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法官”時代,我們離正義更近了嗎?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1-02-23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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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充斥恐懼的時代,不僅是實際的恐懼,也是意識形態發明的各種恐懼。這也是技術的時代,技術目標與技術手段壓抑着常識的運轉,只有技術變得顯眼。
因此對於運行在互聯網中的司法體系,我們進入到一個全民代理人的時代,在很多糾紛中,我們易於選邊站,快進到互相審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後找到渠道,開始技術的對抗。
這恰恰成為對旁觀者法律素養需要的迫切和難度。當一個有常識的人,比當一個看似追求正義的網絡代理人要困難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氣和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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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互聯網徹底改變了公共正義的面貌,在很多領域,我們還認為,互聯網的公共輿論似乎不產生實際的行動,而僅限於對人的觀念的影響或意見的交換。
但對司法和公正領域,互聯網卻產生着相對實質性的影響,提供線索的集體舉報、集體報案、集體尋求行政處罰等行為已越來越多。在網上,眾人一起挖掘證據,討論,基於網絡的蛛絲馬跡拼湊案情,也成為一種眾包“探案”模式。
在一些立案受阻時,有些人也會通過湧入各種官微留言私信,或撥打相關征詢電話的方式,產生輿論的施壓。

在某種圖景裏,這是一個熱血沸騰,也有眾人互助意味的,與司法系統打交道的方式。甚至,如果再添加上個體或羣體面臨整體的、系統性的司法困境的想象,這樣的集體行為還顯得有些英雄主義的情結。
在過去這是難以想象的,不管是信息的流通,對遠在外地的一件案情的掌握和當事人的瞭解,以及個人與司法系統的溝通窗口,都徹底被互聯網塑造了,它讓公民擁有真實感地參與到一個他人的正義訴求的過程中。
那麼,這可以是有幫助的,也可以是危險的。

01.
代理人與公民
我們先從律師,即訴訟代理人的角度來進入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因為今天的網絡公正參與,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與訴訟代理人的方式高度類似。
我想擁有基礎法律常識的人,都不會認為律師為當事人訴求權利是錯誤的,即便這個當事人的權利與公共利益違背。畢竟司法是一個對抗性過程,既然律師為當事人辯護,即在最大可能範圍內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這首先得與訴訟的對手針鋒相對,不管對方是公訴人,還是民事訴訟中的對手。其次律師也不必考慮對社會的影響,不管是實際功利的,還是對觀念的影響。例如即使民眾認為其當事人罪大惡極,打破人們的一切正當信念,律師依然有立場為他進行甚至是無罪的辯護。
因此律師不必綜觀對整體社會的影響,不必考慮辯護的完全客觀性,可以隱瞞,用修辭的手法拼接故事,可以用單向度的視角看待案情。有現代意識的公民不會稱這樣的行為“顛倒黑白”,反而會認為這是一種職業操守。

那麼當事人自己呢?面臨司法的對抗,我們是否會要求他充分共情和考慮對方,以及要求他綜觀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也不會,在這樣一個針鋒相對的環境中,當事人可以完全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言行。在法律對抗的情境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還有當事人的親屬呢?我想如果他們保持與當事人一致的心態和視角,同樣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當事人、當事人的親屬和當事人的代理人,我們可以將他們看作一個聯盟,這個聯盟可以擁有一個完全單向度的視角。
那麼當事人的朋友呢?同情當事人的網友呢?這將推及到所有的公民,我們可以因為職業、年齡、愛好、生活習慣的類似和困境的共鳴等因素,而選擇加入這個聯盟,加上互聯網帶來的參與可能性,投身到一個糾紛中,積極而單向度地支持一方嗎?
02.
保護你的,也在保護你的潛在對手
這種單向度的支持意味着什麼?在我們面對一個實際糾紛的時候,會產生什麼實質性的影響嗎?答案是,會有根本性的影響。
我們就從“立案”這個在網上最容易引起爭議,也確實是最關鍵的流程談起。
在網上,我們經常就是否立案、如何能夠立案、這個關於立案的決定是否公平產生巨大的爭議。因為“立案”確實是司法系統的一個轉折點。在普通人報案後,立案前的階段叫做“立案審查”,這個階段公安部門會做什麼呢?
最高檢要求為:立案審查階段只能使用一般性的,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調查措施,不能對被調查對象採取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也不能對被調查對象的財產採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調查核實一般不得接觸被調查對象。
這是個很輕微的過程,我們可以説,在這個階段,公安部門依然對審查對象持“無罪推定”態度。但如果經過“立案”,那麼公安部門就會積極介入調查過程,轉而支持報案人的立場,努力蒐集報案人有罪的證據。這就是“立案”的重要性,也是我們爭執立案的原因。
那麼回到報案人、代理律師和家人的這個聯盟裏,在報案時,他們對報案對象持有罪推定態度,積極爭取立案,以維護他們的權益,這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其他公民該如何看待這個事情呢?這裏有幾種可能,我們可以説“無罪推定”是一個限制司法機關的原則,普通公民不必以這個原則自我限制,可以依靠自己的好惡和判斷,積極支持他人立案,出謀劃策,甚至對官微施壓,反正立案審查部門維持“無罪推定”的標準就好。
那麼,“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僅僅是對司法部門有約束力嗎?當然不是,最簡單的例子即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這種張力被戲劇化地表現為電影《十二怒漢》(國內的翻拍版本為《十二公民》)中對嫌疑人的態度。在一個現代社會中,不管是直接由公民參與的英美法系審判,還是法官審判的大陸法系國家,司法系統都是社會共同意志的代行者,是公民集體契約的產物。

也就是説,“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一個共識和契約,意思是説如果沒有明確的理由和證據,我們願意以無罪的方式看待他人。
當然,即便如此,還有一個理由在支持着積極立案,即沒有立案後的調查,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一個人有罪無罪?我們可以説,我承諾,經過立案調查後,在擁有充分證據後,我將用“疑罪從無”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人,畢竟審判才是階段性一錘定音的時刻。那麼在審判前,是不是可以更積極地調查,免得放過了壞人呢?
也就是説,我們儘可能地多立案,但是在審判時依然維持高標準的“疑罪從無”。很多人實際上持有這樣的想法,希望公安部門可以更積極地介入調查。
這裏的道理不復雜,也可以比較抽象地看到無罪推動為何是個公民間的契約共識。我們借用羅爾斯的無知之幕,退回到初始狀態。現在發問,如果另一個人懷疑你,但沒有充分的證據,你願意接受刑事調查流程,以自證清白嗎?
我想常識性的回答當然是不願意,尤其是你知道自己將面臨刑事拘留,面臨羈押,人身自由將嚴重受限,生活節奏徹底崩潰。我們都會輕鬆地得到答案,如果對方拿不出充足的理由,我是斷然不會接受刑事調查的,我只有在最必要的情況下,才應該揹負“自證清白”的重擔。
這就是公民間“無罪推定”合意的抽象形成過程。但你要明白,保護你的,也保護你的對手,或者你支持的人的對手。
**可見,在一個社會的糾紛中,採取單向度的視角,以積極證明他人有罪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這種例外項我們僅僅賦予當事人,其代理人,和訴訟流程中進入立案後的調查者。**而廣泛的公民,最好對他人,也持有“無罪推定”的態度。
持無罪推定態度,並不代表你不可以支持你的朋友,或你同情的他人。我們當然可以在和他人並不完全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提供情緒和情感的支持,比如鼓勵、安慰和陪伴。當然,也不是説不會有例外的情況出現,比如那些毫無道理的非公開審理,以及當事人長久不配和,拒絕溝通的情況,我們也有道理在此時做有罪的推定。
我明白,讀到這裏,諸位應該瞭解了法理上的重要性,但針對事實生活,尤其針對廣泛的不公設想,你們可能還沒有被我説服。
03.
常識的重要性——生活的維持
什麼是無罪推定的基礎?我們當然不會在毫無任何徵兆的情況下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例如一個人畫出了一張裸露的畫作,或一個人在微信上暴怒威脅,要傷害另一人。
什麼是這個情況下的無罪推定呢?就是針對前者,我們可以相信,那是一種無傷大雅的情色創作,生理刺激只是一個手段;針對後者,我們可以相信,那是一時氣話,而不會真的被實施。
這就是法律執行過程中非常依賴的“常識性判斷”,在很多境況下,在證據不明朗的環境中,我們當然可以在腦海中想象一種有罪的可能,也可以想象一種無罪的可能,而這個有罪無罪的分界線,就是我們的常識。
例如判斷一個印刷品是否為色情印刷品,還是可以被容忍的情色,這肯定不會有可供標準化的數字公式;例如一個人威脅他人,這是真的要這麼做?還是一時氣話?我們也沒有神經科學的方式可以一目瞭然。
當然我不是説常識就是瞎猜,例如威脅他人的這位,如果他生活中劣跡斑斑,經常實質性地傷害他人,或者更直接的,他過去和人發生口角並威脅他人,之後大多轉化為實際的傷害行為。那按照常識,我們也可以説,這次他的威脅是認真的。如果沒有如此的證據被拿出,我們的常識就傾向於構想他是一時起意,説了句氣話。
常識非常重要,例如許霆案,他利用ATM機漏洞盜取17.5萬元,一審判處了無期徒刑。這就顯然違背了我們的常識,因而不需要任何的理據,都可以判斷這個結果非常荒謬,因此發回重審量刑改為五年有期徒刑。
常識是我們共同維持的一條線,這條線僅在言辭中,但決定着人的命運,決定着誰可以繼續生活,而誰的生活必須被按下暫停鍵,或是如何被暫停,暫停多久。

公民是否恪守對他人的“無罪推定”就在默默地影響着常識,如果因為任何原因,我們在一類糾紛中開始激進地放棄常識判斷,例如我們開始認為,絕大多數網絡威脅,大都不是氣話,都會轉化為實際傷害,“寧可錯怪,不要放過”,這樣的過程瓦解常識,訴求權力介入,那很多人的生活就要被按下暫停鍵。
常識是我們對共同生活的一種約定,即我們一些無傷大雅的惡習,我們的無心之失,我們偶然的失控,雖然也許確實會傷害到一個當事人,但並不會被絕大多數人和司法機構定罪。
我們還有個常識,就是人面臨傷害,因為公正計算的原因,總會放大對方的錯誤,或積極尋求懲罰,這我們也理解,因此我們從來也不會認為報案尋求保護和懲罰是睚眥必報的惡行。
常識維持着生活的進展,和必要的暫停。
當然,我不是説所有常識都值得保守。例如家暴,我們確實有,家庭暴力的發生是偶發的,不會帶來巨大傷害,且雙方都有錯誤,是一個家內事務的常識。這個常識也許就值得放棄。
但在何處,我們會放棄常識,轉向技術呢?
04.
尋求立案的技術
一旦你執意讓人的生活被暫停,你當然無所不用其極。就像個律師一樣,你開始隱瞞,誇大,拼湊出故事,站在一個“有罪推定”並以立案作為目的的前提下,這是必然的。
我們都知道當下的這個司法體系對公共安全和共同體尊嚴高度敏感,因而當我們希望他人的生活被暫停時,要麼蒐集他們的言辭,證明他們觸犯紅線;要麼我們乾脆污衊他人受到外人指使。我們都能夠熟練地證明為何一個人的錯誤造成了“惡劣影響”,或者其言行其實是“危害國家和社會”。
男孩證明女孩的行動是“挑動社會矛盾”,女孩證明男孩是一種名為INCEL的恐怖主義。常識的判斷隱沒,剩下的就是“技術”,言辭的技術和各種渠道的技術,偏偏今天的人技術熟練。
一種驅動懲罰機器的技術,在互聯網被傳播、觀察、練習、熟練,成為一種武器。武器的掌握是技術性和對等的,對方操起這個武器,與其對應的人便難以抵禦誘惑。我們就從一個常識社會,轉向一個技術社會,並互相壓榨着彼此的行動空間。

例如網上有女性普及一個受到性侵害的報案經驗,即不要強調自己受到的傷害,而強調這件事在公共場合發生,造成“惡劣影響”,更容易被立案。如果我們都學會這樣的邏輯,熟練地證明對我們的傷害發生在現實或網絡的公共空間,如何造成了“惡劣影響”,只會讓我們更加寸步難行。
當然,我一點不覺得性侵犯者應該被姑息,當事人作為直接受害者強烈地希望立案並不過份,真正嚴重者當然應該立案進入訴訟。只是我們旁觀者需要抵制住技術目的的誘惑,而明白哪些符合行政處罰,哪些確實過於輕微,更需要被道德批判。
這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的抉擇,是選擇作為常識的守護者?還是作為技術的協助者?
尾聲.
全民代理人時代
這是一個充斥恐懼的時代,不僅是實際的恐懼,也是意識形態發明的各種恐懼。這也是技術的時代,技術目標與技術手段壓抑着常識的運轉,只有技術變得顯眼。
因此對於運行在互聯網中的司法體系,我們進入到一個全民代理人的時代,在很多糾紛中,我們易於選邊站,快進到互相審判和罪名的安排中,然後找到渠道,開始技術的對抗。
這恰恰成為對旁觀者法律素養需要的迫切和難度。當一個有常識的人,比當一個看似追求正義的網絡代理人要困難得多,需要大得多的勇氣和審慎。
但現實無法假設,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信息流通,思潮氾濫,自媒體挑動着情緒,人們給予廉價的正義誘惑,促使你相信,只要點幾下鼠標,參與到一個技術,就成為了正義的捍衞者,但我們究竟不是當事人,不是代理人,不是家屬,也不是親歷者,我們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給予支持、鼓勵和安慰。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