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結婚的黃曉明和秦昊,為何如今不同命?_風聞
毒眸-毒眸官方账号-文娱产业媒体,看透真相,死磕娱乐。2021-03-05 18:26
文 | 劉南豆
編輯 | 何潤萱
2月28日,Angelababy生日,黃曉明的微博祝福只有言簡意賅的4個字“生日快樂”。
有網友搬出了前幾年的微博祝福相對比,以往至少還有個給妻子的稱呼或者@本人微博,今年愈發簡潔了。結合當天微博之夜上兩人同場不同框的表現,讓隔三差五就要出現的離婚傳聞再度甚囂塵上,引起吃瓜羣眾的好奇心。
距離兩人上一次引起大規模吃瓜也不過兩個月左右,彼時黃曉明因主持《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重遇李菲兒,引起網友對“Angelababy第三者插足”舊事重提。為避風頭,黃曉明不得不辭去了這一通告,而替代他的人,是秦昊。他與伊能靜這對夫妻被許多媒體稱為2020年事業最紅火的娛樂圈夫妻。
這兩對夫妻的境遇大有不同。同為2015年結婚,一邊是世紀婚禮一時風頭無兩,一邊是相差10歲的姐弟戀成為大眾談資。幾年之後,風水輪流轉。這不由得令人開始思考,明星婚姻,究竟是一門有跡可尋的經濟學,還是一門難以言説的玄學?如果説幾年前的娛樂圈裏,結婚還是一項能給事業帶來顯著加成的好選擇,那麼在如今女性獨立成為風潮,明星婚姻屢屢翻車的當下,這更加是一個值得商榷的選項。
是夫妻,還是經濟共同體?
除了偶像這類給粉絲販賣幻想的藝人不能隨意戀愛結婚之外,對於大部分演員、歌手等藝人來説,結婚都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
而從商業上來説,結婚之後,相比單身時期,明星在宣傳上也多出了更多的曝光渠道和話題度,利好更多。
最簡單直接的一類曝光,莫過於夫妻檔綜藝。2013年,《爸爸去哪兒》騰空出世,根據央視索福瑞數據,節目收視率從第一期到最後一期全部霸佔當時段第一,最高時收視份額達23%。由此,親子類綜藝開始井噴,綜藝製作人們開始意識到,原來明星背後的家庭生活有着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和廣泛的挖掘空間。儘管親子類綜藝是在強調明星父母與萌娃之間的互動,但明星夫妻的家庭關係也在鏡頭的空隙偶有展示。
《爸爸去哪兒第五季》劇照
在萌娃上綜藝受到政策限制之後,以《妻子的浪漫旅行》為代表的明星婚姻生活綜藝,還有以《婆婆和媽媽》為代表的明星家庭代際關係綜藝成為新的突破方向。據騰訊娛樂此前的報道,明星夫婦合體參加綜藝的價格要高於單人價格之和,“對於二三線明星而言,會參考節目帶來的曝光度、影響力等長期效益,價格可以調整;但對一線明星而言,曝光度、名氣都不缺,價格較為堅挺。”
綜藝之外,另一條經典的露臉途徑是夫妻共同“走穴”。如一曲《知心愛人》唱遍大江南北的任靜、付笛聲夫婦,早年間作為各類晚會和商演的常客,幾乎都是以夫妻檔的形式登台。據騰訊娛樂報道,某深圳演出商透露,任靜、付笛聲的商演價格在2015年能夠達到將近三十萬,比某些二線歌手都要高,“因為他們是模範夫妻,形象正面,而且夫妻檔的歌手確實也少,價格會有優勢。”
而在自媒體時代,曝光的路徑遠不止這兩條。“秀恩愛”成為了明星夫妻在微博等公開平台發言的重要素材,能讓藝人通過“刷臉”的方式保持曝光,甚至時常登上熱搜。根據《2019新浪微博明星白皮書》,實時熱度超過100萬的明星熱搜事件類型中,有2.27%來自“秀恩愛”,在所有類型中排名第五。
鄧超和孫儷就是秀恩愛上熱搜活脱脱的例子。據網友統計,2020年國慶節期間,夫婦倆8天上了5次熱搜,都是因為生活當中的瑣事分享。擅於找到夫妻生活中值得分享的亮點以及與網友幽默互動,是他倆成為熱搜常客的秘籍。
曝光的增多自然也意味着商業價值的抬升。例如先後參加了《幸福三重奏第二季》和《妻子的浪漫旅行第四季》的郎朗、吉娜夫婦,憑藉節目累積的熱度成功接到了奶酪、婚戒等品牌的合體代言。
除了自我宣傳上的利好之外,明星作為其公司的重要資產,在夫妻結合之後往往能為其所在公司的資產增添重要籌碼,也由此成為難以鬆綁的利益共同體。
比如吳奇隆與劉詩詩,二人在2016年舉辦婚禮,這一結合至今仍被媒體津津樂道。彼時盛傳吳奇隆要以2億天價聘禮迎娶劉詩詩,原因就在於吳奇隆將自己創辦的稻草熊影業20%的股份給了劉詩詩,而當時暴風科技正在籌備收購稻草熊影業,按估值折算下來劉詩詩能獲得2億左右的資產。儘管最終收購被證監會駁回沒能實現,但稻草熊影業此後幾年依靠劉詩詩出演的影視劇一直保持着不錯的營收,終於在去年年底完成了赴港上市,使得這份“天價聘禮”有望再度成真。
楊冪和劉愷威的綁定程度還要更深。2014年,楊冪與劉愷威舉行婚禮,同年成立了海寧嘉行天下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劉愷威也加入其中。對比婚前二人在內地市場的知名度,楊冪是要顯著高於劉愷威的。在楊冪的帶動下,劉愷威片約不斷,2015年劉愷威出演的影視劇多達7部,2014年僅兩部。
業績對賭是二人綁定的核心。2015年,尚世影業投資嘉行影視,但提出了對賭條款,條款規定嘉行影視在2015年-2017年的淨利潤不得低於0.75億、1.05億、1.47億,核心藝人不能離開公司。而楊冪和劉愷威,就是公司最核心的藝人,也是完成業績對賭最需要出力的人。最終,嘉行分別以0.82億、1.29億、1.9億的淨利潤超額達標,並在2017年獲得了50億元的估值,相較於2015年翻了20倍。然而在對賭條款完成後的2018年,兩人便公開了離婚的消息,不由得讓吃瓜羣眾猜測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實亡,但受限於業績對賭條款才延遲公開。
可見,對於相當一部分藝人來説,結婚帶來的事業加持是明晰的。但它也是一重枷鎖,一旦要離婚的話,就需要考慮到對事業可能造成的損傷。
非理性經濟人的“為愛發電”
並非所有的明星婚姻在甫一開始就能產生利好,也有些是在外人眼中“為愛奮不顧身”的例子。
秦昊和伊能靜就是這樣的一個組合。從前的秦昊是文藝電影常客,儘管在各大電影節獲獎無數,但大眾認知度有限。而伊能靜是台灣一代玉女偶像,與前夫庾澄慶的婚姻更是轟轟烈烈人盡皆知。這樣一對“不平衡”的夫妻組合,再附帶上巨大的年齡差,怎麼看都不太像是一個經濟理性的選擇。
2020年6月,兩人的事業同時出現了轉機。電影咖秦昊通過網劇《隱秘的角落》出圈,豆瓣89.3萬人打出了8.9分。根據骨朵影視數據,秦昊在播出前後熱度提升了11.57,達到了49.26,而通常達到50點意味着較高的全民認知度。闊別舞台已久的伊能靜則通過《乘風破浪的姐姐》搭上“姐學東風”,拿下多個商業代言,迎來事業第二春。
圖源豆瓣及微博@乘風破浪的姐姐
不但個人事業頗有起色,與此同時,二人還合體參加了《婆婆和媽媽》,向好奇的大眾展示了相差十歲的夫妻如何相處,並妥善經營好常人都感到頭疼的婆媳關係。
事實上,結婚6年的兩人過去秀恩愛的舉動並不少,但因為知名度有限,沒能引起太大的水花。秦昊知道伊能靜缺乏安全感,在求婚時的表白宣言是:“婚後如果有小三,就打死自己。”伊能靜知道秦昊對於經濟收入有壓力,但仍然堅持讓秦昊不能為了錢去接爛片。落魄時的互相關懷,在走紅後被媒體重新翻出來,就為二人感情生活的正面形象帶來了一個更大的加成。
這樣的不平衡組合在娛樂圈屢見不鮮,或許對於事業難有顯性的好處,但卻也有“畫龍點睛”的妙用。譬如趙麗穎之於馮紹峯、苗苗之於鄭凱,在結婚前男方都有較多的緋聞花邊,時常被娛樂媒體以“浪子”的形象捕捉,而結婚後她們則能幫助男方完成“浪子回頭”的人設轉折。
再如周杰倫與昆凌,結婚之後周杰倫屢屢將自己的演藝資源介紹給昆凌,為昆凌主演的電影寫主題曲,天王也能時不時在通稿中經營起“寵妻”人設。
周杰倫為昆凌主演的《天火》所寫歌曲《我是如此相信》
儘管不比強強聯合帶來疊加效應實在,但人設也是藝人的隱形資產。“任性”之下的婚姻也更容易突出“這是真愛”的外界印象,收穫較好的風評。在《圓桌派》的一期討論明星婚姻的節目中,編劇汪海林談到,“吃瓜羣眾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想象的共同體’,所以娛樂圈的故事,真相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只需要我們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共同創造、共同完善這些狗血的故事。”
除了這些一開始就有些“不平衡”的結合之外,“為愛發電”也可能在結婚後發生。有些夫妻結婚時,雙方都處於事業上升期,但卻有可能因為婚姻或懷孕而使得其中一方為家庭退居幕後,成為“賢內助”。而這一方更多時候是女性。吳京與謝楠、朱丹與週一圍、徐崢與陶虹、鄧婕與張國立,類似的夫妻不勝枚舉。
若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來考慮,捨棄自身商業價值減少曝光,並非合理的選擇。但中國人傳統的“家本位”思想,使得物質條件有一定基礎的明星夫妻未必還需要將事業放在第一位。當然,這種傳統賢妻的角色,自然也有助於口碑加成,這又是另一種經濟學。只是,受益的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夫婦,而非女性個人。
穎兒就曾在一檔綜藝中提到,“我每一部戲都是女一號,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後,人家跟我説你現在拍不了了,你知道那種傷自尊嗎?”
為了能早點接到戲,穎兒生完小孩就立刻開始減肥,連月子都沒有好好坐。這類普通女性會面臨到的“職場困境”,在明星身上也普遍存在。結婚和生產後帶有“人妻味”、“媽味”的人設使得她們在角色的選擇上受到諸多限制。
五花八門的翻車玄學
收益和風險總是並存的,希望婚姻為事業帶來助益,就要承受婚姻帶來的風險。而相比起結婚時可盤算的經濟利益,明星婚姻會因何在公共輿論中翻車,則更像是一門玄學。
婚姻的破裂首當其衝。因出軌這樣的道德問題導致婚姻破裂與風評受害的,自是不必贅述,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比如白百何與陳羽凡的“隱離”事件。
2017年白百何被拍到與陌生男子一同出遊的親密鏡頭,從而引發婚內出軌傳聞。事後二人站出來澄清,卻是“拆東牆補西牆”式的回應。二人表示在2015年已協議離婚,但為了孩子的成長考慮沒有選擇公開。
可是,隱瞞離婚事實,並且離婚後仍然出現在綜藝鏡頭當中公開秀恩愛,不僅從公眾道德層面難以接受,從資本層面也屬於違規。據當時的報道顯示,白百何彼時有奶粉品牌的代言在身,如果公開離婚或隱瞞離婚事實,均會面臨品牌方的解約甚至追償。因此,不論是不是出軌,沒有處理好的婚姻關係,都給二人的公共形象帶來了巨大損害。
協議離婚後二人登上《奔跑吧兄弟》秀恩愛
同時,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夫妻雙方,哪怕只是其中一人出現負面新聞,對另一人的事業發展也會有所牽連。
比如董璇與高雲翔夫婦,出事前在媒體上是以“7年甜如初戀”的標籤示人。2018年,高雲翔捲入性侵醜聞,身為妻子的董璇急需籌措資金幫助丈夫打官司,但只能接到微商品牌的代言,並且在此後的兩年時間裏幾乎都沒有戲約。同時,由於待播影視劇受負面事件影響,二人的資產還被法院凍結,面臨鉅額賠償。儘管在2019年董璇與高雲翔宣佈離婚,但直到近期《有翡》和《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播出,董璇的演藝事業才開始略有起色。
另一重風險則來自於平日裏夫妻的相處模式,被置於放大鏡下審視的明星生活,好則幫助風評,差則“一瀉千里”。比如近期被《乘風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淘汰的程莉莎,丈夫郭曉東在微博對她喊話“趕緊回家做飯吧”,被網友斥責“爹味十足”。
週一圍與朱丹流露出的相處模式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節目一度將週一圍的形象刻畫成了“直男癌”的典型,而朱丹則突出一個“愛得卑微”的小女人形象,引發公眾反感。朱丹曾在綜藝節目中透露了週一圍的經典語錄,“我現在是在給你台階,如果你不走下來的話,待會兒這個台階就沒有了。”週一圍自己也在採訪中説過,“朱丹的拍戲不叫拍戲。傷人嗎?但是就是這麼回事。”
儘管婚姻生活的真相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但選擇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媒介形象,或許應該再斟酌一番,否則會對演藝事業平添負面影響。在女性意識逐漸崛起的互聯網輿論場中,傳統家庭的婚姻關係正在遭受更多挑戰,明星選擇公開的相處片段也需要更為謹慎。
GAI周延和妻子王斯然參加綜藝《新生日記》的片段就為此作出了正面範例。GAI主動出面對母親解釋,妻子不喜歡當眾餵奶,並告訴家人妻子剛剛生產完情緒不穩定,希望大家多多包容。一來避免了婆媳直接對話的尷尬,二來對妻子的細膩感情理解到位,在“喪偶式育兒”盛行的情況下,博得了女性網友們的強烈共情,甚至評論道“建議他哄老婆的片段在產房輪番播放”。
更進一步來説,在2020年獨立女性形象開始在熒屏和社交媒體上普遍化之後,“保持單身”或者強調個人主義相較於“成為妻子”可能是一門更好的生意。
譬如俞飛鴻,年滿50歲的她至今未婚,是許多網友提及獨立女性時的重要代表。2017年在許知遠《十三邀》的一場對談中,面對許知遠的兩次追問,俞飛鴻都堅定表示對自己而言,“男人沒有精神汲取有效”。隨後,網友又翻出了2016年她在《鏘鏘三人行》中與竇文濤、馮唐的對話,當談及單身多年的心理狀況時,俞飛鴻表示,“你有沒有覺得很多夫妻,他是在一個婚姻裏頭,可是他們兩個人根本沒話講,我覺得那種兩個人在一起的孤獨,可能比一個人的孤獨更悲傷吧。”由此,俞飛鴻也被網友奉為“老男人的照妖鏡”。
明星作為公眾的一種媒介投射,其存在本質上就是為了迎合大眾對於理想化人格的想象。2021了,還要必須結婚?這個觀念可能真的有點老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