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定窯研究_風聞

　一　相關研究回顧

　　學術界一般將北宋之前與北宋以後的定窯生產狀況相區分，如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即將唐、五代定窯稱為“曲陽窯”，以與北宋以後的遺存相區別。原因是古代的談瓷著述，特別是明代後期清賞類著述，都把定窯列為宋代名窯。穆青最早提出“早期定瓷”的概念，認為定窯在北宋形成獨特藝術風格之前的唐、五代產品應屬“早期定瓷”範疇。雖然其觀點受到古代談瓷著述的影響，但他注意到了宋代定窯的成就育成於唐、五代當地制瓷業的技術發展，並指出其與宋代定窯是一脈相承的。本文以“早期定窯”指稱北宋之前的定窯生產階段。

　　關於定窯創燒的時間，文獻中無明確記載，古代談瓷文獻無一例外將定窯記為宋窯。20世紀20年代葉麟趾發現定窯遺址後，陳萬里於1951年對窯址進行了調查，確認了定窯所在地，並主要依據光緒《曲陽縣志》所載立於後周顯得四年（957年）王子山院舍利塔碑碑陰所刻供養人姓名中“□□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税務使馮翱”的題名，認為五代後周時曲陽龍泉鎮已有瓷窯，且規模相當大，所以瓷窯商税務使才會在龍泉鎮監收窯業税，由此證明定窯在五代時已在燒造瓷器。其後關於定窯創燒的時間和早期定窯生產面貌的問題就一直為學者們所關注。關於定窯創燒的時間，依據觀點產生的時間先後，大體可歸納為晚唐説、初唐説、中唐説、隋代説。

　　縱觀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由於不同時期資料積累程度和不同學者認知系統的差異，關於定窯創燒問題，所得結論各不相同，至今沒有定論。究其原因，即在於窯址發掘資料及在此基礎上開展分期研究的欠缺，導致相關問題的討論缺乏年代學標尺。20世紀60年代發掘地層及出土遺物介紹的簡略和80年代大規模發掘資料刊佈的滯後，致使定窯的創燒時間及早期發展階段的產品面貌和裝燒工藝等仍不明晰。

　　在此背景下，2009~2011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等單位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在澗磁嶺、北鎮、澗磁西及燕川4個地點布方發掘，在北鎮、澗磁嶺（A、B、C區）的9個探方中發現了唐、五代時期的地層堆積及窯爐、灰坑等遺蹟，出土了豐富的瓷器、窯具等遺物，為早期定窯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地面調查和考古發掘成果表明，北鎮區有較多早期遺物，是定窯初創階段生產的中心區域。根據地層堆積情況以及出土遺物的品種、器類、造型、胎釉、裝飾、裝燒工藝等方面的不同特點和時代變化，我們將北鎮區遺存分為三期五段，其中第一期的中晚唐時期及第二期唐末五代時期的前、後兩段代表了定窯的早期生產面貌。本文即以北鎮區發掘資料為基礎，結合澗磁嶺區的唐、五代窯業遺存，對早期定窯的產品面貌進行總結，並對相關問題加以討論。

二　中晚唐時期：定窯的創燒和初步發展

　　根據我們分期研究的結果並參照文獻資料可知，定窯第一期的時代為中晚唐時期，時間自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至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為定窯的創燒時期。此期時間跨度較大，但由於出土資料較少，無法做進一步劃分，北鎮區出土遺物中可資對比資料主要集中在9世紀中葉前後。因此，這一時期較早階段的產品面貌尚不明，北鎮區可能並無此段的遺存（容後述），後段遺存在北鎮區有發現。

　　如前所述，關於定窯創燒的年代，學術界還存在較大爭議。由於相關文獻記載與現階段考古資料不能很好對應，我們對早期定窯的討論主要依據已有的考古資料。8世紀後期至9世紀中後期正是邢窯繁榮發展並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從現有考古資料所見早期定窯的產品面貌來看，定窯創燒及早期發展與其對邢窯的模仿有關。科技分析結果也表明了這一時期定窯細白瓷對邢窯精細白瓷產品工藝的模仿。這一時期定窯與邢窯產品面貌的高度相似性，極有可能是因為定窯的創燒就是從模仿邢窯精細白瓷開始的，並希望作為當時已在國內外廣泛流通並用於貢御的邢窯產品的補充。對邢窯的研究表明，邢窯最興盛的時期是中唐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定窯也開始燒製瓷器。窯址發掘資料也表明，這一時期定窯的許多產品雖與邢窯在造型、胎釉特徵上頗為相似，但定窯在匣缽底部墊一層石英砂以防止器物粘連，導致定窯的細白瓷產品底部均大量粘砂，實際上造成了定窯與邢窯產品的一個較為顯著的不同。

　　這一時期定窯窯場主要位於北鎮區恆河沿岸的台地上，分佈範圍較小。窯場規模不大，產量較小，產品不甚豐富。主要產品有細白瓷、化妝白瓷、青黃釉瓷、細黑釉瓷、低温釉陶及其半成品素燒器等。定窯初創階段即以白瓷為主要產品，此期白瓷佔產品總量的65.8%，其中細白瓷產品佔58.8%，超過產品總量的一半。白瓷產品中還有粗化妝白瓷，佔產品總量的7%。此外，這一時期數量較多的產品還有早期定窯較具代表性的青黃釉瓷，佔產品總量的30.5%（圖一）。可見，定窯從創燒伊始就奠定了以細白瓷產品為主的生產特徵，而且產品質量很高，這表明定窯的創燒起點很高，缺少一般窯場初創時期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從較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變的發展過程。

　　細白瓷器類主要有碗、缽、瓶、罐等，其中碗佔89.8%，其他器類出土數量均很少（圖二）。此期細白瓷產品已有很高的燒造水平，器形規整，胎色白，胎質細密堅緻，表現出在選料、備料上的精工。釉色以白中微泛青者為多，釉層均勻、光亮。另有極少量細白瓷器施兩層釉，釉呈乳濁狀，釉色白中泛青，釉面更加温潤。釉層厚的器物或器物上積釉處多有大量細碎開片，施釉至下腹，足部無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斜曲腹大碗（《北鎮》圖一七）、唇口玉璧足碗（圖三、四）、盞託（《北鎮》圖五八∶1）、侈口圓肩執壺（圖五）等。

　　化妝白瓷器類主要有碗、缽、罐、執壺等。胎色黃灰，火候很高，胎質較粗而堅緻。化妝土顏色正白，外罩光亮的透明釉，有大量細碎開片。代表性器物有敞口玉璧足碗（圖六）、唇口折腹餅足缽（圖七）、執壺（《北鎮》圖一九）等。

　　青黃釉瓷器類主要為碗（圖八），另有少量執壺、缽、罐等。粗質灰胎，夾雜大量雜質，但因火候高而非常堅實。碗類器物通常在內壁及口沿處施化妝土，外施透明釉，釉色白中泛灰青，佈滿細碎開片；外壁施青釉，有化妝土處呈青黃色，無化妝土處呈青綠色，青釉中含鐵量較高，往往因為火候較高呈現褐綠色。另有一些青黃釉器物，青釉在化妝土映襯下呈黃色，有學者稱之為“黃釉器”。這一時期有些青黃釉碗外壁有成排分佈的錐刺紋或席紋裝飾（圖九；《北鎮》圖一八），這類裝飾作為定窯最早階段青黃釉瓷器的特有裝飾方法，只出現於這一時期，且出土數量極少。

　　粗黑釉瓷器類主要有盞、罐，另有少量碗、瓶、缽、盆等。胎體特徵與化妝白瓷基本相同，外施一層黑釉，由於燒成温度很高，釉色均勻，釉面光亮。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平底盞（圖一○）。

　　低温釉陶主要為低温綠釉和低温黃綠釉。器類主要為爐（圖一一），黃灰胎，胎質粗而堅緻，露胎處呈粉紅色。通常在口沿及外壁施化妝土，外施低温鉛釉，以綠色、褐色為多，某些部位暴露化妝土，產生白色裝飾效果。同時地層中發現有一些同樣造型的素胎器物。從出土物比例來看，低温釉陶與素胎器所佔比例都較小，而素胎器數量明顯多於低温釉陶，説明這類產品的生產數量不是很多。加之低温釉陶為二次燒成，素燒之後就淘汰一部分殘次品，提高了產品的成品率，所以窯址上發現的低温釉陶成品較少。這類產品進入北宋以後很快就停止燒造。早期低温釉陶只在北鎮區生產，澗磁嶺地區未見。

　　細黑釉瓷器類主要為盞（圖一二）。特徵為白薄胎，胎質極細，內外均施黑釉，釉層薄，釉面光亮，流動性極強，玻璃質感強，施釉及足，堆釉很厚。與細白瓷一樣，足底粘砂。

　　根據發現的窯具和對器物的觀察可知，本期細白瓷使用匣缽單燒，匣缽內底墊一層砂以防止器物與匣缽粘連，因此器物底足有粘砂。匣缽有漏斗形（圖一三）與直壁形（《北鎮》圖二一、五八∶3）兩種。青黃釉瓷、化妝白瓷、粗黑釉瓷採用明火裸燒法，碗、盆等疊燒器物之間以三葉形支釘間隔（圖一四、一五）。

　　曲陽縣文管所收藏有一通慧炬寺舊址發現的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此碑立於永貞元年（805年），碑陰刻有一眾“助錢造寺結邑修諸功德”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職。其中列出了多名與瓷器生產有關的官員，計有“都知瓷窯等三冶節度總管驃騎大將軍試殿中監李庭珪”，“瓷窯冶副將試太常卿李仙期”，“都知瓷窯等三冶判官李成璘”，“瓷窯冶虞候蔡莊，副將王從利，散副將郭伯誠，驅使官賈璡、張璘”，“瓷窯冶百將韓重光、王希朝，押官劉河清、王朝□、羅獻弘，兵曹李惟□”，“都知瓷窯勾當供使細茶器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衞大將軍試太常卿楊春”，“同勾當茶器楊良捷”。這個名單包括了瓷窯冶管理和生產的從大到小的官員，甚至可能包括了類似“作頭”的工匠，還有負責採辦的“都知瓷窯勾當供使細茶器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衞大將軍試太常卿楊春”等官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官營制瓷手工業的生產體系。這一碑記資料的發現，為探索定窯創燒年代及判定早期定窯生產性質提供了重要線索。根據孟繁峯等學者的研究，義武軍恆陽縣內有瓷窯冶、石城冶、白土冶和恆山冶四處官冶以及附屬於白土冶的白堡冶，分管制瓷和礦業，其中以瓷窯冶為尊。從這些官員的掛職可知，諸冶的管理體制是軍管，李庭珪的品級甚至高於恆陽縣令。孟繁峯等認為此碑記雖不能解決定窯創燒的準確年代問題，但可以肯定其在唐後期至五代前期義武軍割據的782~929年為“方鎮易定官窯”，其產品用於貢奉割據的方鎮，並據此得出定窯初創時期的性質是義武軍轄下的藩鎮官窯。我們大致同意上述觀點，即定窯的創燒與義武軍藩鎮的建立有很大的關聯，定窯初期的生產是在義武軍藩鎮掌管之下。義武軍雖割據程度不及承德、幽州、魏博三鎮，但也屬割據型藩鎮，節度使之職父子相襲，自署文武官吏，租賦不入中央。此碑立碑時間在張茂昭入朝之前不久，此時定州已形成割據，定窯創燒可能與藩鎮割據時大力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需要補充的是，義武軍藩鎮建於建中三年（782年），首任節度使張孝忠由於未追隨安史之亂降將、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之子李惟嶽叛亂併成功收復定州，得到唐中央政府的嘉賞，被封為義武軍節度使、易定滄三州觀察使。義武軍藩鎮從河北地區的大藩成德軍中分出，初建之時急需發展經濟以自立。而此時邢窯的中心產地內丘縣並不隸屬於藩鎮，而是歸中央政府統轄。此時的邢窯正處於生產的繁盛時期，史料明確記載其向中央政府貢瓷器，而都城長安也出土了許多這一時期精美的邢窯細白瓷器，考古發掘資料足以證明邢窯貢御的事實。邢窯在此時不僅向中央政府貢瓷，還參與剛剛開始的大規模海上貿易活動，並要供應窯場附近地區的民眾。因此，邢窯此時非常需要擴大產能，以滿足各方的需求。而急需發展經濟並與中央政府保有良好關係的義武軍，可能通過中央政府的協調，得到邢窯的直接幫助，也開始生產瓷器。這種幫助有可能是窯工直接參與生產，因此定窯才能夠在創燒伊始就生產出了精細的白瓷。不過此時定窯供給的對象主要是義武軍轄區及附近地區的士庶，在都城長安沒有發現明確的這一時期定窯器物，表明定窯並不貢御。另外通過對唐恆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所錄捐建人名錄的分析，在782年義武軍建藩以前、765年慧聚寺建寺後助錢建寺功德主的名錄中（碑陰下部列名）不見瓷窯等三冶的官員，似説明在義武軍建藩的782年以前並無瓷窯冶的建制，窯業生產始於義武軍建藩以後。

　　從《影堂紀德之碑》所錄功德主名錄可知，至遲於永貞元年（805年），在恆陽縣龍泉鎮即今曲陽縣靈山鎮一帶已存在規模與質量頗為可觀的制瓷業，並形成陶瓷商品生產基地，還能生產“細茶器”一類高檔日用瓷，此時定窯已是節度使政權派官監燒的窯場。儘管我們在多處地點散點發掘的9個探方中發現了唐、五代時期的地層，並且無一例外下接生土層，但經過細緻排比，這些地層的出土物均難以斷代到8世紀後期的中唐時期，可資比較的資料都排定在中唐末到晚唐時期。因此，我們將北鎮區發掘資料第一期的年代定為9世紀初到第三個25年間。發掘地點之外的北鎮、澗磁嶺窯區的多次拉網式調查亦未發現更早的遺存。1957年馮先銘對定窯窯址進行調查時所採集的與邢窯極為相似的白瓷片，也不能證明可以早到中唐時期。由此我們將此次定窯遺址發掘出土的時代最早的遺存斷代到9世紀，換言之，《影堂紀德之碑》所體現的定窯最早期的窯業遺存至今並未發現。由於慧炬寺故址位於靈山鎮以西的東、西燕川村附近，推測定窯最早期的窯業生產地點可能在燕川、冶北窯區。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燕川和冶北進行了小規模的發掘，2009年我們也在燕川村的三個地點布方發掘，但出土器物的年代大體在北宋晚期到金元時期，未見早期遺存。另有一種可能是，這一時期的窯業遺存在今北鎮南村的法興寺故地，即《光緒重修曲陽縣志》所説的龍泉鎮鎮治所在，然而我們曾多次前往北鎮南村調查，發現窯業遺存並不普遍，也未見早期遺存。義武軍藩鎮官窯的面貌到底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

　　經過張孝忠和其子張茂昭近30年的統治，至元和五年（810年），張茂昭將義武軍藩鎮的治權歸還中央。此後的幾十年間，義武軍節度使三五年一換，未行各割據藩鎮的世襲制度，統治不夠穩定，由於河北地區承德、幽州、魏博等幾大藩鎮的割據，中央對義武軍的控制也比較薄弱。直到晚唐後期的乾符六年（879年），封王處存為義武軍節度使，易定再次入藩，開始世襲統治。後梁時，其弟王處直被封為北平王，直到後唐天成四年（929年）王處直義子王都被攻滅，義武軍王氏割據了50年。張氏義武軍藩鎮歸治中央以後，義武軍治下的“瓷窯冶”可能也撤除官冶，但窯業生產並未停止，我們所分的北鎮區第一期遺存即易定撤藩到再次入藩之間的遺存。這一時期窯業生產依然保持了很高的質量，產品以高檔的細白瓷為主，粗劣的青黃釉瓷也有一定數量。但這一時期的生產規模很小，主要集中在北鎮北村南部溝谷北側台地與北鎮南村舌形台地東北角山坡上，遺存分佈面積較小。在不同發掘地點清理出早期遺存的9個探方中，第一期的地層僅在北鎮T4、T5兩個探方中分佈。我們推測，張氏義武軍藩鎮歸治中央以後，原義武軍所轄瓷窯冶廢止，窯工們另選了恆河西北岸的地點繼續進行生產，但可能是由於生產人員相同，產品依然保持了高水平。這樣的生產狀況延續了幾十年的時間，直到定州再次入藩，這裏才迎來了生產發展的高峯期。

　三　唐末五代時期：定窯的快速發展與第一個高峯期

　　晚唐以降，邢窯走向衰落。定窯產品開始逐步取代邢窯精細白瓷的地位而廣為流通，其流通範圍較前一期已大為擴展。唐末時，定窯的精緻白瓷產品已進入等級較高的墓葬中，如浙江臨安唐光化三年（900年）吳越國王錢鏐父錢寬墓及天覆元年（901年）其母水邱氏墓。進入五代後，定窯產品的流通區域更是擴展到自遼境至南方的廣大地域範圍。唐末五代時期，尤其是進入10世紀以後，定窯細白瓷產品開始逐漸取代邢窯銷往海外。至10世紀中葉前後的五代後期，已經遠銷至埃及的福斯塔特。

　　從窯址分佈範圍來看，此時窯業生產的區域擴大，我們在不同地點發掘的9個探方中均發現有此期地層。澗磁嶺窯區從這一階段開始生產，產品面貌與北鎮區基本一致，但不見低温釉產品及精細白瓷，整體上質量稍差，當時定窯的生產中心區域仍在北鎮。根據窯業堆積分佈與產品種類、特徵的差異，以後唐天成四年（929年）王都舉族自焚、義武軍割據結束為界，這一期又可劃分為前、後兩段，即唐末五代前期的快速發展期和五代後期的第一個高峯期。

　　（一）  唐末五代前期：定窯的快速發展期

　　此階段年代為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年）至五代後唐天成四年（929年）。這一階段北鎮區窯場生產規模擴大，窯業堆積較厚，出土遺物較多。1960~1962年發掘出土的唐代遺物均可劃入此期。此時澗磁嶺地區創燒，窯業堆積主要分佈在澗磁嶺北部的澗磁嶺A區和C區，即澗磁嶺窯區的中心地帶。

　　與前一期相比，產品質量更為精良，數量和種類都有增加。產品種類有細白瓷、青黃釉瓷、化妝白瓷、細黑釉瓷、粗黑釉瓷及低温釉陶等。青黃釉瓷比例下降。白瓷產品中，化妝白瓷下降幅度較大，細白瓷依然是比重最大的品種。本期新出現“精細白瓷”與“中白瓷”兩類不同於前一期的白瓷產品。細黑釉瓷產量很小（圖一六）。

　　細白瓷產品胎釉特徵與前一期大致相同，釉色更加穩定均勻，器類主要有碗、缽、盤、碟、瓶、罐、執壺等，較為明顯的變化是盤的數量和比例比前期有較大增長（圖一七）。代表性器物有比前一期腹壁更斜直的唇口玉璧足碗（圖一八）、敞口斜直腹圈足碗（《北鎮》圖二四、五九∶4）、侈口深腹餅足杯（《北鎮》圖二五、五九∶3）、折腹圈足盒（封二∶1；《北鎮》圖五九∶2）、花口盤形盞託（圖一九）等。

　　精細白瓷生產區域只集中在北鎮區。特點是胎很薄，釉層均勻明亮，白度很高。器表均施滿釉，裹足刮釉。器類主要有碗、盤、碟等，器形與細白瓷略有差別。代表性產品有敞口斜直腹碗（圖二○）、五曲花口深腹大碗（圖二一）、印花方形碟（《北鎮》圖二七、五九∶7）、貼塑紋罐（《北鎮》圖二八、五九∶10）等。其中部分碟底部有印花對蝶等紋樣（《北鎮》圖二七、五九∶7）。從造型上看，相當一部分精細白瓷碟在成型時使用了內範，目的是保證器形規整。這類產品比細白瓷產品製作更為規整，胎釉的選料更精，屬於這一時期的高檔產品，在一些高等級的墓葬中有發現，如洛陽後梁開平三年（909年）高繼蟾墓出土了與上述精細白瓷貼塑紋罐造型相同的白瓷盂，十國楚（897~951年）長沙55長絲營M7出土了與上述印花方形碟造型、紋飾相同的方盤。

　　中白瓷胎質較細白瓷稍粗，胎體薄，胎色白中泛黃，施化妝土後再施釉，白釉泛青灰色或青赭色，釉流動性很強，釉面佈滿細碎開片，且生燒現象較多。器類主要有碗、盤，器形與同時期細白瓷相同。這類產品在北鎮及澗磁嶺地區的唐末、五代前期地層中普遍出土，數量較多，但只在這一階段生產。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圈足大碗（圖二二）、侈口五葵口大碗（圖二三）、唇口圈足大碗（圖二四）、敞口花口盤（圖二五）等。這類產品在遼寧地區遼代早期墓葬中多有出土，過去常被視為遼瓷，實際上應當是定窯輸往遼地的一類重要產品。

　　化妝白瓷器類主要有碗、缽、執壺、罐等，代表性器物有短直流餅足執壺（圖二六）。

　　青黃釉瓷器類絕大多數為碗（圖二七），另有極少量的缽、執壺。與前一期相比，青黃釉碗在器形上呈現出口更敞、腹更斜直的特點，外壁不見錐刺紋等裝飾。

　　細黑釉瓷胎與精細白瓷產品相同，施黑釉，釉層透明，釉層薄處呈淡褐色，光亮度高。器類主要為盤，發現數量很少，由於胎體很薄且極為破碎，沒有可復原器物（圖二八、二九）。從殘存的口沿標本來看，有一部分也有花口裝飾。多數內外施半釉。另外，北鎮區此段地層出土有細黑釉白花腰鼓的標本（《北鎮》圖三○），胎質潔白細膩，胎體較厚，外施黑釉，釉層均勻，釉面較光亮，外壁在花紋處擦去黑釉後施一層較厚的乳濁性很強的白釉，形成黑釉白花的裝飾效果。這件標本為此次發掘僅見，十分珍貴。

　　粗黑釉瓷器類主要有盞、缽、罐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平底小盞（圖三○）、敞口餅足盤（圖三一）、斂口深曲腹餅足缽（圖三二）等。此外，澗磁嶺A區這一時期灰坑中還發現有腰鼓標本（圖三三）。

　　低温釉陶器類主要為爐（圖三四；《北鎮》圖三二、五九∶11）。新出現盤口穿帶瓶，發現較多的素燒產品及少量低温綠釉標本（圖三五~三七）。胎釉特徵及裝飾與定窯出土品相似的器物在遼境多有出土，如遼會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綠釉穿帶瓶，發掘者認為其採用的以綠釉為主、黃釉點綴的套釉方法，應來自唐三彩的影響，可視為遼三彩之雛形。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三號遼墓出土有一件形制和裝飾風格與耶律羽之墓出土者相同的低温醬釉劃花穿帶瓶，另外內蒙古清水河縣山跳峁墓葬亦出土一件造型相同、裝飾特徵類似的低温醬釉貼花瓔珞紋盤口穿帶瓶。曾有學者通過對唐代墓葬的研究，認為三彩器物的生產從中晚唐時期已經逐漸衰落。我們曾認為，遼代低温彩釉器的生產早於三彩器在中原地區的復興，其傳統當與唐代掛鈎，且可能源自河南中西部窯場的影響。定窯窯址的發掘資料表明，這些產品應當是定窯生產的。對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鞏義窯、邢窯產品和唐五代定窯低温釉產品的科技分析表明，定窯產品與前兩處窯場有較為明顯的不同。鞏義窯、邢窯的三彩器胎與同時期燒造瓷器產品的胎成分一致，只是因為燒成温度和燒成曲線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特徵，但定窯低温釉產品的胎則使用一種與瓷器胎料完全不同的黏土，其成分更接近陶器製作的標準。從外觀上看，定窯的低温釉產品釉層薄、流動性強，顏色較淡雅，不及鞏義窯、邢窯產品色彩濃豔、深沉。

　　在裝飾技法上，素面仍佔主流。除印花外，精細白瓷碗內壁對應花口常有凸線紋裝飾。這一階段白瓷枕上開始出現細線劃花裝飾，紋飾主要是簡單的草葉紋（圖三八）。此段的細白瓷、精細白瓷和中白瓷等白釉產品中的碗、盞、盤、碟類器物開始出現較多的花口，包括五花口、雙出脊花口等，這應當與晚唐以來瓷器對金銀器的模仿有關，除定窯外，越窯、耀州窯均有類似的情況。低温釉產品中，盤口穿帶瓶肩腹部採用了深剔刻方法裝飾折枝花卉紋（見圖三七）。

　　在裝燒方法上，青黃釉碗依然採用三葉形支釘作為間隔具疊置裸燒。細白瓷、精細白瓷、中白瓷均使用匣缽單燒法，碗、盤類器物使用漏斗形匣缽，匣缽內底墊砂，所以器物底部可見粘砂痕跡。高檔的精細白瓷器物外底也可見粘砂痕跡（圖三九）。值得注意的是，此段細白瓷中出現極少量內底帶寬澀圈的碗、盤（圖四○），從細部觀察，澀圈系擦釉而成，目前還不能判定是澀圈疊燒的痕跡。

　　（二）  五代後期：定窯的第一個高峯期

　　此階段年代為後唐長興元年（930年）至北宋建立（960年）之前。窯址在北鎮區和澗磁嶺A、B、C區都有分佈，分佈範圍比前段略有擴大，堆積厚度增加，定窯生產達到了其生產歷程中的第一個高峯。

　　此段產品種類和數量大增，定窯生產傳統及產品風格基本形成。與前段相比，中白瓷、青黃釉碗類衰落並漸趨消失，精細白瓷數量鋭減，與之相對，細白瓷進一步凸顯其作為核心產品的地位，達到了創燒以來的峯值，所佔比例超過85%。此外化妝白瓷、粗黑釉瓷及低温釉陶均繼續生產，但產量均很小（圖四二）。

　　各類白瓷產品的胎釉特徵與前段相比變化不大。其中，細白瓷產品種類繁多，出土物數量巨大。器類有碗、盞、缽、盤、碟、盞託、盒、器蓋、爐、執壺、瓶、罐、枕、瓷塑等，因為器類增多，碗類器物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細白瓷產品中最主要的器類。而這一階段盤類器物出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在細白瓷產品中的比例從上一階段的4.2%直線上升至26%。其他器類所佔比重均較低（圖四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五花口圈足碗（《北鎮》圖三六、六○∶2）、斂口平沿鼓腹缽（封二∶2）、斂口花邊鼓腹缽（《北鎮》圖三八、六○∶4）、侈口五花口圈足盤（《北鎮》圖三九、六○∶7）、四瓣壼門形花口盤（《北鎮》圖六○∶6）等。

　　精細白瓷器類主要有碗、盞、盤、碟、缽等，代表性器物有斂口平底缽（《北鎮》圖四四、六○∶10）、印花平底碟（《北鎮》圖四五、六○∶12）等。

　　其他數量較少的品種中，化妝白瓷器類主要有碗、缽、盆、執壺等。粗黑釉瓷器類有盞、盆等。低温釉陶仍以黃綠釉爐為主。這幾類產品的造型和胎釉特徵與上一階段相比變化都不大。

　　在裝飾技法上，細白瓷幾乎全部為素面器。細白瓷與精細白瓷碗、盤、缽等類的花口器物的比例較此前明顯上升（圖四四）。花口作為一種施加於胎體口部的裝飾，在這一時期持續增長，説明了瓷器生產中模仿金銀器造型的風尚進一步延續和發展。一些細白瓷枕面上依然有細線劃花草葉紋裝飾（《北鎮》圖四三）。精細白瓷素面器及印花裝飾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印花裝飾主要施於少量盤類器物上，紋飾有團花（《北鎮》圖四五、六○∶12）等，而花口器物內壁的凸線紋裝飾則大幅度上升（圖四五）。

　　在裝燒方法上，與前段相比沒有大的變化。細白瓷與精細白瓷碗、盤類器物大多使用漏斗形匣缽單燒法燒製，另有少部分採用矮直壁形匣缽（《北鎮》圖四六、六○∶14）燒製，匣缽內底墊砂防止粘連。瓶、罐、執壺類器物使用直壁形匣缽或採用兩個漏斗形匣缽對扣的方法裝燒（圖四一）。這一時期幾乎所有的器物均施釉不及底，足心無釉，少見前段精細白瓷碗採用的裹足刮釉方法。我們在澗磁嶺B區發掘了兩座五代時期的窯爐，窯爐的特徵是全部磚砌，具有大而深的火膛，後部有兩個很大的方形煙囱，這種結構可以使窯爐內獲得很高的温度，而定窯細白瓷和精細白瓷的燒成就需要1300℃以上的温度。與北方地區發現的五代時期的饅頭窯相比，這兩座窯爐最成熟、最先進，表明這時定窯的燒成技術在北方地區已經名列前茅。而精細白瓷原料加工的高水平，使定窯成為北方地區工藝領先、出類拔萃的精細白瓷生產窯場。

四　早期定窯的發展、繁榮與影響

　　經歷了中晚唐時期的創燒和初步發展，進入9世紀後半葉，定窯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制瓷水平逐漸超越了其他窯場，尤其是其一直師事的邢窯。乾符六年（879年）後，即我們分期中的第二期前段開始，定窯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生產規模擴大，產品種類大大豐富，質量提高。定窯的發展伴隨着邢窯從衰落到消亡的進程，這與義武軍藩鎮的割據和逐漸強大及周邊地區諸強藩的式微密切相關。從後梁太祖朱温封王處直為北平王可見，五代初年義武軍已成為獨霸河北的強藩，北平王與位列十國的閩王、南平王齊名。其中細節雖難以追蹤，但一定是王氏義武軍吞併或控制了邢窯所屬的昭義軍，定興邢衰很可能體現了權力與勢力的變化，最明顯的反映就是精品瓷器生產數量和水平的消長。孟繁峯等認為帶“官”字款的瓷器是向藩鎮貢納的產品，此觀點儘管尚有漏洞，但頗有新意。如果不拘泥於藩鎮，而認為“官”字款瓷器是向所屬王國政權貢納的產品，就比較合理了。目前考古發掘所見“官”字款定窯瓷器，大體可以斷代在王氏義武軍節度的時期及以後的五代中原王朝時期和隨後建立的北宋王朝時期。

　　定窯在9世紀末期以後逐漸成為產品流通範圍最廣的白瓷窯場。尤其是唐末南方一些高等級墓葬和五代中原地區高等級墓葬出土了大量定窯白瓷，如前述的錢寬墓、水邱氏墓和高繼蟾墓，其中包含的意義耐人尋味，很可能代表了藩鎮之間的經濟交往與官方貿易活動。藩鎮所獲貢瓷並非全部留為己用，而是當作商品，通過交換獲得維持藩鎮運行和安邦立國的經費。

　　五代後期，隨着王都被攻滅，定窯開始歸屬於五代的中原王朝。從王子山院的碑記可知，此時定窯生產成為民間生產、政府收商税的模式，定窯的生產也在此時達到第一個高峯。仍然生產的“官”字款瓷器，依舊是向所屬王朝貢納的器物。此次發掘出土了三片帶“官”字款的標本，但分別出土於北鎮區、澗磁嶺B區和澗磁嶺C區三個相距較遠的地點。這似乎表明此時的定窯沒有專門生產貢官瓷器的作坊，而是每個生產作坊都承接一定數量的貢官器物的生產。

　　我們劃分的第二期也正是南方白瓷起源的時期，此時大量定窯白瓷在南方的出土暗示了這一時期權貴階層對白瓷的渴求，這有可能是南方白瓷起源的動因之一。已有學者指出，南方白瓷的創燒明顯受到了定窯制瓷技術的影響。而且，北方遼境一批遼代早期貴族墓葬也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白瓷，其中定窯白瓷佔絕大多數，顯示了契丹貴族對定窯白瓷產品的巨大需求。在產品需求的刺激下，並深受定窯的影響，以白瓷為代表的遼瓷可能在10世紀上半葉創燒。史籍明確記載，遼控制定州期間將技巧之家遷往遼地。遼地陶瓷生產大致始於這一時間前後，與曲陽陷落後包括大批窯户在內的農業及手工業者被掠入遼地不無關係。以上事實表明，早期定窯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對南北方的白瓷生產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要之，2009~2011年定窯遺址的發掘為解決定窯的創燒和早期發展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以窯址發掘資料為基礎，結合文獻記載及墓葬等遺蹟出土的資料，我們認為定窯創燒於中唐後期，其創燒與藩鎮割據背景下地方經濟的發展有直接關係。從技術來源上講，定窯創燒受到邢窯的影響，並從開始就確立了以細白瓷為主的生產傳統。經歷唐末五代前期的快速發展，在五代後期迎來了窯業發展的第一個高峯。同時，早期定窯的發展，對南北方的白瓷生產均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這一時期全國的瓷業生產格局。從這一角度講，早期定窯在9~10世紀全國的陶瓷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