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天津一中學老師被指攀比家長歧視學生 有感_風聞

作者：歐洲金靴

天津市津南區某中學班主任肖某某在教育學生過程中發表不當言論，稱往屆學生家長不是高官就是富商，這屆學生都是平民百姓，“你爸媽一個月掙多少錢，別怪我瞧不起你！”

這件事，貌似十分之“油膩”，但也相當令人淡然。

四十年來，曾經的「人民教師」似乎在一切向錢看、萬物皆交易的環境下，早已不是過去那種“無產階級人民教師”的革命姿態，在教育產業化、私有化、商業化的當下，越來越趨近於一種普通職業。

以2012年“八項規定”出台之前的時日裏某些景觀來看，每年的教師節曾經更是一度成為T制內蛀蟲大興奢靡之風、鼓動家長學生送禮獻媚的“油水日”。

不妨一猜，這則新聞裏以財富體量作為從教態度標準的女教師，不知平時在與家長就財富問題打交道時有無什麼捷越“動作”。同時，即便依照這位女教師的價值觀，又不禁想問她一句：你在家庭貧窮的孩子及其家長面前趾高氣揚，那麼想必在高權巨賈家庭的孩子家長面前必是卑躬屈膝、點頭哈腰咯~

——然而如此結果是，你歧視一般的貧困的家庭，可那幫特權富貴人家難道就會瞧得上你嗎？遁身一條階層等級固化、人人媚上欺下的鏈條中，看似某些場合趾高氣揚的你，被欺辱的時刻同樣不會少。

所以這麼看，或許又不僅僅要將過錯歸於這位口無遮攔的女教師一人。因為人是融於時代的，一個人的認知和三觀必定受到所處時代風氣與氛圍的影響。這位教師的眼裏之所以只有錢、只有以財富劃分學生的教育觀，那隻能是因為生長的某種環境給予了她這樣的認知。

所以某種程度上她也是某種環境下的“受害者”之一。

教育階級固化是社會層面固化之一部分，乃至是重要且扎眼的一部分，別的不説，就以當前每年網絡愛議的高考作文選題來看，發散性越來越強，其對課本之外的閲歷儲備和人生哲思的考驗力度是逐年加大。對考生的自幼成長容量、家庭教育、眼界和思維高度，已經在考試過程中公然形成鴻溝。

對鴻溝的隱性維護也在不知不覺中踐行。同一套教材、同一段十二年苦讀，就語文作文來説，同一個題目，權貴子女與貧困後代所創作的文字已經很難趨同。

這讓人不由得想起今天的夯戇，鴿子籠裏的孩子竟然連鴉片戰爭的歷史都不知道，而太平山別墅的子孫們卻侃侃而談薩特的存在主義和康定斯基的修養。可悲的是前者恰是上街鬧事、無腦反H的主力軍，而後者則自始至終笑看着山下混亂：他們自出生就是“世界公民”，其父母也早早在國外給自己家人留好了退路…

1980年，北京8所高校錄取新生家庭調查，20%是農民，25%是工人，15%是幹部，40%是專業技術人員；到1990年，北京錄取新生1.7萬人，幹部、軍人子女佔比已達78%，工農佔比僅佔21%。

今天，如果有所統計的話……

自歷史看，蘇聯為例。在1917年之前 ，俄國的學校是地主豪紳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宗教性 ，教育管理鬆散混亂。是十月革命 、準確的説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和蘇維埃國家教育委員會通過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關於國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員部關於將教育和教養事業從宗教部門移交移交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管理的決定》，第一次將受教育的權力下放到底層的工農階級。包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民教育事業組織條例 》、《俄羅斯各民族人民的權利宣言》這些法令，清除了教會、貴族和地主對學校的影響 ，快速推動了面向廣大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之後，蘇聯教育開始了某種“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維的衝擊，如1964年8月，蘇聯通過了《改變兼施生產教學 的勞動綜合技術普通中學的學習期限的決定》，把建立在8年制學校基礎上的中學的學習年限，由3年改為2年；蘇共第23次代表大會又強調“要把提高專家培養質量當做頭等任務”。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執行什麼樣的路線，就會決定了學校成為哪個階級的工具。蘇聯後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徹底改造蘇聯教育”的理念趨勢下，大批資本瘋狂湧入原本屬於蘇維埃國家機器管轄的教育領域。資本家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發展”這些從字面上看合理先進、但實際上是在強化蘇聯新生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育改革方案”。赫魯曉夫上台後，給學校提出一個新任務叫做“發掘和關心少年天才”；此後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知識，天才是現代每一個國家進步與強盛的最主要源泉”

列寧早在1917年就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裏，與其説是受教育，倒不如説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僕，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他們的安寧。”

在“改革”的春風吹拂下，連《真理報》也開始對資本趨炎附勢，專門以《深刻的知識是進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證》為題發表文章。《真理報》公然稱：“招收生產工人的結果不僅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造成驚人的淘汰率，而且實際上等於拒絕有才能的青年入學……”

既得利益者鼓吹的“知識仲裁”，不過是以“知識”“分數”自由競爭作為幌子，實質給資本、權貴子女大開方便之門，把底層勞動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

恩格斯過往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説，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蘇聯後期，既得利益者的子女有強勢的父母作為後盾，不僅可以上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還可以聘請家庭教師。據《文學報》透露，在列寧格勒的調查表明，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這種私人授課，一小時要索取5～10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個盧布的廣大勞動羣眾只能望洋興嘆。

資本湧入教育進而“市場化”的結果只能是兩極分化。至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蘇共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佔到了46%。高等學校已經變成了進入既得利益羣體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

“知識”，變成了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

這一點，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都看得很清楚，英國《蘇聯教育中的政治》一書就指出：這種“設立特權階級的學校”，是蘇聯“特殊階級明顯地企圖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羣眾孩子分開”，“把有特權目的的學校轉變為社會分化的學校”。到了1988年，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已經誕生了第一批由寡頭投資的私立學校，這完全違背了蘇聯部長會議頒佈的第1468號法令。

但是在蘇聯當時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人或媒體，對其提出異議。

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政府更是直接“攤牌”：1991年初通過了《企業活動法》，聲稱“開辦公司、股份公司和私營企業的任務之一是為滿足社會需要提供服務，而教育活動是為國民服務的重要形式之一，理應包括其中，可以和私營商業機構一樣註冊。”1991年5月，蘇聯中央政府和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政府，幾乎同時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門遞交的有關私人辦學的議案。

蘇聯部長會議做出的《私立學校組織程序與功能》，尚且規定私人辦學必須在當地政府監管下開辦等嚴格條款。但是俄羅斯方面製作的《關於俄羅斯私立教育機構組織程序及功能臨時條例》，則完全是另一個立場。它允許資本自由辦學，還規定各級權力部門嚴禁干預私立學校的結構搭建和教學內容設計。

兩個月後，葉利欽當選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其發佈的第一號總統令就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發展的緊急措施》，緊隨而來的，就是一大批私立教育機構的拔地而起。

教育作為原本的平民實現提升的最佳通道，突然被掐滅的後果，蘇俄已經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今天，教育市場化+學區房制度這兩把利劍更是幾乎刺穿了我國邊緣羣體融入大都市的夢想。以上海華某初中、蘭生復某中學等為標誌飄散着銅臭味的私立學校，被爆出曾明目張膽地“勸退”那些所謂“低質量家庭”

對這則新聞裏的女教師，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僅指責她一個人呢？她不過是時代的產物罷了。

令人無語凝噎的是，這老師看似“不正常”的言行，實際上充斥於社會千千萬萬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