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印度明知必敗, 卻非要挑事? “毛澤東之問”終於有了答案 | 文化縱橫_風聞

(印度軍隊非法入侵我國領土加勒萬河谷地區)

【導讀】2020年突發的中印邊境衝突，今已基本平復。但人們依然疑惑，印度實力居弱，卻為何屢次蓄意挑事？1962年中印邊境自衞反擊戰前夕，毛澤東也坦言沒想通印度“為什麼來搞我們”。本文分析：

一方面，印度長期奉行以爭當領導型大國、既維持戰略自主又謀求戰略投機為核心內容的印式戰略現實主義，這與中國的睦鄰外交思想格格不入。這就導致印度當局一旦覺得有機可乘，就會製造邊境事端，以此獲得對華博弈的“籌碼”。而中國在處理爭端時的剋制態度和合作期望，也使印度誤以為只要敢挑事，就能帶來符合自身利益的戰略回報。另一方面，儘管中印實力差距非常明顯，但印度自認為中國的“戰略弱點”可以為己所用。在印度看來，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難題是如何避免同時應對來自東西兩線的戰略壓力，因為美國以及一眾西方國家在亞太方向對中國的施壓日益加重，使得中國處於對手環伺的不利境地，這時正是印度主動出擊的機會。

作者認為，儘管印度明知中國對其不構成安全威脅，但出於戰略需要，其始終把中國界定為威脅性的對手。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中印關係處於“戰略轉折期”，對華強硬將是印度對華政策的長期主調，印度已成為中國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這種周邊壓力，與國際體系壓力同時並存、協同發難，無疑是中國的重大挑戰。

本文原載《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年第6期，原題為《中印邊境局勢及雙邊關係走向探析》，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印邊境局勢及雙邊關係走向探析

✪ 馮傳祿 | 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

**在當今中國全球範圍內的外交對象中，印度是唯一兼具鄰國、大國、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等多重身份屬性的國家。**此種身份屬性與戰略關聯，既揭示了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雙邊關係對於中印雙方的重要性，更也暗示着中印關係的走向勢必會對印太地區發展態勢乃至國際體系結構產生較大的戰略影響。2020年，中印邊境局勢與中印關係走向之所以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中印兩國日益彰顯的重要性可謂是根本原因，而美國等國家之所以要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積極拉攏印度、挑撥中印矛盾、拱火中印衝突，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中印關係走向的深遠戰略影響可謂是其邏輯起點。

現階段，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背景下，中印關係是否同時隨之進入了一個所謂的“戰略轉折期”?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舊地——加勒萬河谷衝突發生之後，中印邊境局勢現狀如何?印度對華強硬的邏輯與限度何在?中印關係未來走向如何?本文擬在邊境局勢現狀與趨勢、印方的行為與動機、印度對華政策調整及其博弈邏輯所構成的框架之下，對上述問題予以回答。

▍邊境局勢現狀與趨勢

2020年時值中印建交70週年，但是本年度中印關係發展所呈現出的並非是積極向好的態勢，反而是一種斷崖式的“下跌”，尤其以印度在加勒萬河谷越界挑釁以及班公湖衝突為甚，使得中方在洞朗事件之後苦心營造的邊境地區和平穩定局面與中印關係回暖勢頭戛然而止。而且，邊境局勢緊張與印度國內疫情蔓延交織，印度經濟低迷以及印度教民族主義亢奮，進一步推動印度政府對華立場倒退，國內民眾反華情緒上升，使得雙方此前由武漢會晤、金奈會晤等首腦外交營造出的雙邊關係友好氛圍幾乎立刻被消耗殆盡。

“中印關係走到今天來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這就像一個精美的工藝杯，做成這個杯子需要耗費多少人多少時間的心血和智慧，……然而打碎它卻用不了幾秒鐘”。中國駐印大使孫衞東2020年7月30日在“中印關係的前行之路”視頻研討會的主旨演講中用此精妙比喻，旨在倡導中印雙方審慎處理兩國關係，避免誤判形勢而使雙邊關係陷入猜忌和對抗的漩渦，同時又生動揭示了中印關係的脆弱性。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班公湖對峙無疑是對中印關係構成嚴重傷害的一類較高級別的風險項。

（一）邊境局勢發展

本次中印西段邊境局勢緊張升級，是從加勒萬河谷地區開始的。加勒萬河谷，位於中印邊界西段新疆阿克賽欽地區西部。阿克賽欽地區，位於中國新疆和西藏交界處，自古便為中國領土。中國對阿克賽欽擁有主權，並實際控制着阿克賽欽除被印度侵佔的巴里加斯以外的大部分地區。但印度方面依據英國殖民統治印度期間所謂的“約翰遜線”，認為阿克塞欽地區屬於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而一直拒絕同中國簽訂合理的邊境條約及確定劃界方案。

為改變克什米爾地區現狀，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發佈總統令，宣佈廢除賦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的憲法第370條款和憲法附則35A條款。10月31日，**印度政府正式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成立了“查謨和克什米爾直轄區”及“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然而，所謂的“拉達克中央直轄區”涵蓋了中印邊界西段的部分中方領土。**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一直反對印方將中印邊界西段的中方領土劃入印行政管轄範圍。這一立場是堅定、一貫的，從無任何改變。近日印方以單方面修改國內法律的形式，繼續損害中方的領土主權，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會產生任何效力。我們敦促印方在邊界問題上謹言慎行，嚴格遵守雙方達成的相關協定，避免採取導致邊界問題進一步複雜化的舉動”。

基於中印雙方公開報道，梳理本次邊境事態的發展可以發現，**印度政府2019年單方面修改憲法、設立所謂“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的行為，早在一年前便為本次邊境衝突埋下了伏筆。**2020年，當印方在“前進政策”及其背後的絕對安全理念的指導下，在所謂“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積極抵邊越線地開展建設，試圖改變邊境實控現狀的行徑，引起了中方重視。之後，隨着雙方都增強了在相關爭議地區實控線附近的存在，摩擦和衝突的發生就具備了客觀條件。

之前，中印邊界西段總體相對平靜，“加勒萬河谷位於實控線中方一側，當地管控情況十分清楚，雙方幾十年來基本相安無事”。**2019年4月，印方於2000年動工的DSBDBO邊境公路建成，大大提升了印軍投送能力和保障能力。之後，印度的工事、部隊駐紮大量出現在實控線附近。**與此同時，雙方之間存在着嚴重的信任赤字。事實上，雙方的戰略信任或許永遠都難以像實控線附近的駐守設施那樣可以迅速建立起來。當雙方圍繞包括駐守士兵的數量、駐守部隊的現代化裝備、駐守所佔據的戰略要地和高點以及包括道路、橋樑在內的後勤保障能力建設等形成一種競爭狀態，對峙、摩擦等也就會隨之出現。

**2020年5月6日凌晨，印度邊防部隊在加勒萬河谷越線進入中國境內，並修建設施企圖長期駐守，炮製出在加勒萬河與什約克河入口處的與華對峙局面。**6月6日，兩國邊防部隊舉行了第一輪軍長級別的會晤，形成脱離接觸共識，且印方承諾不越過加勒萬河口巡邏和修建設施，同意分批撤軍。至此，加勒萬河谷對峙本可以平靜結束，但之後印方反悔承諾、違背雙方軍長級會晤達成的共識，並於6月15日晚，再次跨越實控線向中方挑釁，引發雙方激烈肢體衝突，並造成雙方人員傷亡。

2020年6月17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印度外長蘇傑生通電話，要求印方對此開展徹底調查，嚴懲肇事責任人，嚴格管束一線部隊，立即停止一切挑釁性舉動，確保此類事件不得再發生。7月5日晚，王毅同中印邊界問題印方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通電話，就緩和當前兩國邊界事態坦誠深入交換了意見，並強調應抓緊落實兩國邊防部隊軍長級會談達成的各項共識，儘快完成雙方一線部隊脱離接觸進程。7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介紹中印邊境局勢時指出，“近期中印雙方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進行了密集溝通，已經舉行了四輪軍長級會談、三次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會議。兩國一線邊防部隊已經在大多數地點實現了脱離接觸，局勢繼續朝着緩和、降温的方向發展”。為了加快雙方在邊境的脱離接觸進程，8月2日中印舉行第五輪軍長級會談，8月8日雙方又舉行了第六輪軍長級會談。

儘管中國一再強調中印雙方應該通過中印邊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邊防部隊會晤機制等既有渠道，就妥善處理邊境事態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併為此身體力行。比如7月7日晚，中國軍方從中印邊境西段的戈格拉和温泉(Gogra and Hot Springs)兩大關鍵對峙點逐步撤軍，計劃與印方於24小時內在加勒萬河谷地區建立4公里寬的緩衝地帶。然而，加勒萬河谷衝突之後，印方將嚴酷自然條件和印方救助能力不力而致其多名受傷士兵的死亡歸咎於中方，同時也不甘心其改變邊境地區實控現狀的圖謀落空之現實，雙方在班公湖相關對峙點如何撤離問題上分歧嚴重，談判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在談判陷入僵局的同時，印度繼續在邊境地區增兵，並試圖佔領一些戰略高地和軍事要點，以增強邊界問題的“議價能力”。

8月29-31日，印方採取所謂“先發制人”(preemptive)的行動，在班公湖南岸、熱欽山口附近非法越線佔控，再次公然挑釁。在局勢隨即陷入緊張之後，雙方又進行了數天談判。由於印軍破壞前期雙方多層級會談會晤達成的共識在先，無理要求中方後撤以恢復至4月初狀況在後，中方在談判中未對印方做出任何妥協。

隨後，9月5日中印防長舉行的雙邊會晤，是自6月以來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爆發激烈衝突之後雙方級別最高的領導人首次面對面會晤，使得人們普遍對會晤可能對中印邊境形勢產生的積極影響寄予厚望。**然而9月7日，印軍再次非法越線進入中印邊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並在本次行動中悍然對前往交涉的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鳴槍威脅。在邊境局勢持續緊張之下，印方對槍支等殺傷性武器使用放鬆管控，這種對中印邊境管控機制的嚴重破壞行為，使得邊境危機驟然升級，雙方爆發軍事熱戰的風險上升。**據9月16日《印度經濟時報》報道，“9月7日，中國士兵試圖將印度軍隊趕出位於拉達克的穆赫帕裏峯(Mukhpari peak)和熱贊拉(Rezang La)地區的戰略高地，但遭到了印度士兵的阻止”，而印軍佔據這些高地是為“在中印邊境西段長期停留做準備”。

為避免局勢失控，9月1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同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在莫斯科舉行雙邊會晤，兩國外長坦誠、建設性地討論了中印邊境形勢發展及中印關係現狀，並達成5點共識：一是雙方應遵循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關於發展中印關係的一系列重要共識，包括不讓兩國分歧上升為爭端;二是邊境地區當前形勢不符合雙方利益，兩國邊防部隊應該繼續對話，儘快脱離接觸，保持必要距離，緩和現地事態;三是雙方應恪守現有邊境事務協議和規定，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避免採取任何可能使事態升級的行動;四是雙方同意繼續通過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保持溝通，繼續開展中印邊境事務磋商與協商工作機制磋商;五是隨着局勢緩和，雙方應加快建立互信措施，維護和增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就邊境地區局勢現狀而言，儘管兩國外長會晤中取得了相關共識，然而9月15日，印度國防部長拉吉納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人民院發表關於實控線對峙的聲明時指責中國在中印邊境西段實控線沿線調動了大量軍隊和武器，其暴力行為違反了雙邊協議與共識，“中國在中印實控線集結了軍隊，印度軍隊不得不對其進行反制部署以保衞印度，這使得實控線沿線出現了幾個摩擦區域”，並稱“印度已經做好了應對所有突發事件的準備”。據9月16日《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印度官員稱在“實際控制線”的緊張局勢中，從取暖設備和適合氣候的服裝到口糧、燃料和帳篷，以抵禦刺骨的寒冷，所有必要的物資已經到達前線，以供軍隊在拉達克地區漫長而嚴寒的冬天堅守。

此外，在班公湖衝突後，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MEIT)再次宣佈禁用118款“涉嫌參與危害印度主權與(領土)完整、印度國防、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動”的中國App。關於印度禁用中國APP的原因，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副主席奇克曼(Gautam Chikermane)認為，對中國APP的禁令被印度視為“數字入侵”的預防措施，並與中印邊境西段的局勢聯繫在一起。在印度政府看來，兩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損害印度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國防、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二）“鬥而不戰”的限度

就邊境局勢未來的發展趨勢而言，鑑於印度積極增加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而且讓軍隊做好在喜馬拉雅地區過冬的準備，這些因素也並不能完全排除印度日後在中印邊界採取相關過激行動的可能。事實上，未來中印邊境形勢很可能會長期處於摩擦增多、矛盾激化、相互威懾、彼此爭奪相關爭議地區實際控制權的狀態之中。

不過，印度對華關係總體上或將維持一種“鬥而不戰”的限度之內。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印作為崛起國都存在“風險厭惡”，在現階段兩國也並沒有發動相互戰爭的合理動機和必要性，戰爭並不符合兩國戰略利益，不利於各自大國崛起目標的實現。假如衝突上升至一個極端情況，可以肯定地説，印度“打不贏”、“熬不過”，並也不能承受失敗之重。客觀而言，避免戰爭也是近期印度高層態度有所轉變的一個主要考量。

2020年9月10日，蘇傑生在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會晤時表示，印方不希望看到印中邊境地區緊張局勢升級。他指出，“印度的對華政策沒有變化，相信中方也沒有變化。印方始終認為，印中雙邊關係的發展，不必然以邊界問題解決為前提，也不希望走過去的回頭路。事實上，印中關係近些年來不斷取得積極進展，兩國領導人多次會晤，就發展雙邊關係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印方願同中方一道，通過對話談判緩解邊境緊張局勢，恢復並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蘇傑生講話的同一天，印度國防部長辛格也有類似發聲，而在此前辛格與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會晤時，也曾強調“維護中印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對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9月15日，辛格再次表示“目前的局勢與過去發生在邊境的對峙非常不同，但和平解決問題仍是雙方努力的方向”。

從整個形勢發展的進程來看，通常是軍方的態度強硬，互不退讓。但當局勢緊張到一定程度之後，外交部通常會出來為局勢降温，這種節奏避免了局勢失控。當然，這種節奏也並不難理解:軍隊的作用在於以武力維護國家安全，外交部門的作用在於通過外交方式與和平手段促進國家利益。

▍邊界問題上印方的行為與動機

在邊界問題上，印度如何與中國互動，主要由印度的邊界政策所決定。與此同時，邊境上的軍事行為，還需要超越邊界問題來理解。**事實上，邊界問題早已成為印度一個可以適時選擇的對華博弈工具，中國的戰略剋制很大程度上令印度有了戰略投機的勇氣與獲利預期。**印方軍事行為的動機在於服務印度戰略全局與戰略利益，而不僅僅是應對“邊境威脅”。中印邊境儘管存在摩擦和小衝突，但總體上安全並不存在“稀缺性”。

（一）博弈行為與策略

印度的邊界政策有其連續性，所謂的“前進政策”及其背後的“絕對安全”理念是其政策的內核。與2017年洞朗對峙相比，當前印度邊界行為所體現出來的挑釁性與進攻性十分明顯。尤其是加勒萬河谷衝突之後，印方几乎所有看似冒險和魯莽的挑釁行為其實是精心設計的博弈行為。本質上，加勒萬河谷衝突、班公湖對峙，都是印度企圖改變中印邊境西段相關地區的實際控制狀況而實施的挑釁行為，但遭到中方的堅決抵制。印方挑釁行為歸根結底受到印度“前進政策”及其背後的絕對安全理念的驅動，是“印度常年追求‘絕對安全’與主導地區秩序的政策慣性”。與此同時，從整個邊境地區印度與中國的互動來看，通常是印方主動發起挑釁，中方被動應對這樣一種模式，大多數時候中方處於戰略被動，印方反覆挑釁的行為背後是印方十分明確的博弈策略。

最近，印度前外交秘書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薩仁山(Shyam Saran)就邊境局勢向印度政府提出的相關建議，可謂“一針見血”。印度總理莫迪在拉達克地區發表講話之後，薩仁山在其發表的《印度應依據實控線地區的新現實調整對華態度》一文中指出，“印度總理莫迪在拉達克地區發表的講話試圖讓公眾認為———中印邊境西段實控線沿線的危機已經被印度軍隊的堅決反擊化解了。然而，這不過是脱離對邊境局勢與中印關係客觀評估的危險幻想而已”。

進而他提出了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印度應該關注中印之間的“差距”，總結軍隊所擁有的戰術優勢，並採取行動加強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第二，如果脱離接觸只是意味着中印軍隊從目前位置撤退幾公里，這可能沒有多大意義，因為中國可以更加迅速地在邊境實控線地區集結大量軍隊。在實控線問題上，印度只有在某些時間點上採取出其不意的行動，才可能讓中方暫停行動並重新評估當前局勢。但印度沒有抓住有利時機。第三，印度要從對峙事件中吸取教訓，加快邊境基礎設施建設。對政府而言，讓印度人民充滿信心並與他們分享邊境的真實情況十分重要。任何出於國內政治動機或為了維護領導人的公眾形象而掩蓋現實的企圖，都會造成比邊境爭端問題本身更大的風險。在印度增強經濟實力和安全能力、縮小與中國的巨大差距之前，印度必須將國際信譽作為對外平衡戰略的重要部分。

薩仁山的觀點其實很好地詮釋了當前印度的軍事行動動機又或者説博弈策略，**其一是作為弱勢一方，印度需要發揮戰術優勢，並採取行動加強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存在；其二是在實控線問題上，印度部隊需要在某些時間點上主動出擊，先發制人。**儘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薩仁山的建議是否得到印度軍方的重視，但近一段時間印度的行動，確實與其建議十分吻合。根據印度觀察家基金會研究員馬諾伊·喬西(Manoj Joshi)在一篇文章中的分析，近日，印度佔領了班公湖南岸的高地，以此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不過，印度在聲稱佔據了“黑頂”與“頭盔頂”之後，並未對這些地區實行長期控制，因為該地區顯然位於中印邊界西段實控線的中方一側。這也為中印談判與妥協留下了空間。

（二）博弈工具與戰略訛詐

邊界問題已成為印度對華的博弈工具，且印度認為邊界問題上對華強硬的風險可控，收益可期。就安全感知而言，以印度學者和印度智庫對中國的深入研究，以印度各屆政府與中國多年打交道的經驗習得，再愚笨的印度領導人至少也會深知一點：基於中國的發展理念和周邊政策，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只要印度不尋求改變現狀，印度就是充分安全的。

事實上，自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對中國展開歷史性的破冰之旅之後，中印兩國因1962年邊界戰爭而處於凍結狀態的外交關係逐漸開始升温。而邊界問題在中印關係正常化後，雖然依舊被冠之以中印之間的安全問題、領土爭端、歷史遺留問題之名，但對印度而言，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並不存在真實的威脅，所存在只是自身真實的戰略圖謀———地區性權力訴求以及如何為該圖謀選擇一個有效博弈工具的問題。另一方面，印度在以往對中國反覆試探中產生了“強硬無過”的錯誤認知，從以往邊界行動中得出了“對抗有利”的錯誤經驗。

**中國在“洞朗事件”中的剋制，讓印度從中所獲得的不是挑釁中國的慘痛教訓，而是“敢於對華亮劍”的“成功”經驗。**中國在2017“洞朗事件”的處理中，對印度展現出了極大的剋制。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又做了大量外交努力，很快促成了中印關係的回暖上升趨勢，並提出了“中印+”之類的合作計劃。**但中國的剋制、十分明顯和強烈的維穩訴求以及合作期望，讓印度決策層尤其是軍方高層產生了一種錯覺，只要敢於跟中國硬碰硬，就能夠帶來更多符合自身利益的戰略回報。**印度政府其實心知肚明，中印之間的安全並不稀缺，相反很充足，內在並不認為中國是印度的安全威脅。但是，出於戰略競爭需要與其他投機性考量，需要將中國界定為安全威脅。

**從潛在收益來看，一方面，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對華顯示武力和強硬一面，即便不足以威懾中國和獲取爭議領土，卻也能給中國製造麻煩，形成戰略牽制，更又能給南亞小國傳遞明確信號———印度是南亞地區意志堅決、行動果斷的主導性力量。**印度認為自身敢於對華強硬足以威懾南亞小國，使它們順從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的戰略意志，而不是挑戰其權威，也使這些小國在與中國合作時，需要顧及印度的感受和利益。從這個考量來看，印度認為，在邊界問題上對華顯示武力和強硬一面，將為印度的地區性權力帶來長期性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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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度以在邊界問題上為中國製造麻煩，進而可以向中國討要相關好處併兼具向美國及其戰略盟國尋求戰略投機。對中國，通過在邊境問題上製造麻煩，印度期望在一些地緣問題上(如中巴關係、中巴經濟走廊、中緬經濟走廊)讓中國受壓、謹慎甚至退讓，又或在另一些問題上(如謀求體現印度大國地位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份、核供應國集團成員身份)獲取中國的默許甚至支持。

不僅與此，對美國及其盟國，印度以對華強硬來顯示與他們之間擁有共同戰略利益，從而獲得他們對印度地區性權力訴求和印度崛起的寬容和支持，並還有可能獲取武器、資本、技術、市場等方面的實實在在的利益。比如9月11日，印度與美國以線上模式舉行了“2+2”會談。雙方回顧了自2019年12月18日在美國舉行的“2+2”部長級會議以來，兩國在國防、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的合作進展，並探討了在共贏的基礎上加強在這些領域合作的可能性;還就區域發展前景交換了意見，並一致認為應該繼續構建一個自由、開放、包容、和平與繁榮的印太地區。

從這個意義上，中印之間安全的充足性，不僅是印度敢於對華挑釁的原因之一，也是邊界問題成為印度一個可選的博弈工具的前提條件;而對華強硬的潛在收益，則進一步使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堅持其對華強硬立場，使其成為有利可圖的選項。換言之，因為安全充足、風險可控、成本很低且回報可期，印度才敢於儘可能在邊界問題上對華挑釁及進行戰略訛詐。

▍印度對華政策調整及其博弈邏輯

當前，試圖激化中印結構性矛盾、對華“對抗性競爭”併兼得對美“戰略性投機”，已經成為印度政府當前對華外交戰略的基本框架，而其“知”與“行”的邏輯是一種“印式”戰略現實主義的博弈邏輯。

（一）中印關係波動的支配性因素

長期來看，中印關係波動的支配性因素，主要還是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國際體系提供的戰略牽引。短期而言，印度對華強硬的直接動因，在於印度處理雙邊事務、雙方分歧有着不同於中方思維(維穩大局、彌合分歧、平息爭端、合作共贏取向、周邊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種“印式”戰略現實主義(爭當“領導型大國”、謀求相對權力和地區優勢、在維持戰略自主同時進行戰略投機)。

眾所周知，中印地理上互為比鄰，有着漫長的未定邊界及1962年的邊境戰爭記憶;同為亞洲地區新興經濟體、處於崛起進程中的大國，又帶來周邊地緣影響力之爭;在差不多的起點和時間上獨立建國，但兩者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存在巨大差距進而帶來心態落差;同為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成員，但在國際體系霸權國的眼中，一個是需要遏制的戰略競爭者，另一個則是需要拉攏的戰略合作對象。

現階段，中印之間的競爭在日益增強，相關摩擦則日益增多。這種趨勢與中印之間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和幾乎同時崛起的現實是密切相關的。與此同時，體系大國美國對中印關係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外部的牽引性力量因素———美國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需要打壓的對象，而將印度視為需要爭取的合作伙伴、“印太”戰略資源中的增量。基於美國的這種不同定位，印度認為自身處於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擁有同時向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投機的空間，故而現階段印度對華關係中的對抗性博弈競爭因素趨於增加。

（二）中印關係已經進入“戰略轉折期”

在超越邊界問題的更大視野下觀察不難發現，近一段時期印度處理中印關係時，在軍事、外交和經濟等多個維度上的對抗色彩都明顯增強，各種對華強硬呼聲與強硬行為，揭示出印度政府對華外交立場的積極面相比洞朗對峙事件前後又有進一步倒退，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對華互動已經升級為“對抗性競爭”模式。正如中國學者葉海林指出，人們很難不注意到，**中印兩國互動過程中國家實力和行為主動性之間存在的反差。實力處於明顯下風的印度在中印互動過程中表現出了極強的進取心，而且雙方綜合實力差距越大，印度壓迫式的“問題外交”策略就越明顯，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雙邊關係塑造者的角色。**在貿易不平衡、領土爭端、巴基斯坦及克什米爾問題等領域，印度都以“問題外交”的方式對華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不僅如此，印度還在南亞赤裸裸地追求區域霸權，完全不顧忌自身行為可能招致的來自中國方面的反彈。葉海林以“身份認知偏差對雙邊互動過程產生影響”為此提供瞭解釋。

無獨有偶，樓春豪以冒進主義概括解釋了莫迪政府對外行為的變化。他認為，“從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實際控制線附近的間歇性交火，到與尼泊爾驟然升級的領土爭端，及至5月初以來與中國在邊境地區的對峙，印度可謂多面出擊。這種態勢並非偶然，而是近年來印度對外戰略中日益明顯的冒進乃至冒險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這種冒進主義既有印度自獨立以來尋求獨霸南亞的戰略目標的深層次原因，更有近年來其高歌猛進的民族主義情緒、利用中美博弈從中漁利的戰略投機、屢次對巴戰術冒險積累的自信心等因素的刺激”。

無論學者們從哪一個側面來解釋印度行為，事實上都承認印度對華互動中的“對抗性”和“競爭性”增強的變化趨勢。鑑於這種變化，基本上又可以斷定，在現階段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大背景下，中印關係已經隨之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期”。在戰略姿態上，莫迪政府對華外交總體上已經出現“四不”姿態：不關心中印雙邊關係的整體狀態；不擔心印度的進攻性姿態會招致中方的報復；不尋求雙方在相關國際組織與機制中的合作；不在乎中方的核心利益關切。在戰略行為上，除了印度軍方在邊境地區冒險行動，諸如印度國內社會排華反華情緒、印度政府積極尋求與外部勢力戰略耦合以及軍演威懾等方面的表現，都説明了印方所謂“維護中印友好關係大局”的臉面，基本已經撕破，而莫迪曾經信誓旦旦的關於“印中的目標是不讓分歧變爭端”取向已經被丟棄。

（三）印方試圖激化中印矛盾以對美投機

葉海林數年前曾對中印關係的各個方面進行過解構，並對影響中印關係現狀與未來的主要參數進行了定性與排序;他認為(過去)中印關係保持基本穩定的現狀，主要是雙方迴避結構性矛盾，寄希望於未來力量對比對本方更加有利時再加以解決的心態造成的，(現時)雙邊關係並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共識基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風險;基於需求的不對稱特性，中印關係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處於更加主動和有利的態勢，而中國所要處理的則是如何妥善應對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問題。

現在看來，上述判斷依然成立，依然具有啓示意義;現今的雙邊關係仍然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共贏的戰略共識，互動行為存在較大的不確定風險;基於需求的不對稱特性依然如故，中印關係中實力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處於更加主動和有利的態勢依然如故，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依然是中國需要妥善處置的問題。而且，隨着國際體系格局出現大調整、大變革跡象，印方不再回避中印間的結構性矛盾，反而試圖在一定範圍內激化相關矛盾，這是明顯變化了的一點；故而中方現在即便希望繼續迴避中印結構性矛盾，基本上也不再可能。

（四）“印式”戰略現實主義博弈邏輯

觀察當前印度對華立場倒退現象，一方面是對抗的思維日益上升，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合作的願望日益下降;而其“知”與“行”的邏輯是一種不同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戰略現實主義。概而言之，印度認為現階段對華強硬更符合其戰略利益，更具備戰略理性，印度要做的就是在排除戰爭風險的前提下積極把握對華博弈中的“戰略機遇”，爭當“領導型大國”、謀求相對權力和局部優勢，在維持戰略自主同時積極進行戰略投機。

第一，“領導型大國”抱負使得印度對華強硬有其心理訴求的基礎。印度國家心態、包括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眾對國家地位與大國尊嚴的理解及期望值，在莫迪上台後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莫迪在第一任期內就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印度必須成為領導型大國”。“莫迪強調印度要從國際事務的‘平衡性力量’轉型為‘領導性角色’，美國、歐盟、俄羅斯、日本等主要力量競相拉攏;一時風光無限，但也導致了印度對自身實力的誤判”。而印度的戰略決策高層經常把“今天的印度已經不是1962年的印度”這樣一句話掛在嘴邊，即便目前印度國內疫情蔓延、經濟下滑、民生艱難的局面非常嚴峻，印度人依然持有一種公認的“迷之自信”，相信印度能戰勝中國。此外，長期以來，印度上下一向認為印度具有獨特的地緣優越性，可以控制整個南亞、監視整個印度洋，並樂於接受美國的戰略鼓動進而矢志不移地要做地區“淨安全提供者”;而現在國內高漲的印度教民粹主義，更是推高了印度追求從做“有聲有色大國”到成為“領導型大國”的大國地位的心理訴求。

第二，競爭對手與戰略威脅的界定，使得印度對華強硬有其自認為的必要性。當前印度對中國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印度人的對華疑慮心態、防備心理確實存在，一部分人確信日益強大的中國就是印度的戰略競爭對手和安全威脅者;另一些印度人的對華博弈動機、投機心理很強，他們儘管並不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戰略對手和安全威脅，但出於相關博弈動機，要把中國界定為威脅。總之，無論是主觀感知的又或故意構建的，印度越來越將中國界定為一個戰略競爭對手，甚至戰略威脅，而不是戰略合作伙伴。

近期被大肆渲染的“疫情責任論”在印度國內很有市場，一些機構提出要求中國對印度在疫情中的損失負責;而長期不絕於耳的“中國威脅論”，不僅一直把巴基斯坦對印的對抗立場和意志歸咎於中國與巴基斯坦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同樣也將近期印巴克什米爾衝突升級、尼泊爾在邊境地區一反常態的對印強硬歸咎於中國在背後的支持;至於近期大肆渲染的“債務陷阱”以及被輪番炒作的“珍珠鏈戰略”等謬論，更也無一不是將中國塑造為地區層面的“威脅”。目前來看，印度的對華疑慮心態、防備心理、投機心理正在演化為對華激進行為、遏制行為甚至冒險活動。

**第三，在印方的戰略評估中，印度越來越認定自己越是與中國合作，同中國的差距就越來越大。但如果不與中國合作，卻可能還有許多可以作為替補的合作對象。**考慮到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和位置，**印度希望在當前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經濟脱鈎”與全球產業鏈重構進程中，可以取代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角色。**換言之，抵制“中國製造”，將有助於印度民族產業的成長，實現“印度製造”，推進“自力更生”，實現印度工業的現代化、國防的自主化以及本土的科技進步。

**第四，在國際大變局中，印度在對外關係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願意冒險。**一方面，中國過去對印剋制，讓印度從“洞朗事件”中所獲得的不是挑釁中國的慘痛教訓，而是“敢於對華亮劍”的“成功經驗”———正如前文提及，印度在對中國反覆試探中產生了錯誤的認知，在以往邊界行動中得出了錯誤的經驗。另一方面，正如印度外長蘇傑生去年在演講中曾坦言，“承擔風險是外交的內在組成”，印度外交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穩妥的中間道路”，但“隨着在國際階梯中地位的上升，印度需要做出重大決定，無論常規領域還是核領域、政治領域抑或經濟領域。並非所有風險都是急劇的，許多風險只需要自信地算計、堅定地常態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計的效果是國際地位的實質性提高”。

**第五，印度認為美國及其僕從國的對華遏制戰略，使得國際戰略環境對己有利，認為中國存在相關“戰略弱點”並處於“戰略困境”，認為“龍象之爭”的天秤正向己傾斜，印度處於戰略機遇期。**一方面，在美國鷹派戰略的大背景下，印度政府認為印度目前正處於一個對己有利的國際戰略環境之中。特朗普上任後不久，就在上屆政府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基礎上，推出了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不久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等政客炮製出了所謂“中美接觸失敗論”，對此中國外長王毅8月5日指出該論調重拾冷戰思維，是美國反華政客故意散佈“政治病毒”。8月31日舉行的美印戰略伙伴論壇上，美國副國務卿史蒂芬·比根則毫不避諱地告知前美國駐印大使維爾瑪，美國意圖在“印太”地區成立一個“小北約”，以防範“來自中國的潛在挑戰”，而框架基礎正是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對話”。**印度在整個美國及其僕從國的“印太戰略”構想中，無疑是重要一環，較大的國家體量、一定的戰略能力加之“相比於第一島鏈的日本、菲律賓，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擁有眾多港口，而相比於第二島鏈的關島等節點，印度廣袤的國土也能為美國提供常駐基地和戰略縱深”。**所以，印度政府認為自己目前正處於一個“被需要”、“有投機空間”的國際戰略機遇期。也正是這種形勢判斷讓它幻想有機會獲得來自外部的一些戰略支持。體現在行為上，印度當前與美日澳等國的外交和軍事互動，都有明顯增強的跡象。

另一方面，儘管中印之間的實力差距是非常明顯的，但印度自認為中國有一些“戰略弱點”、“戰略困境”可以被自己所利用。在印度看來，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最大難題是如何避免同時應對來自東西兩線的戰略壓力，**因為美國目前在亞太方向對中國的施壓是很大的。**在印度眼中，美國從南海到台海，不斷對華抵近偵察，大秀肌肉，再加上就連辭職都不忘記呼籲加強日美同盟、可能部署陸基宙斯盾系統的日本，頻頻借“港區國安法”對中國指手畫腳的英加澳等國，以及不斷對中國南海提出主權主張的越南，那麼當下中國顯然已經處於對手環伺的不利境地。在這種情形下，印度可以主動出擊。

總之，對美國及其盟國、中國以及自身所形成的戰略態勢的判斷，使得印度在對華強硬的戰略成本與戰略收益評估上形成了樂觀預期。在激化中印結構性矛盾、對華強硬背後的戰略利益評估方面，印度認為對華強硬、中印矛盾激化而產生的成本，可以由其所帶來的現實利益和戰略主動性來彌補甚至超越。同時，印度認為現階段對華強硬，將使其在國際聲望和地區身份、“印度製造”和增加就業、國際產業鏈轉移和吸引外部投資、美印關係發展以及印度對地區中小國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獲得收益。

▍結語

**對印度而言，當前時局，無疑正是自身的國際戰略環境優於中國之時，同時也是國內政治生態中印度教民族主義高漲而迫切需要塑造出一個假想敵來與之順應之時。**因此，印度如今秉持一種在國際局勢中的“機會主義”投機偏好以及對華“對抗性”博弈的強硬立場。這種偏好與立場被印度高層認為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符合印度戰略利益的“國之所謀”。

總體看來，在現階段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美日印澳四邊合作不斷深入、印度國內政治生態急劇演變的大背景下，“印式”戰略現實主義博弈邏輯不僅內在地決定了印度必然會乘勢而動，進而中印關係勢必會隨之進入一個“戰略轉折期”，也內在地規制了對華強硬將會成為未來印度對華政策的長期性主基調，進而又使得中印雙邊關係現在的“低谷”或將成為未來較長時期的“常態”。在互動行為的後果意義上，它基本上還錨定了印度之於中國的戰略角色———次要戰略方向上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以及確定了中國身上的體系壓力與周邊壓力協同發力之趨向。

本文原載《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0年第6期，原標題為“中印邊境局勢及雙邊關係走向探析”。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