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事教育打下的“日本印記”是怎樣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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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師範大學文化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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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何在大敗於日本之後，居然還樂意向敵國學習，為何在當時情況下會有這種心態。與此同時日本居然也願意教，這又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戰略目的？

　　**前文鏈接：**戰敗後，我們為何“以日為師”？

　　日方如此積極推薦顧問、教習等來華，也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盤”。一方面是因為此舉既可以中日交流，藉此加強與清朝政府的聯繫，使其向日本靠攏，培養親日派，又可使邀請地區的軍事建設效仿日本，以便日後控制和利用。比如時任日本參謀總長大山岩訓示赴華日本軍官要“努力工作”，“在上層以實力培植親日勢力”，認為這是“最有希望的事業”，“是對華政策的百年大計”。近代中國的歷史證明，從清末直至民國時期，日本確實在中國軍界培養了一大批親日派將領，他們在日本一步步加深對華侵略直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過程中，內外呼應，起了“第五縱隊”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來華的日本軍事顧問、教習還能夠乘機收集到各種情報。比如1903年坂西利八郎受聘擔任袁世凱的軍事顧問達六年，深得其信任，他的住處“坂西公館”成為日軍收集中國情報最大的前線基地，為日本政府制定侵華政策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另外，1908年前曾任教於南京兩江陸軍測繪學堂的日本教習，就利用帶領學生進行測量實習的機會，將“南京附近兩萬分之一圖”等交給參謀本部。

　　大山岩

　　除此之外，日本教習還控制着中國軍事教育機關，進而控制中國軍隊。當時日本軍官幾乎遍佈中國各地，甚至新疆等偏遠地區也有他們的足跡，而編練新軍的兩大中心地區——直隸和湖北，日本軍官勢力最為龐大。各學堂的總教習一般均由日本人擔任，掌握着學校的教育實權。有的學校各部門幾乎完全由日本控制，如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分為步、騎、炮、工、輜五種兵科訓練，各科的科長一開始都由日本教習充任。再如浙江武備學堂，“大權盡入總教習齋藤之手”。

　　清代新軍

　　日本的軍事顧問，更是受到各省地方大員的依賴。比如直隸總督袁世凱就對日本顧問極為信任。1905、1906和1908年，北洋新軍連續舉行了河間、彰德、太湖三次秋操（即軍事演習），演習計劃的出台及具體執行事宜，都由當時在保定軍事學堂任職的日本軍官制訂。據當事人回憶，在彰德秋操中，袁世凱的軍事顧問坂西利八郎是實際上的總指導和總評判，他手下的兩個少校則分別擔任南北兩軍的指導和評判。對日本教習、顧問依賴到如此程度，難怪有的日本教習會狂妄地宣稱，如果調走日本教習，部隊就會瓦解。事實可能尚未嚴重到如此程度，但是，作戰計劃大部分由外國顧問去做，這犯了軍事上的大忌，其本身就存在着外國干涉政治的危險性。

　　中國軍事教育近代化的日本因素

　　中國的軍事教育在1901年以前發展很緩慢，各省有的是空白，有的尚屬草創時期，且各自為政，制度紊亂，教育質量參差不齊。隨着日本教習大批來華和留日學生不斷回國，日本的軍事教育制度在中國開始逐步推行。到1904年，鑑於各省軍事學堂已普遍設立，為統一體制，清廷練兵處決定將全國軍事學堂分為四級，即陸軍小學堂（每省區設1所）、陸軍中學堂（全國設4所）、陸軍兵官學堂和陸軍大學堂。這一舉措實際上完全是在模仿日本，分別相當於日本的軍事幼年學校、士官預備學校、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這標誌着中國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軍事教育體制。據統計，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全國已有70多所軍事教育機關。各個學堂的教學內容均參照日本學校而設置。如保定陸軍軍官學堂，即參照日本陸軍大學而建。各校教材也大都翻譯自日本教材。

　　辛亥革命南京太平門戰役

　　而隨着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和歸國留學生日漸增多，中國形成了一個近代軍官羣體，這批新型軍事人才在軍隊建設、軍事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相當程度上縮短了中國與列強軍事上的差距。據統計，1908年在武備學堂學習的有7000人，低級士官學校有2500人，在日本留學的有700人，在陸軍各級軍官學堂和專門學堂的有近萬人。1904年，清政府規定此後創建新軍，各級軍官的任命應優先考慮畢業於新式學堂的學生。從此開始，新式軍官逐步取代了行伍出身的舊軍官，如湖南新軍兩標（團）六個營先後有3位標統18位管帶，均為留日學生和國內軍事學堂的畢業生。江蘇新軍軍官積極延攬畢業於日本士官、成城等學校以及國內江南、北洋各系軍事學堂的畢業生。到1911年，在部隊中服役的軍官，到日本留過學的已達800名左右。其中，擔任標統（團長）以上者，共有20多人，士官生吳祿貞、張紹曾還出任了北洋系統的第六鎮和二十鎮的統制（師長）。清政府的中央軍事機關練兵處、陸軍部和軍諮處中，留日士官生更是佔據了很大比例。此外，還有相當一批人擔任了軍事學堂的總辦、總教習和教習，他們逐漸取代了日本教習，使日本教習的數量開始逐步減少。就連保定軍校的8任校長中，也有5任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學校的教育長、炮兵科長、騎兵隊長等重要職位均由留日畢業生擔任，一般教官也以留日出身為多。

　　清政府選派軍事留學生原本是為了造就效力於朝廷的年輕人才，但實際上卻與清政府的主觀願望相反，很多人都走到了它的對立面。在這當中，軍事留學生們在日本學習生活期間不斷受到革命思想的啓發，受到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的影響，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少人成為革命黨人，其中加入同盟會的陸軍士官生不下百餘人，這對他們日後的人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們回國之後，又把革命思想帶回了國內。正像李烈鈞對他的一位日本同學山中峯太郎所説：

　　清政府送我們留學，是出錢培養革命派。他們非常愚蠢，一點也未察覺到這一點。説來，則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中國是屬於漢民族的，滿洲的愛新覺羅一族坐上皇帝的寶座，強行推行專制制度，完全是違背天理。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個反天理的東西除掉。”

　　1908年，李烈鈞於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先在江西任混成協第五十四標第一營管帶，後到雲南擔任講武堂教官、陸軍小學堂總辦等職。無論在江西、雲南，李烈鈞利用公開職務之便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發展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後出任江西都督，聲名大振。

　　李烈鈞

　　而來自日本的軍事教習，也有意或無意地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和價值觀念，使得中國大批青年軍官不僅學會了軍事技術，也懂得了近代科學，還接觸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這種訓練方法使得這些年輕人產生了對清政府舊的封建統治秩序的強烈不滿。這批具有革命思想的軍官畢業之後分別在各省掌握着一批軍事力量，使新軍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説，在辛亥革命期間，留日陸軍士官生多成為各省革命的中堅力量。武昌起義後，幾乎各省的兵權都由留日士官生掌握，如福建的許崇智、上海的陳其美、安徽的柏文蔚、江西的李烈鈞、雲南的蔡鍔、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鳳翽、四川的尹昌衡、直隸的吳祿貞和張紹曾等。留日士官生對辛亥革命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這種結局當然並不是日本政府所能預計到的，但客觀上卻與日本參與晚清軍事教育近代化過程有着密切的關係。

　　結語

　　晚清軍事教育自甲午戰敗之後被打下了深深的“日本印記”。日本一方面有意識地向中國各省特別是清政府編練新軍的重要地區派遣軍事顧問和軍事教習，培養了大批初級軍官；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國軍事留學生，藉此壟斷中國中、高級軍事人才的培養。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加快了晚清軍事教育近代化進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當時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實現軍事近代化轉型，要在國內建立近代軍事教育體系，進而創建一支近代軍隊，只能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因此，在考察中國近代軍事教育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時，日本等國在客觀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但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國家處心積慮幫助中國實現軍事領域的近代化建設，絕非是為了幫助中國打造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而恰恰是為了通過把控中國的軍事力量，支配中國政局，從而進一步奪取和深化其在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