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最燃的一件事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執行主編 趙義

　　今天，2021年2月25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脱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

　　“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

　　中國脱貧攻堅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圖源：人民日報）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

　　“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

　　共產黨是一個在中國長期執政的政黨。西式民主的政黨輪流執政下，一個執政黨可以很自私地把某個社會問題往後推，但共產黨不能這麼幹，它必須具有執政倫理上的高度自覺。

　　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偉大脱貧攻堅精神（圖源：新華視點）

　　有這種高度自覺，更要有辦法。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貧困人口數佔總人口的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難階段。這是因為，到了這個階段，剩餘的貧困狀況，問題多、根子深。

　　現行脱貧標準，是指農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2300元以下（2010年不變價）。2012年年底，中國的貧困人口是9899萬，接近一個億。2020年底實現全部脱貧，每年要脱貧約1000萬人，每月脱貧要達到近100萬人，每分鐘脱貧約20人。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幫助這麼多人脱貧，這個事只有共產黨能夠幹成。

1

　　立軍令狀的頭等大事

　　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讓這近一億人口脱貧，非舉全黨全國之力不可。

　　舉全黨全國之力進行扶貧攻堅，資源要素廣泛集聚，各方資金大量投入，這就需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

　　首先是在管理體制上實行中央統籌、省市負責、市縣抓落實。

　　2015年11月，中央貧困開發工作會議明確，到2020年，要“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同年印發《關於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決定》，22個省區市的書記和省長在脱貧攻堅責任書上簽字。

　　這是給黨中央立的軍令狀，也是對各省區市黨委和政府脱貧攻堅工作進行考核的依據。除了省級黨政一把手，還要層層簽訂脱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

　　重慶市巫山縣竹賢鄉下莊村村委員會主任毛相林談到立下生死狀（圖源：新華視點）

　　軍令狀人們都熟悉，軍中無戲言，立了軍令狀，白紙黑字，那是要兑現的。考核不過關，那可是要追責的。這就保證了相關省份的黨政一把手會把脱貧攻堅當作“頭等大事”。

　　中共中央集中領導、一把手負責制、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都清楚，這會調動起驚人的能量。

　　過去8年，習近平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到24個貧困村考察調研。脱貧攻堅是習近平最關注和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之一。

　　2013年11月3日，他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精準扶貧”。

　　2016年7月20日，他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

　　2017年6月23日，他在北京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脱貧攻堅座談會。

　　2019年4月16日，他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的跨省區座談會。

　　2020年9月18日，他在湖南提出建立健全防止返貧長效機制，深入研究接續推進全面脱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在每一次脱貧攻堅專題會議之前，習近平都會先到貧困地區調研，實地瞭解情況，聽取基層幹部羣眾意見。

　　習近平總書記趕赴湖南考察調研（圖源：新華視點）

　　在脱貧攻堅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上，總書記通過多次親自主持跨省區座談會，針對不同的突出問題進行工作部署，可以説是為脱貧攻堅如期達成目標提供了最堅強的政治保證。

　　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幹部文化”。

　　一方面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一省範圍內等根據黨的工作需要進行幹部安排。

　　另一方面是強調幹部不是官老爺，是要和老百姓幹在一起，為老百姓辦事的。無論是搞革命、搞建設，共產黨打開工作新局面的一大特色是輸送好乾部。

　　脱貧攻堅的主要難點是深度貧困。

　　過去落後地區面貌（圖源：新華社客户端視頻）

　　深度貧困不僅僅是説老百姓吃穿都成問題，而且也是説那裏失去了一個堅強的組織。

　　據2017年的統計，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着60%的貧困人口，這些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後，村兩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強，四分之三的村無合作經濟組織，三分之二的村無集體經濟，無人管事、無人幹事、無錢辦事現象突出。

　　把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組織起來，是共產黨的獨家本領。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就能幹大事。

　　脱貧攻堅以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30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

　　脱貧攻堅以來，累計選派30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圖源：人民日報）

　　從一些典型案例就可以發現，選派的這些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因為來自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在實際工作中往往能夠更好更快地推動項目和政策等的落地。

　　比如你在發展光伏發電站的貧困村，可能就會看到來自工信部門的幹部的身影；你在協調貸款幫助農民發展特色產業的貧困村，可能就會看到來自農信社系統的幹部的身影。

2

　　精準扶貧、杜絕作秀

　　脱貧攻堅，精準是要義，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户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脱貧成效精準。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是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根本路徑。

　　2018年，第7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消除農村貧困的決議，把中國倡導的“精準扶貧”理念與實踐寫入其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表示，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鑑。

　　馬耳他駐華大使回憶説，來華最初半年，他走訪了貴州、雲南等中國西南省份，看到很多地方在大興土木興建新城。“那裏當時沒什麼人，也沒什麼車流。但三年後我重訪舊地時發現，已經有了繁華龐大的都市，車水馬龍，人來人往，一派繁榮景象。”（圖源：人民日報海外網）

　　自上而下層層壓責任，能夠以最快速度調動資源。

　　同時，也可能會出現形式主義，這是脱貧攻堅的大敵。

　　形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不願意去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分類施策，而是一刀切，因為這樣簡單快捷；一種是搞簡單的數字脱貧，滿足於單一的以收入來衡量的脱貧結果，不願意花大力氣去培育內生動力，甚至搞虛假脱貧。

　　2020年3月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決戰決勝脱貧攻堅座談會。所有省區市主要負責同志都參加，中西部22個向中央簽了脱貧攻堅責任書的省份一直開到縣級。

　　2020年3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決戰決勝脱貧攻堅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圖源：新華社）

　　此時，脱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但剩餘的脱貧攻堅任務相當艱鉅，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骨頭。

　　習近平特別強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仍然屢禁不止，數字脱貧、虛假脱貧仍有發生，個別地區“一發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部分貧困羣眾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

　　整個脱貧攻堅，我們實際上是既要和貧困作鬥爭，又要和一些地方的作秀、數字遊戲作鬥爭。習近平的要求非常鮮明，就是要堅決杜絕數字脱貧、虛假脱貧，“要為黨中央適時宣佈打贏脱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數據支撐，確保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

　　在脱貧攻堅過程中，黨中央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堅持“五個一批”：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脱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脱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在過去5年，中國有96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擺脱了貧困。

　　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2982元增加到2020年10740元（圖源：人民日報）

　　易地扶貧搬遷主要針對的是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的極貧羣體。據最新數據，中央和地方投入近萬億資金，5年已建成安置房266萬多套。這種搬遷規模相當於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

　　其中，“苦瘠甲天下”的寧夏南部山區，脱貧攻堅以來陸續將百萬移民搬出了大山。

　　大規模異地搬遷移民不是“一搬了之”這麼簡單，實際上是一項極為複雜的社會工程。這種移民不是在市場無形之手作用下自發出現的，而是政府主導的結果。在新生地安居樂業是檢驗易地扶貧搬遷最終效果的關鍵。

　　2020年6月，習近平在寧夏視察時指出，要完善移民搬遷扶持政策，重點解決產業、就業、社會融入3件事情，確保搬遷羣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超過960萬（圖源：人民日報）

　　在脱貧攻堅過程中，湧現出各有特色的脱貧模式，這是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方略最生動的體現。

　　比如扶貧車間的方式就是把企業流水線和生產車間建在農村，送崗上門、就近就業，農民在家門口就變成了產業工人，就像習近平在寧夏弘德村説的：“鄉親們在家門口就業，雖然收入不比進城務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費用，還能照顧家庭，一舉多得。”

　　共產黨既講四個服從，又講充分發揮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新型舉國體制辦大事和各具特色的扶貧模式相得益彰，這正是中國治理體系活力的體現。既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又能激發出創新創造的積極性，這正是理解中國製度優勢的一大密碼。

3

　　東西協作、共同富裕

　　組織東部地區支援西部地區，在中國已經搞了20多年。

　　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大舉措。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過：“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

　　省級層面結對幫扶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的傳統方式。2016年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要求東部經濟發達的市、區（縣）結對幫扶西部貧困市（州）、區（縣），把結對幫扶對象精準下沉到市縣層級。來自幫扶單位的幹部來到貧困地區，為脱貧攻堅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黃文秀畢業後放棄大城市高薪工作回到家鄉，主動請纓到貧困村擔任第一書記，2019年6月遭遇山洪因公殉職，年僅30歲（圖源：央視新聞）

　　一個國家發展的地區不平衡，是普遍現象，各個國家也有自己的解決辦法。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在對自然災害的應急中也發展出了州際應急管理互助體系，聯邦政府層面也有各部門官員自願參與應急救援的志願者機制。但像中國這樣，先富地區大規模、長時間對口支援落後地區的辦法，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能夠做到。

　　扶貧協作不僅是要看給了多少錢、派了多少人、給了多少支持，這更是觀念互通、思路互動、技術互學、作風互鑑的過程。

　　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也是市場經濟觀念、更加現代化的治理觀念等的擴散過程。通過互派幹部等做法，東部地區先進的理念、經驗等被傳播到西部貧困地區。

　　協作也不侷限於脱貧，東西部產業合作、優勢互補被當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課題，鼓勵大膽探索。

　　已脱貧的地區和人口中，有的產業基礎比較薄弱，有的產業項目同質化嚴重，有的就業不夠穩定，有的政策性收入佔比高。據2020年年初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

　　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大東西部產業協作，通過更加規範化、制度化、市場化的合作，壯大貧困地區產業，為貧困人口穩定脱貧和逐步致富提供堅實基礎。

　　總體來説，通過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實踐，中國建立起了脱貧攻堅制度體系，包括加強黨對脱貧工作的全面領導，建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責任體系，精準識別、精準脱貧的工作體系，上下聯動、統一協作的政策體系，保障資金、強化人力的投入體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幫扶體系，廣泛參與、合力攻堅的社會動員體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

　　這套制度體系，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揭示了在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力量辦成大事的基本邏輯。

　　2021年2月25日，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既是我國脱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個標誌，也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奔向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圖源：新華視點）

　　脱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

　　黨中央明確提出，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總的目的就是要激發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發展的內生動力，促進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黨中央明確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結合實際先做起來，為面上積累經驗。

　　在告別存在了千百年的絕對貧困之後，共產黨帶領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篇章正在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