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艾美獎紀錄片，把孩子們重新獻給死神丨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3-01 14:14
新冠疫苗問世了，打還是不打，許多人糾結於疫苗的“副作用”；反觀疫情肆虐，人類束手無策的時候，人人都在祈盼疫苗快些問世。這種矛盾的心理，或是過去幾十年中人們對疫苗接種的懷疑、忽視、抵制、恐懼心理的延續。
二戰後，疫苗的廣泛普及拯救了無數生命，為人類帶來預防致命疾病、健康生存的希望。然而，過去幾十年，人們開始質疑疫苗的效用和接種的必要性，導致全球傳染病發病率急劇上升。今天這篇文章詳細還原了半個世紀前開始的、圍繞百日咳疫苗的爭議，講述了反疫苗組織的興起和第一次“勝利”。毋庸置疑，這“勝利”是豁出千百萬兒童的性命，令他們面臨死亡的威脅而得到的。
撰文 | Michael Kinch
翻譯 | 金燁
背景知識：關於百日咳
百日咳是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發病症狀一開始與普通感冒無異，但是很快就發展出一陣又一陣劇烈的咳嗽聲，並伴有獨特的“嗬嗬”聲，還常常會使患者無法控制地嘔吐。這些症狀會持續數月，從而贏得了“百日咳”的綽號。嬰幼兒是百日咳的最大受害人，尤其是不到三個月的嬰兒，致死率可高達80%。
儘管14世紀就有了關於百日咳的明確記載，但直到1906年，科學家才分離出引起這一疾病的百日咳鮑特菌（Bordetella pertussis）。此後幾十年，針對鮑特菌的疫苗幾乎毫無進展，到 20 世紀 40年代末，百日咳的發病率始終很高，每年有超過 10 萬 新病例出現（有時候人數會更多）， 每年有5000~8000 名兒童陸續死於這一致命疾病。
最終，三位傑出的美國女科學家（珀爾·肯德里克、格雷絲·埃爾德林、瓏內·戈登）研發出全細胞百日咳疫苗，並結合白喉類毒素、破傷風類毒素，提出三聯療法，即我們今天熟知的“百白破”（DTP）疫苗。二戰結束後到九十年代中期，百白破疫苗一直保衞着所有嬰幼兒的健康與安全。
震驚全球的一針
百日咳的流行性和致命性意味着任何針對它的疫苗都會在醫學界大受歡迎。然而，1973 年英國兒科醫生約翰·威爾遜在英國皇家醫學會的一場演講改變了整個情況。他在演講中指出，接受百日咳疫苗接種的一些兒童會突發高燒，然後出現癲癇症狀，之後還會陷入昏迷，產生永久性腦損傷，甚至死亡。在這之前，該疫苗幾乎沒有出現過任何負面作用，更不用説造成身體損傷。威爾遜的研究雖然尚處於初步階段，卻聲稱百日咳疫苗和神經損傷有明確的聯繫。
威爾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倫敦富裕的布魯姆斯伯裏區。這一社區羣星匯聚，包括備受矚目的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弗吉尼亞·伍爾夫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還恰好居住着大量的醫學界和法學界精英人士。有關這個著名社區中兒童得病的研究報告給了英國小報危言聳聽的機會。威爾遜多次在電視演講中煽風點火，嚴正告誡家長和醫生不要使用百日咳疫苗。
在這項英國的研究發表一年之後，日本政府公佈的一份綜述引發了進一步的恐慌。政府已經規定，所有兒童在三歲前（入學後的幾個月內）必須接種全細胞百日咳疫苗。百日咳發病率由此出現了顯著的下降。1947 年，每年幾乎有兩萬名兒童死於百日咳；到了 1972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零。1974-1975 年冬季，有兩個備受關注的嬰兒死亡病例被記錄下來，他們均在接受 DTP 疫苗接種後的 24 個小時內死亡。這些死亡悲劇被飢不擇食的媒體不斷放大，結果導致的騷亂不得不讓政府暫停了疫苗接種，併成立了研究小組來分析問題。經過集中調查之後，委員會建議恢復疫苗強制接種。然而，家長們開始忽視這一強制措施，同時，百日咳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上升，到了1985年年底，每年約有超過 40 個死亡病例。作為回應，日本政府要求製造新疫苗，將與全細胞疫苗有關的副作用減少到原來的 1/10。
在許多發達國家，憤怒的家長們（尤其是那些有足夠的經濟手段，也有足夠的激情將情緒化為實際行動的人）開始組織反疫苗運動，強制兒科醫生停用疫苗。隨着關注度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家長拒絕讓自己的孩子接受 DTP 疫苗接種。英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疫苗接種率驟然下降。結果百日咳感染率反彈了，1978-1979 年，僅英格蘭一地的感染就超過每年 10 萬例。儘管抗生素干預療法提供了救治機會（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醫生無法實現的奢侈療法），每年仍有幾十名兒童死於百日咳的魔爪之下。
1982 年 4 月 19 日，席捲日本和英國的反疫苗風暴跨越大洋，來到了美國。當時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電視台 WRC-TV 播放了一則特別報道，題為《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種輪盤賭》（DTP: Vaccine Roulette）。這部紀錄片由當地記者莉·湯普森一手策劃。她講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用無數鏡頭展現看着自己的孩子飽受折磨而無能為力、苦苦掙扎的父母。這部危言聳聽、大肆宣傳的紀錄片在被稱為“調查周”的一段時期內播出，這是尼爾森等收視率服務機構確定受眾規模的關鍵時期，能夠影響當地電視台收取的廣告費。WRC-TV 製造出這部紀錄片就是放手一搏，結果大獲成功——他們的收視率非常高。就在紀錄片播出之後，電視台的電話響個不停，因為一些家長對自家年幼孩子的安全憂心如焚。根據一位事件記錄者塞思·姆努金的記載，電視台“向來電者提供了其他來電者的電話號碼”，由此凝聚起了草根運動，並且快速發展起來。
紀錄片中家長們表現出來的心痛是情真意切的，但是片中對悲劇故事的報道過分簡化，沒有科學根據，帶有偏見，並且對 DTP 疫苗有不實暗示。根據塞思·姆努金在對該疫苗深入研究後的記述——《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該紀錄片是基於不完整的數據分析完成的，而且引述的內容都高度剪輯過。在之後的一篇文章中，姆努金還引用了美國兒科學會一位官員的話，後者説：“湯普森會反覆問同一個問題，但是每次都稍微有點兒不同，顯然是為了引導你給出符合節目語境的回答。”保羅·奧菲特在自己的著作《致命選擇》（Deadly Choices）中進一步揭示，莉·湯普森會有選擇性地陳述她想要展現的細節，給毫不知情的觀眾真假參半的信息，用不完整或者不精確的數據進行操縱。這種問題常常在監督醫學研究的科學同行評議中被指出，然而，對媒體來説不存在這種客觀的、用證據支持真相的限制。
儘管缺乏醫學和科學可信度，紀錄片《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種輪盤賭》還是廣受好評，莉·湯普森還因此獲得了艾美獎。隨着這部紀錄片產生轟動效應，一個延續不斷的連鎖反應發生了，它的影響已經遠超過華盛頓特區當地的疫苗市場。全美國的家長們很快紛紛產生了同樣的恐懼心理，就跟英國人在 10 多年前的反應一樣。在更喜歡訴訟的美國，隨着針對大部分 DTP 疫苗的主要生產商的集體訴訟不斷增加，律師們成了最大的贏家。
選擇性過濾信息不僅限於這部紀錄片。有人用同樣的手段選取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出版了一本暢銷書，還創立了反疫苗倡導小組，我們在下一章中會詳細講述。就在滿是危言聳聽的地方電視節目轟動一時之後，哈里斯·庫爾特博士和芭芭拉·洛·費希爾成立了一個組織，組織的名稱聽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美國）國家疫苗信息中心（NVIC）。這一非營利性組織放大了無事實根據的報道，而這些報道來自迅速興起的反疫苗運動。
1985 年，NVIC 的兩位創始人出版了《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針》（DTP: A Shot in the Dark）一書，書中聲稱疫苗是各種神經性損傷的主因，包括慢性腦病、癲癇發作或者一種當時尚不明確的疾病（如今被稱為孤獨症）。儘管庫爾特和費希爾缺乏科學或者醫學資歷，這本書仍然賣得相當好，因為其中的逸事和有關小兒神經損傷的令人心碎的描寫都是精挑細選而成。此書暢銷一時。許多讀者接受了這本書的觀點，儘管它並沒有傳達客觀的科學或者醫學信息。人們的恐懼情緒逐漸加劇，而許多醫生都沒有意識到這點，也沒有事先做好足夠的準備（接受培訓或者收集客觀事實）來回答 DTP 疫苗相關的風險和好處等複雜問題。這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對公共衞生產生了可怕的影響。
受到電視紀錄片和書的影響，公眾對 DTP 疫苗越來越憂慮，這使得美國和英國政府及公共衞生官員不得不直面圍繞 DTP 疫苗安全性的問題。為了應對這一騷動，1986 年 11 月 14 日，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簽署了《（美國）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案》。這項新法案規定，有威望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要對百日咳疫苗的安全性進行全面分析。一個由優秀調查員組成的無黨派特派小組展開了一項為期 20 個月的調查，評估所有相關醫學和科學文獻，仔細審查百日咳疫苗（以及風疹疫苗，我們會在下一章講述）。他們的審議包括一系列研討會和公眾集會，目的是收集所有的相關數據，並以一種透明的方式來反駁可能還會出現的帶有偏見的指控。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綜合性研究總結報告發表於 1990 年，該報告完全否定了 DTP 疫苗和孤獨症、腦膜炎、慢性神經損傷、痙攣及許多其他潛在副作用之間的關係。報告的概要第一行是這樣開頭的：“除了清潔的用水之外，沒有一種單一干預手段能夠像疫苗的廣泛使用那樣，對減少兒童病死率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報告宣稱“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 DTP 疫苗和質疑疫苗者鼓吹的大量副作用之間有着直接的因果關係，包括慢性神經損傷”。儘管如此，報告確實提到全細胞百日咳疫苗在極少數情況下可能會與休克、過敏反應和長時間哭鬧有關。另外一份平行報告指出：“在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接種後，驚厥風險明顯增加，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這會造成大腦損傷，或者是癲癇的先兆。各類研究也沒有發現疫苗接種和嬰兒猝死綜合徵或者嬰兒痙攣之間的聯繫。”調查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在一篇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的手稿標題中進行了總結——“百日咳疫苗腦病：是時候意識到這是迷思了”。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快速發起一項小型研究，委託倫敦的戴維·米勒博士領導。米勒組織了一次問卷調查，題為《（英國）全國兒童腦病研究》（NCES）。該調查問卷在 1976-1979 年被分發給兒科醫生，讓他們報告在 DTP 疫苗接種後 72 個小時內是否出現“發燒”或者“其他”症狀。整理完調查結果之後，1982 年米勒令全世界震驚地聲稱 DTP 疫苗會引發急性神經症狀，最明顯的就是體温飆升。他推測接種 DTP 疫苗在兒童中引發永久性損傷的概率約為 1/100000。如果將來更徹底詳盡的研究證實這一點，那麼這將是令人震驚的風險。他的這番話成功地上了新聞頭版頭條。
米勒的 NCES 報告的早期發現在疫苗爭論的各個方面掀起了風暴。一方面，反疫苗界宣稱他們的觀點得到了證實。另一方面，米勒的研究設計在經過嚴格審查之後，被發現存在根本缺陷。比如，NCES 研究的參與者數量不足以得出米勒所宣稱的廣泛性結論。進一步檢驗就會發現，調查問卷的設計以及收到的回覆，往往表達了不準確的結果。舉例來説，病毒性腦炎和雷氏綜合徵這兩種與 DTP 疫苗完全無關的疾病指標，也被包含在分析中。上述這些缺陷，加上公眾對疫苗安全性的質疑，在全世界範圍內激發了一系列研究，包括由美國國家科學院領導的研究。每一項研究都分別得出獨立的結論，聲稱 DTP 疫苗和神經損傷之間沒有聯繫。實際上，就連一項為期 10 年的 NCES 跟蹤研究也解除了上述聯繫。儘管如此，傷害已成事實。
在美國與英國研究報告不一致的基礎上，對抗百日咳疫苗的鬥爭在法庭上打響了，原被告雙方雖然都受到金錢利益驅使，卻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所有事實都被放在聚光燈下。最全面的庭審是在英國，主要是因為美國的案例出於權宜之計，傾向於達成庭外和解，以免高調登上新聞頭條，引發長篇累牘的討論。在英國，自反疫苗聯盟提起訴訟之後，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陸續出現了一系列複雜的訴訟案件。
隨着 20 世紀 60 年代迎來尾聲，斯圖爾特的研究方向開始往傳統科學的邊界探索。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那篇富有爭議的論文，題目為“細菌理論的侷限性”，於 1968 年 5 月 18 日發表在《柳葉刀》雜誌上。這篇論文提出的觀點是：科赫的疾病假説屬於“嚴重簡化”，因為它們忽視了決定疾病是否產生及如何產生的其他因素的複雜性，這些因素包括遺傳構成（比如種族）、行為和社會經濟狀況。
無論斯圖爾特的最初意圖如何，他的這篇論文都很快成了激進的邊緣分子的宣言，並且最終將斯圖爾特本人捲入其中。比方説，20 世紀 80 年代初，斯圖爾特曾公開表示，艾滋病不是由 HIV 這種病毒引起的，而是同性戀者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他還進一步維護一種後來被人揭穿的理論，聲稱留在直腸中的精子觸發了強力的免疫應答，導致了後來免疫系統的崩潰，最終表現為艾滋病。他繼而與傳統科學和醫療機構對抗，宣稱“每次有公開性取向的同性戀或者雙性戀搖滾明星和電影明星死於艾滋病的時候，他就會被追捧為殉道者和英雄”。也許斯圖爾特最具破壞性的行為是他嚴厲地責難公共衞生官員，因為後者試圖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比如齊多夫定）來試圖限制疾病傳播的速度。
許多其他不知情的人聽信了斯圖爾特的話，最終受到艾滋病無法逆轉的傷害，甚至走向死亡。比如，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引用斯圖爾特的偏激觀點來支持“HIV不是肆虐南非的艾滋病病因”這一錯誤聲明。借用約翰·勒卡雷的驚悚小説《永恆的園丁》，姆貝基向公眾表示，他相信艾滋病是醫藥行業鼓吹的陰謀，通過向民眾兜售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獲利，而這種藥物殺死的只是跟艾滋病毫無關係的 HIV 這種病毒。戈登·斯圖爾特積極支持姆貝基的誤導性觀點，後者的觀點受到斯圖爾特 1968 年的論文鼓舞。直到 2007 年 8 月，斯圖爾特將一封寫給南非共和國最高委員會的公開信公之於眾，宣佈與姆貝基斷絕關係，因為委員會正在調查姆貝基那些魯莽的言論和政策。姆貝基和斯圖爾特的爭強好鬥和不負責任的行為讓艾滋病致死率快速上升。據哈佛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的一份 2008 年的報告估計，由於在斯圖爾特支持下姆貝基實行了否認 HIV 影響的政策，南非有 36.5 萬人無辜死亡。因愛而生的災難
百日咳給斯圖爾特提供了另外一個機會來反駁廣為人們接受的細菌致病理論。從 20 世紀 70 年代晚期開始，斯圖爾特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來誹謗一些 20 世紀最重要的醫學突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包括抗生素和百日咳疫苗。由於他對此類話題所持的觀點越來越極端，斯圖爾特成了紀錄片《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種輪盤賭》中一個理所當然的關鍵採訪對象，他在其中説道：“我相信，現在疫苗帶來的損傷風險要遠超過疾病本身帶來的。”毫不讓人意外地，斯圖爾特也成了超級明星證人，支持針對百日咳疫苗的法律訴訟。
在斯圖爾特捲入針對百日咳疫苗的法律糾紛之前，第一場官司於1985 年發生在他的家鄉蘇格蘭。一名 9 歲兒童理查德·邦思倫的家長起訴了醫生、護士和衞生部門，聲稱自己的兒子在接受 DTP 疫苗接種 9 天后遭受了一連串癲癇發作的折磨，這最終導致了嚴重的發育遲緩。法官引用專家的證詞否決了家長的控告，對孩子的父母所稱的疏忽提出嚴重質疑。
在此後不斷升級的疫苗戰爭中，蘇格蘭的這場官司只不過是一場小小的衝突。第二場官司數月之後發生在更往南的英格蘭。這次來自約翰尼·金尼爾的父母，他們聲稱自己的孩子在接受百日咳疫苗接種 7 個小時後出現了癲癇症狀。當事人還進一步申訴醫生忽視了孩子所受的折磨，導致癲癇持續了好幾個月，最終造成了永久性大腦損傷。正如保羅·奧菲特在《致命選擇》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醫生和衞生部門是主要的被告，而維康基金會（疫苗生產商）則被免責了，因為人們並不清楚具體的疫苗生產商。然而，出現了令人意外的轉折，維康自願加入了訴訟案件，冒着相當大的責任風險來為自己正名，試圖恢復這幾個月來金尼爾一家的訴訟造成的名譽損失。法官同意維康加入案件，但判定他們不對原告遭受的身體損傷負責。
按照計劃，極具個人魅力的斯圖爾特是原告的明星證人，他引用各種逸事傳聞，暗示百日咳疫苗具有毒性。拜他的證詞所賜，事情變得更加戲劇性，斯圖爾特引用了過分誇張的説法來描述疫苗的毒性，連最激進的反疫苗運動者也不會如此作為，最終反而敗壞了自己的名聲。比如説，他闡述了一項研究結果，暗示疫苗對過敏兒童造成的大腦損傷。令人尷尬的是，法庭在進行與該研究相關的交叉核查時發現，該研究只在小鼠而非人類身上做了實驗。所有這一切都是徒勞，因為父母接下來的證詞反而揭示了在疫苗接種和後來的癲癇發作以及大腦損傷之間存在時間上相當大的矛盾性。具體來講，母親最初證明説，自己兒子在接受疫苗接種 7 個小時後開始出現癲癇症狀；但接下來的詢問則表明，症狀並不是在接種後 7 個小時，而是在 5 個月之後才出現的。基於這類矛盾證詞，法官判決起訴無效。
1988 年 2 月，英國發生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反疫苗遊説團體的法律行動。這是一次集體訴訟，圍繞一名 17 歲英國女孩蘇珊·洛夫迪展開。乍看上去，洛夫迪訴倫頓和維康基金會案件似乎能輕而易舉地勝訴。女孩的父母證明説孩子幾乎在接受第一劑 DTP 疫苗接種之後立刻出現了不尋常的高燒，並且哭個不停。一年後接受的第二次接種引發了更加劇烈的反應，而第三次接種最終造成了嚴重且不可逆轉的發育遲緩。維康基金會再一次主動加入庭審，期望面對這次欺騙性指控，能夠再次為自己正名。
法官默裏·斯圖爾特–史密斯對這起集體訴訟案件中的超過 200 名 兒童的家長表示同情。為了證明自己的關切，他不僅審閲了洛夫迪的案件，還看了其他原告的指控。這對反疫苗運動者來説是一個幸運的結果，因為更加深入的調查徹底否決了洛夫迪的指控。就連早已無人理會的戈登·斯圖爾特也承認：“她不是因為疫苗而受到損傷的，而是之前身體已受損傷。”
支持或者反對 DTP 疫苗是導致永久性神經損傷原因的案例不斷在法庭上出現，它們背後都有數年來許多流行病學和病理學研究的證據支持。反疫苗運動者特別強調米勒在布魯姆斯伯裏的小樣本研究中的該死發現，那些發現被大量引用。支持疫苗方則引證其他臨牀試驗結果，證明無法重現米勒的發現。具體來講，小範圍的布魯姆斯伯里社區受害者情況無法在更大、更加綜合性的分析中重現，這些調查分別在瑞典、丹麥、美國甚至英國本土展開。
在對數據進行了客觀全面的分析之後，法官發表了一份超過 10 萬詞（大致相當於本書的篇幅）的深思熟慮的判決書，免除了任何有關疫苗導致永久性神經損傷的罪名。法官特別對約翰·威爾遜表示譴責，指出威爾遜控訴中提到的 50 名受到疫苗傷害的兒童，其中有 22 個人根本沒接受過百日咳疫苗接種。他進一步表示，威爾遜將這些人包括在內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導致了帶着嚴重偏見的結論。
該判決還揭示了戴維·米勒的流行病學研究是和一小羣倫敦醫生一起在匆忙中開展的，而且在當時愈演愈烈的針對 DTP 疫苗的反疫苗狂潮中進行。這項研究存在根本上的缺陷，也受到了公眾壓力的影響。法官得出結論：該研究從設計、執行到分析結果都很倉促，顯然是為了迎合公眾的緊張情緒。斯圖爾特–史密斯明確表示：“我認為可以説，這説明是在有意引起過度焦慮，為的是滿足疫苗損傷遊説團隊（我這樣稱呼他們）的需要。”由於做出瞭如此詳細的判決，英國的反疫苗案件從此徹底平息。
由於這些備受矚目的官司和吸引來的媒體關注，公共衞生官員越來越焦慮於兩種平行發展的趨勢。首先，家長們在面對自己的孩子是否接受 DTP 疫苗接種的問題時，要麼猶豫不決，要麼徹底拒絕。其次，使這一情況加劇的是，許多傳統疫苗生產商不願冒着風險繼續銷售疫苗。由於疫苗生產商越來越多地被個人和集體訴訟所淹沒，公司的責任保險成本像坐着火箭一樣迅速上升。這樣的情況讓許多公司不得不從產品目錄中撤下疫苗。根據《致命選擇》一書所述，1960 年有 7 家公司生產 DTP 疫苗，到了 1982 年只剩 3 家。其他疫苗產品均受到了同樣的威脅。
由於意識到上述兩種趨勢帶來的公共健康風險，1986 年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簽署了稱作《（美國）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案》的成文法律。我們來簡要地瞭解一下這部新法，它要求美國科學院展開一項全面評估，報告百日咳和風疹疫苗（風疹這一主題我們會在下一章談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法案先於給疫苗製造商定罪，創建了對受害家庭的補償機制。它還建立了疫苗反應和毒性報告體系，要求家長更多地瞭解免疫接種的風險和益處。儘管如此，通過建立一種無過失制度來補償過去以及未來由於合法強制接種疫苗而產生的受害者，這套限制疫苗產業責任的明文法條無疑緩解了行業危機。
雖然美國科學院的報告和訴訟判決解除了全細胞百日咳疫苗自 20 世紀初使用起就擺脱不了的毒性控訴，但這種疫苗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的，正如存在的一些副作用所證明的那樣。因此，創造一個全新的疫苗市場的機遇激勵着全球的科學家，包括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和日本國立衞生研究所的跨國合作。這個聯合團隊認為，全細胞的百日咳致病菌具有廣泛的靶點，它們可能會無意間觸發意想不到的免疫反應，而這種兇猛的反應是全細胞疫苗引發罕見炎症毒性反應的原因。
因此，科學家設計了一種新方法，識別細菌中最能誘發保護性免疫反應的成分，然後集中研發只靶向一小部分蛋白質的疫苗。這些分子被廣泛稱為血凝素。一場看誰能先研發出針對病毒關鍵成分的疫苗的比賽拉開序幕。一支日本團隊在 1981 年研發並測試了一種血凝素疫苗。一項在動物和人類身上進行的關鍵研究表明，有一種由不同“部件”組成的無細胞疫苗（不包含整個細菌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具體來講，該團隊報告説該疫苗已經能夠消除 90% 以上的與全細胞疫苗相關的毒性。雖然這種疫苗被證明確實有效，但是在獲得人體試驗的長期數據之前，它已匆忙進入日本市場。
就在日本這份關鍵的新疫苗報告公佈後的幾個月之內，一支由美國科學家和醫生組成的團隊去日本審查他們的發現。截至當時，無細胞百日咳疫苗已經被用在 2000 多萬日本人身上了。1987 年，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的一份報告表示，美國科學家贊同他們日本同行的説法，該疫苗至少在接種後的短期內（幾周或者數月內）是能提供有效保護的。更重要的是，鑑於如噩夢般困擾美國疫苗生產商的法律糾紛和龐大支出，這種全新的無細胞疫苗的安全係數頗具前景。他們總結和分析了新的 DTaP 疫苗（白喉和破傷風類毒素分別用 D 和 T 代表，再加上代表“無細胞百日咳”的 aP）。報告建議在瑞典和美國展開的持續研究結果出來之前，已經可以採用這種新疫苗了。這些結果同樣鼓舞人心，1992 年新產品快速投入美國市場，給焦慮的家長們吃了顆定心丸。
講到這裏，百日咳疫苗的故事本可以圓滿結束了，前提是不再追究新型疫苗的耐久性問題。具體來説就是，雖然無細胞疫苗有限的抗原多樣性讓它更安全，但這一點同樣損害其持久保護的能力。事實上， 1992 年這種疫苗推出時，日本、瑞典和美國的基礎性研究剛剛起步。根據 2012 年發表在《石板》（Slate）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一位專家湯姆·克拉克醫生提出，缺乏對耐久性的研究，以及對新的無細胞疫苗保護能力的界定指標存在敏感度問題，這些都可能意味着“新疫苗實際上並不能像老疫苗那樣長效”。2005 年的一 項新建議提出通過對 11~12 歲兒童進行後續疫苗注射來重新激活免疫系統，從而對付百日咳，這一舉措減輕了人們的擔憂。
然而，即使這樣做了也實屬徒勞，隨後暴發的一系列流行病證明了這一點。2010 年 6 月 23 日，加利福尼亞州公共衞生部對外宣佈，美國遭受了自 1947 年以來最嚴重的百日咳疫情緊急暴發。據統計，共報告了 1144 例確診或者疑似病例，51 名兒童住院接受治療，至少 10 人死亡。《兒科傳染病學會雜誌》上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揭示，在 10 名生病的兒童中至少有 9 人接受過至少 1 次疫苗接種，很多人在過去三年內還接受過後續疫苗注射，這表明使用的 DTaP 疫苗沒有提供持久的保護。
兩年後，百日咳這種疾病再次捲土重來，肆意攻擊美國各州，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威斯康星州、佛蒙特州和華盛頓州。流行病學隨訪研究再一次揭示，接種疫苗後時間越久，患病的可能性越大，程度也越嚴重。更糟的是，額外的後續注射似乎沒有任何益處。也許最有説服力的事實是，接受過全細胞疫苗接種的兒童們得到了保護，而他們那些接受過無細胞疫苗接種的同伴們則未能倖免。這些發現表明，從全細胞到無細胞百日咳疫苗的倉促轉變，可能預示着百日咳這個古老殺手有了新的機會。
反常的是，家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於接受疫苗弊大於利的觀點。儘管《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針》和《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種輪盤賭》傳遞的信息已經被許多科學報告徹底否定，但這些觀點多年來早就在許多家長的腦海中根深蒂固了。
也許其中最奇怪的事情是，與沒有醫療保險的家庭相比，擁有醫療保險的家庭疫苗接種率下降得最厲害，僅 2009 年一年就下降了 4%。這些家庭有能力負擔疫苗接種費用，卻選擇不給自己的孩子接種（在某些情況下，這是違反當地或該州法律的）。2010 年 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對凱撒健康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詹森·格蘭茨進行了一次採訪，格蘭茨説：“有一部分人對疫苗接種越來越持懷疑態度，他們往往受過高等教育，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白人。”將百日咳的恐怖迴歸僅僅歸咎於小部分受過教育的家長拒絕給孩子接種疫苗，這並不公平，儘管如此，越來越多的問題可以更加準確地追溯到反疫苗運動。具體説來，對於全細胞百日咳疫苗潛在副作用的過分敏感讓醫學界接受了一種效果較弱的疫苗變體。反疫苗者的動機很單純：改善我們最珍貴的資源——兒童的健康安全。然而結果很諷刺，這反而引發了危及更多兒童性命的情況。做出這些選擇主要是由於《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種輪盤賭》和《百白破疫苗：黑暗中的一針》所施加的壓力，它們在不知不覺中與死亡串通一氣，奪走了那些沒有接種疫苗或者接種了效果較弱疫苗的兒童的未來。
意識到這一點之後，許多人倡導創造一種新的百日咳疫苗，至少能夠和無細胞疫苗一樣安全可靠，但是要有更強的效力和持久的保護性。與此同時，生物醫學界和其監管機構應該明智地考慮重新引入全細胞疫苗，雖然這種疫苗在罕見的情況下有產生毒性的風險，可能造成悲劇性事件，但是它已被證明能夠為大多數的兒童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護。
可惜的是，反疫苗運動造成的破壞不僅限於百日咳。實際上，像 NVIC 這種組織產生的影響和破壞到現在還沒有被完全認識到。這一切都將隨着針對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風疹疫苗的運動而發生改變，他們聲稱這些疫苗會導致孤獨症，我們在下一章就來詳細展開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