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被砍1年後:披薩,做好了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2021-03-09 13:37

距離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砍,已經過去13個月了。
在這13個月裏,他經歷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變故,也見證了流量與目光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間的集聚。
談及流量,陶勇説自己想盡量保持透明與清醒。
而聊起那一起讓他在鬼門關前行走一遭的“傷醫事件”,他説:“我不想只看到人生的刺,也想看到那朵花。”
對陶勇而言,他的過去屬於死神,而現在屬於自己。

2020年1月20日,大寒。
陶勇出門前,妻子照例送上叮囑:“家裏車子的電瓶已經壞了一段時間,有空的話送去維修一下,以備春節使用,今天媽媽要做你最愛的香菇米線,下班記得早點回來吃飯。”
陶勇一一答應下來。
實際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兑現承諾,畢竟在醫院工作,每天面對的都是未知情況。他心想:“好像家裏,是我唯一能夠説謊的地方。”
走出樓道門,陶勇呼了一口氣,低温很快讓呼吸形成一團白霧。此時,距離春節還剩4天了。
臨近年根,醫院的患者卻有增無減,為了加快看病速度,這天中午陶勇沒有去食堂,而是在辦公室裏囫圇吃了一碗泡麪,1點左右就重新開診。

下午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損壞的電工——北京打工,每月3000,包吃包住。
聊起來,陶勇知道他為了多賺些錢,今年春節決定不回家過年。
陶勇感慨這位電工不容易,退掉了他的掛號費,並把上午其他患者送來的一袋小米轉送給他,希望他能過個好年。
問診有條不紊地進行着,看着逐漸減少的病人數量,陶勇心想,或許今天能準時下班,回家吃一碗熱氣騰騰的香菇米線。

而這一切設想,伴隨着幾聲尖叫與一聲悶響,被打破了。
陶勇後來形容那一瞬間:“就像被棒球棒砸了一下,頭嗡的一下,整個腦袋磕到辦公桌上。”
這一天,距離他40歲生日還有4個月,此後陶勇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被迫分成了兩段。
而分割線,是一道道觸目的傷疤。

陶勇再次醒來,是第二天的中午。
躺在重症監護室裏,他的身體被固定在牀上,頭上纏滿了紗布,雙手也被打上了厚重的石膏。
後來,他在書中描寫了睜開雙眼後的世界:
“白色的屋頂上有幾個黑色的斑點;明黃的白熾燈照得整個房間通明空曠;
輸液管裏的滴液,先是慢慢凝聚,然後形成一顆結實的水滴,悄無聲息地流入我的身體。”
重症監護室裏的一桌一椅對於陶勇而言過於熟悉,卻又對此刻的他有些陌生。
熟悉的是,這是他過去數十年常常工作的地方,陌生的是,這次他卻換了一個角度與身份,重新審視這間屋子。

受傷後的陶勇
後來,隨着逐漸清醒,陶勇才在家人與同事的口中,拼湊出自己受傷當天發生的事情:
那個被他認為是棒球棒的東西,實際上是一把鋒利的菜刀,砍人者是他三個月前曾診治過的一位病人。而原因則是對自己的治療效果不滿。
憤恨之下,這位病人拿着刀衝入了陶勇的診室裏。
在診室裏,陶勇的座位本來被設立在了靠近診室門的位置,但他卻特意將自己的座位調換到了靠近燈箱的內側位置,以便在替病人看片子的時候,能夠更清晰一些。
在陶勇工作的這些年裏,像這樣的細節還有許多,而出發點只有一個——更方便診治病人。
那時的陶勇並未想到,自己的善心,會在未來某一日,變成自己的“阻礙”。

陶勇在替病人診治中
被砍時,陶勇正在替下午的第四個患者看病,因為右手拿着病歷本,所以他下意識地使用左手去遮擋。
這也造成了他左手的傷勢,遠高於右手。
後來,陶勇談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逃離過程,感謝了4個人:兩位是他的同事,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屬,另一位則是一位快遞員。
彼時,被砍傷的陶勇下意識地想向外逃跑,卻因為座位的原因,逃跑受阻。
而這時隔壁的楊碩醫生,在聽到呼救後,立刻拿着椅子衝上來與行兇者扭打。過程中,他被砍傷了耳朵與頭部,也為陶勇爭取了逃跑的時間。
除此之外,另外三位陶勇感謝的人是——將滿身是血的陶勇扶進房間並反鎖大門的陳護士;
替陶勇用手擋了一刀的病人家屬田女士,以及拿起一塊廣告牌,擋在陶勇與行兇者之間的快遞員趙先生。

陶勇與替自己擋刀的田女士(右二)一家
期間,還有許多病人在陶勇被追趕的過程中,伸出腿想要絆倒行兇者。也正是因為這一環環的阻撓,才讓陶勇跌跌撞撞地“死裏逃生”。
這場砍人事件造成陶勇左手和前臂9根肌腱被砍斷,頭上被砍3刀,右手臂枕骨被砍傷,失血1500毫升。
在經過長達7個小時的搶救後,陶勇被送入重症監護室觀察,並在整整兩週後才得以脱離生命危險。

陶勇受傷的左手
陶勇受傷後,網絡上如颶風般地發起了一輪關於醫患關係的全新討論。
在媒體的報道下,人們開始認識陶勇:
28歲從北京大學醫學部以醫學博士的身份畢業;35歲成為了主任醫師;37歲就擔任博士生導師。
他還在自己主攻的葡萄膜炎領域發表了91篇SCI論文,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論文有26篇,還主持着多項國內外科研基金。
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陶勇做過15000多台手術,最多的時候,他曾以5分鐘一台的速度,在一天內做過86台手術,治療過的病人,多達10萬名……

受傷前做手術的陶勇
在眼科領域,陶勇無疑走到了行業內的前列,專業性之外,更打動人心的,還有他的善良:
在診療的過程中,遇到經濟拮据的病人,因為擔心病人錯過最佳治療期,他有時會自掏腰包,為病人墊付醫療費用;
為了節省外地來就醫病人的開支,他不限號,常常一開診就工作到晚上10點;
被砍傷時,還有數十名已經掛號的患者等着被陶勇診治,第二天,還有好幾台手術等待着他去做……

陶勇替病人貼錢治病的聊天記錄
然而一切都被一把突然落下的刀改變了。
那把刀砍斷的,不僅是很多家庭的希望,也是中國最好眼科醫生之一的未來。
而陶勇的人生,也在40歲這年,以極其強硬的方式,被調轉了方向。

陶勇成長的地方,離北京很遠。
在17歲之前,陶勇一直生活在家鄉江西南城縣建昌鎮,在那個不大的小鎮裏,父親在檢察院從事一份普通的職員工作,母親則是新華書店的一名售貨員。
小時候,因為父親常常出差,陶勇放學後總會去母親工作的書店,一邊看書一邊等母親下班。

陶勇家鄉:江西南城縣建昌鎮
家裏並不算太富裕,但父母卻在能力範圍內給了陶勇最好的生活:
陶勇是班級裏第一個用上自動鉛筆的孩子,那是父親出差時給他買回的;同時他也是班裏擁有各類書籍最多的人——無論他想買什麼書,母親從不會拒絕。
許多年後,陶勇才知道,那時母親因為工作長時間站立,常常腰痛,父親想讓母親睡覺時舒適一些,於是攢了一筆錢,想買一個當時流行的席夢思牀墊,然而那筆錢卻陸陸續續被母親用來給陶勇買了書。
後來,陶勇形容那時的自己就像一朵長在温室裏的花:“完全不知道室外會有酷暑嚴寒、風雨霜雪。”
或許正是因為來自於這樣的家庭,才讓陶勇在許多年後,依然保持着一種專屬於少年的真與勇。

陶勇的家鄉曾經因為環境的原因,是沙眼的重災區,母親在他很小開始,就患上了沙眼。
每次犯病時,她的一雙眼睛都會變得紅彤彤的。那時母親緩解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眼中滴眼藥水。
這樣的病痛困擾了母親多年。
直到一次陶勇陪着母親去南昌看眼病,看着醫生從母親的雙眼裏一下下挑出許多細小顆粒,在挑完後,困擾母親十多年的沙眼症狀,被極大緩解了。
那在陶勇十幾歲的世界裏,成為了一個十分奇妙的時刻,彷彿在那些穿着白大褂的醫生手中,任何的病痛,都能夠被處理妥當。
或許,就從那個時刻起,一個夢想就在少年的心中暗暗成型。
高考報志願那年,陶勇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選擇了北京醫科大學,然而陶勇的這一決定,卻引起了父親強烈的反對。
陶勇考上大學那年,是電話機剛開始普及的1997年,裝一台電話要3000塊錢,有時還需要排號,自然而然,在大學裏最火的專業也變成了電信專業。
陶勇的父親希望他選擇電信專業。
一方面是覺得這是一個掙錢多且輕鬆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陶勇的姑姑與姑夫是醫生,陶勇的父母明白,當醫生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情。

受傷前的陶勇醫生
為了讓陶勇改變心意,父親請來了陶勇的老師做工作,可陶勇卻執意要學醫。父親拗不過,嘆了一口氣對他説:“學醫要比其他專業辛苦得多,你可有的熬啊。”
就這樣,陶勇如願成為了北京醫科大學的一名學生,開啓了長達10年的學醫生涯。
1997年8月,陶勇和父母坐着火車,出發去往北京。
從江西到北京坐火車需要兩天半,彼時正值開學,火車位置緊俏,陶勇一家沒有買到座位,只好站着去往北京。
如今的陶勇,對於北京的一切早已再熟悉不過,可對當時初來乍到的他而言,北京的一切都充滿新奇感。
陶勇形容那時的自己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站在天安門前,望着紅色的城牆,陶勇一家人激動地抱頭痛哭。

2000年國慶節
20歲的陶勇在天安門前拍照留念
陶勇説:“當時我甚至覺得,好像一切的人生,都已經來到了終點。”
那是一個小鎮青年夢想成真的時刻,也是他伸手觸碰到夢想時第一次產生的實感。
然而,對於17歲的陶勇而言,他的人生之路,才剛剛走入主賽道。

位於積水潭醫院旁邊的研究生宿舍,是陶勇進入朝陽醫院工作之前,在北京生活過最長時間的地方。
本科畢業後,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從本科宿舍搬入了位於北京二環的研究生宿舍。
那是一棟由老舊賓館改造而來的學生宿舍,每到夏天,墨綠的爬山虎會將整棟樓包裹得嚴嚴實實。
陶勇的宿舍位於一樓,一天之中,就算在陽光最好的時段,宿舍內也總是陰暗。在這間宿舍裏,陶勇度過了研究生與博士五年的求學生涯。
而那間幽暗的房間,也見證了“小陶醫生”飛速成長的十年。

2007年,陶勇博士畢業時
醫學生的日常,異常忙碌,除了正常的上課與課題,陶勇還要去醫院實習。
偶爾得到一兩日的假期,他也不休息——通常,他一早就會起牀,坐2個小時的公交去郊外的屠宰場買豬眼,然後帶回試驗室,開始一整天的實驗研究,常常結束時已是深夜。
後來,為了方便做研究,他甚至親自養起了豬和兔子。
在同學眼中,陶勇對於物質與娛樂的要求一向很簡單。而每當同學邀請陶勇出去聚會,多數時候陶勇也總是禮貌拒絕。
節省下來的時間,都被他放入了學術中。
在陶勇宿舍的牀下,有一個半米高的大鐵桶,通常,陶勇會將穿髒的衣服一股腦地放進桶裏,直到桶裏被塞得再也塞不動後,他才會提着鐵桶去洗衣房,扔進洗衣機裏一起洗。
那時,陶勇的同學形容陶勇:“他彷彿天生就是為了從醫而生的。”

陶勇對於物質生活的抽離與對於學術的熱愛,從未隨着年齡的增長,有絲毫改變。
後來,在陶勇受傷後,他的好友李潤曾經去陶勇醫院內的宿舍住過幾天,李潤驚訝地發現,十幾年過去,時間彷彿在陶勇身上停滯了:
“他的吃穿用度完全和上學時候一樣:衞生間的淋浴頭一看就是用了多年,水管僵化,水流兇猛,牀上蓋的被褥還是多年前的‘超市貨’,蓋在身上又硬又滑。”
而此時,陶勇早已從學校畢業13年,從“小陶醫生”變成了北京朝陽醫院眼科的“陶主任”。
也成為了博士生導師,人民醫院最年輕的副教授,每天,全國各地有上千名患者因為他的醫術慕名而來。
然而,這些榮耀似乎並沒有對陶勇有太大影響,當朋友們問起他的夢想時,他的回答,或許還是如十幾年前一樣:
“攻克癌症,留名史冊。”

陶勇與患者

一路走來,陶勇也並非沒有過迷茫時刻。
2009年,陶勇隨自己參加的公益醫療隊“健康列車”前往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在那裏,他遇到了一位叫王阿婆的奶奶。
後來,陶勇曾在許多不同場合的採訪中,反覆講起王阿婆的故事。

2018開往廣東肇慶的“健康列車”上的一位奶奶
見到王阿婆時,她的眼部狀況已經十分糟糕,白內障的嚴重程度放在北京的大醫院也算是複雜病例。
彼時,陶勇剛從德國訪學歸來,正式進入醫院工作,出發之前,他的老師反覆叮囑:“不要惹火,複雜的病例不要去碰,因為你很有可能會失敗。”
思量再三,陶勇無奈地告訴當地的聯絡員,這個手術自己做不了。然而,聯絡員給他講了一段故事:
10年之前,王阿婆的丈夫去世,5年前,她的兒子也因為一場事故不幸遇難。
一家三口,只剩下王阿婆每日坐在黑黢黢的房子裏,守着記憶過日子,因為眼睛看不見,王阿姨平日裏最愛做的事情,就是拿出兒子與丈夫的照片來回撫摸。
近兩年,王阿姨的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前段時間還被檢查出腫瘤,時日無多。
在當地,有一個風俗:人離世的時候,要穿着自己親手做的壽衣入殮,不然到了“那邊”會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而王阿婆卻因為幾乎失明的雙眼,無法為自己縫製衣服,每日都在因為擔心去世後無法與家人團聚而默默流淚。
聽完這個故事,陶勇拋開一切顧慮,替王阿婆的雙眼做了手術,手術十分順利,術後王阿婆的視力恢復到了0.6。

手術中的陶勇
3個月後,聯絡員聯繫到陶勇,告訴他,王阿婆在手術後的一週,就離開了人世。
也就在那一週裏,她替自己縫製了壽衣,並將兒子與丈夫的照片,縫在了口袋裏,這樣照片就再也不會掉出來了。
阿婆還讓聯絡員替自己向陶勇表達了感謝,説自己這些年一直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也很想回家,謝謝陶勇,幫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王阿婆的故事成為了陶勇事業中的一次重要轉折點,他突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為王阿婆做手術的選擇:
“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以外的東西。”

“ 健康列車”上的醫療環境
對於陶勇而言,作為一名醫生,“專業性”固然重要,而拋開專業性之外的情感與共情力,以及對於生活冷靜的認知,也彌足珍貴。
在陶勇身邊,常常有曾經的同學離開公立醫院,進入私立醫院工作。
畢竟,在醫生羣體中,“私立醫院”四個字意味着相對簡單的病情,家庭條件較為優越的病人,高額的薪水以及清閒的工作。
眼看許多同門都進入私立醫院,經常有人問陶勇,會不會動搖過?陶勇説哪兒是“動搖過”,是經常動搖。
長久以來,對於陶勇而言,在工作中賺錢也很重要:“雖然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卻排在前三位。”
然相比優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在長期與病人相處中形成的一種關係:
“不像醫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棄了,我會覺得有種背信棄義的感覺。”

陶勇與病人
陶勇常常説,自己擁有的許多力量,都是患者給的。
而也正是這股力量,在這次傷醫事件中,給了陶勇極大的支撐。

在受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陶勇一直想不通,為何這個病人要來傷害自己。
砍人者是一位北京懷柔的農民,是陶勇在被砍前三個月所接診的一位患者,這位患者出生便高度近視,在找到陶勇之前,做過三次手術,並且已出現併發症。
陶勇曾這樣形容這位病人手術的難度:如果將視網膜比作兩張用膠水黏住一年的衞生紙,那麼這場手術便是要將這兩張衞生紙分開,且不能損壞兩張衞生紙。
在被許多醫生拒絕後,病人找到陶勇,和他説自己無論如何都想要再試一試。
從醫學角度看,在90%的眼科醫生那裏,這位病人的雙眼,都無法再被治療了。然而陶勇仍決定再幫這位病人做一次手術。
做手術時,陶勇恰巧腰傷復發,腰部打了6個鋼釘,疼痛難忍,但縱使如此,他依然堅持完成了這台長達2小時的手術,並在合理範圍內替病人減免了部分醫藥費。
手術之後,這位病人恢復了部分視力。
後來,陶勇在“脱口秀反跨年”演講上,以“自嘲”的語氣説道:“他能夠那麼精準地砍到我,還不能夠説明我治療得好嗎?”

《脱口秀反跨年》上陶勇的演講
也正是因此,陶勇在聽到行兇者是他後,才會如此錯愕。
脱離危險後,陶勇迎來了漫長的恢復期。需要康復的,有手上的傷,也有心裏的傷。
因為整個左手的肌腱和神經都被砍斷,需要重新縫合生長,所以陶勇的手很長一段時間都像被放置在冰窖中,輕輕一碰,就如刀割一般疼痛。
除此之外,因為無法對温度進行感知,有時只是簡單吃一碗餛飩,陶勇的手上都會被燙出兩個大水泡。

更痛苦的,是復健治療——將新長的瘢痕拉開,以免長死後手不能動作。
陶勇説每次復健的疼痛,可以被稱之為“極刑”,而這樣的復健,他每週要做上好幾次。

做康復訓練中的陶勇
因為這次傷醫事件,大量的關注湧向陶勇。
在陶勇躺在重症監護室的日子裏,每天都會有許多網友去他微博下留言,祝福他早日康復。
而陶勇很多患者都在聽説他受傷的消息後嚎啕大哭,甚至有一位患者的母親託人轉告陶勇,説希望將自己的手捐給他。
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讓陶勇感受到了力量,也讓他決定站在鏡頭下,接受採訪。
他説:“我希望儘自己的微薄之力,對醫護安全的呼籲以及盲童的救扶,獻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而在這期間,大家鮮少會聊起,陶勇何時會重新回到醫院工作,甚至有人擔心,他會留下陰影,無法再踏入診室——這在醫生中並不罕見。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經歷114天的治療後,2020年5月13日,陶勇恢復門診。
被問到,為何這麼快就要恢復門診時。陶勇笑了笑回答道:
“憋不住了,我想和他們(病人)嘮嘮啊。”

陶勇恢復門診後
恢復就診當天,來看病的病人手中都帶着鮮花、果籃和當地小吃,站在陶勇醫生的診室門前,等待着他的迴歸。
而診室,還是曾經那間。
對陶勇而言,那間診室裏,發生過的並不只有壞事,而更多的,還有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不同的是,陶勇身後的那堵牆,在他受傷後沒幾天,就被重新開了一扇門。
沒有人聊起這扇門的作用,只不過,從這扇門看過去,能夠剛好望見陶勇忙碌的背影。

陶勇受傷後,診室後面開的一扇新門

如今,陶勇的生活已經漸漸歸於平靜。
每天,他仍舊從家出發,乘坐1小時的地鐵來到醫院,穿過醫院大廳以及充滿人羣的走廊,走入診療室換上白大衣,開始一天的問診。
似乎,陶勇的生活軌跡和之前並沒有太大差別。

只不過,那間屬於他的診室裏,多了一個後門;他的左手上,多了一條長長的傷疤;
偶爾,有人出現在他的身後,他開始會下意識地擔心。
而最大的變化,是他那雙仍處在康復階段的雙手,或許無法再重返手術枱了。
這些,都是這起傷醫事件留給他的不可逆轉的變化。

2020年4月,陶勇接受採訪
此時距離他恢復門診還有半個月
對此,陶勇早已可以用一種平和的姿態去面對與接納。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命題,也開始在40歲這年,重啓自己的職業規劃。
或許,正如陶勇在書中説的那樣:
“既然世界可以無紀律、無原則地用榴蓮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它做成比薩了。”
而如今,陶勇的比薩,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