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文字闡述30年醫者生涯，曾燒掉兩屜手稿想放棄_風聞

　　“我並沒有什麼野心，就是看病救人，愛寫小説。”

　　於建新是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民醫院的一名感染科醫生，也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員。

　　30多年前，他還是80年代校園最早的那批文藝青年，寫小説，辦詩刊，搞樂隊。而在畢業進入醫院後，醫生與作家，也成為了他一生的職業。

　　01

　　於建新最初選擇感染科，是因為感染科醫生夠閒，可以閲讀。早在大學時期，他就有一個成為作家的夢想。

　　在他的人生規劃裏，自己本應是個穿長衫的語文老師，授課寫作。但由於地理成績奇差，對高考有影響，而作為農家的孩子，上大學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權衡利弊下，於建新選擇了理科，考上了南通醫學院。

　　1990年，於建新從學校畢業，分配至金壇區人民醫院。他至今記得，一年輪轉後準備定科室，外科主任對他説：跟我做外科，保證三年帶你出來。但他的回答也很堅決：我想成為一個作家，我選傳染科。

　　九十年代，國內還沒有感染科的概念，被稱為傳染科。隨着疫苗等防控手段普及，痢疾、霍亂、血吸蟲病等經典傳染病發病率進一步下降，患者數量急劇減少，加上基層醫療能力有限，重疾全部轉往大城市，傳染科患者的人數經常還沒醫生多，住院病人只有外科的四分之一 。

　　即便是2003年非典之後，國家出台政策，投入大量資金加強感染科建設，但對於基層醫院來説，情況依舊沒有太大改善。感染科仍是最沒存在感，最不賺錢的科室。

　　那段時間，於建新每天利用工作的業餘時間寫作，晚上閲讀，看電影。

　　“工作，生活，讀書，寫作，這基本就是我平日的安排。”於建新説。

　　1997年3月，因緣巧合，於建新調到鄉衞生院擔任院長。下鄉之前，他一心想着大展宏圖，下決心告別寫作，燒掉了兩抽屜的手稿。可去了之後，才發現現實和想的不一樣。

　　於建新説：“鄉衞生院，不僅僅是醫療護理機構，還擔負着整個鄉的全面衞生工作，這其中包括改水、改廁、結（核病）防、血（吸蟲）防、婦保、兒保、預防接種、科普宣傳、鄉村醫生的管理、合作醫療的收費等等大量醫療以外的任務。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起到了預防疾病和阻止其傳播的可能。可惜的是，改革開放以後，重治不重防，經濟利益第一，鄉村衞生系統逐步癱瘓乃至消失。”

　　“而基層鄉村衞生院的現狀，某種程度上就是綜合性醫院感染科的現狀。感染科是一個地區預防保健工作的前線，但由於無法產生經濟效益，大多數基層綜合性醫院的感染科，永遠是被遺忘的角落。即使經歷了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損失，預防保健工作卻仍然沒有受到重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工作量大、危險性大、無名也無利，也讓年輕醫生都不願意進入這個專業。”

　　“説實話，下了鄉我才發現，自己有點眼高手低了，或許這就是讀書人的通病。”於建新説，“我能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能力遠遠不足以處理基層複雜的情況。”

　　感覺到自己做不出什麼成績，1998年8月，於建新主動寫了辭職報告，回到傳染科繼續做他的臨牀醫生，照顧病人，並堅持寫作。而醫生這個職業，也為他提供了大量靈感與素材來源。

　　為愛情有償獻血而染上丙肝的女子、被遺棄的艾滋病老人、被老年痴呆症拖垮的家庭……於建新天生就是一個敏感的人，他把那些愛恨情長、生離死別的臨牀故事都寫進了自己的書裏。

　　於建新説：“也許自幼受家庭影響，心裏一直藏着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鄉下的一年半，我雖然沒有寫作，但也一直堅持閲讀，好像我就是為文學而生的。回城之後，買了電腦，開始認認真真的寫作。”

　　2015年，於建新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説集《和靈魂一起守夜》。但書出來以後，他又開始反思，繼續寫作是一定的，但到底寫什麼？

　　“我是一個熱愛寫小説的醫生，在潛意識裏，必定有寫出典型醫生的執念。之前寫過的幾個醫生，都不滿意。一次偶然的機會，第二本小説《感染科醫生》誕生了，主人公的形象，便是在我30年的從醫過程中不斷豐滿的。這裏面有我的影子，也有我所認識感染科醫生的言行舉止。”

　　“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當初選了外科，就沒有堅持寫作至今的那個‘老於頭’（於建新筆名）。但另一方面，很簡單的對比，主治和副高，傳染科和外科，幾百萬的差距是肯定的。”於建新笑着説道。

　　02

　　筱鐵梅無力而乾巴地對老何説：“入組治療吧。只要抗病毒藥物沒有副作用，就是正常壽命。即使有副作用，按照目前的條件，可以更換治療方案。” 

　　老何用充滿憐憫的眼神看着筱鐵梅：“我這樣豬狗不如地活着，已經六十多年了，繼續這樣活着，有什麼意義呢，老筱，你説説看?”

　　老何，再也沒有在戲曲社出現過，至死也沒有入組治療，不久，因為（艾滋病）併發真菌性腦炎，死在了常州三院。

　　這是於建新在《感染科醫生》裏一段關於艾滋病患者的描述。他在醫院全面接手艾滋病門診工作已整整9年。藥物登記與發放、網報、隨訪、併發症的住院治療，都由於建新一人負責。

　　“大家對艾滋病的心理恐懼遠超過疾病本身，哪怕很多臨牀醫生，也依然拒絕面對艾滋病患者，即便大家心裏清楚，在符合醫療規範的情況下，幾乎不存在被感染的風險。”

　　2011年以前，於建新所在的地區沒有艾滋病門診，患者歸地方疾控中心管理。但由於地方疾控中心並沒有醫生處方權，艾滋病患者的管理和藥物發放，容易誘發醫患矛盾。

　　為了改變局面，江蘇省當時發文，基層醫院需要抓緊培養負責艾滋病患者的臨牀醫生。

　　於建新還記得，當時沒有醫生願意接受艾滋病患者的診療工作。原因很簡單，一是沒人願意趟這灘“渾水”，二是當時臨牀已經有了藥物補助，沒人願意跑去進修。

　　在和老主任詳細溝通後，於建新接受了這項工作。2011年2月，於建新倒了三次車，前往上海公衞中心進修。次年5月，他開始全面接手全市的艾滋病工作，臨牀數據網報、藥物的申請登記，發藥隨訪、臨牀門診和住院治療，這些本應由三個人或更多科室聯合進行的工作，於建新獨自一人承擔了下來。

　　2013年，金壇區人民醫院正式開設了艾滋病病房。場所由兩間舊庫房改造，一間作為於建新的辦公室，另外一間放上三張牀做病房。這是全省唯一的縣級醫院艾滋病病房。

　　如今，於建新管理着數百位艾滋病患者，他建立了一個微信號，每個患者單獨加入。他定期在朋友圈發佈消息，指導患者診療與取藥，給與患者心理輔導。在目前入組治療的病人裏，年齡最大的已有86歲。抗病毒時間最長的，已經二十年。

　　“直到現在，艾滋病在院內都還是一個‘禁詞’。每當有患者就診，大家都會用‘來了一個VIP’這樣隱晦的稱呼。”於建新説，“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醫生，不應該把這個病看得多恐怖。我們需要多看到病人的不容易，他們活得很艱難。”

　　2020年疫情期間，因發生院內感染，金壇區人民醫院關院停診近兩個月，考慮到自己負責的艾滋病病人，於建新主動和院領導商量，獨自一人留在醫院，繼續開展門診分發藥物的工作。藥房沒有人，他就把藥搬到自己的辦公室，做好記錄，核對病人後一一發放，最後盤點。

　　“新冠會死人，艾滋病也會死人。”於建新説，“我有幾百個艾滋病患者，需要我發放藥物以及隨訪，還有一些臨牀併發症的治療，這是我的責任。”

　　很多患者也似乎“認定了”於建新，他回憶道，2018年曾接診了一位28歲的年輕病人，這位患者先是出於無知恐懼而逃避，沒有及時入組，延緩了抗病毒治療的時間。然後正式抗病毒藥物治療一年後，發現耐藥。更換治療方案後，又發生免疫重建，導致併發了孢子蟲肺炎。孢子蟲肺炎痊癒以後，發生膽汁反流性胃炎，無法進食。這一年，這位患者反覆住院五次，於建新一直勸他到上級醫院進一步治療，但他卻説：“於醫生，我不去，我就在你這裏治療，死也死在你這裏。”

　　幸運的是，在於建新的悉心治療下，這位患者的併發症都痊癒了。

　　每逢過年，很多病人都會親自登門，弄瓶酒，弄包煙，帶點米和油，禮不貴重，但都讓於建新倍感欣慰。

　　好多年前，當國家已經免費發放抗病毒藥物的時候，於建新仍會遇到一些依從性很差的患者。而在他的書裏，因患上艾滋病而遭到拋棄的女人，拒絕接受治療獨自等死的中年男子…… 這些都或多或少來源於他的親身經歷。

　　“世界衞生組織早就宣佈，艾滋病病人只要吃藥半年以上，兩次的病毒載量為零，就沒有傳感性，生下來的孩子也是健康的，更別提日常社交。”於建新説，“但社會上歧視的眼光依舊存在，不少人對生活失去了希望，活得沒意思，也就不願意接受治療。作為醫生，我能做的其實也很有限。”

　　迄今為止，金壇區人民醫院的艾滋病管理和治療，只有於建新一人。2015年的時候，他本想培養一位剛參加工作的年輕醫生，哪怕只是先帶着做做報表和隨訪。但對方明確表示：“於老師，我不願意。”

　　“其實也能理解，很多人自己心裏這關就過不了。其次大家從醫的初衷，要麼為了做出名，要麼是穩定經濟，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活，誰又願意？”於建新説，“本來可以培養一個接班人了，但是因為疫情，又耽擱了下來。”

　　03

　　有這麼一羣病人，被“騙”得了“肝硬化”、“肺結核”……，收治入於建新的感染科病房，在這裏度過最後的日子。

　　他們都是癌症晚期病人，失去了治療的意義，自然沒有科室願意接收，而於建新能做的，就是為他們使用一些止痛藥，並針對出現的併發症給予相應治療，儘量讓他們能走的體面和尊嚴。

　　2010年，於建新親戚家的老人患上晚期肝癌，在大醫院轉了一圈，已沒有手術條件，也無法放、化療。患者家屬來找於建新商量，希望他能接收老人家，儘量減少痛苦，讓他能過好最後的日子。於建新同意了，以肝硬化為疾病診斷，將老人家收治入感染科。

　　於建新回憶，老人家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每天早晨，獨自從家裏來醫院，到辦公室抽上一支煙，聊聊天，隨後再進病房，活得倒也自在。住院過程的治療以對症為主，保肝、利尿、止疼……

　　“直到三個月後臨終的前一週，老人家開始腹脹不止，疼痛難忍，家人才把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拼命發火，而我親自去跟他解釋，家人們都已經盡力，大醫院都去過，甚至考慮過換肝，但過了治療的最佳時間。我還告訴他，他女兒和女婿都很不錯，每天定時來看望。他才不説話，最後安靜的離開，死於肝昏迷。”

　　這段經歷，也是於建新筆下《三口煙》的原型：

　　老商，全身無肉，吸氧下點頭樣呼吸，鼻翼煽動，嘴唇紫紺，頸靜脈怒張。一旁的老葛在給他用水潤唇，小蔡端着一疊紙，杵在老商眼前。老商，右手抖抖索索拿着筆，在紙上劃來劃去，劃的是三個大字：於醫生。

　　大概是上午十點模樣，有陽光從窗外灑下，淡淡春意流淌。

　　我貼近他耳朵，高聲喊道：老商，喊我做什麼？

　　老商，用力呼吸了半天，才能夠舉起右手，放到嘴邊。

　　你想抽煙？我有些忍不住了。

　　老商含頜微微下傾。

　　我點起一支“蘇煙”，先吸一口，遞到他唇前，顫聲説道：就抽三口啊！

　　這件事後，於建新便在感染科病區開展了臨終關懷。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於建新每年大概要收治將近10位患者。而在他筆下的各類文章和小説裏，這些患者的形象和故事也不斷地出現。有告訴醫生“不用救了，讓他早點死算了”的親生兒子，也有看着親人在病牀上痛苦掙扎，卻依舊不願放棄搶救的家屬，生與死、愛與恨，人性的優缺在疾病和死亡面前被不斷放大。

　　“理論上説，這些工作並不是我的責任，只是目前的醫療環境並沒有給這些基層地區的病人一個很好的渠道。”於建新説。

　　“這麼多年，印象最深的是我一位堂哥的舅舅。87歲，被查出肺癌骨轉移，已失去治療意義。我以肺部感染為名，讓他住進我的科室。因為腫瘤轉移到了腰椎，我開始使用預防性的止痛。從英太青、美施康定、嗎啡，到最後的杜冷丁，患者直到死亡都沒有嚴重的疼痛，保持着良好的生活質量。”於建新回憶，“他88歲的生日在病房裏度過，米壽麼，我也參加了，吃了蛋糕和麪條。大概三個月後，他死於呼吸衰竭，沒有痛苦。他的兒子在甘肅工作，請假回來陪他父親。老人死後，他跟我説，你們這裏的醫生真好。”

　　“後來我以這件事為原型，寫了《味道》這篇小説。”

　　從醫30年，於建新一共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章，印過詩集，出版了兩本小説，《和靈魂一起守夜》以及《感染科醫生》，但他始終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個醫生。無論是開展艾滋病門診，還是進行臨終關懷，都是自己作為一個醫者的主動選擇。

　　“我在任何場合都講，我首先是一名醫生，其次才能算一名作家。”於建新説，“我到了這個年齡，相信因果報應，雖然從事了幾十年的文學創作，但一定是治病救人給我的成就感大。”

　　“如同我小説裏的主人公一樣，四線城市綜合性醫院的感染科醫生，連主任都不是，面對的都是身患各種感染性疾病的病人，最多的是艾滋病病人。人的一生都不容易，作為醫者，面對這麼多歡笑痛苦，生離死別，除了儘自己的專業能力治病救人外，還要懂得同情、憐憫和寬恕。”

　　“我並沒有什麼野心，就是看病救人，愛寫小説，而這些選擇的背後，都不是出於功利的考慮，而是理想與良知的選擇。這些選擇，讓我失去了很多經濟利益和名譽，但是這些選擇，也讓我成為這個時代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於建新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