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物理世界到虛擬世界，當極端全球化遇上完全本地化_風聞

文/陳根

儘管2020年的新冠疫情直接阻斷了國際經濟的正常交往，並且進一步激化了地緣政治矛盾，加劇了全球政局的波動，使得“去全球化”的討論紛至沓來。

**但顯而易見的是，全球分工協作是迄今為止最為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全球化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疫情也並不會讓人類社會回到全球化進程之前的各國各自為政、主權至上的舊格局。

事實上，人類的科學技術、經濟生活和知識觀念的變化和進步，使得人類不可能離開全球化進程。其中，網絡空間的信息全球化則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網絡空間是一個一體化的空間，並不因為物理世界的隔離而停止。

數字平台可以連接全球範圍內的所有人，正如DHL全球連通性指數(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所揭示的那樣，互聯網帶來的全球一體化水平在新冠時期迅速增長。其2020年報告引述的研究就顯示，從2019年中期至2020年中期，國際互聯網流量激增48%。

但數字信息正在迅速穿越國界的事實卻也帶來了諸多挑戰。比如，在疫情時期，極端全球化突然撞上了完全本地化，就製造了令人困惑的混亂情況。從網絡空間的全球化，到網絡空間共同體，人們的存在方式在拓展，人們存在的整體性也在變化。

網絡空間全球化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與繁榮，使得世界日益變成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複雜結合體。

**互聯網的首要特徵，就是高度開放和高度互聯。**顯然，互聯網不像其他自然聯合體一樣能夠簡單地依據“地域”或“國別”進行劃分並實施管控，而是形成了一個具有一定“全球性”的網絡空間。

與此同時，跨域流動數據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而以幾何倍數增長，其承載的信息量也隨之爆炸式增加。高度互聯的互聯網為數據的流動帶來便利，也由此增強了現代社會各領域內的“流動性”。

此外，網絡空間技術架構決定了互聯網的“去中心化”。互聯網的運作建立在全球統一的基本協議，即傳輸控制協議/因特網互聯協議（TCP/IP協議）之上，它定義了電子設備應如何聯網以及數據傳輸的標準。這一全球統一協議基礎架構決定了網絡空間具有開放、共享的特徵，決定了網絡的去中心化建構模式。

而“自動選擇路徑傳輸”的分組交換技術則使數據流具有“不可控”特性和“去中心化”的網絡結構。知識、情感、商品等在社會結構中隨信息流動，網絡空間的主體間互動行為也逐漸具備“去中心化”特徵。

在互聯網的高度開放、高度互聯和去中心化特徵下，網絡空間全球化成為****不可逆的網絡化時代的發展方向，成為信息化進程的自然產物。

在網絡空間全球化下，一方面，互聯網通過信息傳輸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生產力，改變着政府機構運作、企業發展和個人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

互聯網打破了時間、空間對人類活動的限制，突破了國家、地區、種族、民族、宗教、社會制度等有形和無形的“疆界”。信息流動速度和範圍擴大，傳播的效率提高，實現了全球範圍內的人類交往，也促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互交織狀態。

其中，“智慧社會”提高了全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和均等化水平，推進社會信息化發展；“互聯網+”則為全社會改革、創新、發展提供廣闊的網絡平台，帶動社會經濟實體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互聯網在降低通信成本、提高生產力的同時，也將政府、機構、企業和個人暴露在網絡威脅之下。互聯網一旦遭受攻擊，將產生嚴重的外溢效應，網絡的複雜性和信息社會對於網絡的高度依賴，直接導致網絡空間的脆弱性。

並且，網絡空間的脆弱性和網絡空間帶來的風險具有全球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可以迴避並獨自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與風險。互聯網結構決定了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成為整個網絡安全防護的弱點。在網絡空間，任何國家既不可能獨善其身，也不可能“獨力禦敵”。

網絡空間共同體

網絡作為促進世界發展的先驅性力量不容置喙，但網絡也加速了人類風險社會的到來。**從網絡空間全球化走向網絡空間共同體是應對人類共同風險的必然選擇，**然而對於目前來説，構建網絡空間共同體卻面臨現實的困境。

事實上，儘管沒有明文記載，但是根據互聯網的創造者以及硅谷極客們的總結，互聯網精神被認為是一種“開放、自由、協作、共享”的精神。然而，隨着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開始接觸並捲入商業、政治甚至是宗教領域，所謂的“互聯網精神”，也在不斷遭受挑戰和撬動。

首先，網絡空間具有影響國家政治格局的能力，是各國發展“顛覆性”攻擊力量和非傳統安全威脅防範的新方向。

互聯網作為帶動社會發展的引擎，在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帶來不竭動力的同時，也增加了國家相對收益，以至於成為一國攫取國家利益，獲得更多國際權力的工具。這意味着，互聯網攻防技術手段具有的“非對稱”特徵。

掌握先進技術意味着搶佔新的戰略高地，而網絡攻擊技術發展的科技基礎要求低、效費比高，實現有效網絡防禦則十分困難。網絡空間安全“易攻難守”的態勢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弱者具有實現彎道超車的可能性，致使網絡空間戰略意義進一步凸顯，進而阻礙網絡空間共同體的發展。

其次，儘管互聯網從誕生開始便寄託着開放、自由的精神，甚至在一個年代裏被視為公共討論的理想國而建立，**但互聯網依舊是現實世界的投影，**當各國紛紛豎起高牆，誕生於自由秩序之中的網絡世界，將遭受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網絡的去中心化建構模式以及網絡信息缺乏“把關人”的過濾，網絡上的信息不僅繁雜、良莠不齊，而且缺乏一定的理性。

“極化效應”讓網絡社區的討論越來越傾向於極端；“沉默的螺旋效應”則使輿論場裏的沉默者不僅往往被忽略，而且會選擇繼續沉默下去，導致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了意見另一方的增勢，如此循環反覆便導致一方聲音愈來愈大。互聯網治理規則缺失，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和治理提出難題。

**最後，面對全球已經不均衡發展的互聯網，對於網絡主權卻依然爭議不斷。**對於網絡空間是否存在主權這一問題，一種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張網絡空間類似太空、公海的“全球公域”，沒有主權，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傳播的信息不受政治國界的控制。

另一種則是以中國、俄羅斯、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主張網絡空間有主權。他們認為《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也適用於網絡，提倡國家間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網絡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但是，網絡主權沒有達成共識，治理規則也就難以體現共同的訴求。

屬於非合作博弈的“零和博弈”已經有幾千年的存在歷史。然而，在互聯網時代裏，從網絡空間全球化到網絡空間共同體，網絡空間的未來建設需要各行為體擺脱零和思維定式，採取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和行為邏輯，從而達到網絡空間的開放共享。

開放共享不僅體現在互聯網物理時空的開放共享，更體現於人們在思維空間上的開放共享。博弈的過程固然熱鬧，但相互妥協卻可能帶來更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