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後，我們為何“以日為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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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何在大敗於日本之後，居然還樂意向敵國學習，為何在當時情況下會有這種心態。與此同時日本居然也願意教，這又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戰略目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大敗。次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當時朝野上下有識之士都認為，必須進行教育改革，才能使中國富強。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也提出日本之勝源於教育，從而主張要仿效日本，改革本國教育，尤其是要大力發展近代軍事教育。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為何在大敗於日本之後，居然還樂意向敵國學習，為何在當時情況下會有這種心態。與此同時日本居然也願意教，這又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戰略目的？本文在回顧日本對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發展所起作用的過程中，嘗試對這些問題予以探討。

　　日本人所繪的清政府簽訂甲午戰爭投降書場景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轉向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自古以來在地理上即有舟行便捷之利。而在文化交流方面，自漢唐以來，日本由於不斷地吸收中國的律令典章、宮室建築、冠冕服飾、佛儒思想等先進文化，其自身文化得到了很大發展。例如7世紀中葉由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所推動的在日本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大化的革新，便是全盤唐化運動。

　　黑船扣關，圖為來到日本的美國戰艦

　　然而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由於中國的海禁政策和日本的鎖國體制分別被英國及美國所打破，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為了救亡圖存，中日兩國分別開展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以此應對來自西方的挑戰。而經過甲午一役的驗證，作為後起之秀的日本，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及改革的實際成效方面，的確優於中國。

　　鑑於鄰邦富國強兵的成果，甲午戰後中國便開始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並直接聘請日本專家前來中國協助各方面的建設。這種文化輸入者（日本）對文化輸出母體（中國）的回饋，可以説是一股“文化迴流”的現象，在長久以來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時清政府在諸方面所聘用的日本專家，不但對當時日本在華勢力的扶植髮揮着重要作用，而且對後來中日關係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走出去”——派遣赴日軍事留學生

　　甲午中日戰爭之前，中國是日本在東亞最大的假想敵，日本千方百計地要打敗中國。甲午戰後，日本在華勢力上升，引起俄國不安。“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看出俄國將是自己爭奪遠東霸權的主要對手，與其和俄國直接對抗，不如借用其他隱蔽手段。日本政府為消除中國人民的仇日情緒，一改過去對華強硬政策，積極接受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留學生，目的在於確保其在中國的長遠利益。日本藉此機會培植與中國官費留學生的親日感情，並安插親日代理人，擴大對中國軍事界的影響。

　　1896年以後，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修復中日關係。1897年11月，日本舉行軍事演習，邀請中國派員參觀，直隸總督王文韶派副將王得勝等前往，受到了熱情接待。同一年年底至次年初，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神尾光臣大佐等3人前來中國，遊説張之洞等人，力勸中國派人到日本學習軍事。日本通過這些舉措，大大密切了與清政府的關係，並且使中國相信，中國只有向日本學習，才能使國家的軍事力量真正強大起來。

　　張之洞

　　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就曾向清政府表示，如果中國決定派遣相當數目的學生到日本，日本願幫助中國教育他們學習軍事及各種實用知識。為滿足教育中國留學生的需要，日本先是在其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成城學校設立留學生部，以後又在東京專為中國學生設立振武學校，對中國學生進行預備教育，以便升入士官學校。

　　日本方面的招徠引起了清政府和地方大員的極大興趣。1898年8月，光緒帝發佈上諭稱：“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1902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上奏指出：“顧歐美遠隔重洋，往來不易，日本同洲之國，其陸軍學校於訓練之法，備極周詳。”1904年，出使日本的大臣楊樞也上奏清廷，建議派遣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軍事。

　　同年，練兵處奏定《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決定以四班為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100名，第一輪共派400名。至此，向日本派遣軍事留學生被納入正規化軌道。1898年，張之洞與劉坤一聯合向日本派出陸軍留學生30名，是為中國陸軍學生留學日本之始。在此之後，清廷積極向日本派遣陸軍留學生，人數從1898年的8人，增加至1906年頂峯時期的1600人，1909年人數雖然下降，也有700餘人。

　　劉坤一

　　當時赴日學習軍事的學生，首先進入成城學校（1903年以後改為振武學校）接受預備教育，結業後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截至1903年成城學校停收中國留學生為止，先後畢業於該校者，總計達175人之多。而振武學校專事於中國軍事留學生的預備教育。在軍事教育的同時，該校極力宣傳“忠君愛國，服從長官”。這些留學生在校學習三年並順利結業後，被分配至各聯隊，以“士官候補生”身份接受一年時間的正式教育，然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接受一年半的後期教育，修完各類課程，再入聯隊，擔任“見習士官”半年，然後正式授予士官（即軍官）資格。據統計，1900—1911年間，共有9期690名成城和振武的畢業生考入士官學校，其中647人完成了全部訓練課程。而在此期間到歐美軍事院校留學者則可謂鳳毛麟角，如1906年到日本留學者為671人，就學於歐洲者僅15人。

　　不過，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決定了它參與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絕不是真正要幫助中國建設一支強大的近代化的軍事力量，也不會真正為培養中國的軍事人才而盡心盡力。如早期留日的中國學生，大部分在陸軍士官學校接受初級士官教育後就返回國內，沒有機會再進入高等軍事學校深造。各軍事學校在講授軍事學相關內容時，難免涉及國家機密，因而拒收外國學生。後來雖經清政府外交努力，日本方面同意中國學生進入各高等軍事院校就讀，但雙方約定在講課的過程中，凡涉及日本軍隊的機密時，中國學生需要暫時退出課堂。曾經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的閻錫山也曾回憶道：“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上課和住宿都不和日本學生在一起，因為日本有若干秘密，不能讓中國學生知道。”日本在傳授中國留學生知識的過程中設置的種種障礙，大大影響了中國軍事留學生的教育質量，制約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請進來”——聘請日本軍事專家來華

　　所謂的日本軍事專家，按其從事的工作不同，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清政府中央到地方興辦的各類軍事學校的教習，主要任務為教學，如武昌的武備小學堂的教習；另一種是中央政府乃至地方督撫的顧問，主要任務為諮詢，如袁世凱的軍事顧問等。

　　閻錫山

　　晚清軍事改革遇到的困難之一，就是缺乏合格的軍官。行伍出身的舊軍官不僅不懂近代戰略戰術，也不懂近代軍隊的訓練方式，擔不起訓練軍隊的責任。為解決這一問題，清政府不得不興辦軍事學堂，聘請大量外國軍官擔任教習和顧問，以此來培養新型軍官。為了控制中國的軍事力量，擴大在華利益，列強為此進行了激烈的競爭。初期，德國在競爭中佔了上風。新軍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德國教習在軍隊和軍事學堂中居於壟斷地位。袁世凱新建陸軍中的教習均由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諮令出使德國大臣與德國外交部選商聘訂”。自強軍聘用的德國軍官達35人，不僅充當教官，而且還擔任部隊各級正職指揮官。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德國是當時西方公認的陸軍強國，同時也與當時中德關係比較和睦有關。但這種局面並未維持多久，日本就後來居上，迅速取代了德國。

　　袁世凱

　　外國專家來到中國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水土不服，而這些問題，聘用日本教習就可以避免。這是因為日本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減少了語言、生活習俗、思維方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的隔閡，避免了許多西方教習帶來的不便。日本來華軍官，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也“比西方人更樂於學説中國話”，“更情願使自己適應於中國的實際”。如多賀宗之大尉受聘擔任袁世凱的軍事顧問和軍事學堂教習，不僅改用華名“賀忠良”，而且還留着髮辮。這無疑有利於加強與中國官員和學員的感情。在經費方面，日本教習的往返路費要比歐美節省，他們還“寧願接受比西方軍官低得多的待遇”。

　　由於以上原因，在1898—1899年間，大批德國教習相繼被解除了聘約，日本教習則取而代之，居於絕對壟斷地位。到1901年以後，中國的近代軍事教育已完全置於日本的影響之下。

　　可以説，日本軍事教習遍佈全國各省區和主要軍事學堂。到了1903年，不僅直隸的袁世凱與武昌的張之洞聘用日本教習，據曾在京師政法學堂任教的日本教習吉野作造估計，當時在華日本教習約500人，其中從事陸軍教育者約100名。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西方教習數量鋭減。1901年以後，在陸軍學堂中，除了少數德國教習零星分佈在湖北等地外，英、法、俄、奧等國教習已幾乎絕跡。

　　總之，日本專家受中國官員聘請，在軍事學堂及軍醫學堂、軍械廠等附屬機構扮演了短暫的卻非常重要的角色。1903年2月4日，浙江巡撫誠勳的奏摺代表了這種見解。他極力贊同僱用日本教官：“現時日本軍事之先進，已足以與歐洲並列。且中日兩國同文，便於教學；薪酬支出，利於節省。”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