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妻子”：顛覆傳統生活的代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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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獲得“自由”的那一刻起，“士兵妻子”就註定成為俄國婦女羣體中反傳統的代表。

　　俄國的西化征程始於彼得大帝。1697年，25歲的沙皇彼得一世使用化名微服，隨俄國使團訪問歐洲各國，在見識過西方世界現代化的豐碩成就後，他決心以同樣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國家，早日摘掉落後的帽子。經過戰爭的直接考驗，彼得一世建成了後世稱為“軍事君主政體”的統治模式，代表着帝國軍事力量的壯大與強盛。

　　彼得一世

　　在彼得大帝於18世紀初掀起的一系列西化改革中，軍隊的改革和建設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俄國成功確立了徵兵制度和正規軍，軍隊從武器使用到規格建制無一不效仿西方形式。此番脱胎換骨的改造讓俄國在這一時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戰績，彼得大帝創就的軍事強國優勢甚至一直延續到對抗拿破崙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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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兵役家庭與“士兵妻子”的出現

　　彼得一世造就了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其麾下的大部分兵源卻來自傳統、保守、被西化改革所“遺棄”的鄉村。軍事改革的指令發佈後，俄國農民似乎看到了一條扭轉自身命運的晉升渠道：只要成為服役階層，不僅可以擺脱農奴身份，變成免税的“自由人”，甚至還有機會當上小貴族，從而離開閉塞的農村，接觸到逐漸被西化的上層社會。種種跡象表明，加入軍隊是普通農民感受彼得一世改革“恩惠”的唯一方式，因此這些服兵役家庭勢必成為保守封閉的俄國農村中受到西化改革衝擊最大的羣體，他們的遭遇體現了改革對廣大農村的深遠影響。

　　服兵役家庭的中心是士兵本人，而與他們有婚姻關係、歸屬軍事部門管轄的婦女則被稱為“士兵妻子”。這個名詞由“士兵”派生而來，成為一個固定術語出現在相關法令文獻中，意味着其法律地位得到了承認，説明這一社會羣體在當時的俄國具有重要意義。

　　“士兵妻子”的出現與俄國軍人階層的擴大直接相關。早在伊凡三世時期，沙皇就以授予領地為報酬，廣泛地吸引中小貴族從軍，逐漸產生了一批世襲服役貴族。可以説，這些人是俄國最早等級化、固定化的階層。17世紀30～60年代，俄國部隊效仿西歐成立了半正規軍“新制團”，“士兵”這一借自德語等西歐語言的名詞也開始在俄國流行。入伍後的軍事訓練繁重無盡，這讓不少貴族子弟萌生了退意，有些人寧可去做僕從也不想繼續服役。為了解決軍人逃跑的問題，多位沙皇先後於1550年、1558年和1642年發佈法典敕令禁止服役人員外流。1649年的《法典》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同時也確定了服役貴族的地主身份，剝奪了其他人享有個人土地的權利，宣告着世襲服役特權階層在俄國誕生，服役人員的身份具有了終身性和世襲性。

　　伊凡三世

　　為了擴充軍隊人數，17世紀後期俄國試行強徵“差丁”參軍，歐化的常備軍裏首次出現了非貴族出身的終身服役的平民。1649—1675年的法律明確規定這些廣泛招募而來的“應募服役人員”退役後要返回原來的納税階層，而那時農奴甚至都沒有資格當兵，俄國的社會流動性可見一斑。國家允許這些平民士兵在服役期間結婚，他們可以在駐地安家，與妻子共同生活。這是“士兵妻子”作為一個成型概念的最早出處，只是當時她們的數量還非常有限。

　　到18世紀初，彼得大帝放棄了貴族軍團，決心擴充兵源，建立封閉式的職業正規軍。1705年2月，彼得一世宣佈實行徵兵制，從此，義務兵役在俄羅斯主體民族聚集區普及開來。彼得一世將兵役義務從先前的世襲服役貴族等級推廣到更多階層，因此這一時期的服役人員包括農民（農奴）、小市民（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商人和家奴，甚至還有神職人員——這實際上將俄國社會的所有下層人口都納入了兵源。儘管服役人員的階級範圍急劇擴大，可軍人的貴族化趨勢並未終止，新《官秩表》的出台讓平民士兵獲得了晉升小貴族的機會，這對廣大貧苦的下層民眾來講具有不小的吸引力。

　　《尤里耶夫日離開農奴主的農民》

　　謝爾蓋耶維奇·伊萬諾夫繪

　　彼得一世同時還強化了貴族的兵役任務，要求他們必須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開始終身服役。但這絕不意味着當時的軍隊是社會各個等級混雜在一起的大“熔爐”。貴族和平民在不同的軍團服役，貴族組成的近衞軍實際上變成了培養貴族軍官的專門場所，只有貧窮的小貴族才有可能與平民混雜在一起，但貧窮小貴族的生活本就與平民差別不大。

　　彼得大帝去世後，兵役對上層人口的強制力減弱，貴族便普遍退出了服役，其他富有階層（商人和教士等）往往通過贖買等手段免除自己的兵役，並日益合法化，逐漸擺脱了兵役。俄國的服役等級最終消亡，軍隊實現了平民化。到18世紀後半期，俄國的服役人員中除去哥薩克，其他絕大多數是平民出身的新兵和軍士，新的軍人階層迅速確立。

　　軍事改革期間頒佈的《軍事條例》雖然沒有明文禁止下層民眾升任貴族，但俄國的一貫傳統認為高級軍官只能由貴族擔任，在現實中，西化的法令尚無法和傳統觀念相抗衡。即便如此，平民化的軍人階層還是承繼了原先的服役等級終身性和世襲性等特徵，歸屬軍事部門管理。這意味着這些士兵將脱離以前的身份——哪怕過去是農奴，也能擺脱地主以及村社的管束，成為免除一切賦税和勞役的名義上的“自由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自由人”不僅包括士兵自己，還包括士兵的妻子和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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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妻子”：顛覆傳統生活的代表

　　隨着服兵役成為下層民眾的“專屬”義務，18世紀初，“士兵妻子”的人數激增，“士兵妻子”一詞也在18—20世紀初的俄國法令條文以及日常生活（包括宗教活動）中被頻繁使用。一些學者認為，“士兵妻子”這個詞語的存在反映出這羣婦女在特定歷史時期、特殊生活方式下具有的一種特殊文化心態。

　　“士兵妻子”的主體是農村婦女。儘管絕大部分婦女都是在婚後丈夫被徵召入伍的時候進入軍人階層，但從事實上來説，無論她們的丈夫是婚前還是婚後應徵入伍，也不論她們與丈夫結婚時丈夫是現役還是預備役或退役，這些婦女都被視作“士兵妻子”。

　　19世紀俄羅斯鄉村住宅內景

　　威廉·布魯姆費爾德攝

　　不少士兵妻子曾是農奴。1744～1748年間出台的法令一再強制地主解放“士兵妻子”，於是她們也和自己的丈夫一樣，脱離了過去的階層，轉歸軍事部門管理。然而，這些“士兵妻子”的日子並不好過：丈夫應徵意味着家庭失去了經濟支柱，她們自己加上孩子和年老的父母都將面臨捱餓的風險。另外丈夫一旦入伍，丈夫的所有後代，哪怕是夫妻任何一方的私生子也被列入軍人階層，只有在丈夫入伍前出生的孩子可以倖免於此，屬於原來的社會階層。

　　於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產生了：軍人這種社會身份已經失去了性別區分，無論男女均可被認定為軍人階層。也就是説，“士兵妻子”的男性後代無論婚生子還是私生子，都無法逃脱被徵兵的命運，她們的女兒和孫女等也歸屬於軍人階層，哪怕士兵妻子改嫁，她的新家庭仍然要被登記為軍人階層。一旦成為士兵妻子，她將為國家奉獻一切，包括自己、丈夫和未來的所有後代。這種身份劃定上的“平等”導致士兵妻子遭遇了明顯強於其他農村婦女的社會壓力，她們在俄國傳統農村社會中的命運顯然更為不幸。

　　從1831年開始，俄國由按需充軍改為每年定時徵兵。在丈夫處於徵兵年齡段的時候，沒有一個下層婦女會安心，甚至有人直接將18—20世紀初的已婚俄國婦女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丈夫已經在軍中服役的婦女；第二類是恐懼地等待着徵兵輪到自家户頭上的婦女；第三類是丈夫由於身體狀況、優待條件和其他原因不能服役，家庭得以保全的婦女。其中，只有第三類婦女才自認是幸福和成功的。

　　普通農村婦女的丈夫一旦應徵就要被所在的村社“除名”。對於這些“士兵妻子”而言，她們不得不即刻脱離過去習慣了的傳統環境，獨自面對“自由”生活的殘酷現實。

　　19世紀的俄羅斯士兵（炮兵）

　　俄國人認為婚姻是神聖的，因此軍隊、教堂和民事部門都不會禁止妻子跟隨丈夫的腳步，丈夫入伍後，士兵妻子可以選擇和他一起到軍隊駐地生活。身為軍人階層本來就可以免税並得到政府的津貼補助，如果還可以住在一起，看起來似乎是服役家庭的新婚夫妻最好的出路。然而這對傳統的俄羅斯農村婦女來説完全不值得憧憬。

　　背井離鄉的“士兵妻子”必須完全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從零開始學會自立，而她們能夠從部隊領到的經濟補貼還在逐年減少，政府經常拖欠這筆錢，最後甚至將其取消，以致她們時常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1707年，由於國庫糧食不足，很多士兵妻兒死於飢餓。因此，18—20世紀初的材料顯示，只有大約5%的士兵妻子跟隨丈夫在駐地居住生活，15%的“士兵妻子”試圖獨立生活在城市或者其他村莊，而80%的“士兵妻子”選擇留在原來的居住地生活。

　　然而，這只是“士兵妻子”及其家庭悲慘命運的一部分。長期的孤獨生活讓“士兵妻子”成為閒言碎語的對象，她們留給人們的印象往往十分糟糕：懶惰、放蕩、可有可無，所有的孩子都是私生子，甚至當一個“士兵妻子”生的全都是合法的孩子時，人們反而會感到吃驚。哥薩克人專門造出了含貶義的詞語稱呼她們。“士兵妻子”的負面形象很難在同時代人心目中消除，這種社會氛圍也反作用於她們自己的行為和情緒。十月革命前的人類學家曾這樣描述：“那些‘士兵妻子’，她們到處遊蕩，想要逛多久就逛多久。她們不工作，以更輕鬆的方式養活自己，這是形容她們家庭生活最好的詞了……‘士兵妻子’大多數情況下生活淫亂。”一些材料顯示，很多“士兵妻子”從事色情行業。18～19世紀末五分之一的註冊妓女是“士兵妻子”，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她們生活的不穩定。

　　總之，在獲得“自由”的那一刻起，“士兵妻子”就註定成為俄國婦女羣體中反傳統的代表。她們無論是跟隨丈夫還是留在原居住地，都明顯區別於傳統俄國農村或城市的婦女。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士兵妻子”的命運大多是十分悲慘的。她們喪失了自己的社會根基，不得不忍受物質缺乏和心靈孤苦的雙重摺磨。有的“士兵妻子”的確憑藉自己的努力和勤勞獲得了經濟獨立，但她們只是少數的例外。數據表明，包括“士兵妻子”在內的邊緣化城市人口死亡率是居住在城市的農民的兩倍。現代研究者指出，士兵妻子階層，毫無爭議地是國家最不幸和最不確定的階層，她們的處境值得同情。可以預想到，農村老百姓對“士兵妻子”的負面印象加深了民眾對於“自由”生活的反感和排斥，在本就保守的農村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範作用，為新的生產關係和生活方式在農村的推廣製造了思想上的障礙。

　　-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