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1800多個扶貧幹部，值嗎？_風聞

世上很少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如同北上廣和三四線，前者覺得後者“身在福中不知福”，後者覺得前者太過矯情。

　　這個世界，最不能感同身受的，是窮。

　　儘管目光所及，幾乎你看到的所有人都在強調自己是“打工人”。

　　（圖源：界面新聞）

　　朋友圈大年初五“求財神”的文案，要遠遠多於除夕。

　　但人們看到這樣的數據時，還是會莫名詫異——中國，還有“這麼窮”的人？

　　10億人沒坐過飛機，12.6億人沒有護照，全民本科率4%，90%的人沒有喝過星巴克，5億人沒用過馬桶……

　　51.1%的網民月收入不足3000元，15.3%的網民有收入但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

　　當然，還有那句引起最多討論的：

　　6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

　　這些，一直是公知們用來編排“大國小民”最好的素材，什麼“天天發射火箭飛船，解決民生問題，比登天還難”，什麼“只知道給非洲減免債務，對國內的情況視而不見。”

　　（圖源@北京人不知道的北京事兒）

　　好在這是2021年，經歷過新冠疫情，看過了2020年一整年世界各國的魔幻操作，這樣的聲音，終究還是沒了市場。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下的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沒辦法，我們的底子，太薄。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中國人當時的樣子，神情麻木，面黃肌瘦。

　　所以，新中國剛成立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才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中寫道，“新中國解決不了5億中國人吃飯的問題。”

　　確實很難解決。回過頭再看，為了解決温飽，我們得“跨過鴨綠江”，我們得研究原子彈，得用幾代人的熱血，去換取……

　　（圖源騰訊網）

　　即便如此，貧困，仍積壓在我們身上。

　　事實上，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我們後代的經濟可能》。在文中，他樂觀預測，人類將在100年後徹底擺脱貧困。

　　他給出的理由是，“隨着科技革新和資本積累”，直白一點説，富人摳出指甲縫裏的一點，也能讓窮人吃飽。

　　但91年後，他們不僅“不摳”，還想把窮人“過次油”，把骨頭嚼碎吃了。

　　正如美國得州正在上演的一幕：

　　數百萬人飢寒交迫，等待政府援助，但市長卻説，只有強者，才配生存。

　　（圖源鳳凰網）

　　也就在得州“陷入黑暗”的這幾天，中國在開一場表彰會——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

　　這個曾經擁有世界最多貧困人口的國家，徹底擺脱了絕對貧困。

　　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做到的事。

　　在人類文明史上，都絕無僅有。

　　我不知道別人會怎樣定義，但我想説，這是一場理想主義者的勝利。

　　01

　　超1800餘人，這是截至2020年底，犧牲在脱貧攻堅一線的工作人員人數。

　　理想主義者，從不畏懼犧牲。

　　他們留有的，是遺憾。

　　黃文秀犧牲後，我們才開始瞭解她的故事：

　　黃文秀的父母都患有重病，沒有勞動能力。而她的家庭，也剛剛脱貧，不到三年。

　　讀書那幾年，她沒有回過一次家，打工、攢錢，然後接自己的父親，來了一趟北京。

　　也是在那一天，父女兩人，認真討論了黃文秀的未來。

　　沒有人知道，這位一生與大山作伴的老人，如何説得出這樣一句話：

　　“你入了黨，就要為黨工作，要回到家鄉來，做一名乾乾淨淨的人民公僕。”

　　（圖源觀察者網）

　　這場談話之前，黃文秀是擁有更好選擇的北師大碩士。

　　這場談話之後，黃文秀的選擇，是成為廣西百色樂業縣新化鎮百坭村的第一書記。

　　1年2個月20天裏，黃文秀帶領村民，把百坭村砂糖橘的產量，從6萬斤，提升到50萬斤，她還為這些特產，找到了銷路。

　　百坭村，第一次有了路燈，第一次有了產業園，第一次使用電商平台……這些，都是黃文秀帶給這座村莊的變化。

　　但黃文秀，覺得自己做的還不夠多，不夠好。

　　她的電腦屏幕，是一張百坭村被洪水淹沒的玉米地的照片。

　　而她生前發送的最後一條消息，是“希望還有吸取教訓進而改正的機會。”

　　黃文秀，沒等來這個機會。2019年6月17日凌晨，她在返回樂業縣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職，年僅30歲。

　　她犧牲後，我們在她的日記中，找到了這樣一句話，“我還不夠勇****敢。”

　　（圖源央視網）

　　因為“不夠勇敢”，村裏的脱貧產業路，還沒有修好；幼兒園，還沒有新建；村集體公司，也還沒有成立。

　　這些，都是黃文秀生前最為掛念的事情。

　　2019年12月，在黃文秀犧牲三個月後，百坭村的產業扶貧路修通；2020年11月20日，黃文秀犧牲622天后，廣西自治區政府宣佈樂業縣脱貧。

　　這也宣告着百坭村103户474名貧困户，全部脱貧摘帽。

　　時間的跨度，不止於此。

　　黃文秀是通過國家的助學政策，完成的學業。

　　1999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教育部出台相關政策，助學貸款，正式登上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舞台。

　　考取大學的貧困學生，每年可申請無息助學貸款，最低8000元，最高12000元——這也意味着，以往讓一個貧困家庭“砸鍋賣鐵”的學費，得以解決。

　　再加上學校的助學金、勤工政策，一個人的命運，就此改變。

　　截至2019年底，助學貸款已經幫助1400萬貧困生，走出了溝溝壑壑，踏上了平坦的人生。

　　黃文秀，就是這1400萬分之一。這份理想主義的種子，也就此埋下。

　　（圖源新華網）

　　所以，在徵得家人的同意後，黃文秀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家鄉，成為一名第一書記。

　　薪火相傳，莫過於此。

　　和黃文秀一樣，餘永流也在助學政策的幫助下，從村裏走出。

　　大學畢業後，他同樣選擇回到家鄉。2018年3月5日，距離餘永流女兒出生僅有一個月時，他主動申請前往貧困村駐村。

　　2021年12月1日，餘永流在工作期間突發疾病不幸離世，年僅33歲。

　　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在他的電腦中，找到了一封未曾發出的家書。這封信，寫於他女兒出生後的第21天，題目叫做《呈公主殿下書》：

　　“請饒恕臣今日又不辭而別，殿下尚在襁褓，未成滿月，臣本不應早早辭別，留下殿下哇哇作語，臣心實有不忍，慚愧於心，敬呈其書，以表心志。

　　沒能等到殿下茁壯成長，是遺憾。但餘永流的不辭而別，是為了“不遺憾”：

　　“如今國之力日益強盛，諸般利好之政策普惠於民，寒門學子不再有無錢就學之惑，疾者不再有就醫之難、貧者不再有危房之憂、進出不再有道路之艱，諸如各類就業擇業培訓如雨後春筍，臣之力亦在其中，臣之樂亦在其中。”

　　（圖源新浪財經）

　　為了這些願望，他願意傾其所有。

　　黃文秀，也是這樣。那1800多名倒下扶貧一線的扶貧幹部，也是這樣。

　　2012年以來，全國累計選派50多萬名幹部擔任第一書記，派出300多萬名幹部駐村幫扶。

　　每一支燭火，便是一把火炬。穿破雲霧，照進大山。

　　02

　　理想主義者總是先行者，即便這條道路孤獨而崎嶇，且無人問津。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有貢獻的經濟學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給他們的評語是，“今年的獲獎者提出了一種新方法，以獲得有關消除全球貧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

　　（圖源FT中文網）

　　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答案，包括什麼？

　　比如，要為貧困人口提供免費的預防性醫療措施。

　　他們在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全球倒數第二的國家尼日爾做了隨機實驗。實驗的結果表明，提高學生成績最快速、最顯著的方式不是修學校、捐書，而是給孩子們打抗蛔蟲藥物。

　　這一舉措會使學校缺勤率下降25%，是真正意義上的“低成本、高效率、影響深遠”的方法。

　　但這一辦法，新中國在剛剛成立時，就已經用過。

　　曾經代表中國“赤腳醫生”在1974年世界衞生會議上發言的王桂珍曾經講過，霍亂需要打預防針，有的病人為了插秧不願意打，我們就去田頭幫他們打。

　　無論如何，一定要做到一針不漏。

　　面對血吸蟲病，也是如此。1952年，中國有1000多萬吸血蟲病人。

　　為了根治這一傳染病，又是全民出擊。

　　我們今天調侃的“多喝熱水”，也是為了預防疾病——生水細菌太多，這是成本最低、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圖源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

　　就是憑藉着這樣的決策力與強大的全民動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先後戰勝了霍亂（1957年）、血吸蟲病（1958年）、天花（1960年）、瘧疾（1970年）、肺結核（1975年）等多種傳染病。

　　而中國居民的人均壽命，也在短短的三十年間，翻了一番——由1949年的35歲，升至1981年的67.8歲。

　　這成就，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值得幾個諾貝爾獎。

　　這三位經濟學家中，有一對夫妻檔，這一觀點其實在他們的著作《貧窮的本質》中就有提及。

　　他們在書中提到，窮人的錢更多的花在了治療而不是預防上。

　　而新中國的領導人，早在一開始，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國進行了3次強制性全民種痘和2次接種行動。

　　5億中國人，一共收到18億支牛痘疫苗，都是免費的。

　　而當天花在中國幾近絕跡時，1959年，世衞組織才在全球範圍內開展了消滅天花的運動。當時的中國，甚至都不是世衞組織的成員。

　　而1980年前出生的中國人的左臂上，都留下了那個時代的印記。

　　這種印記在今年也曾被提起——《唐人街探案3》裏，小林接種的是卡介苗。

　　1950年起，新中國開始為兒童接種卡介苗，後來，又普及至新生兒。

　　（圖源網易健康）

　　《貧窮的本質》裏還有一個觀點，缺少信息來源會導致貧困。

　　為了打破這種社會壁壘，1999年起，中國開始了“村村通工程”。公路、電力、電話、電視、互聯網……

　　城市有什麼，鄉村，也在跟進配套什麼。

　　你一定看過“懸崖村”的相關報道——它是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支尓莫鄉的一個村莊。

　　山底小學到山頂村莊的海拔高差約為1000米，進出的方式，只有一片落差800米的懸崖。

　　2015年，四川省撥款100萬元，為懸崖村的84户貧困户，修建了一條鋼筋結構的梯道。

　　2017年，懸崖村有了通訊信號。同年，進山貨物索道也開始運營。

　　這個“天生”與世隔絕的村子，開始與外部社會同軌。

　　2020年，懸崖村作為易地扶貧搬遷的受益羣體，搬進了位於縣城集中安置點的新家。

　　（圖源每日頭條）

　　為84户人家，拉一根電線，修一條路，建一座通信鐵塔，值得嗎？

　　在理想主義者的眼裏，有些東西，不能用價值去衡量。

　　2017年，單是深度貧困地區，國家就投入資金超過3400億元。

　　其實，根本就沒有人去算過這筆賬。從“一個都不能少”的承諾開始，成本這一概念，就已經不存在。

　　這個過程，不需要什麼評論去溢美，不需要什麼獎項去證明。

　　因為它保障的，是每一箇中國人，平等而有尊嚴地活在這片土地的權利。

​　　03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報》頭條，刊發了一篇名為《窮山村希望實行特殊政策治窮致富》的信件。

　　（圖源人民網） 

　　這是一名叫做王紹據的新聞科長的採訪紀實——他去往的下溪村，因為貧困，只剩下81人。

　　原本是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但現在，下溪村叫天不靈，叫地不應。

　　回到家後，王紹據根據見聞，寫了一篇稿子送往省城。當時的編輯勸他，你這是在給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抹黑。

　　思索一夜的王紹據決定，把稿件，寄往《人民日報》。

　　正是這一封信，開啓了新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的序幕。

　　大幕拉開，前路卻漫漫。

　　1990年，根據世界銀行每人每日生活費1.9美元的標準測算，全世界共有19億極端貧困人口，其實80%，集中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南亞地區。

　　中國，更是當中的“重災區”。

　　東西幫扶、轉移支付，各種“中國經驗”，被不斷創造出來。2012年，在歷經20多年的扶貧開發工作後，中國的脱貧工作，到了最後的“攻堅階段”。

　　9899萬，這是中國2012年的貧困人口數量。作為中國脱貧的“最後一公里”，他們是誰，他們在哪，如何幫他們脱貧，這些問題，都擺在了眼前。

　　（圖源央視新聞）

　　2013年11月3日，精準扶貧，被首次提出。

　　2015年，中國動用了200多萬人，對這9877萬人進行了重新識別，補錄了貧困人口807萬，剔除識別貧困不準人口929萬。

　　現在，他們是誰，他們在哪，我們已經瞭如指掌。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實現脱貧。

　　也是在那一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峯會在美國紐約召開。會議宣佈，到2030年，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還是那一年，中國承諾，要在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

　　而接下來的故事，屬於黃文秀，屬於餘永流，屬於9899萬奮鬥拼搏的中國人。

　　屬於近300萬的理想主義者。

　　2020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全球有1億人會陷入極端貧困，這是世界銀行自1990年編制該數據以來，增加幅度最大的一次。

　　（圖源AcFun）

　　與此同時，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宣佈最後9個貧困縣均脱貧摘帽。至此，脱貧攻堅，取得根本性勝利。

　　這是理想主義者的勝利，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

　　尾聲

　　還記得剛剛提到的王紹據麼。

　　因為那封信，1989年7月，一沒大學文憑、二沒辦報經驗的他，被當時的寧德地委書記，任命為《閩東報》的負責人。

　　當時的寧德，也很貧困。

　　有些種子，在那時，已經埋下。

　　甚至更早，早到1921年，早到那個照耀中國大地的理想主義者。

　　那個理想主義者曾説過，“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這個理想主義者曾説過，“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這些承諾的兑現，是理想主義者，獨有的浪漫。

　　人民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