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非科學”，“客觀”與“主觀” ——被誤讀的中國傳統輿圖_風聞

來源：《廈門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作者： 成一農

**摘要:**無論近現代地圖還是古代地圖都不是對地球面貌的客觀再現,而是對現實世界的主觀認識和主觀表達,民國以來對於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因而將研究的視角和內容大都聚焦於地圖的繪製方法。受到民國以來社會環境和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往對於中國傳統輿圖繪製方法的研究多集中於分析輿圖繪製中藴含的“科學”,認為“科學”是世界所有文化中地圖繪製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是“好”的。但事實上中國傳統輿圖的主流是“非科學”的,同時“科學”本身是中性的,其價值判斷主要基於社會文化等因素,且我們必須意識到歷史的發展具有多元性,研究時應當具有同情的眼光。  

　　**關鍵詞:**科學主義;李約瑟難題;傳統輿圖;地圖學;線性歷史觀

傳統輿圖是中國古代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近年來中國傳統輿圖的逐漸公佈以及在某些熱點問題的研究中傳統輿圖價值的逐漸體現，這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不過自中國地圖學研究開創以來，雖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但一直缺乏對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視角和根本問題的探討和反思。雖然曾發表過一些中國傳統輿圖研究的綜述論文[[1]](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但都以梳理研究成果為主，因此本文從研究視角入手，對中國傳統輿圖研究中存在的根本問題進行剖析。

一、“科學”——中國傳統輿圖研究的視角

瞭解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人都會持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以往構建的中國古代地圖學史是一部“科學性”、“準確性”不斷提高的“發展史”，或者説中國古代地圖學史是一部不斷追求將地圖繪製的更為“準確”以及不斷朝向“科學”製圖學發展的歷史，並最終在清末匯入到世界地圖發展的洪流之中。除了歷史本體之外，以任何形式陳述的歷史都是構建的結果，那麼在進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釐清這一中國地圖學史構建的背景和大致過程。中國地圖學史的構建起源於民國時期，完成於20世紀50年代，無疑受到了近代史學和思想演變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前史學很多研究領域的研究範式、基本方法，甚至重要的觀點都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基礎。在當時各種史學觀念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線性歷史觀”，按照王汎森的觀點，“線性歷史觀”是一個不太容易界定但卻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他進一步將其概括為“它（即線性歷史觀）認為歷史發展是線性的、有意志的、導向某一個目標的、或是向上的、不會重複的、前進而不逆轉的”[[2]](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這一觀念至今在我們的歷史研究中依然居於重要地位。這一觀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與西方存在大致相同的前進路徑，或者説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有着相同的發展路徑。而且這種所謂的共同的、線性的發展路徑，不僅適用於歷史的整體進程，也適用於各個專門領域的歷史進程。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一史學觀念在我們近現代史學的方方面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時期對於科學的宣揚也對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各種涉及史學理論和方法的文章中隨處可見“科學”一詞，似乎唯有追求科學才是史學研究的正確方向，而對於“科學”的追求似乎也成為當時被廣大學者認同的人類共同歷史進程中最為重要的“公例”之一，而且在很多學者心目中，中國的很多學術領域，尤其是那些與近代科學有關的學科的發展，自古以來也應是朝向“科學”的，是一種“科學性”不斷提高的過程。

民國時期，一些學科正是在上述兩種觀念的基礎上構建了其研究對象的歷史，即以線性史觀為前提，以科學性的不斷提高作為研究對象發展的必由之路，並以此為基礎，對一些能體現出進步和科學性提高的文獻、材料、史實進行解讀、闡釋，從而構建出一部不斷朝向“科學”前進（即線性）的發展史。而這種構建模式也極大的滿足了近代以來甚至當前的中國社會心理的需求，因為在“落後”、被動挨打的局面下，由此構建的科技史（包括歷史）體現出中國自古以來的科學技術都是非常發達，甚至領先於世界，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而且由於發展道路是正確的，因此當前的挫折只是暫時的，我們必然會再次追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在將近百年之後，我們的很多學科實際上都有必要對這一研究理路進行檢討。在科技史領域最為典型的就是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當然也由此帶來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在近代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地圖學這樣的專門學科，當然也不存在地圖學史這樣的研究，更不存在關於地圖學史的專門著作。因此，當民國初年王庸先生開始整理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的數量眾多的地圖時，並無什麼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鑑。但在當時，他應當也面臨着如何評價這些地圖，如何勾勒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問題。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史學環境下，王庸先生以西方近代地圖學發展的“公例”來梳理中國的地圖學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這種“公例”即是地圖繪製中對“準確”和“科學”的追求，這一點王庸先生雖然沒有明言，但在後來他撰寫的《中國地圖史綱》的字裏行間中實際上已經透露出他對地圖好壞的判斷標準，如：“（關於‘製圖六體’的記載）這是中國地圖史上極重要的史料，因為從此以後，直到明季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輸入以前，這一千二三百年間的地圖製作，在方法上沒有跳出它的規格；而且大多數的地圖，並不能按製圖六體來認真製作”[[3]](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這段文字已經顯現出王庸對於地圖好壞的判斷標準，即那些不按照體現了“科學性”的“製圖六體”繪製的地圖是“不認真的”。“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説裴秀和賈躭的製圖工作主要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努力，他們是中國地圖史上劃時代的人物。僅僅按分率畫方的製圖方法就並沒有為一般官府的繪圖工作者採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繪地圖還是畫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沒有什麼改進，亦不畫方，還比裴秀、賈躭等古地圖幼稚而落後了。”[[4]](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顯然在王庸心目中體現了“科學”的裴秀和賈躭的地圖要遠遠好於其它傳統輿圖，因而那些“畫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的地圖是“幼稚”和“落後的”。

基於這種判斷標準，整本著作中，王庸選擇用來勾勒中國地圖學史的就是那些看上去繪製的較為準確或者使用了某種“科學”繪圖方法，如“計裏畫方”的古代地圖，以及提出了某些“科學”繪圖方法的重要人物，而對於其他存世地圖着墨極少。不過王庸似乎並未有意識的構建一部中國古代地圖繪製的發展史，而且在行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認識到除那些體現了“準確”、“科學”的地圖之外，中國還存在大量“不準確”、“非科學”的地圖，而且這類地圖還佔據了主導，即“況且這些漢地圖，內容既甚粗疏，大概圖畫甚略而記注甚多，所以後來各書，亦多引它們的文字；這是中國古來一般地圖的傳統情況”[[5]](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

如果説王庸以“準確”和“科學”為標準，構建了一部中國地圖史的話，那麼李約瑟則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將中國古代地圖稱為“計量圖”，並在標題中直接將中國的地圖繪製稱為“科學的製圖學”，而且力圖將中國古代地圖學史中的某些人物、繪製方法與西方或現代“科學”地圖學建立起聯繫，如：“正如沙畹所説，這個人堪稱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這個人就是裴秀”[[6]](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裴秀和張衡的製圖法同天文現象相關聯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國人和希臘人在這一方面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主要是經緯度的測定）”[[7]](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唐代的地理學家很可能還曾經作過進一步努力，力圖把地理座標同天文座標彼此結合起來”（實際上論述的是“分野”）[[8]](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使我們注意到在唐代可能已經開始採用一種最原始的等高線了”[[9]](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

這樣的文字在書中俯拾皆是，不一一列舉，在這些文字中，李約瑟不僅直接將中國古代的地圖繪製建立在“計量”、“科學”的基礎之上的（不僅對中國地圖史如此看待，而且也用“計量”、“科學”方面的好壞來評判西方地圖學史的發展，如將T-O地圖認為是一種倒退），而且由此構建了一個不斷前進的中國地圖學的發展史，這點從各節的標題即可看出。在“比較回顧”一節中，李約瑟通過將中國、西方、阿拉伯三種文化中的地圖進行關聯分析，將中國古代地圖的發展納入到了世界地圖發展史中，也即中國古代地圖的發展並不是相對獨立的，是（建立在科學、計量標準上的）整個世界地圖發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當然由此也帶來了中國古代地圖學中的“李約瑟難題”，即：中國古代有着非常“科學”、發達的地圖學，但似乎在清末一夜之間就遠遠落後於世界了。

王庸是公認的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研究的開山鼻祖；雖然對李約瑟和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褒貶不一，但無疑兩者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極大影響力，而且整部著作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推崇備至，無疑也迎合了當時和現在中國學者和普通民眾的心理需求。由此，兩者結合起來，基本完成了中國古代地圖發展史的構建。

在“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這一地圖學史無疑依然得到廣泛的接受，因此自王庸、李約瑟之後，雖然出版了多種地圖學史的著作[[10]](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但其中大部分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敍述模式；對於單幅地圖的研究，除繪製內容之外，地圖繪製技術、地圖的準確程度以及其中體現的“科學”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那些能體現中國傳統輿圖“科學性”和“準確性”的測繪和繪圖方法，“製圖六體”和“計裏畫方”也理所當然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由此，一部“科學”的中國地圖學史也就從主幹到枝葉完整的建立了起來。

二、“非科學”的中國傳統輿圖

不過，如果我們分析目前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成果，就會發現以往的研究難以證明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是“科學”的。以往對於這一主題的論證主要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之上：1、中國古代存在“科學”的繪圖（和測繪）方法；2、中國古代掌握了“科學”的測量方法；3、中國古代存在大量“科學”的、繪製準確的地圖。但這三方面的研究都存在明顯的問題。

中國古代確實存在較為“科學”，能使地圖繪製“準確”的方法，如“製圖六體”和“計裏畫方”。以往研究對這兩者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但至今為止，在讚譽的同時，卻沒有學者分析“製圖六體”是否真的如他們所褒揚的那樣在中國古代地圖繪製中被廣泛應用，也沒有學者論證為什麼使用“計裏畫方”能將地圖繪製的準確。但實際上，在目前存世的地圖和文獻中，基本上找不到“製圖六體”被廣泛用於地圖繪製的依據，在浩如煙海的存世輿圖中，也無法確指其中哪些是用“製圖六體”繪製的；而“計裏畫方”只是的一種單純的繪圖方法，類似於今天繪圖時使用的控制網格，因此如果缺乏準確的繪圖數據，單純的“計裏畫方”無法使得地圖繪製的更為準確[[11]](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

中國古代確實很早就掌握了測量高度、直線距離，甚至經緯度的“科學”方法（不過這些方法並不為地圖測繪所專有），本人對此也無疑義，但之前所有這方面的研究在邏輯上都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即掌握方法與將這些方法應用於輿圖繪製並不存在直接聯繫，換言之以往這方面的研究都沒有實證這些測量方法曾經用於地圖的繪製，或者具體論證某幅地圖的繪製是基於運用這些測量方法所獲得的數據。與此相反，我們不僅在文獻中難以找到關於我國古代為了繪製地圖進行全面大地測量的記載（受到西方影響的康雍乾時期的測繪是特例），也沒有相關的數據保存下來，而且以往推崇的代表了“準確”、“科學”的中國古代地圖，如羅洪先的《廣輿圖》，在保存下來的前言後記以及相關資料中都看不到繪圖者曾經為了繪製地圖而進行廣泛的測量，其中大都只是記錄了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和參考的地圖。因此，以前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測量技術的討論，並不能證明中國古代地圖繪製時運用了這些技術，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和必然的聯繫。而且即使有文獻記載某些工程，如治河時進行了測量，但也並不能證明這些測量所得的數據會用於地圖繪製，就清代留存下來的大量河工水利圖來看，這些測量所得的數據大都以文字的形式記載在地圖之上或者附在地圖之後，而地圖本身絕大多數都是極不準確的，甚至類似於山水畫。

以往研究中推崇的代表了中國古代地圖“科學”和“準確”的地圖，如馬王堆地圖、放馬灘地圖、《禹跡圖》和《廣輿圖》等，實際上並不準確、也不科學，以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誇大了這些地圖所能體現的“科學”和“準確”，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對於比例尺的推算。比例尺是現代“科學”地圖的標誌，因此也就成為以往中國古代地圖研究中經常討論的內容，所使用的方法大都是將古地圖上兩點之間的距離與地表的實際距離進行比較，由此得出古地圖的比例尺。但是，測算兩點之間的比例尺，並不能證明兩點之間所有地理要素都是按照這一比例尺繪製的，因此單純測量多個點之間的比例尺並不能證明整幅地圖存在統一的比例尺或者地圖的各個部分存在獨立的比例尺。另外一個更為直接的問題是，現代的比例尺大都要標繪在地圖上，這樣使用者才能測量距離，比例尺也才具有意義，但目前發現的清末之前的地圖，除了少量使用“計裏畫方”的之外，都不標繪比例尺，那麼如果這些古代地圖是按比例尺繪製的話，其意義何在呢？而且目前只要測量過比例尺的古代地圖，都發現地圖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比例尺，這是否也就證明了這些地圖根本不是按照比例尺繪製的呢？

而且，現在經過復原，可以認為《禹跡圖》和《廣輿圖》繪製時使用的應當是地理總志和地方誌中“四至八到”所載的道路距離和方位數據[[12]](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因此就數據本身而言其肯定是不準確、“非科學”的，而且由於使用的是這樣的數據，因此繪圖者也應當知道這樣繪製出來的地圖肯定是不準確的，當然也許這也是當時繪圖者所能採用的最好的繪圖數據了，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講，這樣的地圖也具有一定的追求“準確”、“科學”的意味，或者體現了繪圖者追求“科學”、“準確”的努力。不過問題在於從現存地圖來看，即使這樣的勉強可以認為是對於“準確”、“科學”有所追求的地圖也不佔主流，只要翻閲近年來出版的各種圖錄即可得出這樣的印象。大多數中國傳統的地圖，確實正如王庸所説“畫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也就是類似於山水畫加上文字註記。

而且，無論是利瑪竇，還是清代康雍乾時期在外國傳教士協助下進行的大地測量，都將“科學”的測繪方法和地圖傳入中國，但它們的影響力又逐漸消散[[13]](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而且在康雍乾三朝繪製所謂“科學”地圖的同時，在政府的日常運作中，使用的依然是那些類似於山水畫，附有圖説的地圖。如果中國古代地圖是追求“科學”的話，那麼就不應當存在這一現象。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科學”顯然不是中國古代輿圖繪製所追求的目標，也絕不是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應當是“非科學”的。

三、“科學”是“好”的嗎？

既然，中國傳統輿圖的主流是“非科學”的，那麼應當如何評價中國傳統輿圖呢？

以往認為中國傳統輿圖的主流是“科學”的某些研究者，在肯定這些“科學”地圖的同時，對那些“非科學”的地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前文提到的王庸。此外，韓昭慶在《中國地圖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評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的結論中提出了今後傳統輿圖研究的幾個方向，在第二個方向中她寫到：“與西方人熱衷於接納《皇輿全覽圖》的態度相反，明末清初學者對於《坤輿萬國全圖》的態度則糾纏於純文字的辨釋，激烈抵制新的世界地理觀。膨脹的民族自豪感無法讓學者的頭腦清醒，科學而正確去理解西人帶來的世界地理知識體系”[[14]](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由此可以推測，作者認為，那些懷有“膨脹的民族自豪感”的學者繪製的“非科學”地圖不如當時西人帶入的反映了“科學”的“世界地理知識體系”的地圖。

再如丁超《唐代賈耽的地理(地圖)著述及其地圖學成績再評價》論及“對中國古代地圖學（乃至整個地學史）的評價，首先涉及到評價標準問題。從整個中國地圖學發展歷程看，本土傳統地圖學觀念與技巧在西方地圖學引介中國之後就節節敗退，如今打開任何一部中國地圖（集），除了漢字以外，在地圖表現手法上幾乎找不到中國本土因素。這一事實恰恰證明了西方地圖學基本理念和技術手段的普適性。地圖雖有中外之別，古今之分，但都是主要用圖形而非文字表達地理要素。摒棄這些具有普適性的地圖學基本原則不用，則無以呈現出中國古代地圖學在世界地圖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5]](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作者的評判標準更是明顯，那些“非科學”的，用圖形加上大量文字的中國傳統輿圖，在“世界地圖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應是微不足道的，是非主流的。

在近代以來盛行至今的“科學主義”背景下，這種價值判斷得到絕大部分研究者的認同，而這種認同得以達成的基礎就是普遍認為朝向“科學”的發展是“好”的，或者説“科學”就是“好”的。但問題在於“科學”真的就“好”的嗎？或者只有“科學”是“好”的嗎？

從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角度來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技術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可以説這種繪製技術對於中國古代而言已經滿足了大部分的需求，因此雖然從現代“科學”的角度而言，中國古代地圖似乎是“落後”的，但明末、清代康雍乾時期傳入的西方“科學”的繪圖方法並沒有被中國所接受，那麼就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這些“科學”地圖應當並不是那麼“好”，至少看不出“好”在哪裏，或者説其中的“好”不為當時社會所接納。那麼，可以説，就當時中國社會而言，我們現在認為是“好”的“科學”，在那時似乎並不那麼“好”。換言之，“科學”本身應當是中性的，其好與壞的價值判斷是基於社會文化等因素。

進一步而言，以往對於“科學”的價值判斷不僅是建立在“科學主義”的基礎上，而且還是建立在“線性史觀”和“西方中心論”的基礎之上的，具有“成者王侯敗者賊”的意味。面對這種論述，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既然要“科學而正確”的去理解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系統，那麼為什不能“科學而正確的”理解我們中國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識系統，而不是用“科學”的世界地理知識系統來理解我們中國自己的“世界地理知識系統”呢？

我們不能因今天“科學”地圖（西方古代地圖也不是一直追求準確的，如T-O地圖）佔據了主導，而否定我們中國古代地圖自身的傳統和價值，否則按照以往的這種觀念，那麼將如何將評價中國古代地圖的主流呢？長期落後，還是泯頑不化？作為研究者我們必須要有世界的眼光，但世界的眼光不是認為世界的發展具有一致性，認為當前佔據主導的那些所謂原則和價值取向具有“普適性”，甚至用來研究歷史，而是要認識到歷史的發展具有多元性，應以同情的眼光來研究歷史。

認識到了這一點，我想我們應當可以徹底擺脱從“科學”角度看待中國古代地圖繪製技術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壓力、卸掉試圖證實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不落後於西方的責任，而“李約瑟難題”也純粹成為了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前提就是錯誤的，即“科學”並不是中國古代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也不是所有社會、文化所共同追求的目標，“科學”不具有“普適性”（而且李約瑟對於中國古代地圖的認識也存在很多錯誤）。對於中國傳統輿圖的評價應當放置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之下。

四、地圖的本質特徵：客觀還是主觀

問題到這裏還沒有結束，如果只認識到以往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視角只是一個認識性的錯誤，或者對於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依然侷限於繪製方法的話，那麼並未認識到問題的本質。

實際上，民國以來構建的中國古代地圖學史的背後暗含着對一個涉及到這一研究領域的根本性問題的回答，這一根本性問題就是：地圖到底是什麼，是否只有用“科學”方法繪製的，用於表現地表的圖像才算是地圖？

從上文勾勒的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視角來看，這一領域的大部分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有些學者在研究中也明確表明了這一點，如辛德勇《準望釋義——兼談裴秀製圖諸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所謂沈括製圖六體問題》對於“製圖六體”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之後，提到“前面對‘製圖六體’內容的分析表明，所謂‘製圖六體’，闡述的是中國古代製作任何一種地圖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換句話，只要能夠稱之為地圖，那麼，它在製作時就不能逃避這些準則。前面曾經談到，裴秀在《禹貢地域圖》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見‘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其實這是一種很不科學的説法。完全沒有‘分率’和‘準望’，就根本不可能繪製出地圖。‘分率’或許不夠精密，‘準望’可能相當粗疏，但這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因此，從地圖產生之日起，繪製地圖的技術人員，就應當一直或不自覺或自覺地在奉行並傳承着這些製圖規則，只不過在具體制作地圖時，其精細嚴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16]](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從這段敍述來看，作者顯然將地圖定義為按照某種科學方法（至少需要有代表了方向和直線距離的準望以及代表了比例尺的分率）繪製的，反映了地球表面的圖像，而沒有使用這種科學方法的圖像就不能稱之為地圖，因此其是用地圖的一種表現形式（用“科學”方法繪製）對地圖進行了定義。

追本溯源的話，這種對於古代地圖的定義，除受到上文介紹的近代以來“科學主義”的影響之外，還受到現代地圖定義的影響。翻開任何一本現代地圖學教科書，就可以發現這些著作中在確定地圖是表示地球表面的圖形的同時，幾乎都用“數學”或“科學”的表現形式來加以限定，如“由數學所確定的經過概括並用形象符號表示的地球表面在平面上的圖形，用其表示各種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分佈、狀況和聯繫，根據每種地圖的具體用途對所表示現象進行選擇和概括，結果得到的圖形叫做地圖”[[17]](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這種對於“地圖”的定義，由此就產生了兩個問題，即：1、地圖的表現形式是否只有這一種？2、用表現形式來加以限定是否合適？

通過前文的分析，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了用“科學”的方法繪製之外，在整個地圖發展史上，無論中西方的地圖都存在其他“非科學”的表現形式。也許很多人可能會問，如此一來如何區別地圖與圖畫呢？在思考這一問題之前，請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地圖與圖畫的區別是我們當代人（也許是近代以來）的意識，但古人有那麼明確的區分嗎？很可能沒有！由此可以認為，僅僅以用“科學”方法繪製來對地圖的定義加以限定，將會把歷史上大量的地圖排斥在外，這種定義顯然並不合適。

由此，我們再考慮第二個問題，由於地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至少可以分為兩種，即“科學”和“非科學”的），因而用表現形式來作為限定是不合適的；而且對於某一事物的定義，應當是對其本質特徵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所作的確切表述，使其能與其他事物區別來開。那麼地圖的本質特徵應當是什麼呢？這一點現代地圖的定義是可取的，即“表示地球表面的圖像”。

但是，這種“表示地球表面的圖像”，絕不是一種對“地球表面”客觀的表示，即使是所謂“科學”的近現代地圖實際上也並不以追求對地球表面客觀、準確的表達為本質特徵。

以今天經常會使用到的Google Earth（簡稱GE）為例。GE建立在衞星影像基礎之上，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世界的客觀反映，但是為什麼谷歌不將其命名為“Google Map（谷歌地圖）”呢？谷歌還開發有網頁版的地圖，即“谷歌地圖”，在其默認的打開模式中，主要表現有簡單的地形、交通網等等，而且附有比例尺，也就説附加有大量人為要素，類似於我們今天通常見到的紙本地圖，雖然也能疊加衞星航片，但疊加後並不影響原來那些人為標識的地理要素的顯示；GE則與此不同，如果勾選掉左側的一些選項，其底圖上不具有任何地名、交通線等通常地圖上所顯示的內容。谷歌沒有將其命名為Google Map，而是Google Earth，其實就已經清楚的表明了谷歌認為這種純粹“客觀”表現了地球地形，沒有進行人為加工附帶有人工元素的照片並不是地圖。

《會説謊的地圖》的作者馬克·蒙莫尼爾，對地圖做過如下定義“地圖並不是客觀地理的再現物，它只是一種中介，人們運用它或通過它，引導或獲得對世界的理解”[[18]](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種“對世界的理解”並不能狹隘的理解為是對“客觀地理”的再現，至少應當理解為是一種對世界或者局部地區的主觀認識和主觀再現。如同歷史著作永遠不能如實的反映客觀歷史，地圖也永遠不可能如實的反映現實世界，兩者都是對研究對象的主觀認識，而且兩者也不應以客觀反映研究對象為主要目標和任務。

這種主觀認識和主觀再現，必然會糅雜各種元素，中國傳統輿圖即是如此。在這裏可以借用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的兩段話：“綜上所述，我認為傳統中國地圖學的定量解釋不足以明瞭中國文化中地圖的含義”[[19]](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好’地圖不一定是要表示兩點之間的距離，它還可以表示權力、責任和感情”[[20]](https://192.168.91.85:8443/wcm/app/editor/editor/fckeditor.jsp?InstanceName=TRS_Editor&Toolbar=44642&SiteId=68&Version=1.0.0.11&ItemCount=44&excludeToolbar=)，而這些“權力、責任和感情”才應當是今後中國傳統輿圖研究的主要內容，簡言之，地圖（繪製）中那些主觀性的東西才應當是研究的主要出發點和視角。即使民國以來中國傳統輿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內容都是正確的話，那麼也只看到了冰山一角，以往的研究視角不僅是對中國傳統輿圖的一種誤讀，而且極大的侷限了這方面的研究。

最後強調的是，本文並無貶低前人研究成果之意。在學術界具有影響力和統治力的觀點和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作為後來者的我們不能苛責前輩與我們有着相同的觀念，同時我們自己也應該明白我們提出的觀念和理論也有着時代侷限性，必然會被後來者所批評。換言之，學術應當會隨着時代的演進而演進（不一定是進步），前輩學者的觀點，我們今天看來可能已經存在問題，但在學術史上他們並沒有失去意義，因為我們的認識正是建立於他們之上的。正是如此，才形成了學術史，也才形成了學術的發展，難以想像存在一個只是知識不斷累積而缺乏根本性變化的學術史。而作為研究者，我們也應當明白自己的研究在學術史上的位置，是增加了知識，還是推動了變化？

[[1]](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如曹婉如：《近四十年來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回顧》，《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83頁；姜道章：《近九十年來中國地圖學史的研究》，《地球信息》1997年第3期，第56頁等。

[[2]](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第19卷第2期，2008年，第2頁。

[[3]](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王庸：《中國地圖史綱》，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8頁。

[[4]](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50頁。

[[5]](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16頁。

[[6]](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英]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地學》第22章，《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小組譯，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頁。

[[7]](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120頁。

[[8]](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125頁。

[[9]](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129頁。

[[10]](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如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盧志良：《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1984年版；喻滄、廖克：《中國地圖學史》，測繪出版社2010年版；[美] 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姜道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還有一些論文，在此不再列舉。

[[11]](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參見成一農：《中國地圖學史的解構》，《歷史學評論》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頁。

[[12]](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參見成一農：《<廣輿圖>繪製方法及數據來源研究（一）》，《明史研究論叢》第10輯，故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頁；成一農：《<廣輿圖>繪製方法及數據來源研究（二）》，《明史研究論叢》第11輯，故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成一農：《中國地圖學史的解構》。

[[13]](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關於利瑪竇地圖對於中國古代地圖影響力的研究，可以參見黃時鑑、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韓昭慶：《中國地圖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評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82頁。

[[15]](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丁超：《唐代賈耽的地理(地圖)著述及其地圖學成績再評價》，《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3輯，第153頁。

[[16]](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辛德勇：《準望釋義—兼談裴秀製圖諸體之間的關係以及所謂沈括製圖六體問題》，《九州》第4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69頁。

[[17]](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蘇]K. A. 薩里謝夫：《地圖製圖學概論》，李道義、王兆彬譯，廖科校，測繪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18]](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唐曉峯：《地圖·文化·社會》，[美]蒙莫尼爾：《會説謊的地圖》，黃義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頁。

[[19]](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美]餘定國：《中國地圖學史》，第43頁。

[[20]](https://lishisuo.cssn.cn/xsyj/lsdl/202001/t20200116_5079240.shtml) 同上，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