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軍丨當口罩、線上教學、“健康碼”成為日常，我們還能回到“前疫情”時代嗎？_風聞

過去的庚子年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包括摯愛的人的離去。對於我，除了沉入工作外，閲讀、思考與寫作，是對抗悲痛的有效方式。我對過去一年思考做了一個回顧性檢視，集中在以下幾點。

疫情背景下的政治哲學

新冠疫情在人際層面造成了“社會距離化”，而在國際層面則造成了“全球距離化”，深刻地改寫了當代世界面貌。處在隔離或半隔離（“社會距離化”）狀態，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會產生各種焦躁、恐慌、抑鬱等心理問題。換言之，儘管我們身體可能還是健康的、未被感染的，但其實我們在精神層面上已然陷入一種深層焦灼狀態。進而，在這種例外狀態成為常態的背景下，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政治哲學問題：社會（從社區共同體到全球共同體）如何得以組織起來。從現實政治的層面上，我們在過去一年目睹了劇烈加速的政治極化，體驗着不斷加深的世界撕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甚至聲稱：這個世界可以分成“前新冠”（BC, Before Corona）和“後新冠”（AC, After Corona）兩個紀元。對於我而言，最糟糕的就是這樣一種思維：我們還能夠重回“前新冠”時代。什麼是辯證法能教會我們的？不是簡單的“凡事都有兩面”，而是如下倫理態度：不應退回到反題前的正題，而是去邁向反題後的合題（更高層次的“綜合”）。

口罩、“社會距離化”“全球距離化”，可能會駐留在世界圖景中很久，但是也給我們帶來新的可能性——在政治哲學層面上打開構建新共同體的一個可能。同生態變異一樣（但以更劇烈的方式），這種例外狀態使得我們意識到：我們具有着同等脆弱的生物學基礎，無可逃避地面對着相同的風險。新冠疫情把全球拉到了同一個平面上，在這個平面上不再有人可以自期置身其外。也正因此，它激進地激活了政治哲學的重新闡述（re-articulation）——如若我們仍立足於黑格爾的“否定面”來進行考察，那麼疫情能夠激發出針對它自身的否定性的力量，使我們能夠重新定位到重建共同體的基礎。

此外，比新冠疫情本身更可怕的危機實則是：西方國家將病毒同各種經濟、政治面向問題打包在一起，並頻繁經由“例外狀態”而推行各種撕裂世界的舉措。經歷過新冠疫情，我們需要努力去開創新的共同體，可能需要若干年的努力，但是共同免疫意義上的全球連接，從演化史上來看是非常紮實可靠的，它具有開啓出全新歷史序列的潛能。

後教室與後電影狀態

這些年我在教育哲學與電影哲學上投入了較大的研究聚焦。新冠疫情，恰恰對教學實踐與電影實踐皆做出了“精準打擊”：同“社交距離化”相反，作為封閉空間乃至密閉空間的教室與電影院，成為新冠疫情傳播的“完美案發地點”。

我們見證到，疫情大流行使得線上教學得到實質性發展。然而，線上教學實際上欠缺線下教學的三個結構性特點：在場性；紀律性；儀式性。身體的在場，完全不同於“雲在場”。身體的在場意味着一個人全副感官的在場：視、聽乃至觸覺嗅覺都被課堂所結構化。而一個人“雲在場”時的感官則呈散開狀態，可以被各種非課堂性的信息源所牽引，如手機。與此同時，線下課堂具有一組紀律性設定：除了教師外，每個人都暫時性地被剝奪自由移動能力（被固定在其座位上，不能隨便走來走去）和自由行事能力（不能隨便説話、交頭接耳或處理其他事情），以此方式提升課堂的注意力。然而線上教學則無法確保紀律性元素。同樣重要的是線下課堂的儀式性元素。要使得數十個人依照相同的程序（從早上出門到下課回家）週而復始地參與同一件事，儀式感是重要組成部分。線上教學由於不再需要出門，甚至不再涉及任何教學外的共同儀式（如早鍛鍊、眼保健操、課間休息活動、自修等），這使得線上教學無法藉助儀式感來提升其教學質量。

同樣地，疫情大流行實質性地推動了電影的流媒體化。線下黑暗影院不只是一個空間性的場所，它頒佈特定的紀律（不得隨意走動、不得大聲交談、手機調整靜音……），並製造具體的儀式感。在蘇珊·桑塔格看來，正是那些產生於黑暗影院的“儀式”，使得觀影者變成“迷影者”（cinephile）。那麼，當這些“儀式”隨着線下影院一起被抽去後，如何維持觀者的注意力，便成為了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追問的是：當電影轉到流媒體平台後，它還是電影麼？乍看上去，這似乎只是一個發行/放映平台的轉變，影片還“是”它自身，並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就電影所產生的效應而言，一切都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觀者的觀影狀態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影片的生產與製作在發生根本性變化；時間－影像被總體化盛景取代；觸興被慾望取代；觀影者被觀景者取代；主體性轉型被非生活的自主運動取代……於是在我看來，流媒體化這個進程不應被視作電影自身不斷“形成”中的一個變化，而是內在地侵蝕了電影之為電影的內核。流媒體平台對電影院的取代，在電影做什麼（是什麼）這個根基性的層面上，對電影及其裝置造成了致命性的瓦解。電影院中的觀影者，正在被“後電影狀態”中的觀景者取代。

疫情下的技術政治學

我們有必要對“健康碼”這樣的技術對象進行一個政治哲學考察。究其實質，“健康碼”是經由數據語法化（體現為“二維碼”），以技術對象的形態具化了共同體的“准入”邊界。共同體從來是有“邊界”的，我們每個人國際旅行所必須持有的護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關簽證），就是共同體准入邊界的一個具身（embodiment）。當然，很多時候這樣的邊界不被看到，但是一直以潛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時刻會突然被激活。共同體總是以“排除”（exclusion）作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當代世界，我們所熟悉的“排除”形態包括：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義上的“排除”、語言-方言意義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體層面的種族意義上的“排除”、性態意義上的“排除”……但誠如羅伯託·埃斯波西託所言，即便我們能夠克服意識形態、文化語言、乃至性態膚色的共同體邊界，卻是仍然無法避免“免疫”意義上的共同體邊界——免疫意義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層面上展開。埃氏提出，“共同體”（community）一直和“免疫體”（immunity）互為關聯：“共同體”確立免疫邊界，使內部公民不受外部的傷害。“健康碼”，便正是藉助當代數字技術，具身化了免疫意義上的共同體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脈絡中，“健康碼”恰恰處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體（免疫體）的邊界，由當代數字技術所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確立起來了。這就 “健康碼”這個具體案例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技術所帶來的一個“微小的創新”，卻能夠深層次地改變生命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使得健康人員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狀況下仍能夠流動，從而有效推進了各項社會經濟活動的復甦。

進一步我們看到，“健康碼”清晰地標識出了現代治理術的發展方向，那就是：生命治理的自動化與智能化。實現這個目標的技術政治前提就是：將共同體的內核“實體”（substance），從當年法國精神分析學者雅克·拉康筆下的“符號”（the Symbolic）之域，變成為“數字-符號”（the Digital-Symbolic）之域。在今天的“數字城市”（或者説“智慧城市”）中，數據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data）逐漸取代符號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symbols）而編織起共同體的“實體”。雅克·德里達把使不可讀的符號變成可讀的過程，稱作“語法化”（grammatization）。而今天數據語法化的可讀性，並不是面向作為“説話的存在”（speaking beings）的人，而是面向人工智能算法。這也就意味着，“數字城市”的共同體“實體”，對於人而言可能是不透明的，或者説要人要面臨一個“黑箱”難題。而這個共同體中的合法公民，便是“數字人”：無法被數字化的個體，將成為越來越總體化的數字-符號秩序中的“餘數生命”（remainder-life）。

“餘數生命”，構成了“健康碼”的真正挑戰。對於在當代世界中仍然為數並不少的不會使用智能設備的老年人以及不想使用智能設備的人而言，他們儘管在生物性層面上並沒有受到疫情威脅，然而卻由於未能轉型成為“數字人”、不具備“健康碼”，故此無法在共同體內部通行。換言之，他們的共同體“成員資格”被懸置——他們被共同體的“免疫”邊界所阻擋，儘管他們並不攜帶任何疾病。在這裏我們看到，生命政治，誠然已實質性地被技術政治所重組；而“健康碼”就恰恰是當代技術政治與生命政治交叉“合體”的一個典範性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