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達悲欣交集的一生，藏着香港鮮為人知的隱痛_風聞

大逃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為捍衞中國北大門，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支援北朝鮮。一年後，在美國的鼓動下，聯合國宣佈向中國實施禁運 。因大陸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貿易方，受禁運影響，香港不能再作為大陸的轉口港，許多物資也需要自給自足。

香港經濟遭受重創。

適逢新中國初立，大量人口以每月十萬人的速度逃往香港。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資本家，有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有躲避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紳……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如唐炳源、王雲程、榮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從內地逃到香港的。但這些人裏，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為了養家餬口，這些新加入的“北人”，只得充當廉價勞動力。

1952年，隨着朝鮮戰爭開始收尾，位於羅湖橋的香港和內地邊境開始收緊。但仍有大量人口想方設法南下香港。著名小説家張愛玲，就是在這一時間置身烈日下走過羅湖橋，來到香港，供職於美國新聞署的駐港辦事機構。

隨後數年，無數享譽當下的名流和文人都跟隨張愛玲的步伐，前往香港。比如後來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原本是內地一名公安，因一些原因，他從1956年5月中旬開始，從東北一路南下，通過騎馬、搭火車、乘船，最後又走了三個多月路到達廣州，期間多次靠吃老鼠、螞蟻、棉花充飢，然後再經澳門，於1957年7月成功偷渡到香港。

整個50年代，香港不間斷地湧進了大批逃港者。到19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至220萬；直至1956年，香港成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而這股逃港潮，整整持續了近30年，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羣體性逃亡，史稱“大逃港”。

1958年，七歲的吳孟達跟着家人，成為第一波“大逃港”中的一員。 同年，邵逸夫返回香港，與邵仁枚成立“邵氏電影公司”，他們手裏的王牌導演，叫李翰祥。



黃金時代

具有一定資本的工業家，加上大量廉價勞動力。首批“大逃港”反而促進了香港工業的迅速發展，經濟水平遙遙領先大陸。

1960年，廣東寶安縣一個農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約0.7元，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是寶安縣的近十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意思是花8分錢郵票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於是，寶安縣一地，在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又出現了三次大規模逃港潮。這近20年的歲月跨度，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1960年代是香港經濟轉折點。

60年代初，香港人均GDP只有阿根廷的一半，連委內瑞拉都是香港的三倍。但跟正遭遇自然災害的內陸相比，香港仍是多數人憧憬的天堂。當時，香港每天仍有近4000人想以難民身份留港。面對洶湧而來的人羣，港英政府採取了強制遣返措施。

港英政府調集了數千軍警，進行拉網式搜捕。但同時，約有10萬香港市民來到逃港者躲避的小山，為逃港者帶去食品和水。不僅如此，香港市民還有組織地幫逃港者潛入市區，併為他們提供棲身之所。

在香港市民的幫助下，大量逃港者得以繼續留在香港。

但仍約有1萬名偷渡者被捕，港英政府決定將其遣返。在遣返前一晚，香港娛樂場所近半停業，香港市民們暗地籌劃着營救行動。第二天，載着偷渡者的大篷車緩緩向北行駛。大批香港市民圍在路邊，將手中的物資扔上車，給那些不認識的同胞。

車輛行至羅湖橋時，突然有數千名香港人衝了出來。許多人橫卧在橋上，阻擋車輛行進。趁着車輛躊躇不前之際，躺在橋上的人大聲喊道：“快跳車啊！”於是，又有數千人跳車逃跑，隨後被香港市民分批轉移。

事實上，當時的香港市民生活條件也沒那麼充裕。1962年，颱風“温黛”吹襲香港，導致130人死亡，72000人無家可歸，是香港歷史上最恐怖的颱風。

剛經歷完颱風，來年就遇上了旱災。食用水供應不足，港英政府施行限制供水政策，每四天只有四小時有水供應，市民需要每次存四天分量的食水。旱災促使港府向內地購水，雙方於1964年正式簽訂買賣協議，並從1965年3月起，從廣東購買供水到香港。

住房問題也在當時就已顯露。漫山遍野的山邊木屋，一家8口一張牀的擠迫家庭，是當時常見的景象。而這已是香港土著居民的生存環境，至於費盡千辛萬苦才留下來的逃港者，大多都聚居於只有6英畝大的九龍城寨。自此，港英政府完全放棄了對九龍城寨的管理，寨城逐漸成為三合會活躍地帶。

既然是這樣的現狀，為何香港市民還要幫着逃港者留下來呢？用許冠文的話説：香港在成為“四小龍”之前，香港人沒錢，但是有情，他們很快樂。

因工資低廉，生產成本低，工業製品競爭力強，香港工業在六十年代奠定基礎。工廠數量從50年代的3000家一度擴充到10000家，而外資公司的數目也由300增至500多家。跟臃腫的人口相比，就業崗位仍舊緊缺，但所有人都心懷希望，生活有奔頭。那些沒有穩定工作的香港人，同樣任勞任怨，從事街邊擺賣、家庭手工業丶體力勞動等工作，用獲取的蠅頭小利，養活一家大小。

同時，一部分香港工業家，看準美國市場，開始在香港開設工廠，生產美國市場需要的工業產品，財富滾滾而來。

香港跟香港人意氣風發。據統計，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而白手起家者，更是不勝枚舉——這是屬於夢想的年代。

1970年，邵氏集團進軍電視，與無線合作，培養藝員。那年，剛滿十八歲的吳孟達家裏買了一台電視機，他每天和父親一起看《歡樂今宵》，覺得很有意思。他羨慕演員的光鮮，偷偷記下了電視上的報名方式。

1971年，李小龍返港，想以每部電影一萬美金的片酬為條件簽約邵氏，卻被拒絕。李小龍改簽嘉禾，並答應給嘉禾拍攝兩部電影。第一部影片《唐山大兄》創下300萬港幣票房記錄。一年後，第二部影片《精武門》上映，打破亞洲票房記錄。初代逃港者倪匡無中生有，為李小龍創造了陳真這一虛構角色。

1973年，香港警察派出3000人強進九龍城寨，剷除寨城內的黑幫勢力。同年，李小龍逝世。吳孟達報考第三期香港無線電視藝員培訓班，同學包括周潤發、林嶺東等。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五名，還客串了李翰祥執導的《瀛台泣血》。

《瀛台泣血》是李翰祥闊別香港多年，重返邵氏後的一大力作。邵氏紅極一時的武打明星狄龍一改陽剛形象，飾演懦弱的光緒皇帝。狄龍是張徹的御用演員。自六十年代初李翰祥出走台灣離開邵氏後，李翰祥一手提拔起來的徒弟胡金銓和這個浙江軍閥的兒子張徹就成了邵氏頂樑柱，兩人開啓了享譽世界的香港武俠片時代。

1977年，與張徹決裂的狄龍拍攝古龍小説改編影片《楚留香》，編劇同樣是倪匡。此時，吳孟達還在無線電視台裏演着各種配角。

1979年，初代逃港者吳孟達終於憑藉無線的電視劇《楚留香傳奇》裏的男二號“胡鐵花”火了。同時，一件發生在廣東寶安縣的事宣告大逃港歷史的終結。

1979年1月，廣東省決定撤消寶安縣，成立深圳市。

1979年5月6日，深圳邊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萬來自深圳城鄉和廣東各地的民眾。這些人擠在一起，形成數十條兇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邊防軍人向天鳴槍示警也沒有用。

原來，幾天前，廣東各地流傳着這樣一個謠言：香港將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誕辰當天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3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邊防將在當日大放關口，容許大家自由進入香港。

在經歷過1960年代的艱苦奮鬥後，到了1970年代，香港市民逐漸富裕，人們開始熱衷投資。而後，股市熱來臨，幾乎天天都有新發行的股票，經紀行如雨後春筍地發展。有人甚至辭去自己的工作成為全職投資者；同時，70年代也是香港貪污猖獗的時代，警員在偵查罪案前，或者消防員在救人滅火前，常常以茶錢為名來榨取金錢。不少探長透過與黑社會及公司的貪污交易獲取鉅額財富。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呂樂，被人們喊作“五億探長”……

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香港的財大氣粗都令人咋舌。彼時的廣東人又豈能不憧憬近在眼前的金蛋？加上那則謠言，最後一次逃港潮就這樣發生了。

廣東官員忐忑不安地將這次逃港潮的情況彙報給鄧小平。聽完彙報後，鄧小平卻出奇地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平靜地對大家説：“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一年後，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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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上的日子

1980年，邵逸夫成為無線電視的最大股東。彼時簽約無線的吳孟達正在台灣四處走穴，大把大把的錢進了口袋。他每天喝酒賭博，吳孟達找各種藉口拖着不回香港。到後來無線找他，他乾脆裝作不知道。

在台灣走穴一整年，掙的錢超過10萬美金。但吳孟達還是欠下了30萬港幣的賭債，更是面臨無戲可接，一度想自殺。

同樣不好過的還有邵氏。雖然買下了無線電視台，但邵氏原先的電影江山被瓜分殆盡。其中最大的死對頭，就是嘉禾。

嘉禾老闆何冠昌原是邵氏高管。靠着胡金銓和張徹的武俠片，邵氏電影一飛沖天。隨後，邵逸夫的社會活動和社會身份逐漸多了起來，常常要參加各種商業活動，無暇顧及製片。於是邵逸夫把製片大權交給紅顏知己方逸華。秉着花小錢拍大片的理念，方逸華不斷壓縮成本，導致影片質量大幅下降。見此情形，何冠昌等骨幹人員離開邵氏創建嘉禾。

1983年，嘉禾老闆何冠昌站在了跟倪匡同為香港四大才子的蔡瀾門前，皺着眉頭來回踱步。當時的蔡瀾只是嘉禾的製片經理，為何會讓老闆親自登門造訪？

因為此事，事關成龍。

自立門户後，嘉禾靠着撿漏李小龍站穩了腳跟。李小龍意外去世後，曾在《精武門》裏跑龍套的成龍同樣沒被邵氏看上，又被嘉禾撿了漏。在成龍的加盟下，嘉禾一時風光無兩。但1983年的成龍卻惹上了大麻煩。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除了亞洲四小龍的名聲在外，還有盛極一時的黑社會。而黑社會又跟娛樂圈關係匪淺。比如永勝電影公司的老闆向華強，他的哥哥向華炎就是大名鼎鼎的新義安社團掌門人。

在當時的娛樂圈，學會跟黑幫維持關係很重要。成龍做為一個愣頭青，不會“拜碼頭”，更不知道如何倒好那些“大佬”。久而久之，同古惑仔的矛盾愈發嚴重。一次去飯店吃飯，成龍被突然衝進來的古惑仔拿刀架在了脖子上，好不容易逃過一劫後，想暫時離開香港，避避風頭。而全香港，竟無一人敢帶成龍離開——誰都不願得罪道上的人。

萬般無奈下，何冠昌找到蔡瀾。説明來意後，很快，蔡瀾就安排好了一切，帶着成龍離開了香港。離開香港的成龍不會知道，等他再次回來後，香港老百姓的口味已經變了。自此以後，我們再也見不到成龍再拍《蛇形刁手》那樣還能找到邵氏影子的“直男”影片

邵氏電影有兩大法寶，一是李翰祥極度深沉的風月片，一是胡金銓、張徹那些粗糲質感的武俠片。而這兩類影片的主要受眾，都是男性。

在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七、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興起，大量如製衣工這類適合女性從事的工作崗位逐漸增多。原本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子也開始走進了工廠。當女人們也有了消費能力後，走進電影院就成了她們最好的選擇——只需一張電影票錢，就能消磨一晚上的時間。而這些做完了一整天枯燥工作的女人們，看電影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放鬆，喜歡看的，自然是不用思考就能把自己逗樂的生活喜劇。

一板一眼的狄龍過氣，融入了喜劇元素的成龍接棒李小龍，成為下一個名震世界的動作巨星。

同在1983年，李翰祥被選為遼寧省中央政協委員。那年，他與內地合拍的兩部電影《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上映。票房口碑雙豐收，《垂簾聽政》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九龍城寨的問題開始着手處理。80年代初，小小的九龍城寨居有約35000人之多，犯罪率也遠超當時黑社會問題嚴峻的香港平均數。

除了九龍城寨，《聯合聲明》草案對香港的影響延續至今。為了防止英國在迴歸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迴歸前每年批地不超過50公頃。受到聲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讓的條例影響，沉寂多年的香港地產開始復甦，樓價、租金大漲，以李嘉誠為首的四大家族頻頻出手抄底香港地產。

而未來的首任特首董建華，此時正因家族生意舉步維艱。他半夜給朋友打電話説道：“如果我死了，請你照顧我的家人。”

1985年，邵氏賣出全部院線。邵逸夫開始將目光投向內地。當年，他向保護敦煌畫展工程和 浙江大學分別捐資1000萬。也是這一年，在困境中掙扎多年的吳孟達與梁朝偉合作，出演《新紮師兄》。這部戲讓他鹹魚翻身，自此戲約不斷，有時忙到要在電視台睡覺。

1989年，吳孟達與剛出道的周星馳合演《蓋世豪俠》，喜劇的風格反響不錯，被導演吳思遠發現。於是，導演決定為他們開拍一部電影——《賭聖》。一年後，《賭聖》上映，在1990年代的開端，低成本《賭聖》打敗了風頭無兩的成龍同檔電影，創下票房紀錄。

周星馳與吳孟達就此開始長期搭檔。

1992年，香港電影年度票房排行榜中，排名前五名的電影均為周星馳主演的作品。這一年，九龍城寨被清拆。拆毀之前，這兒有五萬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積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0萬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成龍記錄下了九龍城寨最後的風光。他主演的犯罪片《重案組》在清拆前的最後階段被允許在此取景拍攝。該片根據富商王德輝綁架案的真實事件改編，全片沒有笑料、沒有愛情、也沒有美女，只為探討一個嚴肅的社會話題。電影上映的1993年，《重案組》拿到了年度票房第七名的成績。而冠軍，則是周星馳的《唐伯虎點秋香》。

1995年，成龍憑藉《紅番區》，拿下香港票房冠軍。進軍內地市場後，還誕生了“賀歲片”這個名詞。攜帶《紅番區》的聲勢，成龍自此出征好萊塢。而同一年，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卻票房失利，虧到新公司倒閉，一度被媒體批為爛片。

這一時期的香港人，究竟喜歡看什麼？

如果真是女人決定了票房，為何《大話西遊》會輸給《紅番區》？答案同樣在許冠文的話裏：成為“四小龍”之後，香港人感情淡薄了。但是有錢，他們也很快樂。

這一時期，是香港電影最繁榮的時候，平均每天就有一部拍出來。周星馳最火的那幾年，早上6點多起牀，收工接近凌晨，每天工作18個小時；當王家衞磨蹭着只為拿獎的《東邪西毒》時，劉鎮偉馬不停蹄地拉着同樣的演員，用20多天拍出了高票房的《東成西就》。

然而，在那時的香港電影裏，台灣來的就是黑社會，大陸來的就是土包子。香港曾經的意氣風發，已隨着經濟騰飛，逐漸變為不可一世。讓周潤發、周星馳和吳孟達一飛沖天的《賭神》、《賭聖》系列，本質上，滿足了香港平民們對一夜暴富的幻想。

那是被資本成就的年代，也是被資本腐蝕的年代。

當歷史的轉盤終於轉到1997年時，港人們終於幡然醒悟認清了現實，也終於明白了自己喜歡周星馳和吳孟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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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7年，香港迴歸。

特首董建華提出“八萬五”計劃。即每年興建8.5萬套住宅，10年內香港有7成家庭都會有自己的房子。自1970年代起就培養了投資理財意識的港民並不買賬。《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後，炒房成為新的投資熱門。

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蔓延至香港。香港房價暴跌。已經上車了的港民們對董建華滿腔怒火，認為是他的“八萬五”計劃造成了這一結果。董建華沒有機會解釋，因為更迫在眉睫的，是眼前的金融危機。

到1998年8月，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金融炒家三度狙擊港元，在匯市、股市和期指市場同時採取行動。 這3次均獲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索羅斯再次狙擊港幣。一招聲東擊西后，8月12日，香港恒指跌穿6600點。香港遍地哀鴻，無數財富蒸發的市民選擇跳樓。8月14日，特區政府宣佈救市，決定在三天後入市干預，同國際炒家死磕到底。

此舉意味着一旦失敗，香港經濟將徹底崩盤，再無迴旋餘地。為了這個決定，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因壓力過大悶頭哭過數次。當他向董建華彙報這個決定後，不到半小時，董建華就拍板同意。等曾蔭權離去後，董建華撥通了辦公室裏的紅色電話機。

8月28日上午10時，隨着一聲鑼響，香港開市。僅僅五分鐘，成交額突破39億港幣。中央人民銀行副行長悄悄趕赴港島中環的香港聯交所和香港期交所坐鎮。他手裏握着的，是整個國家外匯儲備的支配權。所有在港的中資機構也得到通知，全力以赴支持特區政府的“護盤行動”。

當日，特區政府動用了300億港幣，每一分鐘都是數千萬港幣和美元的對決。而紅色的恒生指數跳動的每一格，都意味着百億港幣級別的廝殺。全港600萬市民在暴雨中焦急地看着飛快跳動的恒生指數，每個人心裏都惴惴不安。

截止當天下午4點休市，恒生指數始終維持在7800點以上，國際炒家鎩羽而歸

大陸救得了股市，卻救不了港人逝去的信心。金融危機挺過去了，卻撕破了香港平民們長期以來一夜暴富的幻想。許冠文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説的：金融危機之後，香港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情。於是他們不快樂了，不僅不快樂，而且很憤怒。

他們為什麼憤怒？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便自己蝸居在山邊木屋，港人仍毫不吝嗇地冒險幫助素不相識的大陸同胞留在香港，絲毫不擔心狹小的生活空間被進一步擠壓。因為在生活和港英政府的雙重壓迫下，他們仍然相信着努力就能突破那狹小的空間。

而在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的三十年，在港人還未察覺的時候，獅子山依舊，城卻已是李家的城。

隨着大陸經濟崛起，香港失去了它作為華語電影市場中心的地位。原本香港電影的資金和人才開始北上，香港電影低靡了很久。2001年，周星馳自導自演影片《少林足球》上映，取得了6000萬票房。這一成績對香港電影界來説，是一個極大的欣慰。向來不被金像獎喜歡的周星馳拿到了7座獎盃。

導演陳嘉上説：《少林足球》對香港十分重要，因為它已經不再談內地和香港的關係，而是完全地把這個戲做給一箇中國人看。把創作置身於“我們就是中國人”，不分什麼香港人、內地人。這在香港是第一次。

《少林足球》也是周星馳和吳孟達合作的最後一部戲。他們各自在影片中飾演兩名作為失敗者的小人物，面對種種質疑和困難，依然不屈不饒，最後鹹魚翻身的故事。

“做人沒有夢想，跟鹹魚有什麼區別？”

經歷了金融危機和世界焦點北移的港人這才發現，原來周星馳和吳孟達從來都沒有變過。無論身處哪一時期，他們都在用自己的人生告訴所有的小人物們：要相信未來，更要努力奮鬥。

2021年2月27日，吳孟達因肝癌救治無效去世，享年70歲。他生前留下的最後一條微博中，寫着：“我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