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志一,《經行記》大食法、大秦法和尋尋法辨析,及摩鄰文獻訂正(轉載)_風聞
文渊紫光-2021-02-28 09:47
前言
西方大航海前的歷史,一直給人以超脱時代生產力的迷思。未定論的東西, 或許不好否認,但學術的態度,還是當面鑼、對面鼓的拿實證説話。
近年關於西方偽史與否的討論越發頻繁熱鬧,筆者在堅持西方“敍史”要明確斷代的思維下,開始着手查閲文獻資料,尤其一手的文獻典籍。
有心之餘,筆者關注到了《偽絕書》的內容節錄,於是按圖索驥、幾番審讀,實在感覺學術的路子很好,也很增長知識。
本文轉載自微信號老周的《偽絕書》系列,因其資料翔實,説服力力充分,故特轉載以與諸君博雅。
正文

停了很長時間,主要一方面是隨着挖掘的不斷深入,隋唐宋以後的史料越發的多了起來,我還想着學一學地理信息系統運用和數據處理方面的東東,再加上俗務纏身,其實想學想看的東西好多,感覺時間腦子都不夠用啊。我也不想為了完成任務數量而犧牲質量。
後面打算先回來把尼羅河的部分寫完。回頭看看,其實整個<滄海桑田>子系列都可以合併到<西域通略>的“地理志”部分去,因為都是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辨析西域史及西方偽史。
為此,需要對前文<尼羅河上的疑案(三)中國文獻'坤輿圖與經行記>中所引杜環《經行記》的“摩鄰” 的一些分析進行訂正和補充,順手又把以前挖過的大食法、大秦法和尋尋法的資料整理進來,單獨成一篇吧。
一、《經行記》中“摩鄰”文獻的訂正
先來看《經行記》中之摩鄰。為確保信息的完整準確,我們直接引杜佑《通典》的全部上下文:
“
大秦…… 或雲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雲:“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
杜環經行記雲:“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裏,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裏。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鄰國,在〇(秧/秋/㪍<孛夂>)**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
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邊防九
”
【】中為小字。這段是《通典》中“大秦”條的補充。這裏需要訂正的是“諸國陸行之所經”的斷句:很多解讀包括我自己以前[參4-8]都寫成“諸國陸行之所經也,胡則一種”,並將後面這一段都算作是對“摩鄰”的描述;但實則應另起一段,並寫為“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
也就是説,**“諸國”是指杜環從怛邏斯以西所經過的所有國家,這一段是對這整個一大片區域(從中亞直至北非)的綜合性總結。**這也是宋峴的《經行記箋註》[參1,3]所採用的斷句和理解方式。
這説明,直到杜環西行的751-762年,整個伊斯蘭教還處在對這片地區的持續滲透的進程中,成熟的伊斯蘭世界還沒有完全成型。
也可見摩鄰即是杜環所到達的最邊遠的地區,杜佑在摘錄時將這段總結陳詞一併收錄到了“大秦”條目之下。這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若是按前一種解讀,則要改字,要加“也”字,或將“山”改為“也”。而且也與前後文意銜接不是很順暢。按此解讀,摩鄰當是交通要道,但一個交通要道又怎麼會“少米麥,瘴癘特甚”呢?
同時,這也導致將這種不同宗教雜處的情形限定在了“摩鄰”這個實際上邊緣的地區,並誤以為摩鄰地曾經為“大秦”統屬。
二、大秦法即祆教
其實,行“大秦法”並不代表就是“大秦地”,就好比今天並非只有阿拉伯人信伊斯蘭教、並非只有印度人信印度教。
而且,**所謂“大秦法”,其實就是祆教!而根本不是西方偽史所説的“景教-基督教”!**祆教的發源地就是大秦,即拂菻(杜環杜佑觀念中的大秦即是拂菻,在今土耳其至歐洲東南部,見<大秦傳(二)>之詳細分析,後面<拂菻傳>還會進一步解析),這是史料明文所載的,其中杜佑《通典》當是離得最近的實錄,甚至可以説就是歷史現場的親歷者:
“
視正五品:薩寶 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祝詛。貞觀(十)二年,置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 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未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
——[唐]杜佑《通典》卷四十職官二十二
四庫全書(祆寫成了祅[yāo],錯別字啊
注意不是襖[ǎo])
大秦寺
貞觀十二年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元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 即於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
——[五代-北宋]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九
江蘇書局1884年-p0065
惟南宋僻處臨安,海道所通東南為近志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越西域未必親覩,其人然考《冊府元龜》載唐時襖教稱大秦寺,《桯史》所記廣州海獠即其種類。
——《四庫全書·史部十一·諸蕃志·提要》
”
《冊府元龜》我就不贅引了,跟《唐會要》差不多。
此後,北宋蘇東坡有一篇遊記,其中就提到“大秦寺”:
“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詩文略)… 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雲近官竹園往往有虎…(詩文略)… 是日遊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腳有授經台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蚤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蹟。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潭上有寺三,倚峻峯,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歸至,又明日乃至府。
——[北宋]蘇軾《蘇軾集·卷一》
”
還有考古發現的墓誌:
“
陝西博物館收藏的《米繼芬墓誌》,記載米繼芬**“其先西域米國人”**,配偶為“夫人米氏”。根據墓誌記載,米繼芬幼子“僧思圓,住大秦寺”……[參18]
* 大唐左神策軍故散副將遊騎將軍守左武衞大將軍同正兼試太常卿上柱國京兆米府君墓誌銘並序
* 鄉貢進士翟運撰並書
* 公諱繼芬,字繼芬,其先西域米國人也,代為君長**,家不乏賢**。祖諱伊西,任本國長史;父諱突騎施;遠慕皇化,來於王庭,邀質京師,永通國好。特承恩寵,累踐班榮。歷任輔國大將軍,行左領軍衞大將軍。公承襲質子,身處禁軍…… 永貞元年九月廿一日終 於禮泉裏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於長安縣龍門鄉龍首原,禮也。夫人米氏,痛移夫之終,恨居孀之苦。公有二男,長曰國進,任右神威軍散將,寧遠將軍,守京兆府崇仁府折衝都尉同正。幼曰僧思圓,住大秦寺……[參19-21]
”
米國是大月氏後裔的昭武九姓之一,地處當時祆教盛行的粟特地區,而且這可是同姓婚(最後一段會講唐律有關規定,當然這裏也有較少概率其姓都只是得自米國,或從夫姓,而未必就是祆教血緣意義上的同姓),還能咬着牙説是“景教”不成?(還真能,預設立場硬拗唄[參21]
總之預設“大秦寺”必須是“景寺”,然後就可以右腳踩着左腳上天自己證明自己了,這個粟特人他就必須是景教徒了……)
其實,這裏墓誌也寫得很清楚,這位米君是質子,他家在米國“代為君長”,那也是頭面人物,您一國的頭面人物會去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基督教裏面的一個小教派?還是説您基督教已經這麼生猛了?可為何那麼多西域求法的高僧沒記過?差不多同時代稍前的《慧超往五天竺傳》也沒有記過?
若看了這些白紙黑字的史料之後,還要在那説什麼“大秦教就是景教就是基督教的分支”的、説什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那還能叫客觀?
可見根本就沒有什麼“景教”——翻遍中國文獻,你能找到明末以前有“景教”二字的材料來麼?景教碑就是明末利瑪竇等人“發現”的,至於究竟是“發現”還是“發明”,呵呵,明眼人都知道。利瑪竇等傳教士偽造景教碑之斑斑劣跡早已昭然若揭,還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麼?
也別再説什麼“自己內部自稱景教”這等拙劣的謊言了,好歹去讀一讀景教碑怎麼寫的吧?那上面説一大堆的皇帝給您背書,落款“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然後整個唐朝的史料裏面卻見不到一毫毛的蛛絲螞跡?
——都不知道什麼叫“唐律嚴苛”麼?私藏天文書都要“徒兩年”,户籍都給你管得死死的,那高高的坊牆、晨鐘暮鼓的宵禁,別説上面摩尼教給你禁了,看你佛教不爽了照樣端,還能容你在京城眼皮子底下掛羊頭賣狗肉另起一個名號、還是打着歷代皇帝給您背書的旗號大張旗鼓的刻碑?《拆寺制》好好讀一讀?
有人可能會説,《經行記》中的“尋尋法”才指祆教,甚至會説“尋尋”就是“薩珊”的對音[參1,3,4,7],那你這是拿現代發音去硬套,乍聽起來好像勉強也可以認為是兩個“S”音的字——但“尋”字在唐代的發音卻應是“zǐem”或“zǐəm”呀:
這個發音在很多南方的方言中還有遺存,比如無錫、蘇州的方言,又比如湖南話中發音為“jíeng”或“jíen”(湖南話前後鼻音區別很模糊),“找東西”就常説成“jíen den xi”;在粵語中為“cǎm”,客家話是“cǐm”…… 這跟“Sassanid”哪裏有半點相似?
肯定還有人會拿尋尋法中普遍存在的內婚尤其是血族內婚制來作為其是祆教的證據——但事實上,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內婚制是祆教的專屬,我們之前<西域通略:條支傳-大食前傳(中) 條支本傳>和<西域通略:條支傳-大食前傳(下) 西方偽史的一個七寸>討論古條支時引用過的一些材料[參2]也顯示,在伊斯蘭之前的阿拉伯人也普遍實行着內婚制,但卻沒有證據表明彼時的阿拉伯人普遍信奉祆教,普遍資料[參2]都表示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崇拜,如太陽、月亮、風、水等等。所以,也可以認為,拜火教就是在某種這樣的原始自然崇拜的基礎上構建和發展起來的。
因此,內婚制大抵跟原始氏族部落的傳統習俗有關,它與拜火教同時存在於一個歷史時期,並不表示他們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聯或完全的相關性。當然,在拜火教傳播融合的過程中,一些這樣的傳統習俗被加入到教義之中而得到強化,不也是非常正常的進程麼?
沈福偉説,“尋尋”是阿拉伯人稱呼“異教徒”(Mulhidum)的俗稱 Zimzim,是對親屬通婚的祆教徒的貶稱,又進一步轉而成為對保留了濃厚的母權制風習的貝賈人[參8],他因而認定摩鄰在東非埃塞俄比亞——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若按此“尋尋”指異教徒,那也不表明其特指祆教徒呀?
艾周昌[參6]和丁克家[參5]則直接將 Zemzem 跟祆教徒劃等號,説是大食人對其的稱呼,但是我沒看到他們給出資料的出處,沈福偉其實也沒有給出[參8];我以“異教徒”、“祆教徒/拜火教徒”、“不信教(道)的人”等關鍵詞查詢,也未得到沈所説的 Mulhidum 和 Zimzim。再以 Zimzim 為關鍵詞,提示檢測到阿拉伯語,中文譯為“扎姆扎姆(Zamzam)”,大概有幾個意思:打雷或爆裂聲、喃喃低語聲、或燃燒時爆裂的噼啪擬聲、以及麥加的“滲滲泉”或“贊贊水”[參9-10],只有第三個還勉強跟“拜火”有些關係。目前我也在網絡上找一些人求證,看看現在當地是否有這樣的俗稱指稱拜火教徒的,暫時還沒有結論。
然後,我在《黃金草原》[參11]一書中查到滲滲泉的 Zemzem 的記錄:
“
波斯人……他們的先祖曾遊覽麥加。在聖殿附近按規定進行巡禮,以表示尊重他們的先祖亞伯拉罕,敬仰由他開闢的道路,牢記對其先祖的回憶。在波斯人種,最後一位朝覲者是薩珊,他是巴貝克的兒子和阿爾德希爾(巴貝爾的兒子)的祖父。這位阿爾德希爾是巴貝克的兒子,薩珊王朝中的第一位國王。該王朝就是根據這位薩珊而命名的,……
當薩珊到達麥加時,他完成了儀禮性的巡行並在易斯瑪儀井上喃喃地祈禱。宰姆宰姆(Zem Zem, Zam Zam)井之名也正是來自薩珊和其他波斯人的這些喃喃祈禱(Zam Zama)。這種形勢同時也證明了波斯人在該井上舉行這種儀式的頻繁性。所以,一位古詩人才可以説:
波斯人從最為古老的時代起就在宰姆宰姆井之上喃喃地祈禱
[參11]
”
這裏也只説了波斯,沒説拜火教。而且,我對《黃金草原》這本書是持高度懷疑的態度的,這又是一本大部頭,還號稱是殘卷,不及原書的什一,又是一個號稱“阿拉伯的希羅多德”……(老實説現在看見這名字就想吐)…… 但是,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漢譯本是從法文版轉譯的,那我們首先就得問問這中間會不會被動手腳?經過西方人之手,甚至手稿都不敢叫人完全放心,畢竟三千年五千年的莎草紙都造的出來的不是麼?這跟我們之前用過的《道里邦國志》不同,至少那本的譯者宋峴好歹是阿拉伯語專業出身,而且從他的註釋來看,他是看過手稿的,而且《道里邦國志》是為了方便統治者收税而記錄的地理信息,有政治經濟上的實用價值,其中很多地名都可以在中國的文獻乃至今天留存的地名中找到對應線索,所以是“可驗”的,內容上大抵也就是一本小冊子,並非大部頭。
而《黃金草原》,拋開法國人動手腳的可能性不説,這書開頭大段大段的就都是《古蘭經》和《創世紀》中的橋段,當神話傳説可以,當信史?而且説實話文學性也就那樣,其中常常充斥着大段大段很華(囉)麗(嗦)的描寫乃至毫無合理依據的大段對話、演講,比如亞歷山大死時30個人發表的致辭,敢問您那時候哪來那麼多書寫材料去記這些贅語?就從上面那一小段滲滲泉的描寫,即可見其記述方式的累贅和低效(還有錯誤,可以甩鍋給翻譯)。至於其中大量動輒在位時間300年500年的誇張年表幾十年的也基本都是整數、還有一些敢直接跟中國歷史對線的段落,以後再扒,感興趣的同學也可以自己去看看。
不管專家們再怎麼努力抻,也不敢聲稱伊斯蘭時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有史學、也只敢稱761年之前為“萌芽期”(又是在造紙術西傳之後)[參12-15]、915年泰伯裏之後才敢號稱“成熟期”[參13,14,16]。《黃金草原》號稱成書於943年[參11],以質量來看,也枉稱“成熟”。可以説,之前的歷史,一片混沌,僅是一些口頭傳説的故事。
同樣,專家們也無法否認,伊斯蘭世界的史學,其源頭就是《古蘭經》及其聖訓學,這樣的內容你能當信史?若能,就別整天嗶嗶夏朝、黃帝的事情了唄?尤其是像《黃金草原》這樣的“通史”其產生的背景如何呢?
“
因此,穆斯林對各國的歷史、地理知識日益豐富,歷史研究的領域更加廣闊。編年通史或紀事本末通史便應時而生。歷代哈里發為了炫耀自己的業績也激勵歷史家去編寫通史。阿拔斯王朝後期,阿拉伯人的歷史著作浩如煙海,今舉塔巴里、麥斯歐迪和伊本·阿西爾三個影響較大的歷史家。[參12]
(阿拔斯)王朝後期,隨着學術文化的高度發展,各種史料經過大量蒐集整理,已具相當規模,史學研究達到空前的水平。伊斯蘭各學科的學者也重視歷史研究,清真寺和宗教大學開設歷史課程,加速了史學的普及和傳播。**王朝歷代哈里發為了炫耀自己的業績,獎掖史學家去編寫完備的通史。於是,編年通史或紀事本末通史便應運而生。**這一時期著名的史學家有葉爾孤白(?一891)、白拉左裏(?一892)、泰伯裏(838一932)、麥斯歐迪(?一957)、伊本·艾西爾(1160一1234)、伊本·赫裏康(1211一1282)等,他們的著述代表了伊斯蘭史學的最高成就。[參17]
”
為了炫耀功績、為了政治利益、或者為了獎勵,以這樣的目的去“編寫”出來的“歷史”,又能有多少客觀真實性呢?
在《舊唐書》中,波斯胡人是聽到“獅子人語”,現在的版本就升級成了“天使吉卜利勒”還有名有姓的了;“劫奪商旅”變成了高大上的“聖戰”;黑石明明是後來移出來的,現在版本成了幾千年前的易卜拉欣修天房時受天使啓發而發現的了…… 同樣,杜環《經行記》中所載:
“
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邊防九
”
怎的,那時候“大食法”還飲酒的哦,豪飲,這可是杜環親眼所見,連“尋尋蒸報”這樣內闈的事情都準確記錄了,豪飲之事還能有差?那麼,有關禁酒內容的《古蘭經》版本又是何時、因何理由而出現的呢?為今人所熟知的伊斯蘭教真正完全成型的時間又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可見,僅相對於當時來説近在眼下的近代史、當代史,都不可避免的經過了大量的層累和包裝,那麼那些時間跨度幾千年的所謂“通史”,還能有多少可信度?有多少編造的內容?
故此,我也不會以此為據,去引證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波斯人(非安息人)跟大食人同源於古條支的”的結論。我不能説這些書絕對毫無價值,比如這個滲滲泉就是客觀存在的,但使用必須慎之又慎!
回到主題,再看下“滲滲泉”:
“
滲滲泉(拉丁文 Bir Zam Zam)阿拉伯地理名稱。中文有時音譯為“札目札目”,是位於沙特阿拉伯王國麥加聖寺內克爾白天房東南側的一眼清泉。因歷史久遠,傳説甚多,故有“聖泉”之説,是穆斯林朝覲期間必到的一處聖地。Bir Zam Zam 是阿拉伯語音譯,其語詞原意為水流聲。
……
沙特阿拉伯屬熱帶沙漠氣候,終年無雨,水資源急缺。滲滲泉地處麥加河谷地帶,水源豐沛,水質甘冽,故十分有名。相傳,伊斯蘭興起之前2000多年的公元前16世紀,阿拉伯人的先祖易卜拉欣將自己的妻子哈哲爾和兒子易斯瑪儀拋棄於麥加河谷,母子飢渴難當之際,易斯馬儀用雙腳踹地,一股清泉應運奔湧而出,此即**“滲滲泉”**。
“滲滲泉”歷史上曾被多次填平毀滅,先知穆罕默德誕生之前,其祖父阿卜杜勒·穆塔利布追尋原址重新挖掘,使其再現,延續至今。穆斯林堅信“滲滲泉”為造物主所賜,福澤無限,故赴麥加朝覲時不僅開懷暢飲,還常帶回作為珍貴禮品贈送親友。
[參9]
The name of the well comes from the phrase Zomë Zomë, meaning “stop flowing”, a command repeated by Hagar during her attempt to contain the spring water.[1] (井的名字來自 Zomë Zomë,意為“停止流動”,這是 Hagar 在試圖遏制泉水時重複執行的命令。[1])
^ a b c d e “Zamzam Studies and Research Centre”. Saudi Geological Survey.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June19, 2013. Retrieved June 2, 2014.
[參10]
”
你看,僅僅一個名字的由來都沒個定準,這不就是神話傳説麼?中國這樣的民間故事一抓一大把,也都能拿來當信史?而且,如果 Zemzem 是一個與指稱“聖泉”有關的詞彙,大食人又會拿來做對拜火教徒的貶稱?
再者説,波斯祆寺改大秦寺是在天寶四載,怛羅斯之戰杜環被俘是在天寶十載,杜環作為一個在邊事上掙討功名的人,怎麼可能對此毫無概念?而杜佑《通典》中前面剛寫了波斯祆寺改大秦寺,後面就不知道大秦法是祆教,這邏輯還有誰?
同時,由於唐代社會嚴格禁止同族、近親甚至同姓婚姻:
“
唐律規定“諸同姓為婚者者,各徙二年。緦麻以上上,以奸論。”所謂“緦麻”,是喪服五服中最輕的一種,指較為疏遠的親屬或親戚,如高祖父、曾伯叔祖父母、中表兄弟等。也就是説,唐朝法律不僅規定同姓不得結婚,而且如果近親結婚也要以犯奸科。唐李回為建州刺史,因“取同姓女子入宅”及其它事,被仇人鍛成大獄,貶為撫州司馬,最後在貶所死去。這是唐代“同姓不婚”的顯例。另外,唐代曾任餘杭太守的張守信,欲將自己的女兒嫁與富陽尉張瑤,後因人提醒,及時制止了這樁“同姓”婚姻。而任漢州雒縣縣令的李逢,也差點娶了蜀中望族李札之妹,後亦因“同姓”而終止婚姻。可見“同姓不婚”觀念在時人中之流行。[參18]
”
即便是中國周邊的一些遊牧民族,婚制上比較隨意,但也“然不婚同姓”(《舊唐書·西戎·党項羌》),最多是收繼婚,而非血族內婚,這跟西域胡人可也是不同的。
這一方面導致入華的粟特人等長期保持着內部通婚的習慣(粟特人同族之間,倒也不一定是內婚,這個對拜火教來説當算功德而非必須的義務),而唐朝對於胡蕃的管理又多采取內部自治的政策,導致外人通常難以窺見其內部的組織形態和風俗習慣,加上人數相對來説本就不多,一般人也就很難察覺和關注到這些事,從而不會直接將祆教和內婚制度直接聯繫起來——仔細去讀《周書》《北史》《舊唐書》等其中的描述,其實會發現行文也並沒有直接將火祆教跟內婚制直接等同的;另一方面,來華胡族也要適應中國社會,要麼保持低調,明裏一套暗裏一套,如1955年冬在西安西郊大土門村發掘的晚唐蘇諒妻馬氏巴列維文(Pahlavi,或譯作婆羅缽文、帕拉維文)與漢文雙語合壁墓誌,就是漢文顯示異姓,而巴列維文據日本著名伊朗學家伊藤義教認為馬氏是蘇諒的女兒[參18](如否,則更説明其已經大幅漢化,在漢地殊難見到實行內婚乃至血婚的祆教風俗)…… 要麼就是隨着同化開始與漢人通婚,“原本崇尚‘納母及姊妹為妻’的祆教,在入華以後,自是很難實行這種‘聚麀亂倫’之婚”[參18]
“
所以中國文獻對胡人“烝報”的惡俗,全部都是記境外之胡,至於入華之胡,並無其事。[參18]
”
直到元代,這種觀念上的衝突才導致元俗文學作品中出現“火燒祆廟”的用典[參18]。
因此,杜環杜佑是不太可能一早就知道祆教跟內婚制之間的關係的,試圖用“尋尋”的記錄來證明別有一個“大秦教”,只能説是預設立場、斷章取義、強行認定。
考慮到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時代之前也普遍存在內婚制,且這又正是伊斯蘭教所進行的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所以,尋尋法也就多半指一種保留了原始內婚制度的氏族部落傳統。尋遍中國典籍,還能找到另一處有關“尋尋”的資料麼?
也許,祆教源自大秦(拂菻)之説是不確的,但至少,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裏,杜環也好杜佑也罷,都只有“祆教=大秦法”的概念、而沒有一個多出來的所謂“景教大秦法”!
以上這部分“祆教-大秦法”的內容主要是為了更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杜環的《經行記》,為後續的分析做鋪墊。關於祆教、大秦法、大秦寺和景教碑、“經教”等問題的更多的內容,以後再繼文深入探討。
參考資料:
[1] [唐]杜環.經行記箋註[O].宋峴(譯註).華文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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