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被砍1年後：披薩，做好了_風聞

　　距離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被砍，已經過去13個月了。

　　在這13個月裏，他經歷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變故，也見證了流量與目光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間的集聚。

　　談及流量，陶勇説自己想盡量保持透明與清醒。

　　而聊起那一起讓他在鬼門關前行走一遭的“傷醫事件”，他説：“我不想只看到人生的刺，也想看到那朵花。”

　　對陶勇而言，他的過去屬於死神，而現在屬於自己。

　　2020年1月20日，大寒。

　　陶勇出門前，妻子照例送上叮囑：“家裏車子的電瓶已經壞了一段時間，有空的話送去維修一下，以備春節使用，今天媽媽要做你最愛的香菇米線，下班記得早點回來吃飯。”

　　陶勇一一答應下來。

　　實際上，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兑現承諾，畢竟在醫院工作，每天面對的都是未知情況。他心想：“好像家裏，是我唯一能夠説謊的地方。”

　　走出樓道門，陶勇呼了一口氣，低温很快讓呼吸形成一團白霧。此時，距離春節還剩4天了。

　　臨近年根，醫院的患者卻有增無減，為了加快看病速度，這天中午陶勇沒有去食堂，而是在辦公室裏囫圇吃了一碗泡麪，1點左右就重新開診。

　　下午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損壞的電工——北京打工，每月3000，包吃包住。

　　聊起來，陶勇知道他為了多賺些錢，今年春節決定不回家過年。

　　陶勇感慨這位電工不容易，退掉了他的掛號費，並把上午其他患者送來的一袋小米轉送給他，希望他能過個好年。

　　問診有條不紊地進行着，看着逐漸減少的病人數量，陶勇心想，或許今天能準時下班，回家吃一碗熱氣騰騰的香菇米線。

　　而這一切設想，伴隨着幾聲尖叫與一聲悶響，被打破了。

　　陶勇後來形容那一瞬間：“就像被棒球棒砸了一下，頭嗡的一下，整個腦袋磕到辦公桌上。”

　　這一天，距離他40歲生日還有4個月，此後陶勇的人生在某種程度上，被迫分成了兩段。

　　而分割線，是一道道觸目的傷疤。

　　陶勇再次醒來，是第二天的中午。

　　躺在重症監護室裏，他的身體被固定在牀上，頭上纏滿了紗布，雙手也被打上了厚重的石膏。

　　後來，他在書中描寫了睜開雙眼後的世界：

　　“白色的屋頂上有幾個黑色的斑點；明黃的白熾燈照得整個房間通明空曠；

　　輸液管裏的滴液，先是慢慢凝聚，然後形成一顆結實的水滴，悄無聲息地流入我的身體。”

　　重症監護室裏的一桌一椅對於陶勇而言過於熟悉，卻又對此刻的他有些陌生。

　　熟悉的是，這是他過去數十年常常工作的地方，陌生的是，這次他卻換了一個角度與身份，重新審視這間屋子。

　　受傷後的陶勇

　　後來，隨着逐漸清醒，陶勇才在家人與同事的口中，拼湊出自己受傷當天發生的事情：

　　那個被他認為是棒球棒的東西，實際上是一把鋒利的菜刀，砍人者是他三個月前曾診治過的一位病人。而原因則是對自己的治療效果不滿。

　　憤恨之下，這位病人拿着刀衝入了陶勇的診室裏。

　　在診室裏，陶勇的座位本來被設立在了靠近診室門的位置，但他卻特意將自己的座位調換到了靠近燈箱的內側位置，以便在替病人看片子的時候，能夠更清晰一些。

　　在陶勇工作的這些年裏，像這樣的細節還有許多，而出發點只有一個——更方便診治病人。

　　那時的陶勇並未想到，自己的善心，會在未來某一日，變成自己的“阻礙”。

　　陶勇在替病人診治中

　　被砍時，陶勇正在替下午的第四個患者看病，因為右手拿着病歷本，所以他下意識地使用左手去遮擋。

　　這也造成了他左手的傷勢，遠高於右手。

　　後來，陶勇談起自己九死一生的逃離過程，感謝了4個人：兩位是他的同事，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屬，另一位則是一位快遞員。

　　彼時，被砍傷的陶勇下意識地想向外逃跑，卻因為座位的原因，逃跑受阻。

　　而這時隔壁的楊碩醫生，在聽到呼救後，立刻拿着椅子衝上來與行兇者扭打。過程中，他被砍傷了耳朵與頭部，也為陶勇爭取了逃跑的時間。

　　除此之外，另外三位陶勇感謝的人是——將滿身是血的陶勇扶進房間並反鎖大門的陳護士；

　　替陶勇用手擋了一刀的病人家屬田女士，以及拿起一塊廣告牌，擋在陶勇與行兇者之間的快遞員趙先生。

　　陶勇與替自己擋刀的田女士（右二）一家

　　期間，還有許多病人在陶勇被追趕的過程中，伸出腿想要絆倒行兇者。也正是因為這一環環的阻撓，才讓陶勇跌跌撞撞地“死裏逃生”。

　　這場砍人事件造成陶勇左手和前臂9根肌腱被砍斷，頭上被砍3刀，右手臂枕骨被砍傷，失血1500毫升。

　　在經過長達7個小時的搶救後，陶勇被送入重症監護室觀察，並在整整兩週後才得以脱離生命危險。

　　陶勇受傷的左手

　　陶勇受傷後，網絡上如颶風般地發起了一輪關於醫患關係的全新討論。

　　在媒體的報道下，人們開始認識陶勇：

　　28歲從北京大學醫學部以醫學博士的身份畢業；35歲成為了主任醫師；37歲就擔任博士生導師。

　　他還在自己主攻的葡萄膜炎領域發表了91篇SCI論文，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論文有26篇，還主持着多項國內外科研基金。

　　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陶勇做過15000多台手術，最多的時候，他曾以5分鐘一台的速度，在一天內做過86台手術，治療過的病人，多達10萬名……

　　受傷前做手術的陶勇

　　在眼科領域，陶勇無疑走到了行業內的前列，專業性之外，更打動人心的，還有他的善良：

　　在診療的過程中，遇到經濟拮据的病人，因為擔心病人錯過最佳治療期，他有時會自掏腰包，為病人墊付醫療費用；

　　為了節省外地來就醫病人的開支，他不限號，常常一開診就工作到晚上10點；

　　被砍傷時，還有數十名已經掛號的患者等着被陶勇診治，第二天，還有好幾台手術等待着他去做……

　　陶勇替病人貼錢治病的聊天記錄

　　然而一切都被一把突然落下的刀改變了。

　　那把刀砍斷的，不僅是很多家庭的希望，也是中國最好眼科醫生之一的未來。

　　而陶勇的人生，也在40歲這年，以極其強硬的方式，被調轉了方向。

　　陶勇成長的地方，離北京很遠。

　　在17歲之前，陶勇一直生活在家鄉江西南城縣建昌鎮，在那個不大的小鎮裏，父親在檢察院從事一份普通的職員工作，母親則是新華書店的一名售貨員。

　　小時候，因為父親常常出差，陶勇放學後總會去母親工作的書店，一邊看書一邊等母親下班。

　　陶勇家鄉：江西南城縣建昌鎮

　　家裏並不算太富裕，但父母卻在能力範圍內給了陶勇最好的生活：

　　陶勇是班級裏第一個用上自動鉛筆的孩子，那是父親出差時給他買回的；同時他也是班裏擁有各類書籍最多的人——無論他想買什麼書，母親從不會拒絕。

　　許多年後，陶勇才知道，那時母親因為工作長時間站立，常常腰痛，父親想讓母親睡覺時舒適一些，於是攢了一筆錢，想買一個當時流行的席夢思牀墊，然而那筆錢卻陸陸續續被母親用來給陶勇買了書。

　　後來，陶勇形容那時的自己就像一朵長在温室裏的花：“完全不知道室外會有酷暑嚴寒、風雨霜雪。”

　　或許正是因為來自於這樣的家庭，才讓陶勇在許多年後，依然保持着一種專屬於少年的真與勇。

　　陶勇的家鄉曾經因為環境的原因，是沙眼的重災區，母親在他很小開始，就患上了沙眼。

　　每次犯病時，她的一雙眼睛都會變得紅彤彤的。那時母親緩解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眼中滴眼藥水。

　　這樣的病痛困擾了母親多年。

　　直到一次陶勇陪着母親去南昌看眼病，看着醫生從母親的雙眼裏一下下挑出許多細小顆粒，在挑完後，困擾母親十多年的沙眼症狀，被極大緩解了。

　　那在陶勇十幾歲的世界裏，成為了一個十分奇妙的時刻，彷彿在那些穿着白大褂的醫生手中，任何的病痛，都能夠被處理妥當。

　　或許，就從那個時刻起，一個夢想就在少年的心中暗暗成型。

　　高考報志願那年，陶勇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選擇了北京醫科大學，然而陶勇的這一決定，卻引起了父親強烈的反對。

　　陶勇考上大學那年，是電話機剛開始普及的1997年，裝一台電話要3000塊錢，有時還需要排號，自然而然，在大學裏最火的專業也變成了電信專業。

　　陶勇的父親希望他選擇電信專業。

　　一方面是覺得這是一個掙錢多且輕鬆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陶勇的姑姑與姑夫是醫生，陶勇的父母明白，當醫生是一件多麼辛苦的事情。

　　受傷前的陶勇醫生

　　為了讓陶勇改變心意，父親請來了陶勇的老師做工作，可陶勇卻執意要學醫。父親拗不過，嘆了一口氣對他説：“學醫要比其他專業辛苦得多，你可有的熬啊。”

　　就這樣，陶勇如願成為了北京醫科大學的一名學生，開啓了長達10年的學醫生涯。

　　1997年8月，陶勇和父母坐着火車，出發去往北京。

　　從江西到北京坐火車需要兩天半，彼時正值開學，火車位置緊俏，陶勇一家沒有買到座位，只好站着去往北京。

　　如今的陶勇，對於北京的一切早已再熟悉不過，可對當時初來乍到的他而言，北京的一切都充滿新奇感。

　　陶勇形容那時的自己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站在天安門前，望着紅色的城牆，陶勇一家人激動地抱頭痛哭。

　　2000年國慶節

　　20歲的陶勇在天安門前拍照留念

　　陶勇説：“當時我甚至覺得，好像一切的人生，都已經來到了終點。”

　　那是一個小鎮青年夢想成真的時刻，也是他伸手觸碰到夢想時第一次產生的實感。

　　然而，對於17歲的陶勇而言，他的人生之路，才剛剛走入主賽道。

　　位於積水潭醫院旁邊的研究生宿舍，是陶勇進入朝陽醫院工作之前，在北京生活過最長時間的地方。

　　本科畢業後，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從本科宿舍搬入了位於北京二環的研究生宿舍。

　　那是一棟由老舊賓館改造而來的學生宿舍，每到夏天，墨綠的爬山虎會將整棟樓包裹得嚴嚴實實。

　　陶勇的宿舍位於一樓，一天之中，就算在陽光最好的時段，宿舍內也總是陰暗。在這間宿舍裏，陶勇度過了研究生與博士五年的求學生涯。

　　而那間幽暗的房間，也見證了“小陶醫生”飛速成長的十年。

　　2007年，陶勇博士畢業時

　　醫學生的日常，異常忙碌，除了正常的上課與課題，陶勇還要去醫院實習。

　　偶爾得到一兩日的假期，他也不休息——通常，他一早就會起牀，坐2個小時的公交去郊外的屠宰場買豬眼，然後帶回試驗室，開始一整天的實驗研究，常常結束時已是深夜。

　　後來，為了方便做研究，他甚至親自養起了豬和兔子。

　　在同學眼中，陶勇對於物質與娛樂的要求一向很簡單。而每當同學邀請陶勇出去聚會，多數時候陶勇也總是禮貌拒絕。

　　節省下來的時間，都被他放入了學術中。

　　在陶勇宿舍的牀下，有一個半米高的大鐵桶，通常，陶勇會將穿髒的衣服一股腦地放進桶裏，直到桶裏被塞得再也塞不動後，他才會提着鐵桶去洗衣房，扔進洗衣機裏一起洗。

　　那時，陶勇的同學形容陶勇：“他彷彿天生就是為了從醫而生的。”

　　陶勇對於物質生活的抽離與對於學術的熱愛，從未隨着年齡的增長，有絲毫改變。

　　後來，在陶勇受傷後，他的好友李潤曾經去陶勇醫院內的宿舍住過幾天，李潤驚訝地發現，十幾年過去，時間彷彿在陶勇身上停滯了：

　　“他的吃穿用度完全和上學時候一樣：衞生間的淋浴頭一看就是用了多年，水管僵化，水流兇猛，牀上蓋的被褥還是多年前的‘超市貨’，蓋在身上又硬又滑。”

　　而此時，陶勇早已從學校畢業13年，從“小陶醫生”變成了北京朝陽醫院眼科的“陶主任”。

　　也成為了博士生導師，人民醫院最年輕的副教授，每天，全國各地有上千名患者因為他的醫術慕名而來。

　　然而，這些榮耀似乎並沒有對陶勇有太大影響，當朋友們問起他的夢想時，他的回答，或許還是如十幾年前一樣：

　　“攻克癌症，留名史冊。”

　　陶勇與患者

　　一路走來，陶勇也並非沒有過迷茫時刻。

　　2009年，陶勇隨自己參加的公益醫療隊“健康列車”前往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在那裏，他遇到了一位叫王阿婆的奶奶。

　　後來，陶勇曾在許多不同場合的採訪中，反覆講起王阿婆的故事。

　　2018開往廣東肇慶的“健康列車”上的一位奶奶

　　見到王阿婆時，她的眼部狀況已經十分糟糕，白內障的嚴重程度放在北京的大醫院也算是複雜病例。

　　彼時，陶勇剛從德國訪學歸來，正式進入醫院工作，出發之前，他的老師反覆叮囑：“不要惹火，複雜的病例不要去碰，因為你很有可能會失敗。”

　　思量再三，陶勇無奈地告訴當地的聯絡員，這個手術自己做不了。然而，聯絡員給他講了一段故事：

　　10年之前，王阿婆的丈夫去世，5年前，她的兒子也因為一場事故不幸遇難。

　　一家三口，只剩下王阿婆每日坐在黑黢黢的房子裏，守着記憶過日子，因為眼睛看不見，王阿姨平日裏最愛做的事情，就是拿出兒子與丈夫的照片來回撫摸。

　　近兩年，王阿姨的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前段時間還被檢查出腫瘤，時日無多。

　　在當地，有一個風俗：人離世的時候，要穿着自己親手做的壽衣入殮，不然到了“那邊”會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而王阿婆卻因為幾乎失明的雙眼，無法為自己縫製衣服，每日都在因為擔心去世後無法與家人團聚而默默流淚。

　　聽完這個故事，陶勇拋開一切顧慮，替王阿婆的雙眼做了手術，手術十分順利，術後王阿婆的視力恢復到了0.6。

　　手術中的陶勇

　　3個月後，聯絡員聯繫到陶勇，告訴他，王阿婆在手術後的一週，就離開了人世。

　　也就在那一週裏，她替自己縫製了壽衣，並將兒子與丈夫的照片，縫在了口袋裏，這樣照片就再也不會掉出來了。

　　阿婆還讓聯絡員替自己向陶勇表達了感謝，説自己這些年一直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也很想回家，謝謝陶勇，幫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王阿婆的故事成為了陶勇事業中的一次重要轉折點，他突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為王阿婆做手術的選擇：

　　“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以外的東西。”

　　“ 健康列車”上的醫療環境

　　對於陶勇而言，作為一名醫生，“專業性”固然重要，而拋開專業性之外的情感與共情力，以及對於生活冷靜的認知，也彌足珍貴。

　　在陶勇身邊，常常有曾經的同學離開公立醫院，進入私立醫院工作。

　　畢竟，在醫生羣體中，“私立醫院”四個字意味着相對簡單的病情，家庭條件較為優越的病人，高額的薪水以及清閒的工作。

　　眼看許多同門都進入私立醫院，經常有人問陶勇，會不會動搖過？陶勇説哪兒是“動搖過”，是經常動搖。

　　長久以來，對於陶勇而言，在工作中賺錢也很重要：“雖然不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卻排在前三位。”

　　然相比優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在長期與病人相處中形成的一種關係：

　　“不像醫生和患者，也不像家人，有點像一個戰壕的戰友，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魔。如果我放棄了，我會覺得有種背信棄義的感覺。”

　　陶勇與病人

　　陶勇常常説，自己擁有的許多力量，都是患者給的。

　　而也正是這股力量，在這次傷醫事件中，給了陶勇極大的支撐。

　　在受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陶勇一直想不通，為何這個病人要來傷害自己。

　　砍人者是一位北京懷柔的農民，是陶勇在被砍前三個月所接診的一位患者，這位患者出生便高度近視，在找到陶勇之前，做過三次手術，並且已出現併發症。

　　陶勇曾這樣形容這位病人手術的難度：如果將視網膜比作兩張用膠水黏住一年的衞生紙，那麼這場手術便是要將這兩張衞生紙分開，且不能損壞兩張衞生紙。

　　在被許多醫生拒絕後，病人找到陶勇，和他説自己無論如何都想要再試一試。

　　從醫學角度看，在90%的眼科醫生那裏，這位病人的雙眼，都無法再被治療了。然而陶勇仍決定再幫這位病人做一次手術。

　　做手術時，陶勇恰巧腰傷復發，腰部打了6個鋼釘，疼痛難忍，但縱使如此，他依然堅持完成了這台長達2小時的手術，並在合理範圍內替病人減免了部分醫藥費。

　　手術之後，這位病人恢復了部分視力。

　　後來，陶勇在“脱口秀反跨年”演講上，以“自嘲”的語氣説道：“他能夠那麼精準地砍到我，還不能夠説明我治療得好嗎？”

　　《脱口秀反跨年》上陶勇的演講

　　也正是因此，陶勇在聽到行兇者是他後，才會如此錯愕。

　　脱離危險後，陶勇迎來了漫長的恢復期。需要康復的，有手上的傷，也有心裏的傷。

　　因為整個左手的肌腱和神經都被砍斷，需要重新縫合生長，所以陶勇的手很長一段時間都像被放置在冰窖中，輕輕一碰，就如刀割一般疼痛。

　　除此之外，因為無法對温度進行感知，有時只是簡單吃一碗餛飩，陶勇的手上都會被燙出兩個大水泡。

　　更痛苦的，是復健治療——將新長的瘢痕拉開，以免長死後手不能動作。

　　陶勇説每次復健的疼痛，可以被稱之為“極刑”，而這樣的復健，他每週要做上好幾次。

　　做康復訓練中的陶勇

　　因為這次傷醫事件，大量的關注湧向陶勇。

　　在陶勇躺在重症監護室的日子裏，每天都會有許多網友去他微博下留言，祝福他早日康復。

　　而陶勇很多患者都在聽説他受傷的消息後嚎啕大哭，甚至有一位患者的母親託人轉告陶勇，説希望將自己的手捐給他。

　　正是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讓陶勇感受到了力量，也讓他決定站在鏡頭下，接受採訪。

　　他説：“我希望儘自己的微薄之力，對醫護安全的呼籲以及盲童的救扶，獻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而在這期間，大家鮮少會聊起，陶勇何時會重新回到醫院工作，甚至有人擔心，他會留下陰影，無法再踏入診室——這在醫生中並不罕見。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經歷114天的治療後，2020年5月13日，陶勇恢復門診。

　　被問到，為何這麼快就要恢復門診時。陶勇笑了笑回答道：

　　“憋不住了，我想和他們（病人）嘮嘮啊。”

　　陶勇恢復門診後

　　恢復就診當天，來看病的病人手中都帶着鮮花、果籃和當地小吃，站在陶勇醫生的診室門前，等待着他的迴歸。

　　而診室，還是曾經那間。

　　對陶勇而言，那間診室裏，發生過的並不只有壞事，而更多的，還有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不同的是，陶勇身後的那堵牆，在他受傷後沒幾天，就被重新開了一扇門。

　　沒有人聊起這扇門的作用，只不過，從這扇門看過去，能夠剛好望見陶勇忙碌的背影。

　　陶勇受傷後，診室後面開的一扇新門

　　如今，陶勇的生活已經漸漸歸於平靜。

　　每天，他仍舊從家出發，乘坐1小時的地鐵來到醫院，穿過醫院大廳以及充滿人羣的走廊，走入診療室換上白大衣，開始一天的問診。

　　似乎，陶勇的生活軌跡和之前並沒有太大差別。

　　只不過，那間屬於他的診室裏，多了一個後門；他的左手上，多了一條長長的傷疤；

　　偶爾，有人出現在他的身後，他開始會下意識地擔心。

　　而最大的變化，是他那雙仍處在康復階段的雙手，或許無法再重返手術枱了。

　　這些，都是這起傷醫事件留給他的不可逆轉的變化。

　　2020年4月，陶勇接受採訪

　　此時距離他恢復門診還有半個月

　　對此，陶勇早已可以用一種平和的姿態去面對與接納。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命題，也開始在40歲這年，重啓自己的職業規劃。

　　或許，正如陶勇在書中説的那樣：

　　“既然世界可以無紀律、無原則地用榴蓮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它做成比薩了。”

　　而如今，陶勇的比薩，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