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我們是否誤判了所謂的“美國危機”？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2-28 16:02
✪ 劉文娟(訪) | 《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輯部
【導讀】2020年末至2021年初的美國政治劇變，引發全球關注。可以説，美國也正經歷着一個“百年未之大變局”。如何認識此一變局，不僅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判斷，更影響我們對中國未來的把握。
2020年美國大選之後，《文化縱橫》曾刊發美國史研究資深學者王希教授的文章《“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點擊可讀)。王希分析了美國總統選舉困境背後的政治危機，認為可以把美國視為一個人類社會的政治實驗，而非終局性的必然結果，如此更有利於清醒認識美國政治之變。文章發表數月後，美國又發生了“國會山事件”、二度彈劾特朗普等重大事件。王希指出，“國會山事件”再次反映了民主和暴力如影相隨的事實，利用暴力對民主體制進行攻擊，是美國曆史經驗的一部分。這一事件暴露了美國體制的兩個嚴重隱患：一是聯邦三權之中兩權(總統與國會)衝突升級，二是總統“一身兩職”所呈現的憲法困境。但這種重大危機，也是美國“政治重整”的歷史機遇，拜登政府能否把握機遇做出改變，還有待觀察。
他認為，美國的問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問題，而要複雜得多。如果説特朗普給美國留下了什麼遺產，遺產之一就是用極端政治給了整個美國當頭一棒，讓美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都意識到國家的內部困境。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專欄特稿，由近期《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輯部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榮休)王希的書面訪談整理而成，在此向王希老師表示由衷感謝。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什麼才是真正的“美國危機”？
《文化縱橫》：2021年初美國政治出現的新情況（1月6日國會山事件及後續），讓人感覺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您曾在《文化縱橫》2020年第6期發表的《“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一文中指出：美國人民如何看待“美國實驗”，美國人民是否對美國民主體制有足夠的信心、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維繫和捍衞這種體制，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那麼，您如何看待國會山事件的影響？這會改變您對“美國實驗”前景的態度嗎？
王希：《“美國實驗”與“美國危機”》一文是在2020年11月美國大選之前完成的，所以無法預測到2021年1月“國會山事件”的發生。但此事的發生，的確令人感到意外。大選結果發生爭執之後，有國內朋友問我，美國的憲法政治會不會出現危機。我列出了幾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其中一種是，1月6日共和黨參議員“攪局”，阻止國會認證大選結果。因為1876年總統大選出現過難局，民主和共和兩黨在3個南部州相互指責對方舞弊，交給國會兩套選舉人票，由國會定奪，所以，在國會認證時挑戰大選結果，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也估計到1月20日拜登就職時反對者會有抗議活動。2017年特朗普就職時曾發生過類似的活動，但我沒有想到抗議者從外部使用武力衝擊國會大廈、阻止認證的可能。
對於一直密切關注美國大選政治的人來説，也不應該感到特別意外。大選開始之前，特朗普就拒絕做出接受敗選結果的承諾，也就是説，他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不會輸。自己不會輸，就意味着對手不可能贏，而如果對手贏了的話，就一定是作弊。他的這種做法事先已經給人一種不祥的感覺，讓人覺得他不僅沒有度量、而且還可能耍耍無賴。大選後他採取的行動——公然詆譭選舉結果，散佈大選舞弊的不實言論，在數州發起數十起法律訴訟案，給州選舉官員打電話要求對方找出屬於自己的選票等——在美國大選政治上從未如此集中地出現過。這一切實際上都為1月6日事件的發生做了鋪墊。
在事件發生前一週，我去看我的牙醫，他就告訴我説，未來10天將發生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不清楚他為什麼突然要與我討論這樣的話題，我們之間只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事後想起來，感覺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在通過社交媒體做好挑戰國會認證的準備，但具體採用什麼方式，大部分人還沒有想好，也許有少部分人已經有了計劃，上週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的材料顯示，的確有一部分極端主義者事先做了使用武力的準備。
“意料之外”並不一定在“情理之中”。“國會山事件”並不一定要發生。大選之後，特朗普有許多機會去質疑和挑戰大選結果，而且各州的選舉法也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事實上，從在個別州進行重新驗票，到在各級法院發起選舉爭執訴訟，他都試過了，但沒有成功。這些都是法律程序，並且各級法院的法官也不都是民主黨人，有些聯邦法官甚至是特朗普任命的，但因為特朗普的律師無法出示無懈可擊的證據，法院無法進行審理。在這些行動失敗之後，特朗普利用總統身份，在其支持者的集會上發表演講，鼓勵其採用“街頭抗議”（street protest）的方式，阻止國會對大選結果的認定。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總統的首要職責是捍衞憲法和法治，這是他宣誓做出承諾的，如果因為敗選，訴訟又不成功、施壓也不解決問題，就發起街頭政治，推翻現有的法律秩序，這本身就是將自己置於法治之上了，違反了美國政治傳統的“情理”。
2020年大選及“國會山事件”是否會改變我對“美國實驗”和美國民主前景的態度？我想應該不會。**這一切本身就是“美國實驗”的一部分，是“美國民主”的客觀存在。**我在文章中提出使用“美國實驗”的視角來看美國，目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帶一種先入為主的“偏執”心理來看美國，不要把美國體制、美國思想、美國政治或美國文化看成是固定不變的存在，不要以情緒化的立場來解讀美國現象或一廂情願地判斷美國曆史的走向。美國民主的歷史經歷也是如此，它有過輝煌，也有過失敗，有過催人奮發向上的進步，也有令人心灰意冷的倒退，非常複雜。如果要説美國民主有什麼特點，那就是它始終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沒有必然的結果，沒有一個唯我獨尊的人物。特朗普也許認為自己可以成為這樣的人物，但在美國體制下，他很難做到。
**美國民主是一種體制設計，其核心是承認利益集團的多元性，併力圖在多元利益中通過合法、合理和和平的“談判”達成共識。**選舉就是一種利益談判的方式。並非所有的談判都是和平的，美國內戰就是一場血腥的談判。“國會山事件”説明，21世紀的美國民主仍然要面臨暴力的威脅。這個體制面臨很多的問題，它是否能夠靠自身的力量挺過“至暗時刻”，美國人民——“美國實驗”的參與者——是否有信心地將這個體制延續下去，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的通識課上的學生通常不關心政治，但這次也密切關注政權交接。專業課的學生則顯得更沉重，有學生甚至提出了拋棄兩黨制霸權的觀點。此次事件對普通美國人的政治衝擊可見一斑。
《文化縱橫》：從“衝擊國會山”事件，到特朗普被彈劾，再到拜登承諾疫苗對全民提供，美國現在發生一系列事情，是否有一個內在的邏輯？
**王希：**從去年11月到現在，美國政壇的確發生了許多事情，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很多人説是在看一場直播的美式政治大劇，不僅美國人在看，全世界都在看。不同的背景和立場的觀眾，自然有不同的解讀，但能夠得到全世界的關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無論你多麼厭惡美國，人們不得不承認，美國政治有的時候比本國政治更加精彩。這也許就是“美國實驗”的魅力所在，它的好壞或成敗，不止關乎到美國人的福祉，也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內部或外部政治。
這一切有什麼樣的邏輯貫穿其中？我並不清楚，但我有一個觀察，這幾個月發生的一切，表面上是一團亂象，實際情況卻並不是特別糟糕，至少我的感覺如此。如前所提到的，“國會山事件”的確是意外的和荒誕的。在任總統鼓動自己的支持者到國會進行抗議，聽任抗議活動演變成一場對國會的暴力攻擊，甚至威脅到國會議員的生命。事件平息之後，眾議院啓用憲法，第二次彈劾特朗普，而參議院在定罪時因沒有達到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讓特朗普再度逃過被定罪的命運。所有這一切都是按憲法程序和政黨政治的邏輯發生的事情。所以，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危機事件，但我們同時也看到了它如何按部就班地處理危機。在第二次彈劾特朗普的過程中，我們仍然看到熟悉的兩黨對峙，共和黨人指責民主黨人是在進行政治報復，民主黨人則稱共和黨人將一黨之私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雖然結果早已在預料之中，國會卻仍然走完彈劾程序。有人也可能説這是兩黨在作秀，也有人認為這是在展示憲法程序，無論如何看，特朗普必須在1月20日中午12點準時下台，拜登必須準時上任，這一點是做到了。
**王希：**暴力衝擊國會山事件一定會被寫入未來的美國史課本中。
上一次國會大廈遭遇暴力襲擊是在1814年。當時正值英美“1812年戰爭”時期，英軍侵入華盛頓，放火燒了包括白宮和國會大廈在內的建築物。這是英美兩國在歷史上的最後一次武力衝突。這場戰爭鞏固了美國的獨立，史稱“第二次獨立戰爭”。兩個世紀之後，國會山再次遭遇襲擊，襲擊者自稱是“美國人民”的一部分，不無諷刺意義。拜登的就職典禮完全沒有喜慶的氣氛，首都華盛頓戒備森嚴，草木皆兵。我的一名學生是賓州國民警衞隊的成員，被抽調到華盛頓去佈防，執勤空餘時刻還給我發來郵件詢問課程的進度。即便如此，**我認為這次事件對美國體製造成的傷害，目前看來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傷害。**但這並不等於説沒有傷害或傷害很輕。**更大的傷害發生在思想和信仰深處。**如果説2001年的“9·11事件”摧毀了美國人的地緣政治安全感，20年後的“國會山事件”則摧毀了美國人對美國民主堅不可摧的絕對信心。
由此想到，在我們過去對美國曆史的研究中，很少討論暴力與民主的關係。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在美國歷史上，暴力（violence）與民主（democracy）時常形影相隨，早期尤其如此。你如果閲讀反奴隸制或黑人爭取權利的歷史，會發現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美國內戰就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暴力衝突，但沒有內戰，就沒有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新生。內戰之後的重建時期，戰敗的南部白人想要剝奪黑人公民的民主權利，組成三K黨，對敢於參加投票的黑人和他們的白人支持者進行暴力攻擊，用暴力手段維繫白人至上主義者對州和地方政權的把持，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直到今天，利用包括武力威脅在內的手段阻止選民進行正常投票的事情也沒有完全杜絕。所以，利用暴力對民主體制進行攻擊，應該是美國曆史經歷的一部分。
**此次事件對美國政府的執行力有何衝擊？這是一個好問題。**現在我們很多細節還不清楚，但我覺得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對國會山遭到攻擊之後48小時內的故事大書特書。攻擊事件發生之後，國會領袖與哥倫比亞特區政府、司法部、國防部和臨近的馬里蘭和弗吉尼亞州政府進行協調，調動警察和國民警衞隊，進行佈防，很快控制了局面，並在幾個小時內恢復了秩序。這説明，聯邦政府的權力仍然在發揮作用。
我們必須記住，當時特朗普仍然是在任總統。這48小時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國會領袖如何與相關行政部門進行聯繫和協調，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副總統彭斯和眾議院議長普洛西是否“越權”行使了總統的權力，捍衞國會山的權力是否一度處於真空狀態等，這些都需要仔細的敍述和分析。從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面臨國家權力遭遇危險的時候，哪怕是象徵性的，絕大部分議員還是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聯邦政府的職能部門仍然能夠發揮作用，行使權力，部門首長也不是對特朗普個人表示效忠，這點表現非常清楚。
然而，國會山事件暴露了美國體制中的嚴重隱患。我在這裏簡單提及兩點：一是聯邦政府三權之中兩權（總統與國會）的衝突升級，二是總統“一身兩職”所呈現的憲法困境。
先講第一點。就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國會山事件説白了，是在任總統拒絕接受大選失敗的現實，刻意挑戰既定法定程序，鼓動民眾到國會所在地進行抗議，對國會施壓，企圖終止國會對大選結果進行認證，最後出現了失控，造成了暴力攻擊國會的結果。總統的煽動性演説本身就是一種違憲行為，違反了總統就職的誓言。美國歷史上不乏總統與國會對峙的狀態。重建時期的安德魯·約翰遜便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他為了反對國會提出的第十四條憲法修正案，公然呼籲南部各州進行抵制。即便如此，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總統直接鼓動選民前往國會進行施壓的事件，更沒有選民在總統的鼓動下用武力阻止國會對大選結果進行認證。國會山事件算是有驚無險，但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這種情況再度發生，應該怎麼辦？除了第二十五條憲法修正案之外，是否還應該有相應的終止總統權力的應急機制？現有的體制，基本上是為“君子”所設置的，雖然想到了人性有“惡”的一面，但沒有預料到，“惡”可以在體制中被無限放大。
總統“一身兩職”也不是新問題，但其對美國民主體制的潛在威脅暴露得更加充分。眾議院對特朗普進行第二次彈劾的罪名只有一條，就是他煽動其支持者使用武力攻擊國會，罪證之一是他1月6日在白宮前舉行的其支持者集會上的講話。這段話有極為強烈的煽動性，眾院公訴人力圖證明特朗普的講話與後來的暴力攻擊有直接聯繫，但特朗普的辯護團隊則極力為特朗普撇開責任，説這段講話是特朗普在行使第一條憲法修正案中“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拋開訴辯雙方的立場不論，人們仍然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即作為在任總統特朗普當時究竟是在以什麼身份對其支持者發表演説？是以總統的身份，還是以共和黨候選人的身份？在這種情況下，在任但敗選的總統是否可以利用總統身份來發表如此的演説？特朗普在講話中不斷使用“我們”（we），這個“我們”指的是誰？是共和黨的選民，還是“美國人民”？他的話應該被當成是總統話語還是黨魁話語？“黨”（政黨領袖、政黨利益）“政”（總統職位、國家利益）雙重角色的混淆並不是從特朗普執政開始的，但在他執政期間達到了極端化狀態。**然而，在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看來，特朗普的講話毫無不妥，但這正是危險所在。
《文化縱橫》：很多人認為，美國當前面臨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資本主義邏輯畸變的問題，而政府和精英階層並沒有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您怎麼看這一觀點？
**王希：**這是一個大問題。首先，我想知道，你講的“美國目前的問題”是指什麼。是政治問題，還是經濟或社會問題？美國的問題很多，其複雜程度不亞於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如果你説，美國目前遇到的所有困難都是因“資本主義的邏輯“而起，我想可能有些過於簡單。**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假，美國的經濟尊奉資本主義的信條，其政治原則也深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譬如對私有財產的捍衞等。**這是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説，早已成為人們認識美國的一種角度。如果你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問，我們也許還需要考慮其他的相關問題：所謂“資本主義”是什麼？21世紀美國的資本主義與19世紀的有何區別？是不是同一種資本主義？美國在過去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對“資本主義”進行過改造？除了資本主義之外，影響或決定美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是否還有其他的“主義”或力量？我覺得考慮這些問題對於我們深度和準確認識美國是必要的。
美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要比資本主義的問題複雜得多。**今天的資本主義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它與個人、社會和政府的關係是什麼，它與美國政治和美國民主的關係是什麼，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説清楚的。**我不久前曾為哈佛大學貝克特教授的《棉花帝國》一書寫過一個前言，其中提到，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進程相伴而行，經過將近5個世紀的演變，全球絕大部分人口都已經被捲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中來了，或者成了它的受益者、參與者和鼓吹者，或者成了它的受害者、批評者和反對者，沒有人可以逃離它的影響。我同時還提到，資本主義也將幾乎所有的國家捲入到自己的軌道中來，將國家變成了自己的附庸、代理人、協調者或管理者。
什麼意思呢？我想説的是，**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政府和個人的關係遠比19世紀馬克思主義學説出現的時代要更為複雜。**就美國具體而言，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繼續遵循資本主義的原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金錢也繼續影響着政治（通過政治捐款、遊説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腐敗），但這些是不是就是美國政治的全部內容？美國國家的命運和美國所有人的福祉是不是操縱在某一個或某幾個資本家的手裏？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資本主義者是如何結盟的、又是如何維持他們的政治結盟的呢？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有有力的研究來説明。
“政府和精英階層沒有改變現狀的意願和能力”一説也很有意思，值得探究。政府是什麼？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是國會，還是總統？“精英階層”也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有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現在還要加上科技精英、社交媒體精英等，他們中間並不是鐵板一塊。我感到，你的這個問題隱含了一個前提，即政府和精英是一個內部有共識的整體。這種情況在美國的早期也許是存在的。但現在是沒有了。為什麼呢？因為政府是靠選舉產生的，定期的選舉將不同背景的“精英”帶入到政府中來，很難形成一個統一的、固定的和長期分享共識的精英集團。當然，美國政治中有所謂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但建制派不止一家，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只是反對民主黨的建制派，他反對包括共和黨、媒體、知識精英、文化精英、政府官僚等在內的所有的“建制派”。造反有理，這是他能夠吸引眾多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我不否認美國政治中有“精英”階層的存在，而且也認為所謂的“精英”分享一種自視甚高的優越感和力圖維護其優勢的本能。但美國的精英不是永久不變的，他們並且必須依附某種體制而存在，不斷自我更新。政黨便是這樣的一種體制。在其他功能之外，政黨也在行使鑄造和延續政治精英的功能。**政黨的最大目標是贏得選舉，保證執政。所以在改革與守成之間，它必須做出選擇，顧及同時並影響選民的意願。但推動任何改變現狀的改革，都需要多方面的資源和力量，政治精英首先要在內部達成共識，因選舉所導致的變動給政黨內部的團結與忠誠的建構帶來極大的挑戰。這些是美國政治面臨的問題。
《文化縱橫》：您認為美國解決自身問題的最大動力在哪裏？可能會以怎樣的形式出現？
**王希：**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在一個奉行法治的國家，改變政府或公共政策的方式仍然是通過政治渠道。輿論監督、民眾抗議（包括社交媒體的發聲）都是一種表態，目的是對政治進程施加壓力，解決實質性問題還是需要經過政治程序，而不是訴諸暴力。按照建國者的設想，經常性的選舉可以吸收不同時代的選民要求，政府能夠做出符合民意的決策。但當選舉程序被政黨壟斷和高度工具化之後（《“美國實驗”與“美國民主”》一文對此有討論），改革的動力會被政黨政治消耗。這種情況正是當前美國面臨的困境。
“國會山事件”後，眾議院對特朗普進行第二次彈劾，迫使共和黨就自己與特朗普的關係進行表態，有可能引發共和黨內的分裂。分裂到什麼程度，是否會帶來一個新的共和黨或特朗普黨的產生，並不明確。但政治重組（political realignment）會是未來一段時間裏美國政治的一種現象，政黨重組則往往會為新的改革凝聚力量。這種情況在美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
19世紀50年代中期，因為奴隸制是否被允許向西部領土擴張的問題，民主黨與輝格黨構成的舊兩黨制被共和黨與民主黨構成的新兩黨制所取代。當時還有其他的黨，如一無所知黨、憲法黨等，但因為奴隸制問題特別重要，壓倒了其他問題，所以共和黨能夠將北部各派的力量統合起來，贏得大選，成為一個新的能夠活下去的大黨。1936年，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利用大蕭條危機，推動新政，藉機改造了民主黨，完成了20世紀美國歷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政治重組，奠定了此後民主黨的基本選民基礎。換言之，重大的國內、國際危機會給政黨重組帶來機會和動力。
現在的問題是：過去4年的特朗普政治是否對美國民主構成了巨大的、即刻的、現實的危機？特朗普政治的繼續是否會給美國民主帶來更大的危機？這是所有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美國人的回答與站隊將決定美國民主的下一步走向。
《文化縱橫》：據您觀察，拜登政府有多大動力來改變美國當前的政治狀況？
**王希：**1月20日，特朗普打破慣例，沒有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也沒有公開承認拜登的勝選。即便如此，拜登表示出極大的剋制，就任之前，就非常冷靜地選擇避免被捲入被特朗普死纏爛打的大選政治之中。就任之後，他專注利用總統行政權力，穩定民心，控制疫情蔓延，在國際上努力修復美國外交等。在眾議院第二次彈劾特朗普時，他言行謹慎，守口如瓶，不發佈個人評論。與此同時，他邀請兩黨議員到白宮協商如何制定緊急救助法案。從個人素質和執政風格而言，他與特朗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這些對解決危機和改善美國的現狀遠遠不夠。拜登如果要在重大問題上進行改革，包括經濟復甦、移民法改革、醫保普及、環保等，需要有國會的配合。
奧巴馬在2008年上任時，也是雄心勃勃，有一大堆改革計劃，但最後的成果十分有限，關鍵的一點是共和黨主導的國會不予配合。經過特朗普執政之後，拜登面臨比奧巴馬更難的局面，而他的權力資源也是相當有限。民主黨雖然在眾議院裏佔多數，但優勢不足三分之二。兩黨在參議院則是平分秋色，各佔50席，因副總統哈里斯可以在兩黨出現投票僵局時投下決勝的一票，民主黨才得以成為多數黨。從現在開始到2022年的中期選舉，對於拜登政府來説是關鍵，如果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經濟得到復甦，如果有幾項重大改革性決策能夠得到跨黨派的支持，如果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影響力和形象得到一部分的恢復，民主黨則有可能贏得2022年的中期選舉，保持多數黨的地位，這對拜登後半期的執政會有重大的幫助。即便特朗普希望在2024年總統大選時捲土重來，要想取勝也並非易事。
《文化縱橫》：美國處理對外關係一直存在兩種主張，在今天已經形成鮮明對立。您認為接下來一段時間，主導美國政策方向的，會是哪一種？
**王希：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兩者的對立很早就開始了。**孤立主義的外交思想是華盛頓在1797年卸任時提出的，終止於1898年美西戰爭時代，到20世紀初的一戰之後，為威爾遜的國際主義思想所取代。孤立主義在一戰與二戰之間有所回潮，但在美國捲入二戰和成為西方世界領袖之後就沒有機會重整旗鼓，直到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國第一”和“讓美國變得再次偉大”的口號，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得以死灰復燃。
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特朗普時代的孤立主義絕不是舊時孤立主義的重複或重演。美國並沒有完全退縮到孤立主義時代，因為退縮是不可能的。**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早在二戰之後就已經深深地嵌入在美國主導建構的世界經濟、金融、政治和軍事格局中，成為了一種世界利益。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最多是一種“卸包袱主義”，即儘量減少乃至擯棄美國所承擔的義務，不再當“冤大頭”，阻止“搭便車者”後來居上，本質上仍然是保持美國力量的強大與絕對優勢地位。這種思想其實早在奧巴馬時代就已經形成，在特朗普時代表現得更為透徹和魯莽。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其他任何總統，在21世紀都不會完全擁抱孤立主義，因為擁抱孤立主義、放棄全球化，無疑是一種外交自殺。
美國接下來如何走，現在難以預測，但一定不會退縮到孤立主義的路線上去。在國際上，我們已經看到，拜登政府做出努力，重新迴歸國際社會，力圖恢復美國的領導力，是否能夠成功，還有待觀察，美國關鍵還是得先處理好國內的問題。特朗普支持者的怨氣不是沒有理由的，需要嚴肅對待。如果特朗普的執政給美國留下了什麼遺產的話，我想，遺產之一就是它揭示和暴露了美國社會的深層問題，以極端政治的方式給了整個美國當頭一棒，讓美國人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都意識到這個國家面臨的內部困境。
《文化縱橫》：當前美國兩黨依然撕裂。未來，美國人還能否基於其憲法傳統，在重大問題上進行談判和妥協，最終形成共識並加以貫徹？這樣的模式還能延續嗎？
**王希：**兩黨撕裂是當前美國政黨政治的癥結所在，也是美國政治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特朗普之後，如何重建跨越黨派的合作，如何找到兩黨的共識，都是難題。我們知道，政黨政治是18世紀的制憲者們力圖迴避的，但後來卻成了美國政治運作必不可少的一種體制，已經達到不可撼動的地位。過去4年裏，以政黨劃線的極端政治表現得特別充分，特朗普要負很大的責任，但他並不是這種政治的始作俑者。可以説，**極端政治的發展、與“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對峙，是同時並進的。**新保守主義起源於1960年代，經里根的整合在1980年代形成聲勢。1990年代中期，共和黨主導的國會與克林頓總統的立法談判破裂，導致了聯邦政府的關門，此後極端政治便成為一種模式，跨黨派合作的機會越來越少，重大的改革立法更多的是以黨派立場來劃線。2017年，特朗普挾大選勝利之威，迫使國會共和黨人歸順於他，國會共和黨人因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不得不與特朗普站在一起，跨黨派合作的空間大大減少。**所以，恢復理性的談判政治，不光取決於拜登與國會之間的交往，更取決於兩黨內部的反省與權力重組。**拜登是一個議會政治的老手，有豐富的政治談判經驗，在重建共識方面，可以發揮相當的作用。另外就是參眾兩院的政黨領袖，他們如何想。他們是否願意看到另一個特朗普的出現，或是否願意以國家利益為重、形成一種新的“工作共識”幫助國家度過難關？我想説的是，創建新的“國內共識”將會是美國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任務，這不是僅憑拜登或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或任何一屆國會的議員的努力可以做到的，需要許多力量的共同努力，包括精英與大眾、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都市與鄉村、保守派與進步派在內。這看上去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創建共識正是民主體制的使命，也是“美國實驗”的主要內容。
在結束之前，讓我們再回到“國會山事件”。從1月6日上午11點到次日凌晨1點，我盯着電視，觀看了整個事件，從特朗普的演説到對國會山事件，到最後參議院恢復認證的過程。**作為一個研究美國曆史的人，這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機會。但這個經歷也帶給我很多的思想衝擊。讓我不止一次想起美國內戰和重建時期的政治。**在當天的事件中，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混亂，但也有一些令人感慨的時刻。譬如，國會大廈的一名警察在與一羣闖入者周旋的時候，非常冷靜地將後者引開，保護了國會議員的安全，避免了一個可能發生的更壞的結果——即闖入者將國會議員抓獲並進行懲罰。另外一個情形也讓我印象深刻，即騷亂結束之後的晚上，參議院立即復會，繼續認證大選結果，有的共和黨議員放棄了先前的立場，有的則繼續堅持，整個過程有條不紊地進行到結束。第二天，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説，當她看到參議院在騷亂結束之後恢復認證程序的時候，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淚流滿面，為美國民主逃過一劫而感到慶幸。
她的反應讓我思考許久，想到1860年大選之後美國分裂、進入內戰的情形。當時，美國面臨的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構性的危機，林肯主張自由勞動、反對奴隸制擴張，他的當選被南部蓄奴州認為是一種政治災難。南北之間的分歧被簡化成是要自由還是要奴隸制，妥協的空間全部消失，內戰不可避免。美國目前的面臨的危機也帶有結構性和綜合性的問題，但21世紀的美國不再是19世紀中葉的美國，聯邦政府不再是一個羸弱不堪的政府，經過兩個多世紀積累和發展起來的政治文明也不會被隨意摧毀。但美國人的確需要找到新的共識的基礎，需要為建立這種新的共識而努力，這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領袖和人民必須共同面臨的挑戰。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專欄特稿，由近期《文化縱橫》新媒體編輯部對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榮休)王希的書面訪談整理而成，在此向王希老師表示由衷感謝。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