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文字闡述30年醫者生涯,曾燒掉兩屜手稿想放棄_風聞
医学界-医学界官方账号-为你提供可靠、有价值的内容是我们的存在方式。2021-03-01 08:55
“我並沒有什麼野心,就是看病救人,愛寫小説。”
於建新是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民醫院的一名感染科醫生,也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員。
30多年前,他還是80年代校園最早的那批文藝青年,寫小説,辦詩刊,搞樂隊。而在畢業進入醫院後,醫生與作家,也成為了他一生的職業。
01
於建新最初選擇感染科,是因為感染科醫生夠閒,可以閲讀。早在大學時期,他就有一個成為作家的夢想。
在他的人生規劃裏,自己本應是個穿長衫的語文老師,授課寫作。但由於地理成績奇差,對高考有影響,而作為農家的孩子,上大學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權衡利弊下,於建新選擇了理科,考上了南通醫學院。
1990年,於建新從學校畢業,分配至金壇區人民醫院。他至今記得,一年輪轉後準備定科室,外科主任對他説:跟我做外科,保證三年帶你出來。但他的回答也很堅決:我想成為一個作家,我選傳染科。
九十年代,國內還沒有感染科的概念,被稱為傳染科。隨着疫苗等防控手段普及,痢疾、霍亂、血吸蟲病等經典傳染病發病率進一步下降,患者數量急劇減少,加上基層醫療能力有限,重疾全部轉往大城市,傳染科患者的人數經常還沒醫生多,住院病人只有外科的四分之一 。
即便是2003年非典之後,國家出台政策,投入大量資金加強感染科建設,但對於基層醫院來説,情況依舊沒有太大改善。感染科仍是最沒存在感,最不賺錢的科室。
那段時間,於建新每天利用工作的業餘時間寫作,晚上閲讀,看電影。
“工作,生活,讀書,寫作,這基本就是我平日的安排。”於建新説。
1997年3月,因緣巧合,於建新調到鄉衞生院擔任院長。下鄉之前,他一心想着大展宏圖,下決心告別寫作,燒掉了兩抽屜的手稿。可去了之後,才發現現實和想的不一樣。
於建新説:“鄉衞生院,不僅僅是醫療護理機構,還擔負着整個鄉的全面衞生工作,這其中包括改水、改廁、結(核病)防、血(吸蟲)防、婦保、兒保、預防接種、科普宣傳、鄉村醫生的管理、合作醫療的收費等等大量醫療以外的任務。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工作,起到了預防疾病和阻止其傳播的可能。可惜的是,改革開放以後,重治不重防,經濟利益第一,鄉村衞生系統逐步癱瘓乃至消失。”
“而基層鄉村衞生院的現狀,某種程度上就是綜合性醫院感染科的現狀。感染科是一個地區預防保健工作的前線,但由於無法產生經濟效益,大多數基層綜合性醫院的感染科,永遠是被遺忘的角落。即使經歷了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損失,預防保健工作卻仍然沒有受到重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工作量大、危險性大、無名也無利,也讓年輕醫生都不願意進入這個專業。”
“説實話,下了鄉我才發現,自己有點眼高手低了,或許這就是讀書人的通病。”於建新説,“我能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能力遠遠不足以處理基層複雜的情況。”
感覺到自己做不出什麼成績,1998年8月,於建新主動寫了辭職報告,回到傳染科繼續做他的臨牀醫生,照顧病人,並堅持寫作。而醫生這個職業,也為他提供了大量靈感與素材來源。
為愛情有償獻血而染上丙肝的女子、被遺棄的艾滋病老人、被老年痴呆症拖垮的家庭……於建新天生就是一個敏感的人,他把那些愛恨情長、生離死別的臨牀故事都寫進了自己的書裏。
於建新説:“也許自幼受家庭影響,心裏一直藏着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鄉下的一年半,我雖然沒有寫作,但也一直堅持閲讀,好像我就是為文學而生的。回城之後,買了電腦,開始認認真真的寫作。”
2015年,於建新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説集《和靈魂一起守夜》。但書出來以後,他又開始反思,繼續寫作是一定的,但到底寫什麼?
“我是一個熱愛寫小説的醫生,在潛意識裏,必定有寫出典型醫生的執念。之前寫過的幾個醫生,都不滿意。一次偶然的機會,第二本小説《感染科醫生》誕生了,主人公的形象,便是在我30年的從醫過程中不斷豐滿的。這裏面有我的影子,也有我所認識感染科醫生的言行舉止。”
“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當初選了外科,就沒有堅持寫作至今的那個‘老於頭’(於建新筆名)。但另一方面,很簡單的對比,主治和副高,傳染科和外科,幾百萬的差距是肯定的。”於建新笑着説道。
02
筱鐵梅無力而乾巴地對老何説:“入組治療吧。只要抗病毒藥物沒有副作用,就是正常壽命。即使有副作用,按照目前的條件,可以更換治療方案。”
老何用充滿憐憫的眼神看着筱鐵梅:“我這樣豬狗不如地活着,已經六十多年了,繼續這樣活着,有什麼意義呢,老筱,你説説看?”
老何,再也沒有在戲曲社出現過,至死也沒有入組治療,不久,因為(艾滋病)併發真菌性腦炎,死在了常州三院。
這是於建新在《感染科醫生》裏一段關於艾滋病患者的描述。他在醫院全面接手艾滋病門診工作已整整9年。藥物登記與發放、網報、隨訪、併發症的住院治療,都由於建新一人負責。
“大家對艾滋病的心理恐懼遠超過疾病本身,哪怕很多臨牀醫生,也依然拒絕面對艾滋病患者,即便大家心裏清楚,在符合醫療規範的情況下,幾乎不存在被感染的風險。”
2011年以前,於建新所在的地區沒有艾滋病門診,患者歸地方疾控中心管理。但由於地方疾控中心並沒有醫生處方權,艾滋病患者的管理和藥物發放,容易誘發醫患矛盾。
為了改變局面,江蘇省當時發文,基層醫院需要抓緊培養負責艾滋病患者的臨牀醫生。
於建新還記得,當時沒有醫生願意接受艾滋病患者的診療工作。原因很簡單,一是沒人願意趟這灘“渾水”,二是當時臨牀已經有了藥物補助,沒人願意跑去進修。
在和老主任詳細溝通後,於建新接受了這項工作。2011年2月,於建新倒了三次車,前往上海公衞中心進修。次年5月,他開始全面接手全市的艾滋病工作,臨牀數據網報、藥物的申請登記,發藥隨訪、臨牀門診和住院治療,這些本應由三個人或更多科室聯合進行的工作,於建新獨自一人承擔了下來。
2013年,金壇區人民醫院正式開設了艾滋病病房。場所由兩間舊庫房改造,一間作為於建新的辦公室,另外一間放上三張牀做病房。這是全省唯一的縣級醫院艾滋病病房。
如今,於建新管理着數百位艾滋病患者,他建立了一個微信號,每個患者單獨加入。他定期在朋友圈發佈消息,指導患者診療與取藥,給與患者心理輔導。在目前入組治療的病人裏,年齡最大的已有86歲。抗病毒時間最長的,已經二十年。
“直到現在,艾滋病在院內都還是一個‘禁詞’。每當有患者就診,大家都會用‘來了一個VIP’這樣隱晦的稱呼。”於建新説,“我一直認為,作為一個醫生,不應該把這個病看得多恐怖。我們需要多看到病人的不容易,他們活得很艱難。”
2020年疫情期間,因發生院內感染,金壇區人民醫院關院停診近兩個月,考慮到自己負責的艾滋病病人,於建新主動和院領導商量,獨自一人留在醫院,繼續開展門診分發藥物的工作。藥房沒有人,他就把藥搬到自己的辦公室,做好記錄,核對病人後一一發放,最後盤點。
“新冠會死人,艾滋病也會死人。”於建新説,“我有幾百個艾滋病患者,需要我發放藥物以及隨訪,還有一些臨牀併發症的治療,這是我的責任。”
很多患者也似乎“認定了”於建新,他回憶道,2018年曾接診了一位28歲的年輕病人,這位患者先是出於無知恐懼而逃避,沒有及時入組,延緩了抗病毒治療的時間。然後正式抗病毒藥物治療一年後,發現耐藥。更換治療方案後,又發生免疫重建,導致併發了孢子蟲肺炎。孢子蟲肺炎痊癒以後,發生膽汁反流性胃炎,無法進食。這一年,這位患者反覆住院五次,於建新一直勸他到上級醫院進一步治療,但他卻説:“於醫生,我不去,我就在你這裏治療,死也死在你這裏。”
幸運的是,在於建新的悉心治療下,這位患者的併發症都痊癒了。
每逢過年,很多病人都會親自登門,弄瓶酒,弄包煙,帶點米和油,禮不貴重,但都讓於建新倍感欣慰。
好多年前,當國家已經免費發放抗病毒藥物的時候,於建新仍會遇到一些依從性很差的患者。而在他的書裏,因患上艾滋病而遭到拋棄的女人,拒絕接受治療獨自等死的中年男子…… 這些都或多或少來源於他的親身經歷。
“世界衞生組織早就宣佈,艾滋病病人只要吃藥半年以上,兩次的病毒載量為零,就沒有傳感性,生下來的孩子也是健康的,更別提日常社交。”於建新説,“但社會上歧視的眼光依舊存在,不少人對生活失去了希望,活得沒意思,也就不願意接受治療。作為醫生,我能做的其實也很有限。”
迄今為止,金壇區人民醫院的艾滋病管理和治療,只有於建新一人。2015年的時候,他本想培養一位剛參加工作的年輕醫生,哪怕只是先帶着做做報表和隨訪。但對方明確表示:“於老師,我不願意。”
“其實也能理解,很多人自己心裏這關就過不了。其次大家從醫的初衷,要麼為了做出名,要麼是穩定經濟,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活,誰又願意?”於建新説,“本來可以培養一個接班人了,但是因為疫情,又耽擱了下來。”
03
有這麼一羣病人,被“騙”得了“肝硬化”、“肺結核”……,收治入於建新的感染科病房,在這裏度過最後的日子。
他們都是癌症晚期病人,失去了治療的意義,自然沒有科室願意接收,而於建新能做的,就是為他們使用一些止痛藥,並針對出現的併發症給予相應治療,儘量讓他們能走的體面和尊嚴。
2010年,於建新親戚家的老人患上晚期肝癌,在大醫院轉了一圈,已沒有手術條件,也無法放、化療。患者家屬來找於建新商量,希望他能接收老人家,儘量減少痛苦,讓他能過好最後的日子。於建新同意了,以肝硬化為疾病診斷,將老人家收治入感染科。
於建新回憶,老人家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每天早晨,獨自從家裏來醫院,到辦公室抽上一支煙,聊聊天,隨後再進病房,活得倒也自在。住院過程的治療以對症為主,保肝、利尿、止疼……
“直到三個月後臨終的前一週,老人家開始腹脹不止,疼痛難忍,家人才把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拼命發火,而我親自去跟他解釋,家人們都已經盡力,大醫院都去過,甚至考慮過換肝,但過了治療的最佳時間。我還告訴他,他女兒和女婿都很不錯,每天定時來看望。他才不説話,最後安靜的離開,死於肝昏迷。”
這段經歷,也是於建新筆下《三口煙》的原型:
老商,全身無肉,吸氧下點頭樣呼吸,鼻翼煽動,嘴唇紫紺,頸靜脈怒張。一旁的老葛在給他用水潤唇,小蔡端着一疊紙,杵在老商眼前。老商,右手抖抖索索拿着筆,在紙上劃來劃去,劃的是三個大字:於醫生。
大概是上午十點模樣,有陽光從窗外灑下,淡淡春意流淌。
我貼近他耳朵,高聲喊道:老商,喊我做什麼?
老商,用力呼吸了半天,才能夠舉起右手,放到嘴邊。
你想抽煙?我有些忍不住了。
老商含頜微微下傾。
我點起一支“蘇煙”,先吸一口,遞到他唇前,顫聲説道:就抽三口啊!
這件事後,於建新便在感染科病區開展了臨終關懷。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於建新每年大概要收治將近10位患者。而在他筆下的各類文章和小説裏,這些患者的形象和故事也不斷地出現。有告訴醫生“不用救了,讓他早點死算了”的親生兒子,也有看着親人在病牀上痛苦掙扎,卻依舊不願放棄搶救的家屬,生與死、愛與恨,人性的優缺在疾病和死亡面前被不斷放大。
“理論上説,這些工作並不是我的責任,只是目前的醫療環境並沒有給這些基層地區的病人一個很好的渠道。”於建新説。
“這麼多年,印象最深的是我一位堂哥的舅舅。87歲,被查出肺癌骨轉移,已失去治療意義。我以肺部感染為名,讓他住進我的科室。因為腫瘤轉移到了腰椎,我開始使用預防性的止痛。從英太青、美施康定、嗎啡,到最後的杜冷丁,患者直到死亡都沒有嚴重的疼痛,保持着良好的生活質量。”於建新回憶,“他88歲的生日在病房裏度過,米壽麼,我也參加了,吃了蛋糕和麪條。大概三個月後,他死於呼吸衰竭,沒有痛苦。他的兒子在甘肅工作,請假回來陪他父親。老人死後,他跟我説,你們這裏的醫生真好。”
“後來我以這件事為原型,寫了《味道》這篇小説。”
從醫30年,於建新一共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章,印過詩集,出版了兩本小説,《和靈魂一起守夜》以及《感染科醫生》,但他始終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個醫生。無論是開展艾滋病門診,還是進行臨終關懷,都是自己作為一個醫者的主動選擇。
“我在任何場合都講,我首先是一名醫生,其次才能算一名作家。”於建新説,“我到了這個年齡,相信因果報應,雖然從事了幾十年的文學創作,但一定是治病救人給我的成就感大。”
“如同我小説裏的主人公一樣,四線城市綜合性醫院的感染科醫生,連主任都不是,面對的都是身患各種感染性疾病的病人,最多的是艾滋病病人。人的一生都不容易,作為醫者,面對這麼多歡笑痛苦,生離死別,除了儘自己的專業能力治病救人外,還要懂得同情、憐憫和寬恕。”
“我並沒有什麼野心,就是看病救人,愛寫小説,而這些選擇的背後,都不是出於功利的考慮,而是理想與良知的選擇。這些選擇,讓我失去了很多經濟利益和名譽,但是這些選擇,也讓我成為這個時代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於建新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