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瑋：西北地區出土古代針織物的組織結構研究_風聞

摘要：本文以西北地區出土古代針織物研究對象，以線圈串套結構為選擇織物樣本的基本條件。在織物空間分佈方面，運用文獻分析法，對西北地區發掘報告中關於古代針織信息進行刷選，得到西北地區古代針織時間集中於商中晚期至南北朝中期，分佈範圍集中於絲綢之路南路、中路，分佈新疆東部。在織物組織結構方面，採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以織物結構為基礎，按照線圈與圈柱排列方式不同，從織物結構外形的角度，對這些樣本進行分類，可分為絞環類、交環類、掛環類、開環類，這些結構並非以個體形式出現，相互之間存在一定溯源關係，是我國古代手工針織的重要實證資料。

　　西北地區是我國四大地理分區之一，地處內陸，地理區劃西北，與中亞相鄰，是古今貿易的重要通道，由於受地理、氣候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古代絲織品得以留存至今，這些織物主要出土於塔克拉瑪干沙漠及絲綢之路沿線，集中在哈密、吐魯番、且末、樓蘭、鄯善、敦煌等地區，針織織物作為古代紡織技術重要的組成部分，亦在上述地區偶有發現。

　　在此之前，該地區以古代紡織品為樣本的研究顯有對出土古代針織物的組織結構進行關注。在考古發掘報告中，由於此類織物結構外觀與現代針織織物相近，關於這些織物編織技術及組織結構命名差異較大，技術屬性不明晰，且未見有相關資料對其系統整理。而在紡織學研究中，對手工針織技術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關於對針織物的定義往往基於對紡織機械的研究，即用織針將紗線構成線圈，再把線圈相互串套形成織物，線圈是組成針織物的基本單元，線圈則由圈柱、沉降弧、圈編弧構成。相較於機械編織而言，手工編織更為靈活，對於針織物的定義其適用範圍並非廣義，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往往忽略相鄰線圈之中圈柱、沉降弧與圈編弧之間相互組合所產生的變化。因此，有必要就該地區出土針織物組織結構進行歸納和分類，並討論其結構相關性與技術源流。

　一、區位與分佈

　　以西北地區出土線圈結構紡織品為樣本，對一九五七年至二零一九年間西北地區考古發掘報告進行梳理，共得到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研究機構公開出版的發掘報告二百三十一篇，其中有八篇發掘報告記述有線圈串套結構的織物，整理得到商朝晚期至南北朝中期紡織品文物共計十六件，其織物品類多為首服，如表一所示。

　　從地理區位角度分析，這些織物集中出土位於絲綢之路以東的鄯善地區、哈密地區，如鄯善洋海墓地、鄯善蘇巴什一號墓地、鄯善蘇巴什三號墓地、鄯善三個橋墓葬、哈密五堡墓地、哈密艾斯克霞爾墓地、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等，偶見除該區域以外的其他地區有類似組織結構織物出土，如且末扎滾魯克墓地。如圖一所示。

　　從時間角度分析，最早可追溯至商朝（約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約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中晚期，並集中出現於東周時期（公元前七百七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至南北朝（公元四百二十年至公元五百八十九年）以後，此結構織物顯有留存。

　二、織物的分類

　　織物分類方式眾多，如依據材料、技術、用途、組織結構等，而在此主要分析織物的組織類型。因此，織物的組織結構和生產方式是分類的主要因素。由於出土該結構織物的墓葬中很少伴隨紡織工具的出土，且此類紡織工具外觀呈細長圓柱形，往往很難於簪、木棍等生產、生活資料進行區別，因此難以判斷其生產方式，故而不在本文討論之內。故而按照織物結構對其劃分，可將其分為掛環類、絞環類、交環類、開環類，共計四類。

　　掛環類織物出現時代早，分佈範圍廣，出土實證多，其織物結構具備如下特徵。紗線運動彎曲形成線圈，單位線圈的兩個圈柱之間相交，形成“又”字型閉合線圈結構，按照兩個圈柱的位置關係，可分為S、Z兩種類型，即左側圈柱在上，右側圈柱在下為S型，反之為Z型。該線圈結構是構成掛環類織物的最小單位，每一個新形成的線圈都要從已形成的兩個線圈之間的沉降弧中穿過，每個沉降弧上有且只有一個線圈經過，如圖二所示。

　　絞環類織物與掛環類織物在出現時間、分佈範圍、樣本體量方面特徵基本相同，在織物結構方面稍有差異，其差異在於單位線圈的兩個圈柱相交後，亦形成多次紐絞，線圈圈柱長度往往長於掛環類織物，圈高較高或數倍於後者，使得織物外觀多顯網眼效果，如圖三所示。

　　交環類織物多見於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七百七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該類織物線圈結構與掛環類織物完全相同，但線圈串套方式存在很大差異，其線圈沿着織物橫向循環組成橫列，新的線圈從已形成的線圈中穿過，如圖四所示。在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新疆哈密艾斯克霞爾墓地等墓葬出土的交環織物中，已大範圍出現搬針、正反針等線圈構成方法，上述織物的組織結構利用現代針織緯編電腦橫機可以實現完全模擬。

　　開環類織物僅見於新疆哈密艾斯克霞爾墓地，該墓葬為青銅時代，距今約三千年，該墓葬亦出土交環類、掛環類織物。開環類織物結構與現代針織物結構完全相同，即線圈呈開口狀，單位線圈兩個圈柱左右相離，沉降弧不相交，各自向外，形成歐米伽結構，線圈與線圈之間相互串套，其織物正面的每一個線圈具有兩根與線圈縱行配置成一定角度的圈柱，織物反面的每一個線圈具有與線圈橫列相同配置的圈弧，如圖五所示。現代針織學稱其為緯平針組織。

　　三、織物結構分析與比較

　　上述四種線圈串套並非孤立存在，互不統屬，其技術之間存必然聯繫。以上線圈構成方式往往出現於同一樣本的織物結構中。如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中出土編號為M46：2的織物中，在帽耳與帽體的連接處，為了顯示寬縫，在此處採用交環法與掛環法相結合的織物結構。又如新疆哈密艾斯克霞爾墓地中出土編號為M5:3的織物中，採用掛環法編織圓形帽頂，再用開環法編織帽身。再如，新疆鄯善蘇巴什三號墓地M6號男女合葬墓中出土編號為1992SASM的織物中，分別使用掛環法、交環法、絞環法。它們技術屬性相同，應屬古代手工針織技術衍生織物，根據以上四種類型織物出現的時間順序，綜合其技術難度，可以推測掛環類織物出現最早，絞環類次之，交環類、開環類出現時間相近。

　　線圈串套結構織物並非僅發現於西北地區，在中原地區的兩湖流域廣泛分佈，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如湖北荊州馬山一號楚墓、湖北荊門郭家崗一號墓葬、湖南長沙五里牌M406楚墓。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交環類織物，同時亦發現重環類織物，重環織物結構十分複雜，織物由線圈和浮線組成，單位線圈與交環類織物線圈結構相同，但每個線圈都要從同一個線圈縱行中相鄰兩個線圈中穿過，每個完整線圈橫列由兩種顏色紗線的線圈組合而成，因此伴隨有圖案變化，該織物結構近似於現代緯編針織虛線提花織物，與西北地區出土線圈串套織物應屬同類。該地區出土的線圈結構織物年代晚於西北地區出土的同類結構織物年代。

　　除以上區域外，在絲綢之路沿線古代遺蹟中亦有出現，且出現時間均晚於西北地區出土同類結構織物年代。如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宮殿遺址、敍利亞杜拉古城遺址等，敍利亞杜拉古城遺址出土的三片紡織品殘片，年代可追溯至公元三世紀，該織物現藏於耶魯大學美術館，其紡織技術與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新疆哈密艾斯克霞爾墓地等東周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前256年）墓葬出土掛環織物相同，均使用了搬針、正反針編織方法，前者使用以上編織方式形成具有凹凸外觀的花卉圖案，編織方式更為複雜。尚未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西北地區古代針織技術與其他地區紡織技術是否存在某種必然聯繫。

　四、結論

　　西北地區出土古代針織物呈以下三個特徵。首先，從區位及時間分佈角度分析，西北地區古代針織分佈廣泛，時間跨度長，從殷商至南北朝；其次，從織物組織結構角度分析，可將其分為四類，這四類結構應從同一紡織技術發展而來，按照其出現的先後順序分別為掛環類、絞環類、交環類、開環類，開環類結構與現代緯平針織物結構完全相同，因此，以上四類織物應屬針織物；最後，通過與不同地區出土相同線圈結構的織物相互比較可以發現，西北地區出土古代針織技術遠早於其他地區同類型織物，但其間技術源流考證，仍需更多實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