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技領先的奧秘（轉載一）_風聞

誕生了三次工業革命的歐美國家，對於其先進工業往往有着嚴密的保護，也會有意無意卡後進國家的脖子。

以巴西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紀50年代開始扶持民族工業，結果不久後，國內就發生了政變，親美派上台，隨之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技術、開放本國市場，並大幅提高服務業佔比。60年代初，外資控制了巴西90%的汽車製造業、70%的機牀製造業[1]。

這種“強行去工業化”幾乎發生在每一個拉美國家，導致原本經濟基礎好、受戰爭影響較小的拉美地區，被永久地釘在了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底端，再無力衝擊高端產業。

但同一時間，飽受戰爭摧殘的東亞，卻開始迅速崛起，在電子產業中實現了趕英超美，而且有兩個鮮明的特徵：建制化突破、互虧式發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東亞地區不但生產了90%以上的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台式機、還在電子元件生產領域佔到了絕對優勢。而在四大泛半導體領域（芯片、面板、LED、光伏），東亞的產能幾乎就代表着整個世界。

同時，東亞地區還誕生了大批世界級消費電子品牌，從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後的三星電子、華碩、HTC、到如今的HVOM。東亞幾國“成建制”地實現了突圍。

互虧式發展：不同於中東國家建立歐佩克哄抬石油價格，歐洲國家攜手保護飛機、汽車價格。東亞幾國在面板、存儲芯片、半導體代工等領域的對決異常激烈。這種互虧式發展有三個顯著特點，在DRAM 存儲芯片體現的淋漓盡致：

（1）市場規模很長時間內，都有一個隱形的天花板，增產不增收。從1994年韓國在DRAM技術上追平日本開始，DRAM芯片產能急劇擴大，但市場規模在長達20年內都沒有擴大， 甚至多次萎縮，原因就是慘烈的價格戰。

1991-2016年 DRAM市場規模

（2）頻繁爆發價格戰。比如從1994年開始，日韓之間不到10年就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DRAM價格戰，多次出現“生產一片虧損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資，導致沒有玩家願意接受退出，只能選擇死磕。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三星以單季度虧損6700億韓元的代價向中國台灣的DRAM廠商發動價格戰，當地廠商倉促之下被迫應戰，最終導致7年近一萬億新台幣的投資付諸東流。

總體收益不增長、競爭者內向求生，失敗者不允許退出，這種局面套用一個時髦的詞就是內卷：

寧願虧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

東亞地區產能的霸權，卻帶不來定價的霸權。這背後其實是泛摩爾定律給東亞這個工業追趕者留下的後門和陷阱。而內卷的終局會走向哪裏？本文將從五個角度進行探索：

1.摩爾定律：追趕者的後門

2.內卷之路：契約內的血酬

3.何處破壁：賭國運的決斷

4.賽道爭奪：新東亞的出口

5.產業對決：挑戰者的使命

摩爾定律：追趕者的後門

所有後發工業國都會面臨一個難題：很難進入鉅額利潤產業，對領先者實現超越。

如果觀察世界各國出口強勁且毛利頗高的產業，比如美國的飛機、能源、汽車，德國出口的汽車、機械設備、化學制品，以及法國出口的飛機、汽車、製藥，會發現這些出口王牌，都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漸進式創新，核心技術早已成熟、每一個微小創新都需要長期的工藝、數據積累。二是依賴基礎科研，如材料學、物理學等，但基礎領域的技術成長曲線非常緩慢。三是供應鏈固化，零部件藕合度高、供應商關係緊密，外部供應鏈打入極難。

總結起來就是，領跑者圈子文化、強者恆強，後來者一步落後、步步落後。而如果不能進入這種高利潤行業，卻又非要強行工業化的話，就又會陷入一個發展陷阱：

強行工業化---進口外國工業設備---製成品沒有競爭力無法出口----外債高築---遭遇經濟週期打擊---匯率崩盤---喪失融資能力---失去繼續工業化資金---結束工業化進程。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其實是在不斷演繹這個劇本。比如巴西1980年代，推出了“5年投資3720億美元”的計劃，其中超過一半資金是舉借外債。但由於產品技術含量低、競爭力弱，出口賣得並不好，最終功虧一簣。

這種刀劍舐血式的經濟發展，遭遇危機不堪一擊的狀況，成為了經濟學領域中“桑巴效應”這個名詞。緊隨其後的還有“龍舌蘭效應”、“探戈效應”，洋溢着一派拉美風情。

既有工業先進國的打壓，又有強行工業化陷阱，後發國似乎很無望。直到摩爾定律，在電子產業上打開了個“後門”，即芯片上的晶體管密度每隔18個月就翻一番。

如果其他行業也能用上摩爾定律，那麼航天飛機的速度早就提升到300倍光速了。但絕大多數行業都由能量守恆的物理定律支配。摩爾定律則是產業的人為約定。

半導體的研發得益於材料更改、工藝提升、電子效應等物理屬性，其效率會呈現指數級改變，因而，摩爾定律大行其道。而在面板、LED、光伏等泛半導體領域，也存在成本、效能指數級下降的狀況：

面板有京東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價格降50%；LED有“海茲定律”，價格每10年將為1/10、輸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領域，過去十年發電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來每年下降16%。

在摩爾定律的拉扯下，終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讓任何領先者都無從保持優勢。保持優勢。即使是蘋果、三星這種絕對巨頭，也一直面臨競爭壓力，一年一更新都會被對手嘲笑技術落後。如果領先者稍有懈怠，就會被追趕者一把趕上，這在汽車、航空、醫療等領域是無法想象的。

摩爾定律的另一面是產能的指數增長，這意味着早期投資難以積累起規模優勢。後進者的新工藝新設備，反而可以形成產能優勢。而先進者的落後設備，反過來變成了累贅。

面板領域，先發者積累的產能並未形成優勢

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產量佔到全球的95%，但這些產能大部分都是1、2代線。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日本並未升級產線，結果2年後，就被猛砸3代線的韓國超越。而2003年到2007年間，台灣地區大舉引入5代線，年產量4年增長了8.5倍，最終超過了韓國。

2009年之後，大陸加入戰局，把投資焦聚在高世代的8.5代線、甚至10.5代。最終在2018年一舉超過了韓廠，並在2020年生產了世界上幾乎一半的面板，實現了後發者的勝利。

正是摩爾定律的存在，給了東亞國家和地區趕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東亞模式”。如今，電子產業佔東亞地區總出口額的3成以上。相比之下，歐美國家中只有美國的電子產業出口佔比超過10%，英法德平均下來甚至低於5%。

然而，摩爾定律帶來的除了東亞電子產業的騰飛，也留下了一個陷阱。

內卷之路：契約內的血酬

電子產業既沒有被印度、南美抓住，也沒有被歐美強行留給自己，而之所以成為東亞的盛宴，有其必然性：這是一個對勞動力和資本消耗的無盡賽道。而只有東亞國家，符合這個賽道的全部要求。

消費電子產品的生產有着非常鮮明的獨特性：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統以外，電子產品的組裝和模組生產，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勞動力，而且是可以機械化生產、軍事化管理的勞動力。

畢竟，一條手機組裝產線少説也有五六十道工序，需要將近70個工人流水完成。而手機裏的模組拼接就更難了，比如攝像頭的組裝在無塵潔淨室中進行，以確保相機不落灰塵影響拍照效果，這就對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需要正規的培訓、以及嚴謹負責的態度。

作為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中國大陸設有36個工廠，其中有6家工廠專門組裝蘋果手機等產品，這6家工廠就有員工近80萬人。根據庫克的描述，在中國，哪怕是午夜，一個電話就能調動數以萬計的工人。

在歐美國家，沒有哪家企業敢以這種強度消耗勞動力。而在中東和南美，也找不到這麼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兩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國多，並且分散在四倍於東亞的廣袤土地上，唯一能提供電子產業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基本上只有東亞和南亞。

而資本方面，高代際產線需要的錢越來越多，單個晶圓廠投資成本最高已經達到百億美金，而且還需要持續投資。以台積電為例，2019年收入340億美元，淨利潤117億美元，但當年資本開支也高達152億美元，也就是説賺的錢轉手就去買設備了。這種規模的投資，只有東亞國家和地區能負擔。

總結下來，這種超級重資產的生意，和高回報的互聯網、穩定賺錢的飛機汽車相比，歐美不屑一顧。而南美、印度玩不起，勞動力密集、儲蓄率高、政府財政投資意願強的東亞，最終成為摩爾定律的戰場。那麼在東亞國家卷的飛起的同時，歐美國家在做什麼呢？

首先是給東亞競爭的雙方賣“軍火”、賺生產端的利潤。東亞電子公司互相競爭基本是靠買高級設備。做面板、半導體代工，競爭壓力大，甚至不賺錢，但賣設備的美國應用材料、泛林電子等公司利潤卻蒸蒸日上。

另外則是造生態、收割消費端的利潤。在台灣地區生產全球筆記本電腦的時代，美國選擇了打造windows和x86生態，“系統+CPU”的Wintel聯盟收割了電腦產業絕大部分利潤。一台電腦5000元，聯想和華碩只能賺上100多元；單價1000-2000元的CPU，英特爾可以賺上一半的利潤；而邊際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統，微軟則賣到1000多元。

隨後，日本索尼、韓國三星、中國台灣的和碩、大陸的聯想，以及新興的華為、小米，殺得越狠，Wintel越穩。

移動時代，安卓+Arm的新組合，躺賺着看三星華為等一干品牌激烈競爭。蘋果生態鏈也如此，2019年，中國Apple Store上的蘋果抽成收入高達200億美元，相當於5個富士康或30個立訊精密的利潤。

東亞企業電子淘金熱時，歐美牛仔們就悠然做着賣水人。而且壟斷性越來越強，邊際成本越來越低。這種躺賺的狀態，保證了歐美企業把精力放在基礎理論研發等領域，壁壘反而越來越高。（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