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黍的年代顛覆西方考古學體系_風聞

以黍的年代顛覆西方考古學體系

西方考古學的絕對年代錯誤導致黍的起源的歷史被顛倒了。

“在世界範圍內，歐洲、西亞其實也有小米，黍曾被認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亞地區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們在內蒙古赤峯發掘的興隆溝遺址，發現了8000年前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兒是小米的原產地呢？中國和西亞歐洲的粟和黍究竟是兩個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還是隻有一個起源地？這個問題只靠我們考古學家是解決不了的。於是，中外頂級的植物考古專家合作，用科學的辦法對中國和西亞、歐洲的小米進行多種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學“測年”成了解決問題的基礎……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等國的高精度測年儀器對興隆窪遺址中浮選出來的碳化的黍進行測年，結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興隆溝遺址出土的這批粟和黍之前，學術界認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亞出土的，有7000年的歷史，歐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測年研究表明，這兩個地區的黍都沒有早於‘4500歲’的。比我國發現最早的黍晚得多……基因研究的結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來自於同一個起源地，這個起源地就是中國的北方地區。”（參閲王巍在由光明日報社和蘭州市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大河之光—黃河彩陶文化峯會”上的演講，見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6年9月18日文《文化交流與中華文明的形成》）

原來是7000年前的西亞黍，經國際合作重新科學測年之後僅為4500年前，足足削掉2500年，這足以摧毀此前的一切比較研究。

黍的這個案例非常典型和鮮明地説明了：

1.西方早期釐定的錯誤的考古學年代體系是黍的年代產生錯誤的根源，包括安特生時代所估算的仰韶文化的絕對年代。

2.黍的年代錯誤證明了西方早期釐定的考古學絕對年代體系是錯誤的，包括西亞、埃及、歐洲、中亞、印度等。

3.對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應錙銖必較，因為它關乎源流。

下面講講黍的年代問題對西方考古學體系的系統性影響，並提出我對於西方考古學體系的大致矯正情況。

因為黍的絕對年代是2003年之後由“中外頂級的植物考古專家合作，用科學的辦法”、經“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等國的高精度測年儀器”測定的，是確證了的，堅實可靠，鐵證如山，比任何早期估算或單方科技測年數據都要可靠、權威。這裏必須着重強調的是，既然西方能夠弄出錯誤的考古學年代體系，那麼，其單方科技測年就不具有可信度，對此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和立場堅定，尤其是與黍的年代矛盾的時候。

 “從1931年起，坎貝爾·湯普森代表大英博物館在庫雲吉克作了發掘，他從一座亞述時期的神廟基址向下打一豎穴，一直打到生土層，由此發現了下列的地層序列：亞述、巴比倫、阿卡德、蘇美爾、捷姆迭特-那色、烏魯克、歐貝德、哈拉夫。這一疊壓現象為美索不達米亞史前時代和原史時代提供了完整的地層剖面證據。”（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頁）如下圖：

↑：西亞疊壓文化層、黍所屬文化層、年代體系 

雖然無法查到西亞黍所屬的西亞考古遺址和考古學文化，但根據錯誤的西亞黍的年代為7000年前，權且保守對應於哈拉夫文化層（5000-4300BC），那麼，根據矯正的黍的正確年代為不早於2500BC，就可以得知，哈拉夫文化的正確年代為不早於2500BC，而根據坎貝爾·湯普森的發掘，哈拉夫文化層之上的疊層為歐貝德文化→烏魯克文化→捷姆達特-那色文化→蘇美爾→……。按照每期500年算，歐貝德文化的絕對年代為2000BC，烏魯克文化為1500BC，捷姆達特-那色文化為1000BC，那麼，所謂的蘇美爾文明即為公元前500年的文明，阿卡德、巴比倫、亞述就更晚了，巴比倫差不多是公元前後的，亞述就淪為公元后的了，而古波斯就更晚了，或者説古波斯是否存在呢？如此，就徹底顛覆了西方所建立的西亞歷史學體系，證明了西方建立的西亞歷史學體系是徹頭徹尾的偽史。

而這些偽史體系的編成是基於對考古發現的文字的破解釋讀，那麼，這也就證明了所謂的破解釋讀只是一廂情願、穿鑿附會，證明了西方偽史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即對考古發現的文字的破解釋讀是錯誤的，證明了商博良和羅林生對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亞楔形文字的破解是偽解，事實上，沒有辦法可以證明其所謂的破解的正確性。

如果這樣，就證明伍利教授所説的是正確的，即一些公元前3000年的遺址其實是13世紀阿拉伯時代的。

當然，估算是不準確的，正確和科學的做法是直接進行碳14測年，但大致邏輯和情形就是如此，説不定比我所推算的更晚近。 

根據權威的黍的年代數據所矯正後的考古學文化疊層的正確年代與古埃及、克里特、邁錫尼、特洛伊的考古學文化疊層的對應關係，就能得知，所謂的古埃及早王朝則為公元前一千紀，克里特文化則是公元前後的了，邁錫尼文化、特洛伊文化則是公元后的了。這樣，西方所建立的埃及和愛琴文明的考古學體系和歷史學體系就全部推翻、顛覆了。 

綜上所述，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已經確證了的、權威的黍的絕對年代及其所對應西亞考古學文化、以及西亞考古學文化疊壓關係，除了估算的每期為500年，其餘在邏輯上無懈可擊。 

以鐵證、權威的黍的年代為基準，可以發現，西方建立的考古學體系和歷史學體系都是偽學。

以權威的黍的正確年代為基準，進一步分析彩陶、青銅等的年代問題以及發源、傳播問題。

“弗蘭克福特在《考古學與蘇美爾人問題》（1932）一書中提出在近東劃分出兩種彩陶文化：一個稱為敍利亞彩陶文化，以哈拉夫土墩遺址為代表；另一個文化……為伊朗彩陶文化……主要見於伊朗東北的錫亞爾克（從一期到三期早）、安諾一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頁）

 “在伊朗廣泛存在着以彩陶為特徵的文化羣，它們主要屬銅石並用時代，但偶然也有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如錫亞爾克一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頁） 

彩陶和銅石並用共存於哈拉夫文化、錫亞爾克文化、安諾文化，是紅銅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交界點，依據為“偶然也有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如錫亞爾克一期”，又依據：

“這樣就在美索不達米亞史前史中劃分出下列五個時期：5.捷姆迭特-那色期；4.烏魯克期；3.歐貝德期；2.哈拉夫-薩馬拉期；1.薩捷-哥祖期，或稱新石器時代。史前階段分作五期的方案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文物出版社，2009，第201頁）

可見，比哈拉夫文化更早的薩捷-哥祖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所以，根據黍的絕對年代為不早於2500BC，則西方最早的銅石並用時代也為不早於2500BC，那麼，青銅時代就更晚了。 

同樣，2017年05月26日中國考古網的報道，羅馬尼亞的庫庫特尼文化的彩陶和中國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年代差不多都是7000年前。（參閲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見相惜——“彩陶—橫跨歐亞的史前藝術浪潮：庫庫特尼-特里波利與仰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社科院考古所舉行》） 如圖：

庫庫特尼彩陶、仰韶文化彩陶

根據黍的年代糾正為4500年前，如果層位相當的話，那麼，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真正的絕對年代也應該與黍的年代差不多，即2500BC。

可見，西方早期錯誤的考古學年代體系把西亞和歐洲的彩陶文化和青銅年代給大大拔早了，因此，在進行中國和西亞的青銅年代比較研究時，自然就會出現青銅西來説的錯誤，自然就會對羅馬尼亞的庫庫特尼文化與中國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且年代相同感到詫異。

如果用碳14測年進行重新測定、複查，那麼，很可能會出現與黍一樣的情況，把西亞青銅時代和庫庫特尼的彩陶文化年代大大壓晚。假設西亞的青銅年代最早為公元前1500年那麼，就晚於中國甘肅、二里頭青銅，不但將推翻青銅“西來説”，而且，還反過來發現西亞、歐洲的青銅都源自中國；而庫庫特尼彩陶文化為2500BC，不但不會對羅馬尼亞的庫庫特尼彩陶文化與仰韶文化的相似感到詫異，還會發現庫庫特尼彩陶文化其實也源自中國，源自馬家窯文化。

“大量考古實證説明：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非但不是‘西來’的，反而不斷向西拓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認為，距今5500年左右，中國的彩陶文化漸次分南道、北道西行，最西影響到費爾幹納盆地和克什米爾地區。”（參閲公眾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見相惜——“彩陶—橫跨歐亞的史前藝術浪潮：庫庫特尼-特里波利與仰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社科院考古所舉行》）

可見，中國彩陶西傳的年代與羅馬尼亞的庫庫特尼文化的年代、乃至西亞彩陶的年代都銜接上了，這將改變安特生所謂的“彩陶西來説”，還將逆轉成“西亞、歐洲彩陶中源説”。

同樣，現在流行的所謂歐亞大陸的小麥、綿羊、黃牛、馬車、鐵器等的“西來説”也將逆轉為發源於中國。

對此，我的建議是，建立考古學絕對年代國際研究聯合會，像考訂黍的年代一樣，制定國際認證體系的統一標準，對考古發掘的全程操作進行規範，發掘程序、層位標準、檢材提取標準、保存條件標準、檢材處理程序、檢測儀器、實驗室檢測條件等進行統一，對各考古學文化層進行連續大量取樣而直接測年，重新建立歐亞大陸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序列體系，重建世界/全球的考古學體系和歷史學體系。 

內容提供者 李曉鵬 文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