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 中國已經重回歷史巔峯了嗎？|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3-11 20:37
【導讀】近年來，國家發展模式的討論不絕於耳。總體來看，歐洲民族國家的生成經驗無法完全涵非歐洲國家。關於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模式亟需超越歐洲經驗，立足中國歷史與傳統進行理論研究與範式考量。本文作者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歷史發展的經驗是“上”“下”波動的。作者以國家精英與地方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為變量，將國家形式劃分為三種類型，即星狀型、領結型與指環型結構。身處星狀結構的精英更傾向於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領結型結構中的精英更偏向低限度的國家權力，而指環型結構則導向更弱的國家權力與更強的個人權力。作者看來，在唐代，中國國家的結構與星狀結構更類似。經由唐宋變革，中國的國家結構向領結型過渡，一直維繫到鴉片戰爭前後。清末變局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國家結構維持在指環型狀態。
此外，作者還通過GDP變化，論述中國國家形式的歷史交替。他認為中國GDP佔世界比重的變動，反映了中國國家發展歷史其實是一個迴歸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崛起的過程。因此，重新理解歷史上中國的國家能力和國家形式，有助於我們解釋當代中國為什麼能夠迴歸到歷史上的平均水平。
本文原載《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4輯，轉自“歷史政治學”，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中國國家的興衰：從盛唐到晚清
**▍**歐洲現代國家的起源
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國家，在這麼長時間的歷史進程當中，其力量、組織形式以及功能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對政治學而言，雖然很多理論是圍繞國家來進行討論的，但是我們對國家的認識絕大多數來自美國政治學的著作，而這些著作中的絕大多數內容又只是基於對歐洲歷史的歸納和總結。這些文獻中對歐洲的國家建構是這樣表述的：在羅馬帝國衰亡之後， 歐洲分裂成很多小王國，最多的時候一度達到200多個。雖然查理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帝國曾經實現了短暫的統一，但是總的來説從羅馬帝國衰亡一直到中世紀結束，歐洲都長期處於分裂的狀態之中。這些小王國的國家能力很弱，無法有效地汲取税負是君主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君主為了收税，也為了打仗，就必須得跟地方的精英進行交易。於是君主就封給地方精英一塊土地，讓其成為一個封建主。在戰爭的時候，這些受封的封建主要派軍隊來幫君主打仗，這就是歐洲封建制的起源。
歐洲的封建制是一種土地和軍事的交換制度：每次打仗的時候，君主都要去動員地方的封建主捐錢、捐物、捐人，然後才能去打仗，一開始這種形式還是可以持續的，但是到後來就無法維繫了。這其中的原因在於，原來的戰爭成本比較低，比如英國國王領着幾百個騎士就能去跟法國打仗了。但是大約自14世紀開始，歐洲的戰爭開始出現變革，軍事技術、戰爭形式和戰爭規模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火藥從中國傳入歐洲，步兵應運而生，君主不能再依靠騎士去打仗，得靠幾千人、幾萬人這樣大規模的步兵去打仗，戰爭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昂了。
因此，原來封建主派人去幫助君主打仗的這種模式就無法持續了。這就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的“戰爭製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War made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made war）的理論邏輯。當戰爭的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只有能夠統治很大疆域的國家、能有效汲取税收的國家才能發起戰爭。由此，從16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結束，歐洲經歷了這樣一個從戰爭到國家建構的過程。就這樣**，歐洲從羅馬帝國衰亡到陷入分裂再進入封建時代，經過不停的戰爭，最終形成了現代民族國家，這樣看起來是一個線性過程**，而現在政治學研究中關於國家建構的主流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
但是，在歐洲之外的國家是什麼樣的情況呢？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往往不是線性的，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它們的國家發展軌跡像過山車一樣，有“上”也有“下”。當思考中國時，我們會發現，作為中央集權國家的中國，從秦漢一直到清末民初軍閥割據時期，其國家建構的歷史跟歐洲的歷史很不一樣，在很多時候甚至是相反的。換言之，中國從最開始的大一統帝國到清末民初陷入分裂和軍閥割據的狀態，在這層意義上，中國的國家建構歷史是一個很不線性的過程，有興起也有衰落。
**所以我們在思考國家建構的時候，應該避免照搬從歐洲經驗抽象出來的理論，應該想一想基於歐洲經驗的理論能不能夠去解釋其他國家的歷史。**事實是歐洲非常線性的國家建構過程無法解釋歐洲之外的國家建構歷史，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解釋、新的視角。目前來看，學界很多對拉美、非洲以及亞洲國家建構的研究，都是在簡單地去驗證能不能將基於歐洲歷史產生的理論應用到對某個歐洲之外的國家的分析。然而國家建構不是一個很簡單的線性過程，它有很多的波峯（ups）和波谷（downs），因此我們應該擺脱這種線性的思維模式，提出能夠解釋國家興衰的理論。
我想推進的研究就是，能否從中國經驗歸納出一個新的關於國家發展的理論（a China-generated theory of state development）。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在於我是中國人，更在於我希望對中國歷史有更多的瞭解。不僅如此，與其他國家相比，選擇中國案例還有以下三點優勢。
第一，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它有很長的歷史過程，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層面上有很多數據。現在“大數據”是學界時髦的詞語，其實中國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大數據。至少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就有了具有現代漢字雛形的書寫文字，並且綿延不絕一直持續到現在，超過了2000年，這跟其他很多國家比起來，確實是體量非常龐大的數據。
第二，這些數據被很好地保存了下來，有歷朝歷代編修的國史組成的《二十四史》，有《資治通鑑》，有地方誌。此外，每個朝代還有大量的筆記和當事人的記載，這些數據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們今人通過對古文進行一定的學習，就可以去閲讀2000年前發生的事情。這在絕大多數國家是無法做到的。
第三，以中國為經驗歸納出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上很多非歐洲國家歷史發展的軌跡。因為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經驗跟非洲、拉美國家建構的歷史經驗在很多階段是很相似的，比如前面提及中國從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到民國的時候陷入分裂割據的境況。同理，在前殖民時代的非洲有很多集權制的王國，但後來就分裂了。拉美的印加帝國在當時也是很重要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後來也走向了分裂。所以審視中國歷史上國家發展的軌跡，有助於我們去理解其他非歐洲國家的發展軌跡。
**▍**國家發展及其三種結構
在本研究中，我想探究的因變量是**“國家發展”**。我沒有使用諸如“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或者“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一類的詞彙，因為我覺得 “國家建構”和“國家形成”給人一種完成時的感覺，好像這個進程在國家形成後或者在國家建立後就結束了。
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想對國家的變化過程做一個解釋，所以我稱其為“國家發展”（state development）。在這層意義上，國家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
此外，“國家發展”是一個很中性的詞，它不會預設這個進程的終點是好還是壞。在國家發展這一大框架裏面，我選用了兩個主要指標來進行因變量的操作化，其中第一個指標是國家力量（state strength）,也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就是國家去動員社會，比如徵税、動員人口的能力。第二個指標是國家形式。
國家形式的第一個層面是統治者與精英之間的關係，它有兩種最主要的關係類型：在第一種類型中，統治者跟精英之間處於比較平等的關係，比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對“王與馬，共天下”這一説法的解釋，當時以王導為代表的琅琊王氏和皇室司馬氏的關係就是一種共治的關係。第二種類型是統治者居於統攝地位，能對精英進行完全支配的關係。
國家形式的第二個層面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對此我比較關注的是一些公共物品的供給，如地方的水利工程是由國家來組織修繕還是由國家和社會合作來完成。比如明清時候的地方水利工程，可能是官督民辦，即政府牽頭、監督，具體則由地方的家族來做，這就是一種合作關係，當然在其他的歷史時期國家起的作用可能會更多一些。
我採用的自變量是國家精英與地方社會組織的關係，我給這個變量起了個名字叫**“精英的社會地貌”**（elite social terrain）。Terrain這個詞在英文裏面是指從外面看一個地方的地理狀況，我想用這個詞來形容國家的精英和地方社會組織（團體）之間的關係。據此，我把這種關係概括成三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s）。儘管它們跟現實還有些差距，但是它們確實代表了理論上的三種理想類型。
第一種精英的社會地貌類型是星狀型網絡，在這個星狀型網絡裏面，中間的這兩個點代表了兩個中央官員，而周邊的這些點代表地方的社會團體（在中國更多的是家族組織，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則可能是一些部落或其他社會組織）。在本文中，我更關注的是一些家族的組織。中央的兩個精英跟每個地方的社會組織都有聯繫，比如其中一箇中央官員出自太原王氏，他跟博陵崔氏有聯姻，這樣他跟博陵崔氏就建立這樣一種關係，形成了這樣一個星狀的圖。另外，這兩個中央官員彼此也是有關係的，所以他們之間形成一道連線。
第二種精英的社會地貌類型是領結型網絡，在這種類型的網絡中也有兩個中央官員，但是他們分別只跟地方的兩個家族有關係，因而是地方化的。此外，這兩個中央官員之間卻沒有任何的社會關係。
第三種精英的社會地貌類型是指環型網絡。在這種網絡中，地方的社會組織之間彼此有很多關係，尤其是離得比較近的兩個社會組織，但是卻不跨越更大範圍。如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都在山西境內，他們之間有聯姻關係，但是跟山西以外的大族就沒有關係。不僅如此，中央精英跟地方的社會團體也是沒有關係的，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地方自治或者是地方的社會組織完全脱離國家控制的一種情況。
在此基礎上，我試着用這三種理想型的社會網絡或者精英的社會地貌結構來創建一個理論，看能否用這三種很簡單的圖來解釋中國從唐到清的歷史。
**▍**中國國家發展的三種形式結構
回看前述的那兩個因變量——國家力量和國家形式。對於國家力量而言，在星狀型網絡裏面，如果一箇中央官員自己的家族位於A地，但是他妻子的家族位於B地，他通過子女聯姻的家族又位於C地，那麼這位中央官員便跟很多地區產生了聯繫。因此，對於這個擁有跨地區社會網絡的官員來説，他肯定是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能夠對他的社會網絡提供一個有效的保護。這其中的道理和規模經濟的經濟學原理類似，當精英需要保護很多地方的時候，最經濟的方式是去給中央交税，這樣中央政府便能夠依靠官僚制和軍隊來建立全國性的保護。
**因此，對身處星狀型網絡結構中的中央精英而言，他們在制定政策時，會有一種很強的傾向去加強國家實力，因為這樣的話可以保護其遍佈全國的關係網絡。**另外，可以想象，對國家形式而言，在星狀型網絡結構裏，假如有一箇中央精英，他另外一個親戚也在中央任職，那麼他們之間的這種社會紐帶會很容易幫助他們去採取集體行動。因此，當統治者想獨佔權力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採取集體行動去抵抗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很難建立起對精英的支配關係，所以就只能跟他們共治。在唐代和唐代以前存在門閥士族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種情況，當這些士族都團結一致的時候，皇權也要讓他們三分。唐初官修的《氏族志》編入了當時全國的幾百個門閥士族。博陵崔氏排第一，皇族李氏才排在第三等。
在領結型網絡中，一箇中央官員只跟一個地方的社會團體有關係，比如這個中央官員的所有家人都在一個市或者在一個縣當中，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中央官員並不是特別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因為他的家人都非常集中地生活在一個地方，他就沒必要去支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去保護其他地方，因為成本收益不划算。對於身處這種結構的中央官員來説，他在制定政策的時候，當然是希望將國家力量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也就是所謂的最低限度國家。即當有外敵入侵或者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的時候，國家能提供保護就行。他不希望國家太強，因為他想把更多的資源留在地方的家族裏面，這樣他可以做很多私人的事情，比如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工程。因為在家族分佈很集中的時候，私人組織是最有效的一種保護方式，這就是這種網絡影響國家能力的邏輯。如果君主知道朝廷中的這兩個大臣之間沒有任何聯繫，便可以採取“分而治之，各個擊破”（divide and conquer)的手段來實現個人集權。在這種情況下，分散的精英會導致君主建立更多的個人集權。
最後一種指環型網絡是一種極端的情況，它意味着社會完全獨立於國家，也即地方的社會組織之間有關係，但是它們完全獨立於國家的控制，中央的精英完全沒有辦法通過他們的社會紐帶去控制這些社會團體，也不能通過他們的社會紐帶來動員這些社會團體。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的精英也沒有任何的動機去增強國家實力。**比如這些中央精英的家族都住在首都，但是他們在全國的其他地方沒有利益，因此他們是沒有必要去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去保護全國的，這對國家組織的形式也有同樣的影響，君主可以利用這些精英彼此之間的矛盾來加強個人的集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看到比較弱的國家實力和比較強的個人集權。
對於第一種星狀型結構，我將其表述為寡頭統治下的國力增強。對於統治者而言這種情況是不太好的，因為統治者要尊重並接受其他的精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統治者經常會被精英的集體行動推翻。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它是一種通過從中央向全國各地輻射的組織進行直接統治。
第二種領結型結構，我將其稱為社會與國家共治下國家能力的維持，就是只需要維持國家能力而不需要增強國家能力。對於第三種指環型結構，我將其稱為軍閥統治下的國家能力的減弱，在這種情況下，地方的社會團體完全獨立於中央，它們沒有任何動機去增強國家力量。這是我從這三個很簡單的圖歸納和總結出的對國家發展的一些思考。
前文講到了這些結構的形成過程，那麼這三種結構是如何變化的呢？我提出的理論是它需要一些外部的刺激——非人為控制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氣候的變化。我根據中國科學院科學家對過去2000年間地球氣温變化的研究數據製作了一張圖，圖中在橫軸以上的部分表示高於正常氣温的温度，在橫軸以下的部分則表示比正常温度要低的温度。古代中國的氣温跟北半球的氣温趨勢基本一致。在11、12世紀左右出現了一次“中世紀暖温期”，氣温比較熱，然後從14世紀開始一直到20世紀初出現了一個“小冰河期”，氣温又非常冷。與此同時，我根據《中國曆代戰爭年表》的記載對這一時段的戰爭與叛亂做了統計，發現中國古代的戰爭與叛亂跟温度有密切的關係，比如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高峯期，就發生在“中世紀暖温期”。這其中的道理是，對於遊牧民族而言，只有當中原地區農業比較發達、連年豐收、產量比較高的時候，才值得發起進攻，所以在11、12世紀左右中原經常遭到遊牧民族入侵。因此傳統看法認為宋代積貧積弱是欠商討的，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暖和的氣温導致外敵入侵。而“小冰河期”則與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明、清兩代農民起義的高潮包括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都發生在“小冰河期”。
圖4 中國古代的氣候變化、農民起義以及對外戰爭
由氣候變化導致的衝突就會引起古代中國國家發展的變化。唐代的網絡結構可以用星狀型結構來表示，因為當時的國家是由君主和士族共同統治。但到了晚唐時期，由於黃巢起義屠殺了門閥大族，導致原來的網絡結構被摧毀了，因而推動了唐宋轉型。由此，從宋代開始就大規模用科舉考試來選拔官僚，科舉把地方的鄉紳精英選拔到了中央，這些地方鄉紳跟唐代的那些全國性的士族是完全不一樣的，這些地方鄉紳有地方利益，他們只跟某個地方有很強的關係，並沒有一個遍佈全國的網絡。所以從宋代開始中國就形成了領結型網絡結構，這種領結型結構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鴉片戰爭是一次影響深遠的外敵入侵事件，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隨後導致晚清出現了孔飛力（Philip Kuhn)指出的“地方社會的軍事化”現象——在太平天國時期，咸豐皇帝需要地方的鄉紳來組織軍事組織團練用於鎮壓太平軍，這個時期地方組織完全獨立於國家的控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出的“國家內卷化”也是同樣一個過程。這樣，晚清國家慢慢失去了對社會的控制，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1949年。這一階段的中國都是處在這樣一種指環型的網絡結構當中。
此外，我還做了一些數據分析，這些分析的結果都有助於進一步佐證我對從唐至清中國國家發展的解釋。
**▍**結論
最後，我以一張關於中國GDP在全世界GDP中所佔比重變化的圖來作為總結。這些年來，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媒體上經常説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但是我每次看到“中國崛起”一詞的時候，都會覺得這個詞可能用錯了，正確的用法應該是**“中國的迴歸”**（the return of China）。因為從公元0年開始，中國GDP佔全世界GDP的比重就達到1/4左右，並且一直維持到18世紀初。只有在19世紀到20世紀結束這200年間，中國的GDP才開始下降，但是現在又開始上升。
所以，中國GDP佔比變動反映的中國國家發展歷史其實是一個迴歸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崛起的過程。因此，重新理解歷史上中國的國家能力和國家形式，有助於我們解釋當代中國為什麼能夠迴歸到歷史上的平均水平。
**本文原載《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4輯，原標題為“中國國家的興衰：從盛唐到晚清”，轉自“歷史政治學”。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