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手工”打造疫情數據，不愧是“工匠日本”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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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有人説，“工匠精神”鑄就了日本的發達；然而今天，**“工匠精神”**似乎正在促成日本的落後。

　　在智能化和大數據如此發達的今天，誰也想不到，日本的疫情數據竟然是**“純手工”**打造的。

　　在2月17日的日本眾院預算委員會上，一名在野黨女議員向厚生勞動省提問，該機構是如何統計全國新冠患者確診人數的。

　　厚生勞動省健康局長正林督章回答，每晚過了12時，厚生勞動省的外包公司會從47個都道府縣官網上查找發佈的疫情數據，用眼睛一一目視確認之後，再手動輸入各地的病例數量，“用手算出”確診患者人數。

　　日本首相菅義偉也承認，從疫情至今，日本新冠疫情的數據統計一直都是手算，包括全國新冠確診人數、死亡人數、住院人數、新冠檢測等等一系列信息，一直都是靠手工作業。

　　這條消息，把不少日本人都看懵了，“手算”操作驚呆了一眾日本民眾，迅速成為日本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

　　“看各個自治體的官網，在紙上寫○＋○＝幾？”

　　“日本還在江户時代啊。”

　　“不會還在敲計算器吧？不會吧不會吧……”

　　“手算的話是不是得用算盤啊（笑）。”

　　一水相隔的我國吃瓜羣眾也被驚到了：合着非得放着新東西不用，捨近求遠才叫“工匠精神”？

　　鳳凰衞視駐東京首席記者李淼，在事後採訪了厚生勞動省，對此事又進行了確認，負責的官員表示，絕非捏造，純屬事實。

　　因為各地的疫情數據都沒有上報給政府，所以他們只能一一確認各地的數據，再一一輸入電腦，再統計出全國的數據，然後進行正式的發佈。

　　瞭解一圈以後烏鴉發現，日本人，對“手算”似乎真的情有獨鍾。

　　手算這種如此古老的計算方式，至今在日本很多領域都還非常普遍，比如説日本警察局。

　　統計犯罪數據時，用手算：

　　統計入室盜竊的手段，用手算：

　　統計各種犯罪行為，也統統都用手算：

　　除了厚生勞動省和警察局，日本很多行政機關甚至內閣基本也都用手算。

　　然而數據統計並不是日本這次疫情中唯一“復古”的領域，他們在新冠疫情數據的收集中使用的方法和設備，更是讓人瞠目。

　　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到去年的12月份，東京都政府收集新冠患者數據，都是依靠一種元老級的通訊設備——傳真機。

　　東京新冠疫情對策總部有2台傳真機，其實剛開始只有1台，隨着確診人數的增加，去年4月份才又購入一台。

　　這2台傳真機每天負責接收來自東京都內31個保健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發生報告”。每張A4紙寫有1名感染者信息，每天A4紙的張數，就代表當天公佈的東京新增確診人數。

　　傳真機每天能處理的確診信息是有限的，每台傳真機每天處理報告的上限是150人，2台的上限就是300人。

　　也就是説，東京的確診人數一旦超過300，傳真機就統計不了了……

　　所以，很多人懷疑，之前東京每天報告新增病例數不超過300，是不是因為傳真機最高就只能報出300.…..

　　除了設備落後，上報疫情信息的手續也異常繁雜。

　　感染者的信息需要層層傳送，首先要從醫療部門傳真到保健所，再從保健所傳真到都道府縣，最後再從都道府縣傳遞到厚生勞動省。

　　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員還得一一打電話詢問感染者的情況，用以分析感染路徑。

　　由於流程繁瑣，在東京都，一個確診病例從檢測到報告至少需要3天的時間，所以日本的疫情數據更新不及時是很普遍的現象。

　　這樣磨人的統計方式，連很多醫院也忍不住吐槽。KARADA診所院長佐藤昭裕説：“寫的潦草點的時候，有的字對方就認不出來，而且傳真過去，寫的字也會變淡，這種時候保健所就會打電話回來確診填寫的內容，這個很浪費時間。”

　　不光浪費時間，準確性也很難保證。

　　由於傳真機傳送過程不暢，期間造成了大量的統計重複或缺漏。東京都政府承認，2020年11月18日至今年1月31日，東京18個保健所共漏報了838例確診病例。

　　如此種種，都讓很多人驚詫：**這確定是發生在日本嗎？**堂堂一個發達國家，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搞不出一個像樣的疫情統計系統？

　　不過這倒是冤枉他們了。 

　　説到疫情統計系統，日本其實還真有一個。

　　疫情爆發以後，日本花了12億日元巨資打造了一個自己的疫情統計系統，叫HER-SYS，但基本上就沒啥卵用。

　　厚生勞動省官網

　　這個系統自去年5月份就開始在全國推廣，但據厚生勞動省官員反映，因為很多醫院覺得系統不完善，且數據輸入過於繁瑣，根本沒有大範圍投入使用。

　　？？？電腦操作能比手算和傳真還要麻煩？這得是什麼天才設計出的這系統啊……

　　除了落後的統計方式，日本發放補助金的方式也古老的一匹。

　　去年4月份，安倍在位時，下令給全體國民，包括在日外國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發放10萬日元（約6500元人民幣）的疫情補助金。

　　這10萬補助金，有兩種申請方法，分別是線上申請和線下郵寄。

　　線下郵寄的話，需要政府先給各户寄申請表，申請人填完內容後回寄，等政府審核。

　　因為申領的人特別多，寄來寄去很麻煩又耗時，還很容易寄丟，很多人都覺得上網申請更簡單快捷。

　　但是真正上手操作起來才知道，線上申請那才真叫一個麻煩。

　　線上申請需要要用到身份證，日本人稱之為My number****卡，但日本的身份證並不普及，全國大概也就只有15%的人才有，為了快點拿到錢，一大羣人又跑到政府辦My number卡。

　　但是辦這個卡從申請到拿到卡本身就需要一個月時間，很多專程跑去辦卡的人一聽到這個消息又氣到當場暴走。

　　那些持有My number卡的人，有一部分因為忘了最初設置的密碼又跑去辦重置。

　　就算所有都弄好了，到了網上申請的最後一步，繁雜的線上申請手續也令很多疏於電子操作的日本人望而卻步。

　　最終，由於網上申請資料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市政府最終停止了網上申請的通道，很多人最終還是不得不採取線下郵寄的方式來領取這筆補助金。

　　日本有1.26億人口，加上320萬外國人，每個人都要寄一份申請資料，所花費的人工費，就浪費了上百億日元。

　　假如日本政府已經實現了國民管理的電子化，那麼這次10萬日元的補助金，政府完全可以根據個人信息資料，分分鐘匯入每一位國民的個人或家庭賬號，根本不必如此大費周折。

　　但日本的數字化和網絡化，落下太多了。

　　自IT革命伊始，日本就慢了半拍。

　　很難想象，在IT概念被炒得火熱的千禧年，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也就是那位最近不斷“攤上事”的東京奧組委“前”主席）卻還不知道什麼是IT，在公開場合還大鬧烏龍，將“IT革命”説成“它（英文it）革命”。

　　儘管日本在20年前就提出數字改革，但現在上到政府，下到企業和個人，都仍在圍着紙質文件打轉。

　　“數字化轉型”在日本面臨的首座大山，是日本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

　　人們常説，韓國人一生無法迴避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而在日本，這三件事是死亡、税收和印章。只要是生活在日本，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離不開印章。

　　日本的印章，是古時由中國傳入的，並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被視作權威的象徵。

　　從19世紀60年代的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押印”**制度，印章開始被民眾廣泛使用。

　　經過這一個半世紀的發展與沉澱，印章，已經成為日本人證明個人身份的必備工具。

　　日本的印章制度分兩種，“實印”和“認印”。

　　實印是向政府登記的個人印章，公證、不動產買賣、簽約、設立公司、領取保險金都需蓋實印。

　　實印通常刻制着持有人的漢字全名，以區別其他個人印章，以保持其唯一性。

　　而認印上通常只有漢字姓氏，主要用於日常生活收發快遞、公司內部確認文件等非正式用途。

　　在企業活動中，簽訂合同、商業交易、行政審批……通通都要蓋上個人印章，以確認誰經手、查看以及審批了文件。

　　並且，蓋章的手法還另有説法，要時時注意有關“角度”的禮儀規範。

　　如果一張表格上有好幾處需要蓋章的話，地位低的人應該傾斜着蓋章，就像鞠躬一樣表示對位高者的尊敬。

　　地位越低，傾斜角度越大，為了準確蓋章，有些職員甚至會準備量角器……

　　現代科技已經如此發達，其實早就出現了可以取代物理蓋章的方法，比如説電子簽名。

　　但很多保守的日本人拒絕擁抱科技，選擇延續這種固有的習慣和文化。

　　然而，正是因為這枚小小的印章，給疫情中的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不便。

　　疫情發生後，雖説很多企業沒有強制要求到辦公室上班，並且提倡在家辦公，但是很多員工還是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風險，繼續回到公司工作，因為有些文件必須要提交紙質版並加蓋個人印章……

　　不得不説，印章是日本數字化進程中一個巨大的絆腳石，同時還有日本強盛的紙文化。

　　日本官僚偏好使用紙質文件，文件批准只認公章，年輕官員抱着文件到處找上級領導簽字蓋章的情景，幾十年來基本上沒有什麼根本的改變。

　　有人曾經評價，日本是依附在紙上的國家，紙於日本人之重要，就如葡萄酒於法國人一樣。

　　當世界進入數字化的“無紙時代”，日本的商業社會，卻仍然信奉着**“白紙黑字，蓋印確認”**這一套流程。

　　這就導致，除了銀行、郵局、保險公司等少數機構，日本大部分的經濟實體都在大量使用傳真機。

　　日本數字化水平落後，跟日本的**“印章文化”，“紙文化”以及“傳真機文化”**顯然脱不了關係，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自去年9月起，菅義偉新政府宣佈推行數字化，由中央政府機關帶頭號召企業進行“電子化辦公”。

　　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也準備在這方面大展拳腳——第一步是宣傳廢除印章，第二步是宣佈廢除傳真機。

　　不過根據日本官方統計數據，現在約有58.6％的家庭仍在使用傳真機，企業的傳真機使用率更高達90%以上，政府的“改革”毫無推動力，真的改不動。

　　日本政府這次推進電子化、廢除傳真機的操作，已經引發一場攻防戰，遭到了大批民眾的聯手“抵制”。

　　衝在最前線的是中老年人，因為他們不怎麼用電子郵箱，只相信紙面傳遞的信息，傳真機對於他們來説是最快捷、最值得信賴的溝通用具。

　　日本老齡化程度高居全球第一，65歲以上人口的佔比已經接近三成，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改革自然會遭遇極大的阻力。

　　首先第一關就卡在了政府內部層面。

　　早在2018年10月，日本自民黨就開始推進電子化辦公，但因年齡偏大的“資深”國會議員們不肯配合推行不下去，不得不中途放棄。

　　自民黨推行電子化辦公之後，文字資料換成了平板電腦。高齡議員由於不太懂平板電腦的操作，常常用手指頭戳來戳去，就差邊舔手指邊在屏幕上滑動了。

　　一會兒頁面翻丟了，一會兒閲讀速度跟不上，一個個叫苦連天，抱怨操作困難，最終有些只得作罷。

　　不光政府層面，企業方面推行起來也是困難重重，日本的企業制度其實在先天上就決定了與互聯網生態的格格不入。

　　這裏就不得不再次提及被不少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日本**“工匠精神”**，這種所謂的“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數字化落後的重要病因之一。

　　“工匠精神”在日語中表述為“職人氣質”，亦作“職人魂”，意即盡分守職的工匠所體現的與工作相應的精神風貌。

　　兢兢業業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確支撐了日本的製造業發展，但同樣造成了企業的自我路線束縛和企業內部僵化的處事思維。

　　當年成為產業立足之本的“工匠精神”，在互聯網時代已然脱節。

　　百年老店的垂而不死，新興產業的缺失，創業氛圍的稀薄，和日本的工匠精神不無相關。

　　互聯網革命意味着一系列經濟模式和體制的改革、商業策略創新和勞動分工流轉等等等等，但日本工匠精神從根兒上就是與這點相悖的。

　　日本的社會分工已經固化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長期以來，日本在用人方面一直採取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實際上的論資排輩制）。

　　在這種用人制度下，員工一旦進入某家企業，只要企業不倒閉，本人不嚴重違反內部規章制度，就沒有失業之憂。

　　但如果職工辭職重新就業，一般情況下都必須從頭開始，工資待遇不升反降，所以，日本企業的職工一般不會輕易辭職，企業也不輕易裁人。

　　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工作時間越長，熟練程度越高，年齡越大，工資就越高，與之相伴的是，在體制內越來越固化，越來越缺乏創新的能力和動力。

　　這種情況下，企業也不會有太高的積極性去導入新的技術和機制，反而是熱衷鑽研固有的那一套東西，“精益求精”，以至於企業缺乏活力。

　　日本企業通常實行層級分明，管理嚴苛的企業制度，説白了還是上個時代的那一套，顯然不適合數字化和互聯網的創新理念。

　　其實當年，終身僱傭制在二戰結束後，在日本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對日本經濟騰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隨着時代的變遷，經濟趨勢的變化，終身僱傭制已經成為日本信息技術發展的障礙。

　　在“電氣化”時代，日本曾領先全球，日企的技術研發、人力管理等等方面都完美適配“電氣化”技術條件，但要推進“數字化”，再固着於這套顯然已經行不通了。

　　在數字化時代，日本要真想從這樣的“先發陷阱”裏跳出來，他們那引以為豪的所謂的“工匠精神”，恐怕要先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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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車維漢：日本信息技術落後於美國的制度分析及啓示

　　日本通：因為要發10萬日元補助金，日本人最近有點不開心

　　梅巖：“數字廳”來了，日本數字化能否“跑”起來？

　　環球時報：電子化改革邁不動步 日本老了嗎？

　　徐靜波：日本社會IT化到底有多落後？

　　西北新聞：為什麼居家辦公的日本人還得天天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