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慶 | 互聯網上有學術生活的潛能嗎？——2020年線上學術體驗有感_風聞

2020年給許多人帶來了恐懼、頹喪和憂慮。但在作為辯證主義者的我看來，其中不乏積極性。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禁足在家本身就令人不安。但對於學人來説，學術工作本來也要求長時間足不出户的覺悟，疫情只不過讓這種覺悟變成了剛性的義務。因此，即便時常聽到各種傳言，我的情緒波動卻並不大。即便一年以來被各式各樣的社會管制所擺佈，但生活的總體軌跡也沒有什麼改變。唯一值得多談的，是關於互聯網學術生活的全新經驗，以及對這種經驗的一些思考。

這一年，在線會議的普及，讓學術交流和課程講授成了更為新鮮的體驗。就授課來説，在線的方式雖然缺了臨場接觸的“親在”體驗，但知識傳遞的效率卻異常地提升了，以至於更多學生表示，在線網課比線下課堂教學更有“幫助”。其實，這是因為課程的“主權”部分下放到了學生手裏。在線上課程裏，教師只是作為知識的中介而出場，不再具有講台上的絕對權威。對學生來説，相比起線下課堂，線上課堂多了許多“選項”：他們可以通過錄播的方式返回課程複習，可以在聽課時做別的事情，可以隨時關閉音視頻，假裝在線……由於身體的不自由而激發出來的技術保障，似乎反而催生了新一代人在面對知識時的更為自由的選擇態度——儘管並非所有人都具備足夠的能力，可以區分哪些知識值得吸收、哪些不值得。

線上知識傳遞的爆炸性發展，讓青年人在短時間內獲得了“自由選擇”的“超市體驗”。我本人也不例外。在整個2020年，我使用騰訊會議和其他在線會議程序、直播程序進行學術交流的時間，顯然遠遠多於過去靠四處遊走參加學術活動的時間。許多精彩的講座、課程對外開放，我只要有時間就會去蹭聽。當然，這種可選擇性也會讓參與學術活動變成一種“表演”。在從屬於“經驗史”書系的新書《中國人的義氣》出版後，我配合出版社的宣傳工作，做了好幾次“直播帶貨”。在面對鏡頭時，我發現自己正在假想出一個“鏡像自我”，並試圖將這個被我自己不斷凝視的“自我”投射向其他在線觀看者。相對於過去的臨場表達，直播者在觀眾席裏多擺置了一個觀眾，那就是“自己”。事實上直播是一種藝術表演，被製作的乃是一個假象化、觀念化的“我”的視像。與通常的表演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可以時刻作為觀眾，藉助各種技術手段來調整、管理這個“作品”的姿態、表情和美學效果。在這方面，同為“經驗史”書系的作者並參與了系列直播的學者羅雅琳，也有着類似的思考，可參見她的文章《直播：自我意志的微小勝利》（《天涯》2020年第6期）。

除了線上講課和直播，線上會議也給我帶來了一些思考的契機。2020年，我先後參與了多個學術單位組織的大型在線研討會，如廈門大學張曦教授組織的“從柏拉圖到尼采：西方倫理思想”在線系列講座、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範勁教授組織的“文學的世界系統”青年學者會議、《藝術學研究》編輯部主辦的“從古典到現代：美、感性、模仿三大概念的歷史縱深”論壇、《文藝研究》雜誌社與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合辦的“藝術與真實——第一屆藝術學理論前沿論壇”，等等。為了在這些不同領域的會議上有效地發言，我每次會議都準備得要比線下實體會議更為充分，消耗了大量精力。有時，為了很好地準備一次發言，光PPT就得做上一週，以求在規定時間內清晰、完善地向廣大線上聽眾呈現自己的觀點。

事後，我也會反思自己這種心態的原因。也許，除了在線會議自帶“自我凝視”的表演性約束外，還因為一種柏拉圖式的憂慮在隱約發揮作用。在《斐德若》篇裏，蘇格拉底講述了古埃及太陽神和智慧之神的一次關於文字的對話，其中提到，文字一旦被寫下並流傳出去，相比起面對面的口頭言辭來説，其表意機制會大相徑庭，其意義也會遭到不可避免的流失和扭曲。顯然，我們時代的在線會議、在線講座，也會遭遇這種困難：我們不知道網線的另一端正在觀看我們自己發言的人究竟會是誰，自然也就無法把這種臨場言説視為真正的臨場言説，即至少可以明確大部分在場聽眾之身份和聆聽反應的那類言説。無法準確獲知聽眾的身份和反應，而只能通過個別“彈幕”和自我凝視來調整發言狀態和方向，這樣的體驗與其説是臨場演説，不如説是“書寫”。寫作一篇文章，就要考慮到自己言辭可能遭遇到的意義流失和扭曲，從而更為注意去語境化後還可能保留的修辭意義和話語效力。當然，我們也可以無視這種現實的干擾，“我手寫我心”。但我相信，更多人的選擇，是在技術層面儘可能調整表達方式，確保特定讀者獲得特定的意義。因此，在線的學術交流，也就註定要比線下的更為拘束、嚴謹且觀點明確，形式感也就越重。也許，如果以後線上會議繼續作為學術交流的主要範式而延續下去，我們的學術態度會大有改變。一方面，我們的觀點的出場方式會更加書面化、形式化；另一方面，新鮮的態度和針鋒相對的現場氣氛則會大大淡化。“語言”的文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悄然朝着文字的、甚至是視覺的文化滑動。

在2020年，我本人系統組織了三次線上學術活動。一次是和一家人文知識生產機構合作舉辦的名為“知識與生活”的青年學人系列講座，請來十多位學者，就各自的領域進行報告交流，並進行了線上直播，為時長達兩個月，很受好評。另一次，是《先進輯刊》的幾個老戰友聚在一起搞的“本來讀書會”，討論“雅集”延伸出來的政治史和藝術史問題。最後一次，是2020年12月在《探索與爭鳴》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支持下舉辦的“全國優秀青年學人年度論壇”的第四個專題，名為“文明史意識與當代青年文化”，邀請到了含我在內的七位學人，圍繞當代青年的思想走勢和生存困境，結合中西方文明發展大勢的線索，展開了各具特色的討論。線上形式讓許多因為畢業或工作調動而星移雲散的老朋友得以輕鬆地再度相見，互通有無，這顯然是非常積極的一面。但在會議完結後，我又有了進一步的困惑：缺乏現場體感的溝通，似乎和在期刊雜誌上的“筆談”也就沒有區別了。如果人僅僅作為思想而在場，而不是作為肉身，那麼人之為人的意義又在於什麼呢？這個問題可能對於學人來説並不構成問題——我們有時對別的學人的欣賞，僅僅集中在對其學識的欣賞層面。然而，這也就意味着，學人很有可能將繼續朝着純粹的“知識人”變遷，“生活”將不再值得在場。那麼，“知識與生活”這類試圖挽救二者關係的討論，很有可能將不再具有意義。

這些杞人憂天的想法，或許將在未來被視為笑談。但無論如何，面對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方便，我還是會嘗試進行一種“科幻”想象：如果沒有這種技術，如果沒有這些變化，我們的生活又會怎麼樣？這裏我必須再度回到授課的話題。2020年，我不僅進行過線上授課，還上了一學期的線下課程。這些課程的經驗讓我覺得，至少有這樣一些東西，是再現技術所註定難以原樣再現的，那就是學生當場爆發出的笑聲和掌聲。我認為，這種質感的基礎，並不是單純的“身臨其境”，而是另一種和本雅明所説的“講故事的人”羣體關係密切的古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