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用西方話語向西方解釋自己”嗎？_風聞

       最近風聞有一篇熱文，認為中國應該製造新的西方話語，向西方解釋自己，獲得大量網友贊同。“講中國故事首先要有中國概念，中國概念要用中國詞彙描述。中國應該製造新的西方話語，改造當下中國政治和社會領域的詞彙，這樣才有利於中國知識界早日突破西方體系”，這是觀網的編者按，實際上我認為並未完全反映作者的主要觀點。

       先説我的立場：不同意作者的觀點。恕我直言，評價是“膚淺、天真、迂腐”：對年輕人而言是天真，對學者和成熟的人是迂腐，就文章反映出的總體水平則是膚淺。

本想寫一篇長文爭鳴，結果瀏覽器莫名重啓，已經寫好的數千字（比本文篇幅還大）係數丟失，只好簡單回顧表達主幹，省去大部分枝葉。

       原文的主要觀點是，中國需要在以下方面製造“新的西方話語”：改造政治和社會領域的詞彙，解釋中國的國家行為，講述中國故事，建立中國的社科人文理論體系。這樣做的合理性必要性不一。分而論之。

       在國家的外交政治層面，“製造新的西方話語”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不懂國際政治和外交。國家相處跟人與人打交道並無本質區別，出現矛盾衝突時根據情況可能有解釋的必要，但多數時候解釋根本就多餘。對親近者熟悉者無需解釋，對疏遠者解釋乃是多餘，對敵對者解釋則是示弱。人與人如此，國與國也一樣。

       矛盾衝突雖表現不同，但大多數基於利益或利害關係。這類情形裏，造成矛盾衝突的原因不消失，矛盾衝突不會因為解釋而消失，解釋只有在誤會誤解的情況下才有效。中國有老話叫做“求同存異”，“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請注意“和”與“合”的差異，細微精妙。

       無論人與人相處還是國家之間打交道，交往中一個不可缺少的假設是對方有正常的認知能力。如果需要解釋，用誰的話並不重要，關鍵是對事實澄清、邏輯和情理的闡明、對自己立場的明確。中國話、法國話、德國話、日本話，都是人話。你能聽懂它，人家自然能聽懂你。不可以假設對方的智商不夠。這跟為人處世的道理一樣，不可以認為別人傻，這麼想的要麼是自作聰明要麼是自己真傻，多數是前者。

       在中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外交政治領域，大部分情況不是西方對中國有誤解，而是基於政治外交、國家利益、種族、宗教文化等偏見的故意歪曲甚至造謠。比如BBC對新疆問題的報導，比如不少西方國家媒體及公眾認為中國需要對全球的新冠疫情負責。

       應該説，作者觀點的主要方向還不在這裏，主要指的是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用西方話語創造新的詞彙，為中國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做準備。大方向我部分同意，“創造新詞彙”就過於膚淺和天真迂腐，尤其還是用人家的語言，最終的結果基本可以肯定是驢唇不對馬嘴。

      看事做事，什麼名詞什麼名義並不重要，關鍵是實質和內容。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英文名詞的例子，除了膚淺和天真迂腐，我找不到其他詞彙。寥寥的幾句説明顯示了作者在相關領域知識的膚淺。比如，把西方民主翻譯成“票主“”，意思是西方民主無非就看選票和鈔票，以此顯示中國民主是真正的“人民羣眾當家做主”。你以為中國的民主就不看選票不看民意嗎？選拔幹部、選舉領導人時，難道不要做羣眾調查、看看民意、統計選票？如果一個人在羣眾中的評價不夠好，民意基礎太差，能力再強選拔的時候上級也要斟酌一下的。法律框架下的政府及其組成部門領導人選舉如此，體制內的幹部選拔任用也是如此。政府部門內部的幹部選拔、國有企業的領導任用和選拔，皆是如此，幹部任用都要提前公示的，有異議可向組織部門反映，有些時候已經確定的人選也會因為羣眾意見而被拿掉。一言蔽之，中國也要看民意看選票的。民主，跟所有其他事情一樣，都有形式和本質之分。西方民主的宗旨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但跟中國的差別在於做得是否到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至少它是真正努力這麼做的。

        至於作者提出的“法民”等概念，更加可笑幼稚。或許類似觀點國內某些學者已經提出，作為學術爭鳴和理論研究創新無疑是積極的，但若作為政策建議就顯得幼稚荒唐。順便説，我認為作者的意圖就是政策建議，比如“系統性翻譯政治和社會領域詞彙”。公民作為一個法學概念當然是西方理論背景的產物，它重點考察的是作為社會個體的人，在法律框架下在權利義務體系裏與社會的關係。如何看待西方的公民理論，它是不是合乎中國現實，學術界早有爭論。但在社會現實中，個體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在任何一個社會皆如此，差別是對權利義務的具體界定和認知。比如新冠疫情中，中國社會更強調民眾的社會責任，而西方國家更看重個體的自由。簡簡單單地在名詞上把公民改成“法民”，就説清楚了這些本質差異嗎？我在那篇文章留言裏提到這些意思的時候，竟然有人回覆説我的觀點是“資產階級法權”。看到這話我是身上冒汗的。諸位看官，你知道這是什麼時代什麼人説的話嗎？

      並非我扣帽子，作者的觀點換句話説是，當前的社會政治領域詞彙系統至少是“不合適的”，否則何來“系統性改造和翻譯”的必要？

       馬克思早在一個半世紀前就提出了“自由人”理論，但那是理論理念的倡導，發展方向的指引，跟基於社會現實背景下要採取的政策完全是兩個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上的主要貢獻在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是“經典共產主義理論”範疇，巴黎公社在實踐上是失敗的。而列寧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繼續創新，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中涉及到國家政權和組成形式的部分，貢獻來自列寧。順便説，我二十多年前早在大學時代，就係統研讀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乎所有的經典文章和著作，我的專業並非哲學或馬列主義理論。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理論發展，決定了所使用的的詞彙系統都有時代背景和時代烙印，不是哪個人想改要改就能改、就改得了的。詞彙，本質上是約定俗成，語言學領域裏如此，社會和政治領域也如此。

       沒有創新，理論要不可能進一步發展。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從中國現代史看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毛澤東創造性的提出“農村包圍城市”，而繼續採用蘇俄“先城市後農村”的順序，中國革命至少不會那麼快取得成功。建國之後，我們的理論體系與社會實踐相同，也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我想分成三個階段大家大致是認同的，所謂“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從提法上大家也可以體會到一些微妙之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江總的“三個代表”、胡總的“科學發展觀”，現在則多數是“習近平治國理念”或者“習近平治國思想”，注意這些都是官方提法不是我個人的創造。可見，國家對於意識形態領域裏的很多東西和提法，至少是相當慎重的。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在歷代核心領導人思想的指導指引下取得的。如果沒有創新，不僅理論很難取得發展，社會進步也就無從談起。至於社科人文理論領域裏更詳細的情況，暫時按下不提。

     然而，創新的關鍵在於實質，絕非形式，更不能只是詞彙。偉大的中國故事由中國人來講還是由外國人來講、用中國話講還是外國話講、用老話來説還是用新詞彙來講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質和內涵，重要的是要講到位。很遺憾，那位知乎著名答主的觀點對此不僅沒有涉及，反而有建議大搞中國和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的濃重味道，我有點“驚呆在地”的感覺了。冷戰期間蘇美大搞意識形態對立，去看看歷史的話，蘇聯至少是有很多理論和提法的，頗具創新頗為正確，不然它也不可能幾十年領導一個國家陣營。沒有實質的新名詞是什麼，大家可以給出自己的定義，我就不説了。實質上創新的典型例證是“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字簡明樸實，沒有故弄玄虛，卻具有極高的現實指導意義。2020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和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控制，充分説明了“四個自信”的力量。      

       要進一步理清這個問題，還需要看兩大方面：理論發展和社會實踐的關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歷史和未來展望。

       説到理論發展和社會實踐的關係，大家都知道經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那句著名的論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放到理論發展和社會實踐的關係上，也是如此。中華崛起和民族復興已經開啓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創新和進步層出不窮，基礎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自不必提，人文社科方向也呈現出了良好勢頭。這種關係和發展的先後順序反映了客觀規律，並非哪種社會制度或社會類型所獨有。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其作為大使訪問法國時與法國貴族見面，面對法國貴族的蔑視曾説過一句名言，大意是“我們必須去鑽研政治和軍事，這樣我們的孩子們就能夠獲得自由去鑽研工業和商業。我們的孩子們必須去鑽研工業和商業，這樣他們的孩子就可能去鑽研藝術音樂雕塑和文學”。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第一階段，必然是經濟引領科技發展，近十年的科技井噴是以此前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的。同樣，未來有中國特色的社科人文領域也會有一個耀眼的時代，如同二戰之後美國在這個領域的發展一樣。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但要腳踏實地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是人為地系統改造“詞彙”就能夠做到的。

       第二個方面就是從共產主義理論發展的歷史和未來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但實踐上並不成功；列寧主義誕生了一個偉大的國家蘇聯，併為這種社會制度的後續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指導意義；中國在冷戰結束、蘇東板塊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陷入歷史性低谷的時代背景下以改革開放開啓中國的新時代，提法從最初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直到現在的“以四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展也是一步一步來的。並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未來不管理論還是實踐上的發展，都在中國。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國，人文社科領域不管理論和實踐都會與西方國家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地方甚至是本質差別。然而，不管在理論上邏輯上還是情理上，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儘管社會制度、民眾思想、價值觀念、文化傳承都有顯著不同，在人文社科理論領域會有很大程度的相近類似甚至等同，至少在社會組織形式、規則體系等“硬件”或“程序性”的東西上，是相同或相近的。涉及到意識形態差異的時候，這種差別就才是決定性的；不涉及的時候，則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比如，法律方面的民商法領域，公民和社會組織權利義務本質相同，差異不大；文學藝術領域，意識形態方面的差別至少不是決定性或者全部的影響因素。這種情況下，系統地改造政治領域和人文社科理論領域的“詞彙”，現實性和必要性在哪？

       **更具現實性、戰略性的一個將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問題是，中國是否有必要搞與西方國家和西方社會意識形態對立？**其實黨和國家的政策方略早就給出了結論，用通俗的話説是“中國不輸出革命，支持各國人民根據國情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美國的鷹派分子想和中國在經貿和科技上脱鈎，這位知乎答主難道想推動中國與西方社會脱鈎、搞“意識形態冷戰”嗎？否則，“強行製造新的西方話語，同時改造中國話語”、“系統性重新翻譯政治和社會領域的詞彙”的必要性在哪，我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