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法官”時代，我們離正義更近了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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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充斥恐懼的時代，不僅是實際的恐懼，也是意識形態發明的各種恐懼。這也是技術的時代，技術目標與技術手段壓抑着常識的運轉，只有技術變得顯眼。

　　因此對於運行在互聯網中的司法體系，我們進入到一個全民代理人的時代，在很多糾紛中，我們易於選邊站，快進到互相審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後找到渠道，開始技術的對抗。

　　這恰恰成為對旁觀者法律素養需要的迫切和難度。當一個有常識的人，比當一個看似追求正義的網絡代理人要困難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氣和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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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厚辰

　　互聯網徹底改變了公共正義的面貌，在很多領域，我們還認為，互聯網的公共輿論似乎不產生實際的行動，而僅限於對人的觀念的影響或意見的交換。

　　但對司法和公正領域，互聯網卻產生着相對實質性的影響，提供線索的集體舉報、集體報案、集體尋求行政處罰等行為已越來越多。在網上，眾人一起挖掘證據，討論，基於網絡的蛛絲馬跡拼湊案情，也成為一種眾包“探案”模式。

　　在一些立案受阻時，有些人也會通過湧入各種官微留言私信，或撥打相關征詢電話的方式，產生輿論的施壓。

　　在某種圖景裏，這是一個熱血沸騰，也有眾人互助意味的，與司法系統打交道的方式。甚至，如果再添加上個體或羣體面臨整體的、系統性的司法困境的想象，這樣的集體行為還顯得有些英雄主義的情結。

　　在過去這是難以想象的，不管是信息的流通，對遠在外地的一件案情的掌握和當事人的瞭解，以及個人與司法系統的溝通窗口，都徹底被互聯網塑造了，它讓公民擁有真實感地參與到一個他人的正義訴求的過程中。

　　那麼，這可以是有幫助的，也可以是危險的。

　　01.

　　代理人與公民

　　我們先從律師，即訴訟代理人的角度來進入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因為今天的網絡公正參與，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與訴訟代理人的方式高度類似。

　　我想擁有基礎法律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律師為當事人訴求權利是錯誤的，即便這個當事人的權利與公共利益違背。畢竟司法是一個對抗性過程，既然律師為當事人辯護，即在最大可能範圍內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這首先得與訴訟的對手針鋒相對，不管對方是公訴人，還是民事訴訟中的對手。其次律師也不必考慮對社會的影響，不管是實際功利的，還是對觀念的影響。例如即使民眾認為其當事人罪大惡極，打破人們的一切正當信念，律師依然有立場為他進行甚至是無罪的辯護。

　　因此律師不必綜觀對整體社會的影響，不必考慮辯護的完全客觀性，可以隱瞞，用修辭的手法拼接故事，可以用單向度的視角看待案情。有現代意識的公民不會稱這樣的行為“顛倒黑白”，反而會認為這是一種職業操守。

　　那麼當事人自己呢？面臨司法的對抗，我們是否會要求他充分共情和考慮對方，以及要求他綜觀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也不會，在這樣一個針鋒相對的環境中，當事人可以完全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言行。在法律對抗的情境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還有當事人的親屬呢？我想如果他們保持與當事人一致的心態和視角，同樣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當事人、當事人的親屬和當事人的代理人，我們可以將他們看作一個聯盟，這個聯盟可以擁有一個完全單向度的視角。

　　那麼當事人的朋友呢？同情當事人的網友呢？這將推及到所有的公民，我們可以因為職業、年齡、愛好、生活習慣的類似和困境的共鳴等因素，而選擇加入這個聯盟，加上互聯網帶來的參與可能性，投身到一個糾紛中，積極而單向度地支持一方嗎？

　　02.

　　保護你的，也在保護你的潛在對手

　　這種單向度的支持意味着什麼？在我們面對一個實際糾紛的時候，會產生什麼實質性的影響嗎？答案是，會有根本性的影響。

　　我們就從“立案”這個在網上最容易引起爭議，也確實是最關鍵的流程談起。

　　在網上，我們經常就是否立案、如何能夠立案、這個關於立案的決定是否公平產生巨大的爭議。因為“立案”確實是司法系統的一個轉折點。在普通人報案後，立案前的階段叫做“立案審查”，這個階段公安部門會做什麼呢？

　　最高檢要求為：立案審查階段只能使用一般性的，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調查措施，不能對被調查對象採取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也不能對被調查對象的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調查核實一般不得接觸被調查對象。

　　這是個很輕微的過程，我們可以説，在這個階段，公安部門依然對審查對象持“無罪推定”態度。但如果經過“立案”，那麼公安部門就會積極介入調查過程，轉而支持報案人的立場，努力蒐集報案人有罪的證據。這就是“立案”的重要性，也是我們爭執立案的原因。

　　那麼回到報案人、代理律師和家人的這個聯盟裏，在報案時，他們對報案對象持有罪推定態度，積極爭取立案，以維護他們的權益，這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其他公民該如何看待這個事情呢？這裏有幾種可能，我們可以説“無罪推定”是一個限制司法機關的原則，普通公民不必以這個原則自我限制，可以依靠自己的好惡和判斷，積極支持他人立案，出謀劃策，甚至對官微施壓，反正立案審查部門維持“無罪推定”的標準就好。

　　那麼，“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僅僅是對司法部門有約束力嗎？當然不是，最簡單的例子即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這種張力被戲劇化地表現為電影《十二怒漢》（國內的翻拍版本為《十二公民》）中對嫌疑人的態度。在一個現代社會中，不管是直接由公民參與的英美法系審判，還是法官審判的大陸法系國家，司法系統都是社會共同意志的代行者，是公民集體契約的產物。

　　也就是説，“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一個共識和契約，意思是説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和證據，我們願意以無罪的方式看待他人。

　　當然，即便如此，還有一個理由在支持着積極立案，即沒有立案後的調查，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一個人有罪無罪？我們可以説，我承諾，經過立案調查後，在擁有充分證據後，我將用“疑罪從無”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人，畢竟審判才是階段性一錘定音的時刻。那麼在審判前，是不是可以更積極地調查，免得放過了壞人呢？

　　也就是説，我們儘可能地多立案，但是在審判時依然維持高標準的“疑罪從無”。很多人實際上持有這樣的想法，希望公安部門可以更積極地介入調查。

　　這裏的道理不復雜，也可以比較抽象地看到無罪推動為何是個公民間的契約共識。我們借用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退回到初始狀態。現在發問，如果另一個人懷疑你，但沒有充分的證據，你願意接受刑事調查流程，以自證清白嗎？

　　我想常識性的回答當然是不願意，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將面臨刑事拘留，面臨羈押，人身自由將嚴重受限，生活節奏徹底崩潰。我們都會輕鬆地得到答案，如果對方拿不出充足的理由，我是斷然不會接受刑事調查的，我只有在最必要的情況下，才應該揹負“自證清白”的重擔。

　　這就是公民間“無罪推定”合意的抽象形成過程。但你要明白，保護你的，也保護你的對手，或者你支持的人的對手。

　　**可見，在一個社會的糾紛中，採取單向度的視角，以積極證明他人有罪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這種例外項我們僅僅賦予當事人，其代理人，和訴訟流程中進入立案後的調查者。**而廣泛的公民，最好對他人，也持有“無罪推定”的態度。

　　持無罪推定態度，並不代表你不可以支持你的朋友，或你同情的他人。我們當然可以在和他人並不完全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提供情緒和情感的支持，比如鼓勵、安慰和陪伴。當然，也不是説不會有例外的情況出現，比如那些毫無道理的非公開審理，以及當事人長久不配和，拒絕溝通的情況，我們也有道理在此時做有罪的推定。

　　我明白，讀到這裏，諸位應該瞭解了法理上的重要性，但針對事實生活，尤其針對廣泛的不公設想，你們可能還沒有被我説服。

　　03.

　　常識的重要性——生活的維持

　　什麼是無罪推定的基礎？我們當然不會在毫無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例如一個人畫出了一張裸露的畫作，或一個人在微信上暴怒威脅，要傷害另一人。

　　什麼是這個情況下的無罪推定呢？就是針對前者，我們可以相信，那是一種無傷大雅的情色創作，生理刺激只是一個手段；針對後者，我們可以相信，那是一時氣話，而不會真的被實施。

　　這就是法律執行過程中非常依賴的“常識性判斷”，在很多境況下，在證據不明朗的環境中，我們當然可以在腦海中想象一種有罪的可能，也可以想象一種無罪的可能，而這個有罪無罪的分界線，就是我們的常識。

　　例如判斷一個印刷品是否為色情印刷品，還是可以被容忍的情色，這肯定不會有可供標準化的數字公式；例如一個人威脅他人，這是真的要這麼做？還是一時氣話？我們也沒有神經科學的方式可以一目瞭然。

　　當然我不是説常識就是瞎猜，例如威脅他人的這位，如果他生活中劣跡斑斑，經常實質性地傷害他人，或者更直接的，他過去和人發生口角並威脅他人，之後大多轉化為實際的傷害行為。那按照常識，我們也可以説，這次他的威脅是認真的。如果沒有如此的證據被拿出，我們的常識就傾向於構想他是一時起意，説了句氣話。

　　常識非常重要，例如許霆案，他利用ATM機漏洞盜取17.5萬元，一審判處了無期徒刑。這就顯然違背了我們的常識，因而不需要任何的理據，都可以判斷這個結果非常荒謬，因此發回重審量刑改為五年有期徒刑。

　　常識是我們共同維持的一條線，這條線僅在言辭中，但決定着人的命運，決定着誰可以繼續生活，而誰的生活必須被按下暫停鍵，或是如何被暫停，暫停多久。

　　公民是否恪守對他人的“無罪推定”就在默默地影響着常識，如果因為任何原因，我們在一類糾紛中開始激進地放棄常識判斷，例如我們開始認為，絕大多數網絡威脅，大都不是氣話，都會轉化為實際傷害，“寧可錯怪，不要放過”，這樣的過程瓦解常識，訴求權力介入，那很多人的生活就要被按下暫停鍵。

　　常識是我們對共同生活的一種約定，即我們一些無傷大雅的惡習，我們的無心之失，我們偶然的失控，雖然也許確實會傷害到一個當事人，但並不會被絕大多數人和司法機構定罪。

　　我們還有個常識，就是人面臨傷害，因為公正計算的原因，總會放大對方的錯誤，或積極尋求懲罰，這我們也理解，因此我們從來也不會認為報案尋求保護和懲罰是睚眥必報的惡行。

　　常識維持着生活的進展，和必要的暫停。

　　當然，我不是説所有常識都值得保守。例如家暴，我們確實有，家庭暴力的發生是偶發的，不會帶來巨大傷害，且雙方都有錯誤，是一個家內事務的常識。這個常識也許就值得放棄。

　　但在何處，我們會放棄常識，轉向技術呢？

　　04.

　　尋求立案的技術

　　一旦你執意讓人的生活被暫停，你當然無所不用其極。就像個律師一樣，你開始隱瞞，誇大，拼湊出故事，站在一個“有罪推定”並以立案作為目的的前提下，這是必然的。

　　我們都知道當下的這個司法體系對公共安全和共同體尊嚴高度敏感，因而當我們希望他人的生活被暫停時，要麼蒐集他們的言辭，證明他們觸犯紅線；要麼我們乾脆污衊他人受到外人指使。我們都能夠熟練地證明為何一個人的錯誤造成了“惡劣影響”，或者其言行其實是“危害國家和社會”。

　　男孩證明女孩的行動是“挑動社會矛盾”，女孩證明男孩是一種名為INCEL的恐怖主義。常識的判斷隱沒，剩下的就是“技術”，言辭的技術和各種渠道的技術，偏偏今天的人技術熟練。

　　一種驅動懲罰機器的技術，在互聯網被傳播、觀察、練習、熟練，成為一種武器。武器的掌握是技術性和對等的，對方操起這個武器，與其對應的人便難以抵禦誘惑。我們就從一個常識社會，轉向一個技術社會，並互相壓榨着彼此的行動空間。

　　例如網上有女性普及一個受到性侵害的報案經驗，即不要強調自己受到的傷害，而強調這件事在公共場合發生，造成“惡劣影響”，更容易被立案。如果我們都學會這樣的邏輯，熟練地證明對我們的傷害發生在現實或網絡的公共空間，如何造成了“惡劣影響”，只會讓我們更加寸步難行。

　　當然，我一點不覺得性侵犯者應該被姑息，當事人作為直接受害者強烈地希望立案並不過份，真正嚴重者當然應該立案進入訴訟。只是我們旁觀者需要抵制住技術目的的誘惑，而明白哪些符合行政處罰，哪些確實過於輕微，更需要被道德批判。

　　這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的抉擇，是選擇作為常識的守護者？還是作為技術的協助者？

　　尾聲.

　　全民代理人時代

　　這是一個充斥恐懼的時代，不僅是實際的恐懼，也是意識形態發明的各種恐懼。這也是技術的時代，技術目標與技術手段壓抑着常識的運轉，只有技術變得顯眼。

　　因此對於運行在互聯網中的司法體系，我們進入到一個全民代理人的時代，在很多糾紛中，我們易於選邊站，快進到互相審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後找到渠道，開始技術的對抗。

　　這恰恰成為對旁觀者法律素養需要的迫切和難度。當一個有常識的人，比當一個看似追求正義的網絡代理人要困難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氣和審慎。

　　但現實無法假設，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信息流通，思潮氾濫，自媒體挑動着情緒，人們給予廉價的正義誘惑，促使你相信，只要點幾下鼠標，參與到一個技術，就成為了正義的捍衞者，但我們究竟不是當事人，不是代理人，不是家屬，也不是親歷者，我們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給予支持、鼓勵和安慰。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