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寶：董明珠的小倔強！_風聞

袁國寶

互聯網趨勢觀察家、知名財經作家、新盟創始人、資深媒體人、新媒體營銷和品牌傳播專家。

寶哥説

這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始終相形始末。

67歲的董明珠已經離青春年華四個字相去甚遠，但她似乎永遠充滿着無窮的活力與爭議。

蠻橫，兇狠，甚至被稱作不講禮貌——在不少採訪節目與真人錄製現場，透過屏幕，觀眾能感受到她帶來的強烈壓迫感。更不要説與她面對面直接接觸的人羣：在各類記載中，不少人對這位渾身是刺的女人頗有微詞，稱其掌控欲太強。

**這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始終相形始末。**比如，《時代週報》對董明珠的一篇採訪報道中，就將董明珠和下屬的關係形容為：老師與學生。從魯豫《大咖一日行》中，也能覺察董明珠在格力的“霸權”。她喜歡説教，更喜歡掌控一切。掌控不了，便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在百度搜索“董明珠 當場發飆”，可得到60.4萬個結果。

可以説，在屢被公眾談及並記住的大多數公開場合，她都以充滿爭議性的話語，極具攻擊性的姿態示人。但她又是如此的特別且不可替代。

她被視作鐵娘子與大姐大，在格力乃至中國第一代企業家成長的歷程中，她一直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江湖少不了她，她也離不開江湖。人們對她又愛又恨，但如今，愛恨這兩個字也逐漸上了年紀。

時間總是殘忍地帶給每一個人錯位與脱節，任何英雄都有盎然神傷的時刻——從做格力手機開始，到銀隆事件流產，再到電商直播接連翻車，最後到近期核心高管接連離去：雷厲風行的董明珠在邁向新世界的路上，走得多少有點吃力。

這似乎有些像電影《老炮兒》中，最後一次穿上軍大衣，在人生末路昂首衝鋒的六爺——沒人不發自內心的感動，但也沒人不懷疑這位老人終究會倒下。

但生意就是生意，尤其對董明珠這一類掌管着巨大商業帝國的“前浪”們來説，這僅僅屬於一個企業決策者在商業範疇的掙扎與起伏。但生意又不僅僅是生意，尤其對已身任全國人大代表快二十年的董明珠來説，她更有着人民寄予的，屬於中國初代企業的敦敦厚望——

今天，隨着“兩會”如約而至，時常“出戏”的董明珠，憑着一個“敏感”的倡議，再一次站上了風口浪尖。

1

一場巨大的風波

“工作者的工資要提到一萬塊，才叫他納税**！****”**

全國“兩會”前夕，在相關報道中，説話做事從不保留的董小姐，率先提出了提高個税起徵點至1萬元/月的建議。在她看來，關注民生經濟，這是一個企業家的擔當與責任。

言論一出，議論紛紛。在2020年3月3日早，#董明珠建議提高個税起徵點至1萬元#就登上熱搜。事實上，個税涉及民生根本，也是觸及公平與效率核心的問題，無論何時能引發輿論的高度關注。

支持聲音有。

比如，《證券時報》評論文章就指出，一些明星企業家，發出了個税1萬元、甚至3萬元起徵的呼聲，這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契合：“降低税負水平”是討論個税話題的主旋律。人們叫好的聲浪也有。

“董明珠説出了普通老百姓內心的想法，是一個人大代表該有的作為。”“董明珠以更高的視角俯瞰社會，從她身上可以看出，人大代表不是一種榮譽，不是一種權力，而是一種責任。”“董明珠這樣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代表基層人民的心聲。”

更有觀點指出，這一次董明珠不同往常單純意在將自己與格力曝光——實際上，近年來董明珠就個税起徵點問題持續發聲，早在2017年兩會，就提出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徵點至5000元，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而到了2018年8月31日，修改個人所得税法的決定終於通過，起徵點就為每月5000元。

此後，董明珠在近幾年依舊為提高個税起徵點****繼續建言——客觀來説，董明珠延續與有效的倡議，讓近幾年很大一部分人，切實享受了減税降負的政策利好。

但是，反對的聲音也不絕如縷。

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就指出：直接提高税徵收起點，這樣“一刀切”的政策，不僅簡單粗暴，並且很不公平。

比如，從地緣經濟發展的強弱來説，各地人均收入的巨大差異，讓提高個税起點的惠及面不夠。

觀點指出，自2019年1月中國實施以5000元作為全國統一的個税起徵點後，中國絕大部分二三四五線城市的就業者幾乎不用繳納個税。

但是，超一線城市的勞動者卻無法享受到相應權益——按照國家統計局2018年公佈的收入排行榜，月平均收入超過8000元的城市諸如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深圳等地的勞動者，就成了政策難以惠及的“沉默人羣”。

換句話説，生活在北上杭深的這2%實際上成了全國納税壓力最大的一羣人——比如，在北京月薪1萬元的勞動人羣，單位實際支付大約14000餘元，可員工在繳納社保和個税後往往只能收到7000餘元，加上幾千元的房租與各項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工薪階層每月剩餘很少。

此外，更大的反對聲浪在於：提高個税起點，並沒有真正發揮出税收促使社會公平的正向作用。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高收入羣體的個税比例遠高於企業所得税税率，這就難免讓某些公司動起“歪腦筋”——假若月薪10萬以上企業高管，要按照45%交個人所得税，但企業所得税最高税率僅為20~30%。現實中，某些企業便會將企業高管的工資開支劃分到公司運營成本當中，但該人工資單上或許只有5000元，從而成功避税。更不要説，中國眾多富豪的收益並非工資所得，可這一人羣依靠投資類所得收益的税率相比收益本身，則遠遠達不到個税促進公平的效用——換句話説，中國的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仍在享受着這個時代“低税率”的紅利。

以上種種反對提高個税起點的觀點，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問題。但都存在着共同的最大問題：討論的範疇，已經不再是董明珠提出建議涉及的問題本身。

進一步説，沒有任何一項建議或者政策，可以完美解決所有現實問題。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無論****個税降不降，怎麼降，人們關注的核心卻是：

在改革開放轟轟烈烈進行了四十多年後，當這塊蛋糕已經做得足夠大，此時此刻，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得渴望實現兩個字：

公平。

2

回到原點，尊重規律！

可以説，公平兩字在這個時間節點，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提，卻又難以根治的問題。

實際上，造成個税在調節社會公平面前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觀的便是：個税本該擔負起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作用，已經被税收本身所壓制。比方説，在過去的十年裏，個税增長速度就遠遠高於個人收入增長速度，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大幅跑輸税收——2013年全國個人所得税收入規模為6531億元，到了2018年，已經增加到13872億元，5年翻了一番，遠高於同期的個人收入增速。

即使在2019年個税改革後，同年個税收入較2018年已經下降25.1%至10388億元，但到2020年，個税卻逆勢出現11.4%的增幅，而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僅為2.1%。一增一減間，個税與居民收入，已經成為民生問題中一個較為突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若任其不斷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將受到極大的消極影響。

影響的直接後果便是消費鋭減。

實際上，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自改革開放前佔國民收入中60—70%，到現在低於40%的佔比，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在最近十幾年間持續下降。相較於國際公認的較為合理消費佔比指標2/3，可以説，中國的消費佔比已經遠遠不能稱作健康。

這也側面説明，中國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是具有較大改善空間的。國家自然意識到這一問題，並且早已行動——去年首提“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以深化供給側作為手段，去滿足消費需求，從而拉動國民經濟發展，最直接手段就是擴大消費。

如何擴大？

開源是本，但出台一套更加合理的個税方案，減輕中低收入人羣個税負擔，從而釋放人羣更大的消費潛能，也是一項重要手段。

實際上，一切生產都是為了讓老百姓更好地衣食住行，假如前端的生產再熱鬧，但如果庫存持續時間過長，產品就會變為垃圾，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某種程度上説，在兩極分化越發嚴重的當下，系統性調整個税，這是效率的要求，更是公平的必須。

可相比起原因與後果，人們在當下卻對提出相應解決方法的董明珠過於苛責，這多少顯得反應過激，甚至是找錯對象——最起碼，比起難以根治而放棄根治，先去嘗試解決，先大膽發聲或才能真正推動問題解決。

更重要的是，再完美的蒼蠅也是蒼蠅，再殘缺的戰士也是戰士：董明珠作為中國企業家的大姐大，更作為人大代表，這些年，她始終在為人民發聲與戰鬥，哪怕説得不夠周全，但她終究值得掌聲。

3

耐心點，問題總會有解決的一天

有問題，就需要解決。

但令人難堪的是，近些年在最需要專家出具專業性建議的時候，有人卻顯得非常業餘。比如，曾有專家在反對提高個税起徵點時，如此説到：應該讓低收入者也享有納税的光榮。

**屁股決定腦袋，這無疑是21世紀新版“何不食肉糜”。**放任自流是不負責任的，在解決個税這一錯綜複雜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需建立一套完整的個税徵收體系。

提高個税起徵點只是其中一方面，而降低“個税”最高邊際税率也是另一種可行之道。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在《關於將個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的建議》中談到，將個税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不僅有利於中國吸引國際高精尖人才引入，更能確保税基穩固。

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擴大個税徵收範圍，才能真正確保公平。

一個最直觀的例子是，目前個税最高45%税率對應的是個人綜合所得收入，即工資薪金、稿酬、勞務報酬、特許權使用費四項收入，這一人羣高收入者主要是專家、學者、科技人員等，而像富豪收入更多地來源於利息、股息、紅利、財產所得等，僅適用20%比例税率。

換句話説，中國最高收入羣體個税並非最高——這無疑是極大的不公。

因此，擴大個税綜合所得範圍，除了長期資本利得收入外，針對利息、股息、紅利等其他各項收入均應納入綜合所得，適用統一的超額累進税率，這或許，才是個税改革在當下真正該關注的焦點。

**這其實是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能者多得是天經地義的，同樣，多得者也需多為社會做貢獻。**當然，正如前文所言：沒有任何一項政策是完美的，任何問題都需要實踐才能逐步解決。

可喜的是，自2019年正式實施個税改革以來，通過提高起徵點、擴大低檔税率級距和新增6項專項附加扣除，如今，在中國已經有超2.5億人享受到了減税紅利。

這離不開國家的高瞻遠矚，也離不開諸如董明珠這類，真正敢説真話、敢為人民着想的人大代表助力。“作為代表，人民把這個權利給你代表，你就必須把更多的訴求帶到大會上，讓中央做出更好的決策，這就是代表的責任和義務”。在多個公開場合，董明珠就曾表示：“人民關切的就是我履職的方向，我會把人民的心聲帶到會上！”

而“提高個税起徵點”相關建議，僅僅是董明珠關注民生一隅——自2003年，董明珠第一次當選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此後18個年頭裏，從外來女工參加生育保險難到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從完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徵繳到重視醫患關係，董明珠關注的與倡議的，都離不開兩個字：人民。

4

什麼才算一個企業家真正的擔當？

**“我從來就沒有失誤，我從不認錯，我永遠都是對的。”這是董明珠曾説過的話，正如她自傳《行棋無悔》**名字一般，她像是一個自負與自戀的結合體。

可現實殘酷。近幾年，董明珠這位叱吒中國商界的風雲人物，和她的格力多少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

過去一年，擔任過董事長、總裁、外加董秘的董明珠，儘管依舊大權獨攬，卻迎來了團隊精英的不斷離去。在2021年，執行總裁黃輝，這一位董明珠最倚重的技術靈魂，加上以及此前離職的董秘、財務負責人望靖東相繼出走，格力電器的管理“鐵三角”，似乎説散就散。

從2015年做格力手機，2016年收購珠海銀隆做新能源，2018年揚言500億做芯片，在空調主營業務難破天花板的格力，在董明珠多元化戰略執行下，一直走卻一直摔——此前手拉王健林、劉強東高調投資珠海銀隆，可珠海銀隆創始人最終卻跟董明珠對簿公堂。

再如2017年6月，格力發佈“色界”手機，首日只售出5部。

更不要説，格力電器基本盤裏最大競爭對手美的集團，其市值已經是前者的兩倍……

沒法不教人感慨。

這一位早些年銷售出生，靠着強勢性格與鐵腕手段，幾乎憑一己之力將格力舉向神壇，讓中國製造在國際市場意揚眉吐氣的女人，在這個2021，確實一言難盡。

**但新世界的船票永遠不該忘記舊世界的印章。**董明珠這類人物存在的意義，不僅是中國初代企業家羣像的縮影，更是一個精神符號。

 

自2018年以來，諸如格力、華為這一類中國製造在遭受國際力量幾番圍堵苦陷掙扎，最後逃出生天時，此時此刻，人們更該關注到的，不應只是單純商業範疇的得失成敗，更該是中國製造在當下彰顯出的實力，與面對圍堵時百折不撓的骨氣。

百年前，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為中國輕工業貢獻出畢生的力量，時至今日仍被人們所銘記——人們記住的，是他為南通無償“輸血”，是他帶動中國輕工業在一個極度困難情況下實現了起步，是他為地方經濟做出傑出貢獻，而不是他最後經營不善而破產，晚年落寞而終。

從這點上説，每個時代都該有張謇，每個時代也該有董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