。現在發現的古城一般是平地起高樓，建成後就幾百年上千年不變。衰落後要麼消失，要麼是在附近建另一個城市，原址從此廢棄荒蕪。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卻非常有特色，因為它從5900年前開始形成聚落，到5300年前經歷多年的穩定發展，形成了城壕內總面積為26萬平方的譚家嶺古城。在約5000年前原地擴建形成了城壕內總面積達180萬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到3800年前該古城被廢棄。但在西周時期卻又在原地建成了一個新城。

至少從現在的考古證據已經充分證明：中華大地上的遠古文明歷史，顯然不像後來的歷史記載那樣是“夏、商、周”這樣的單一文明中心發展過程，而是有多個文明中心。並且在4000年前，長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中心，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明中心，長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中心遠遠比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中心發達得多。因為從商朝開始，直到清代，中華文明中心主要表現在中原，因此使現在的人們忽視了在4000年到5000多年前的1000多年時間裏，中華文明的中心是在南方長江流域和錢塘江流域，而不是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當時的中原連夏朝都還沒開始，而南方的文明水平就已經不亞於1500多年之後的中原商朝時期了。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在時間上落後南方上千年。因此，這個時期的中原地帶當屬中華文明外圍的蠻荒之地。並且，無論對夏朝如何斷代和確定，它已經顯然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源頭。根據目前學術界主流的觀點，夏朝斷代始於公元前2070年。這個距今只有4千年歷史，而良渚文明證實中華文明至少有5300年以上的歷史。因此，把夏朝看作是中華文明源頭的觀點顯然是大錯特錯的。儘管對夏朝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解答，但以上關於夏朝的這些基本結論已經非常清晰。

四、單起源與多起源、文化與文明

以上學術界的主流看法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認識問題的方法是否科學。劉光保老師的研究工作相對科學性體現在如下方面：

他是通過古埃及文字與中國甲骨文和金文的外形對比，尋找到了夏朝在帝王的名字、帝王年表、重大事件，甚至帝王的妃子名字以及一些發音等眾多方面的高度相似性。相似從原理上是一種統計學的相關分析，相關關係並不是因果關係。但如果能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都找到一致性非常高的相關關係，這個是有一定科學價值的。另外，字形的相似性證據程度要高於發音的相似性。

他在所有書中沒有展現任何情緒化，而只是在探求一種發現的科學可能性。

對所有證據的來歷給明出處和進行證據性的檢驗。

在《發現夏朝》一書序言中就坦言其論點還存在的六個不足之處。相對來説“西方偽史論”者大量使用極端肯定、情緒化的詞彙在表達。

我並不能説接受了劉老師的觀點，但他的專著至少給了我很多的啓發。原來我認為，人類進化有三個大的階段，並且呈現三種完全不同的模型，三種模型全都符合我提出的文明進化模型的數學判定式。它們是：

基因進化階段的“噴泉模型”——現代人類非洲單一起源，多次走出非洲並且滅絕了之前走出非洲的更古人類。劉老師坦言他的農業文明單一起源的方法論假設就是受到人類基因的非洲單一起源説影響而產生的；

農業文明的併發模型——多個農業文明中心大致是同時併發產生的；

工業文明的波浪模型——從東部地中海起源持續地從東向西一浪接一浪地傳遞，目前波峯處於東亞位置，尤其以中國為波峯的中心。

過去學術界都是把農業文明作為一個單一階段來談的，所以受此影響我原來也沒有仔細去考慮這個問題。但在拜讀劉光保老師的專著時，我突然意識到農業有兩個顯著不同的發展階段：農業“文化”階段和農業“文明”階段。農業文化階段依然是以併發模型為主，而農業文明階段是處於農業文化和工業文明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它是一個“小波浪模型”，而工業文明是“大波浪模型”。

可以説，人類基因與文化、文明的創造過程必然是單起源與多起源的融合，只是兩者權重的大小不同而已。即使是公認單一起源的人類基因非洲起源説，顯然也不是絕對的單一起源，而是在人類遷徙擴散過程中在不同階段存在大量不同的基因突變，從而使各地的人類基因存在細小的差異。正是因為有這些不同程度的細微差異，才使基因測序方法可以用來進行現代智人遷徙過程研究的基礎。只是這種基因差異小到遠遠不能形成不同生物種類的程度，使得今天的人類還是單一的物種。之所以必然是單起源與多起源的融合，原因在於單起源是由於擴散傳播導致，但在這個過程中必然存在變異或突變，只是變異的多少而已。就算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也都會有基因的變異。變異是進化初始的源頭。變異有兩個原因，一是自身在基因複製過程中出現突變，二是雜交、不同基因通過雜交進行交叉融合，從而相對原來的基因複製呈現出變異性質。進化成功的程度取決於這個變異擴散傳播的程度和範圍。當一個變異不斷擴散很廣，甚至達到全球範圍時，就體現為單起源。在這個過程中，當擴散傳播到不同地方必然出現新的變異，就體現為多起源。如果單起源的變異佔據優勢，整體上就體現為單起源。如果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新變異佔優勢，整體上就體現為多起源。單起源傳播的距離越遠，時間越久，中間出現變異的可能性就越大，次數也越多，與最初源頭的差異就可能越大。目前學術界已經充分證明，中國古代的很多技術文化是外源的，中國也向外輸出過大量技術和文化。因此，中國受到蘇美爾和古埃及文明影響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劉老師的研究對考察遠古中東與中國之間的相互影響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啓發。但即使我們承認埃夏一體論，中國夏朝就是古埃及文明早期，例如，可設想當年的古埃及文明是一個類似後來英國日不落帝國般的存在，中國可能只是古埃及帝國東方邊緣的一個殖民地。但因中國與埃及距離過遠，自身存在大量變異與自己的創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如果是這樣，古埃及的文獻中應當有相應記載。但目前未發現有任何這種記載的跡象。

農業文化的併發模型看起來較難理解，事實上它又是另一種形式的單起源——源於全球氣候同時發生的巨大變化，從而對全球多地同時產生了相同的影響。

在考古學專業上，文化簡單地説是對應於人類學會使用工具。因此，自從200萬年前直立人學會使用火開始，之後留下的考古遺蹟就被稱為文化。因此，文化是分為舊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兩個大的階段。而文明原來是有三個標誌：出現城市、文字和青銅器。但是，其中最關鍵的是出現城市。因為城市的出現意味着社會出現了較大的生產剩餘和社會分工，這才是最核心的。而文字和青銅器只是具體實現的工具，並且相應時代新出現的文明創造和工具顯然遠不止這些。另外良渚有城市卻已經證明沒有青銅器，其精美的玉器已經證明不是金屬工具的線切割和片切割方法。這也證明了城市的出現並不必然對應青銅器的使用。

五、本地與外源

任何文明創造都是本地與外來相結合，只是權重比例不同的問題。一般來説，任何一個地方的歷史，越是最近時間發生，就越可能是較多體現為本地原生。越是往前追溯足夠長的時間，就越是容易體現為外源的。2021年春節剛上映的一個很火的電影《你好，李煥英》是根據賈玲與她母親真實案例拍攝的。賈玲是我老家襄陽人（當年叫襄樊）。但只要往上追溯一代，她母親李煥英和父親都是從東北遷徙到襄陽，是外源的。今天的深圳人，往前追溯40年基本都是外地人。現在的北京人往前追溯100年90%可能都不是北京人，再往前追溯400年到明朝，其祖上就已經在北京的，比例就更小了。我這一輩是襄陽出生，父親一輩老家是襄陽郊縣谷城，這是當年楚國的發源地。但如果追溯到商末周初的遠古時期，楚國又是發源於河南新鄭的一個部落。但據老一輩人説，我自己家的汪姓卻又是發源於安徽。中國大規模城市化也就是近百年的事情，有幾個城裏人一個世紀前不是農民的？1949年中國剛建國時城市化率只有10.64%，到2019年中國常駐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60%。尤其最近40年，幾乎每年提升一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全社會人口的大規模遷徙。

要是都追溯到7萬年前，所有人的老家都是非洲的了。

但凡任何地方發掘的文化遺蹟，如果是屬於5000年甚至7000年前的，一般來説和現在的當地人有關係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討論4000多年前的夏朝文明歷史，説它是外源的或至少有外源的成分，沒有任何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外源肯定存在，只是外源的比例多少的問題以及相應的科學證據是什麼的問題。

六、傳播的模式

文明的傳播可分為多種模式：基因傳播，學習傳播，混合傳播，商業活動傳播。

**基因傳播。**就是一個地方的人類（有可能處於較高文明型態），由於戰爭、生活需要或作為難民遷徙到新地方後將當地人滅絕或趕走了，完全替代了當地人類。在這個過程中將自身優勢文明直接複製過去。

**學習傳播。**就是一個地區的人類（可能文明處於劣勢地位）通過學習掌握了先進文明的成就，從而將相應的文明成就傳播過來。所以，表面看某地的文明呈現出外源性，但其基因卻並未發生任何變化。

**混合傳播。**優勢文明的人類通過戰爭征服等作為統治者佔據其他地區，但他們只是數量佔一定比例的統治者，甚至只是作為普通人的移民。雖與本地人員有通婚，但只是一定的比例。當本地文明逐步繼承創新將劣勢消除甚至反過來佔據優勢時，統治者被趕走、屠殺或自己走掉，這樣在本地留下部分原統治者的基因與本地人混合。甚至幾乎找不到統治者的任何基因。

例如，印度曾被英國人殖民統治很長時間，但當印度獨立後，英國人的基因在這裏並沒留下明顯的比例。而歐洲人殖民統治美洲過程中，卻幾乎將本地土地著滅絕光。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將殖民者滅絕土著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傳染病的作用，戰爭其次。但這個理論主要適用於美洲和更早期的人類歷史，對歐亞大陸尤其近代的適用性相對較弱。因為歐亞大陸歷史上相互接觸較多，相應的傳染病早就相互流行並使當地人帶有抗體。而美洲人與歐亞大陸隔絕較久，長期生存於歐亞大陸的傳染病直到歐洲殖民者大規模進入美洲時才傳入。這使完全沒有抗體的美洲人死亡率太高，從而導致滅絕性的後果。如果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的理論，人類相互隔絕的時間越長，在突然接觸後傳染病的殺傷力就越強。因此，從中國台灣遷徙到東南亞的南島人之所以在基因上替代了當地的土著人，其原因也可能在於這些島嶼上的原始土著人當年是在冰期通過陸橋上的島，而後到暖期陸橋隔斷，這些原始人類就與歐亞大陸處於相對隔絕的狀態。當這種相對隔絕的狀態持續幾千年後，掌握了新的農業文明技術的南島人上島後，就很容易因為戰爭能力的壓倒性優勢和傳染病等綜合原因在基因上完全替代當地土著了。

       商業活動傳播。就是通過常規的商業交易活動將文明成就相互傳播。

劉光保先生的埃夏一體論並未清楚説明當年的古埃及文明向中國的傳播是屬於哪種模式，但其的確暗示了基因傳播，至少是混合傳播的模式。我個人認為即使認可其基本論點，學習傳播或類似英國殖民印度的混合傳播可能性更大。如果假設當年的埃及人完全滅絕了當年中國的土著人（特別説明一下，劉老師本人在書中説他也並不認可這種假設），今天的中國人就是當年的古埃及人後裔，這個很容易從現代的分子人類學上得到判決性的檢驗。

七、文明傳遞的技術基礎

今天人們可能會以為遠古的人類要在中東與中國之間進行交流沒有技術基礎，但這是人們不瞭解技術的具體指標所致。遠古時代的人類所掌握的某些關鍵技術，其性能或指標都比我們今天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例如，原始人在200萬年前學會使用火之後，使用木柴和草葉燃燒去進行烤肉的技術效果，與幾十年前中國還普遍採用的柴火燒烤的技術性能差別並不太遠。因為這主要並不是古代人類的自身能力，而是柴草燃燒本身就是這個結果，現在與200萬年前並沒有區別。5000多年前蘇美爾和古埃及人學會建造帆船之後，在海上航行的速度與今天萬噸遠洋巨輪的經濟航速幾乎一樣，時速都是十幾到二十公里，只要幾個月時間就足以從中東到達中國。這是因為水的阻力與速度是6次方的關係，隨着速度增加阻力會急劇增加，因此船的速度提升極為困難。當人類在6000年甚至更早之前將馬馴化，並作為騎乘的工具之後，人類在陸地上短時的移動速度就達到了40-50公里/小時（最快可達70公里/小時）。長期移動速度可達每天50公里以上，跨越上萬公里的路程，有技術可能性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抗美援朝時志願軍很多時候用雙腿跑過了美軍的汽車輪子，這一方面是志願軍把人類的能力發揮到了生理的極限，另一方面是當年汽車速度在山區也真沒多快，這也就是近到70年前人類文明的技術狀態。你要是今天在山區高速公路上試試，人怎麼可能跑得過汽車輪子？雖然目前主流觀點認為，中國與中東和歐洲間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最初形成於西漢時期，但當時的交通工具與5000年前的人類就已經掌握的交通工具，在性能與航速上並無太大差異。單程一年左右的時間長度，雖然相對於今天來説確實有點長，但對當時的人類來説完成這個工作至少不算不可能。否則絲綢之路也不會成為遠古時代穩定的貿易通道。

我之所以認為農業文化是併發的起源模式，而農業文明是一個小波浪型的起源模式，原因就在於農業文化時期人類文化傳播速度不僅非常慢，而且並沒有超遠距離傳播的動力。但在農業文明時期，不僅有了航海和陸上藉助畜力來達成穩定的，幾千至上萬公里的超遠程交通，而且也有相應的需要。這使其傳播速度要遠超過農業文化時期。

至此我們可以勾勒出人類進化的一個大致輪廓。

現代人類完成基因進化。5萬年前組成現代智人的人類走出非洲。

農業文化時期。11500年前，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地球進入新的暖期，歐亞大陸的中東與中國等地併發開始農業文化時期。

**農業文明時期。**6000年前隨着農業生產等技術的積累，人口不斷增加出現聚落，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更大的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分工，促使一部分人脱離農業生產聚集到城市，於公元前3000年前後出現第一波農業文明的高峯，人類逐步進入農業文明時期。

工業文明負2浪。隨着農業文明持續3000年的小波浪相互傳播，從更多科技積累中抽象出科學，於公元0年前後在古希臘出現最初完善的科學基礎邏輯與幾何學。

**工業文明負1浪。**13世紀末14世紀初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事實上是現代第一個工業文明大的波浪。

**工業文明第0浪。**1687年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標誌着工業文明第二個大波浪的現代科學正式誕生。

工業文明第1浪。1733年，機械師凱伊發明了“飛梭”，大大提高了織布的速度，紡紗頓時供不應求。此後，1765年，織工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織機”，1785年，瓦特製成的改良型蒸汽機的投入使用使工業文明第1浪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工業文明第2浪。**開始於19世紀70年代，電氣化。

**工業文明第3浪。**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為標誌。

原來的三次工業革命的説法已經被普遍在採用了，我並不想去改變別人的説法。因此我就加入了負2浪、負1浪和第0浪。也就是在現在人們公認的三次工業革命（三個工業文明波浪）之前，有三次工業革命的小波浪作準備。

**波浪模型所表達的是：**在文明波浪的傳播過程中和傳播的各個階段，一定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變異和新的創造，文明的波浪在傳播過程中很可能會越來越高，而不可能是絕對不變地複製。在今天，科技研發和創新已經越來越成為一種有組織、有管理、有政府和企業大量資金支持、有學校等持續人才供給、有計劃的行為。同時，交通工具與通訊的速度已經實現理想的瞬間概念，並且成本極低。只有具備最強學習能力同時又有最強創新能力的民族，才能在這個時代立已於不敗之地。純粹的單起源模型越來越成為不可能。

八、相似的科學基礎性有多大？

相似本質上是一種相關分析，而相關分析主要作為一種發現因果關係的工具。因此，進行單純相關分析所得出的結果，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猜想”。劉光保老師也在他的書中坦言了這一點。作為一個猜想，埃夏一體論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要想讓猜想變成有堅實基礎的科學結論，就需要有更多方面，尤其是直接的證據支持。

作為相關分析，就涉及到相關係數的大小問題。相關係數不同，其證據程度差異也是很大的。外形的相似有程度上的差異，並且比較難以進行大小的量化分析。

具體來説，採用古文字比較研究的方法得出的埃夏一體論值得進一步研究，而更多的相似性研究就很難説有相應基礎了。例如，兩個對象A和B相似甚至有因果關係有幾種可能：

B來源於A

A來源於B

A、B共同來源於第三個對象C。

太陽、月亮、蛇、鷹、植物……以這些對象作為相似性的研究，很難證明一個文明是另一個文明的起源。因為這是地球上人類共同受影響的第三方因素。很多地方都有太陽崇拜，這很難説其中一個太陽崇拜是另一個的起源。更可能的結果是太陽的存在就是他們共同的原因。因此，一個文明是另一個文明起源的證據最好是儘可能特殊的，不受第三方因素重大影響的特徵性標誌。例如，劉老師在其《文明起源》一書中認為：細石器發源地，位於現今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的馬耳他— 阿豐託瓦文化，是北美洲克洛維斯文化、中國華北細石器文化、歐洲梭魯特文化的共同源頭，這是一個單起源的傳播模式，這一結論相對是比較令人信服的。而鳥蛇文化、太陽崇拜等符號要作為埃及和蘇美爾文明影響的單起源證據，就存在首先要排除第三方共同因素影響的困難。

雖然“西方偽史論”和“埃夏一體論”的觀點表面上尖鋭對立，但在思想方法上卻是有相同之處的——都是絕對的文明單起源模型的支持者。只不過“西方偽史論”者認為單起源的源頭是中國，而“埃夏一體論”是認為單起源的源頭在中東和北非。這種單起源論只是在人類基因進化階段才成立，而此後的農業文化、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階段都不可能完全成立，並且越是接近現代的歷史越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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