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翻譯的原則是“信、達、雅”？_風聞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1957年1月1版，西元1980年9月1印）中有一封信，全文如下：

“高貴尊嚴之殿下！

竊臣行年四歲，音樂即為臣兒童作業。自是以還，文藝之神寵錫有加，屢頒靈感。光陰荏苒，倏屆六齡：文藝之神頻頻以抒寫胸臆為囑。顧渺小幼弱，稚騃無知，臣愚又安敢輕於嘗試。唯神命難違，不得不勉力以副，乃成拙作，謹敢不辭罪戾，瀆呈於吾

高貴之殿下之前，以博

一粲。伏維

殿下聰明睿智，德被六藝；四方才士，皆蒙

恩澤；區區愚忱，當邀

洞鑑！

臣約翰. 克利斯朵夫. 克拉夫脱誠惶誠恐百拜具呈”

這封信，如果去掉最後的署名，從行文格式、辭藻等來看，幾乎就像是出於我國古代士人的手筆。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國人羅曼·羅蘭寫的一部反映其類生活的長篇小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個版本由“現代翻譯家”傅雷翻譯而成，被某些人誇揚為“翻譯經典”。從上面所引的那封“信”來看，翻譯者傅雷的確是有些兒中華古文功底，其翻譯可謂煞費苦心。但從另一方面思之，法國人寫信肯定不懂得像我國古代士人那樣行文遣詞，則傅雷的如此翻譯，不能不令人疑問：那封“信”乃至整部譯文中，有多少符合原小説的本來狀貌，有多少是翻譯者添油加醋、改變原義甚至“創造”出來的？也許，傅雷的本意是好的，是想讓譯文儘量符合中華的文明習慣，但本質上卻是做了虛構外國“文明”的事兒。

傅雷的這個例子，反映出我國自清末以來在將外文譯為中文時廣泛存在的一個問題，即錯謬地追求譯文的“雅”和“達”。

清末文人嚴復在他翻譯出版的《天演論》之“譯例言”中認為：“譯事三難：信、達、雅。”簡潔來説，所謂“信”是指譯文必須準確地表達原文，“達”是指譯文要文辭通順明白，“雅”是指譯文選用的詞語要得體、優雅。其後，這“信、達、雅”漸漸被某些文人推崇為外譯中的“三原則”。

實際上，這“三原則”是不存在的，“達”、“雅”不能與“信”並列。將外文翻譯成中文，唯一的原則是要準確地表達原文，即所謂“信”；“達”，只是包含在“信”之中的一個方面；而“雅”，則與“信”是相互矛盾的。

之所以説“達”只是包含在“信”之中的一個方面，是因為，譯文的文辭通順明白，本來就是準確表達原文的必然要求之一，無法想象文辭不通、聱牙詰屈的譯文能夠準確表達原文。所以，“達”服從於“信”、服務於“信”，它不能單獨存在。不能單獨追求“達”而偏離乃至背離“信”。例如有個外國童話的標題被翻譯成“皇帝的新裝”，這裏的“皇帝”一詞來源於秦王嬴政統一華夏後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蓋五帝”，創“皇帝”一詞作為自己這個華夏最高統治者的正式稱號，它的中華文明內涵是那個外國統治者（很可能只是個城鎮統治者）的官名所無法企及的，這樣的譯詞或許讓讀者感到熟悉，但顯然偏離甚至背離了外文原詞之義。

而“雅”與“信”的相互矛盾更加明顯：如果外文原文“雅”，譯文的“雅”自然符合“信”；如果外文原文本身就粗鄙低劣，譯文的“雅”則顯然違背“信”——違背了“信”的譯文，只能説是不符合外文原義的虛構捏造粉飾。前文所舉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中那封“古雅”的信，就是“雅”違背“信”的典型案例。現在不少翻譯成中文的外國事物名稱，都存在以“雅”背“信”的錯謬，比如：把“厄賣芮可”（America）譯成“美”國，把“印格歷西”（English）譯成“英”國，還有“法”國、“德”國之類，都是外國國名翻譯方面的謬誤；至於以“民主”譯稱某些外國那種金錢選舉遊戲，以“自由”譯稱那種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的野蠻動物遺性，以“法治”譯稱那種金權統治，既掩飾了那些外國事物的實質，又玷污了這些詞語原本具有的中華文明正義、美好的內涵，這更是“雅”對“信”的戕害。

總之，“信”是將外文譯為中文時核心要務。脱離了“信”的“達”，往往會誤導讀者，而沒有原則的“雅”，則不僅誤導讀者，還最終將陷於諂媚。這類翻譯文字，違背了應該對原文的“信”，拋棄了原文的“義”（意思），可謂背“信”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