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四十年：川商的隕落與輝煌_風聞

撰文\ 耳令

編輯\ 陳釀

圖片來源於網絡

【這是銀杏財經第365篇原創文章】

當“氣氛組”作為2020年最後一個網絡熱詞揚名天下，四川人的消費能力再度引發熱議。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在所有四川人心中只有一種印象：

休閒、安逸。

在知乎上，很容易搜到這樣一類問題，“為什麼四川人這麼散漫？”“四川人的安逸到底體現在哪些領域？”

在這片“不與秦塞通人煙”的盆地裏，所有人都過着《桃花源記》中的生活，大家不用上班，吃吃火鍋、打打麻將就把日子過了。

天府之國物阜民豐，從古至今都給人遺世獨立之感。

然而細細翻閲歷史才會發現，從修造都江堰、發明第一張紙幣“交子”，到最早使用天然氣，看似偏安一隅的四川，從來都沒有脱離於俗世。

十二巫山見九峯的長江水，映照過趙匡胤花十年時間運送出去的金銀珠寶；在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通商孔道中，行過川商的足跡。

甚至在改革開放的經濟浪潮中，四川也一度領先於沿海城市，川商率先扛起民營經濟的先鋒大旗。

四川從來不止是消費大省，同樣也是創富之地、創新之地。但當天府之國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隨處可見的知足常樂中，又夾雜着一絲暮氣。

昔日的盆地意識在今天看來，更像是內卷的前身。

有人曾經將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創富浪潮總結成三個時代，然後發現三代中國首富中，四川獨佔其二。

在農村改革與市場改革的時代，首富是劉永好，籍貫新津。在城市化時代，首富是王健林，籍貫廣元。唯獨到了互聯網經濟時代，找不到一個代表。

時代在變，川商掉隊或許有深刻的原因。

透過川商的四十年浮沉，我們既能見到時代變遷中的高光與斑駁，也能一窺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激流與險灘。

1

潮起：江陸齊飛引頭雁

1984年3月31日，重慶朝天門碼頭，伴着清晨的霧氣和一聲船笛，一支拖着三艘駁船、滿載1400噸煤炭的船隊，徐徐開出。碼頭上，時任重慶市市長於漢卿，親自為船隊送行。

這是新民生公司的第一支合營船隊，和後來的東風-5彈道導彈有一個相同的名字“東風五號”。

老民生公司在解放前曾是中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創始人盧作孚1938年親自指揮船隊從宜昌搶運戰時物資和人員到四川，在日軍的炮火和轟炸中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圖示:盧作孚

遺憾的是，盧作孚去世之後，盧家後人從此隱於民間。昔日名噪一時的川商圈也從此走向衰落。

八十年代初期，昔日的黃金水道已經不復往日輝煌。為了恢復長江航運，重慶市政府按照中央指示，找到了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紀希望他重組民生公司。

為了儘可能地掃平新民生在起航初期遇到的阻礙，有關部門從資金籌措到鋼材指標批覆都給予了大力支持，包括找尋能駕馭川江航道的船舶駕引人員。

很快，新民生的船隊便重返川江。隨後沿線也陸續冒出大大小小800多家航運企業，集體的、個體的。在重慶的影響下，沿江各省紛紛開航海運，後來還走出國門，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紐約《北美日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最能説明當前中共允許甚或鼓勵發展企業的例子，莫過於四川省重慶民營的輪船公司‘民生公司’的復業。”

在那個全社會對公有制一往情深的年月裏，民生公司的重建意義非凡。不僅成為交通運輸管理體制改革的示範，也推動重慶現代工業的發展進入快車道。

川江航運業再度興起，為改革開放注入蓬勃生機。而川西平原上的鄉鎮企業，也在這一時期快速成長起來。

當盧作孚的後人在長江上乘風破浪時，劉氏四兄弟正對着岷江商量要不要跳下去。

2萬隻等着向客户交貨的小雞仔，在運輸過程中損耗過半，他們也因此欠下鉅額債務。

他們最終放棄了輕生的念頭，樂觀堅毅的秉性讓他們相信希望在轉角。後來，四兄弟乾脆將養殖場的名字也改為“希望”。

1988年，老幺劉永好出差到廣州，偶然遇到街上很多人排長隊購買正大顆粒飼料，於是萌生出做飼料生意的想法。

儘管飼料工業在1984年已經納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序列，但直到1992年以前，中國90%的飼料企業都歸國有。

劉永好看到了趨勢，回鄉後當即宣佈：把養殖場的10萬隻鵪鶉全部殺死，以後不再養鵪鶉，改行做起了豬飼料。很快，“養豬希望富，希望來幫助”的廣告語傳遍了農村。

在眉山，另一位姓劉的年輕小夥通過人生的第一桶金，建起一座現代化飼料工廠。

1983年，他向一個64平方米的金屬網箱中，投了185公斤魚苗。秋天便收穫了2780斤魚，比當時傳統養殖的畝產足足高出了1萬斤。

小夥子名叫劉漢元。他的事蹟一出，眉山一帶漸漸有了“要掙錢，學漢元”的説法。而這座名為“科力”的現代化飼料工廠，後來改了個更響亮的名字——通威。

不過民營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因為直到80年代末，有關姓“社”和姓“資”的爭論都沒有停止。

儘管民營經濟的春風那些年已隨民生公司的輪船吹遍了長江，川內也有了廣漢金魚村包產到組的率先試點。

劉氏兄弟曾被競爭對手狀告“投機倒把”，為此不得不找到新津縣委書記鍾光林，表示要把新津希望飼料廠交給政府，而鍾光林沉思良久，只説了一句：慢慢地幹，悄悄地幹。

劉永好和劉漢元這兩位“飼料大王”，一個催壯了豬，一個喂肥了魚。

他們不僅帶動周圍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還鞏固了四川農牧業大省的金字招牌。至2020年，僅新三板掛牌就有9家農牧食品行業的四川企業公司。

1993年， 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41歲的劉永好以民營企業家中的第一批政協委員的身份上台，講出了《私營企業有希望》的大會發言。

這是一個帶有雙關之意的標題。在進入人民大會堂演講前，有不少人替劉永好捏把汗，擔心講私營企業不合適。而他認為小平同志那句“發展才是硬道理”，就是他的“定心丸”。

其實，不止劉永好看到了希望，那些年，川商在另一些地方同樣也是敢為天下先。

2

峭壁：從巔峯奔流****而下

1992年，成都紅廟子街上冒出了一家證券行。

每天，超過10萬人扛着大捆大捆的人民幣湧入這裏。人人都知道，在這裏，掙錢幾乎不需要動腦筋。

從紅廟子走出的“萬元户”數不勝數，在那個工資不過百元的年代，往街口一站，隨便倒騰可以淨賺100元。

儘管紅廟子證券行第二年便搬至城北體育館，但作為1949年後中國內地發起時間最早、交易規模最大的“一級半股票交易市場”，紅廟子之火卻徹底點燃了一些人的心。

號稱“玉面書生”的涪陵人張良賓，當年正是懷揣着3000塊錢從紅廟子起步。一路收購西昌電力，巧取華西證券，發展出一個金光閃閃的“朝華系”。

2003年，張良賓以12億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國百富榜第61位。由於急速擴張，2年後，他帶着鉅額債務鋃鐺入獄。

為夢想窒息的不止一個張良賓。

90年代中期，四川在國內資本市場上叱吒風雲，川內企業在滬、深兩市上市的數量，僅次於上海、深圳，位居全國第三。

但隨着兩支股票的退市，加上ST浪莎、S前鋒、成都建投等企業重組，川股受到重挫，很長時間都未恢復元氣。

造成巨大波瀾的兩支股票，一支是因虧損而滑向退市深淵的銀山化工，另一支則是當年在西部名頭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託普軟件。

託普的創始人宋如華，有一個比張良賓更響亮的外號，人稱“中國比爾·蓋茨”。

與同期下海的泥腿子不同，宋如華曾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最年輕的教授，28歲時就在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了100多篇論文。

1994年，宋如華無意間得知税務機構要在兩年內實現税收電子化。他找學生編寫了一套電子計税的軟件，接着把軟件賣給了四川省內多地的税務局。這一舉，讓宋如華成為千萬富翁。

然而這款設計粗糙的軟件很快便迎來了被淘汰的命運。企業的核心業務失去市場，宋如華急切地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1996年，他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印度考察。期間，班加羅爾這座由上萬家軟件公司支撐起的城市，讓他心潮澎湃。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中國搞個‘班加羅爾’呢？”

宋如華一念起，恰逢四川政府需要一個明星項目提升營商形象。一年後，成都近郊的一片荒地上，佔地百畝的西部軟件園拔地而起。

託普成了西部名頭最響亮的高科技企業，各項扶持政策、税收優惠和社會榮譽紛至沓來。

為了搞大型軟件園，宋如華先後與全國27個城市簽訂協議，圈了整整1.4萬畝土地。

在資本市場，宋如華先是收購川長征借殼上市，隨後又收購金獅股份，1998年，川長征改名託普軟件，正式登陸A股。宋的個人資產一度膨脹到100億以上。

千禧年前後，受亞洲金融風暴波及的企業眾多。華為陷入經營危機時，任正非在一次企業家論壇上，向宋如華虛心求教：“請問宋總，您的企業究竟是如何賺錢的？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宋如華的反應卻很諷刺。他沒有正面回答任正非的問題，只是一陣沉默，而後禮貌地搖了搖頭。

從設計一款簡易軟件獲利，到後來炒概念高歌猛進。不到十年時間，宋如華滾起了巨大的雪球。

2002年，隨着“資產達到100億元、招聘5000名軟件工程師”的泡沫被戳破，託普30億元的債務黑洞也隨之曝光。

後來有人曾感慨，如果張良賓和宋如華不那麼激進，或許真的能帶動相關產業持續增長，成為第二代川商領袖。

不過這種激進恰好映射出川商的兩面性。

過去幾千年，商人們帶着貨物行走在四面環山的險峻的蜀道上，一不留神便落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從四川走出的商人，一度成了“掮客”的代名詞。

就像川籍奇人牟其中，可以用800多個車皮的日用品從前蘇聯換回四架圖154M 民航客機。

1998年，馮小剛的電影《不見不散》上映。片中葛優為了泡徐帆，説了一個極開腦洞的想法：

“如果我們把喜馬拉雅山炸開一道五十公里的口子，世界屋脊還留着，把印度洋的暖風引到我們這裏來，試想一想，那我們美麗青藏高原從此摘掉落後的帽子不算，還得變出多少個魚米之鄉！”

其實這個想法，是兩年前牟其中在一次飯局上透露給馮小剛的，他還給馮的新片提供了36萬美元啓動資金。

牟其中這一生，很多想法都無法讓人聯想到正常的商業經營，包括後來的將雅魯藏布江水引進黃河和開發滿洲里。

1999年，牟其中登上首屆胡潤“中國內地富豪榜”，但很快，便以“信用證詐騙”被判處無期徒刑。

牟是胡潤榜第一位入獄的富豪，在他之後，落馬者眾多，胡潤榜還從此得了個“殺豬榜”的美名。

2000年之後，除了劉氏四兄弟的“希望系”、劉滄龍的宏達礦業、嚴俊波的豪吉雞精等少數常青樹，在這片面積近50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8000萬的廣袤土地上，唯一一個全國響亮的品牌，似乎只有四川農民工了。

屬於川商的黃金時代正漸行漸遠。

3

逆流：步履沉沉見熹微

2002年8月6日，位於成都百花西路一號的國土局，被46家開發商擠得水泄不通。在這間可容納200人的交易大廳裏，將進行成都第一次土地公開拍賣。

當天手拿77號牌的王躍宏，坐在楊鏗身邊。經過幾番較量後，以585萬/畝（總價7224.75萬元）的價格拿下了第一宗宅地，成就了藍光打開競拍拿地閥門的歷史時刻。

圖源：地產大爆炸

中國的首次土拍是1987年。成都，慢了整整15年。

這十五年間，王石已經通過股份改造跳出瞭如來佛的手心；萬通六君子親眼見證了海南地產泡沫崩裂的奇觀；楊國強和許家印也為日後的地產王國打下了地基。

或許是盆地意識作祟，川派房企坐擁資源大省優勢，多年來卻維持着本土格局。直到千禧年前後，市場優勝劣汰加劇，許多本土川企被外來的和尚碾壓、吞併。

土拍當天，到場的大部分都是本地開發商。三家異地房企中，萬達的身份最特別。

王健林是旺蒼人，儘管起步於大連，但無論是四川政府，還是他本人，顯然都更喜歡“川商”這個身份。

然而在回報鄉梓這件事上，只有王健林做得仁至義盡。

在2019年川商發展大會上，王健林撂下一句“我對家鄉可以説夠意思了”，感慨之餘，又彷彿言外有音。

那一年王健林許是低調太久悶得慌，在天府論壇上，還隨口提了句川商應該“多一點勤奮，少一點麻將”。

振興家鄉之事，非老王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況且即便是代言川商的希望系，也曾陷入多元化困境。

1997年起，劉氏兄弟逐步分頭進入零售、天然氣、新能源、金融、化工、房地產及商貿物流等多個領域。

新希望和藍光、萬華在內的幾家房企，是四川最早一批本土房企中的倖存者。

劉永好作為股份制商業銀行改革中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金融這條吸金的康莊大道上深耕了25年，版圖頗具規模。

不過劉永好在其他領域的嘗試卻總是頻繁碰壁，能夠作為贏利點的依然只有化工、房地產和金融。

事實是，多元化這塊充滿誘惑的蛋糕背後，隱藏着無處不在的陷阱。很多企業不是做得太少太專餓死的，而是做得太多太雜消化不良撐死的。

大前研一考察中國後，曾不無擔心地評價道：“中國的機會太多，以至於中國的企業家很難專注於某個領域，並在該領域做出卓越的成績。”

這種現象具體到川商，就表現為兩種極端：一種是在海量的機會中選擇逃避，安於一畝三分地；另一種則受制於領袖的光芒，借多元化四處擴張。

然而直到2019年，世界500強企業的排行榜單上， 112家中國企業也沒有一家出自川商派系。

2001年，38歲的張學斌，被黃宏生的國際品牌之夢打動。這位花了7年時間成為海南椰樹集團總經理的四川犍為人，辭掉工作，扔下洋房，加入創維。

進入公司一個月，張學斌向黃宏生提出成立彩電事業部，並要來了事業部的經營權、人事權、財務權以及3000萬元啓動資金。向來強勢的黃宏生，糾結來糾結去，最終還是放了權。

當新川商以一種新的姿態屹立於資本舞台，一些紮根於本土的川商也開始走出去。

鄰近四川的雲南成為許多川商“走出去”的首選。2011年，在滇川籍人士近300萬人，累計投資超過1000億元。

但更多的企業還是將重點鎖定在了海外。很快，通威在東南亞投資農業、新希望在越南投資地產、宏達股份在澳大利亞等國收購了礦山……

三年後，川企在境外投資企業已經超過400家。

但對於偏安一隅的川商來説，要想跳出舒適圈並不容易。

譚魚頭國際化的第一步是新加坡。創始人譚長安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信心滿滿地説，美國、韓國等20多個國家的投資商，都希望來成都總部考察並要求加盟，譚魚頭將向全球複製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至今都沒有下文。

新加坡沒能成為譚魚頭的跳板，卻幫海底撈打開了海外市場。張勇原本也和譚長安一樣，希望通過新加坡，將成功經驗複製到其它國家。

但剛到美國便遇到諸多不順，行事謹慎的張勇乾脆把火力全部集中到新加坡。此後，海底撈在新加坡一路開掛，如果你在當地看到哪家火鍋店大排長龍，十有八九是海底撈。

縱觀海底撈的全球表現，沒有哪裏比在新加坡的擴張之路更加順風順水。受益於這片風水寶地，張勇乾脆帶着老婆入了新加坡籍。

當《福布斯亞洲》榜單上線，出生簡陽的張勇夫婦，以190億美元的身家連續蟬聯新加坡首富。

圖示：張勇

相比晉商、徽商、浙商這些響噹噹的名號，“川字號”的輝煌恍若明日黃花。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國崛起離不開兩方面的因素：一是人的因素，二是制度因素。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企業家階層的崛起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兩大重要因素。

要重新擦亮川字號這塊招牌，從來就不該只寄希望於“希望”。

4

浮沉之間

幾千年來，川商貫穿了歷史的中軸線，在一個個朝代中發光發熱，成就了獨一無二的商業文化。

改革開放後，從蹣跚學步到起步摸高的40餘年裏，看上去偏安一隅的川商，既未缺席過歷史進程中的任何一個側面，也從未錯過激流中的任何一處險灘。

2019年，四川民營經濟首次出現“321”的整體產業結構，服務業躍升為民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與此同時，川商的足跡已經遍佈全球50餘個國家。

浮沉之間，四川民營經濟挺起了發展的脊樑。

一馬平川非難事，歷盡艱辛方傳奇。願所有的跌宕，都只是成長的煩惱。

 參考資料：

[1]. 《民營經濟撐起四川經濟“半邊天”》四川日報/2018

[2]. 《從1000元到1000億，劉永好：不要誤讀這個時代》華商韜略/2018

[3]. 《飼料大王劉永好：國企混改走上擴張路 兄弟和平分家》一財網/2018

[4].《改革開放三十年崛起三代民營企業家》中廣網/2008

[5].《川商成功原因——骨子裏的創新意識》郭曉林/2019

[6].《四川省促進製造業民間投資增長的經驗做法》固定資產投資司/2018

[7].《三代中國首富有1.5個川商 2015年川商投資哪？》華西都市報/2015

[8].《西南房企江湖三十年》虎嗅/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