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文明不是侵門踏户的理由，何況也不怎麼文明_風聞

文渊紫光-2021-03-11 12:39

2021-03-11

前言史料可以説出英國人通過戰爭給大清送文明先進嗎？

近代列強侵略中國，定義為侵略就是侵略，無論一幫人用什麼樣的學術方式去解讀、推理、定性。

先進落後不是侵門踏户的理由，開放變革與封閉保守也不是侵門踏户的理由。

捱打只是落後封閉的結果。豈能把捱打説成給別國送覺悟？！

鴉片戰爭是西洋人的對華侵略，其史實基點如下：

1、大清未在國門以外招惹釁端；

2、儘管大清就是不樂意西方的貿易體系和邦交邏輯，

但作為主權獨立的東亞宗主國，是西洋人不服大清國土上的貿易管制和邦交秩序；

3、西洋人以艦炮轟開國門的方式討價還價，延續一貫的西洋人大航海作風，東亞核心的中國只是他們最後一個要攻破的地緣堡壘。

一、《清史稿》簡述

1914年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總領《清史稿》的修撰工作，參與者有一百餘人，沒有固定編制，人員由館長聘用。如趙爾巽曾親自拜訪夏孫桐，請其出面任總纂。

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到了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把各卷刊印出版，以《清史稿》的名稱刊行，以示其為未定本。

到目前為止，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編寫出版的清朝史書，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不少學者將其列為“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之一。

不過由於參加編修的史官多為清朝遺老，書中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故有人堅持此書稿持有一定的褒貶抑揚立場，以致內容不足採信。

但中國的學者轉而擁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興起的新清史學派，以西方立場、民族國家立場解構自己的文化基礎和傳統道統文脈，實屬過猶不及、數典忘祖。

二、清朝前期被粉碎的傳教醜行

1582年（明朝萬曆十年），距離大明亡國尚有62年。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廣東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

1601年（明朝萬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抵達燕京，一度自喻為“西僧”。

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牢牢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着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1607年，利瑪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前六卷。科技敲門磚奏效，明朝萬曆皇帝准許其北京常駐並傳教。

利瑪竇在明朝傳教，容許中國教徒繼續祭天、祭祖、祭孔的舊俗，利瑪竇主張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説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故祭天並無問題。

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緬懷先人與敬仰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也沒有什麼干涉；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傳教規矩”。**

明清易代，西歐新教諸國與天主教諸國的三十年戰爭，誕生了《威斯特法利亞條約》和民族國家概念，神聖羅馬帝國被強制碎片化。

1610年，利瑪竇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龍華民接任教會職務。他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等詞，一律採用譯音，並指“天”是指蒼蒼之天，而“上帝”並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張應將“天主”依拉丁文音譯為“陡斯”；也有人主張只許用“天主”，而不能用“天”與“上帝”之稱。

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但為避免紛爭鬧大，耶穌會決定焚燬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統一了該會立場，延續“利瑪竇規矩”。

當時耶穌會受葡萄牙國王保護，基地是葡萄牙佔據的澳門；

道明會受西班牙國王保護，基地是西班牙佔據的菲律賓馬尼拉。

然而葡西兩國在海上對抗嚴重，關係緊張，故而兩會在華的傳教規矩勢不相容。

1644年（清朝順治元年）清兵入關時，天主教入華已62年，現屬德意志的傳教士湯若望，協助編制曆法，獲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

1662年，康熙帝即位。

1664年，耶穌會駐院共38所，耶穌會士來華人數累計82人，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二十四萬五千人之多。

1665年，楊光先發表《闢繆論》，批評湯若望曆法不準，當時顧命大臣鰲拜不滿外國人蔘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天主教在華髮展直挫，史稱“曆獄”。

1667年，因“曆獄”而被羈押在廣州的包括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會士共23人召開了一場長達四十天的會議，討論在華傳教的方針。最後通過的決議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延續“利瑪竇規矩”。然而道明會士閔明我，始終持不同意見，在獲釋後立即返歐。

康熙帝親政期間，禁錮鰲拜，重新起用外國人。南懷仁利用西方發明貢獻清朝，不斷建立天主教士的聲望，又與利類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為湯若望平反。

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頒旨：“惡人楊光先捏詞天主教系邪教，已經議復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相應將天主教仍令伊等照舊供奉。”康熙八年，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

1676年，道明會士閔明我，在馬德里出版《中國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概觀》（西班牙語：）一書上冊，三年後出版下冊，抨擊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方式，羅馬的耶穌會總會於是緊急將該書寄至中國，並要求各地的會士傳閲並提供駁斥的論據。羅馬教廷經過討論，決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延續“利瑪竇傳教規矩”。

1687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士洪若翰、李明、張誠、白晉、劉應，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赴華，在經歷與葡萄牙籍傳教士的鬥爭後，耶穌會在華法國傳教區終於成立，首任會長為張誠。該會成員大多贊成所謂“利瑪竇規矩”。只有劉應持反對意見。

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清朝與俄羅斯帝國準備劃訂疆界，商議《尼布楚條約》，精於拉丁文的傳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國人溝通，這條條約最終以拉丁文簽訂。南懷仁等亦協助清廷鑄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亂。他們準確預測日食，使皇帝可以為相關祭奠做好準備；一些耶穌會傳教士則成為宮廷畫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達一道容教令，標誌着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峯：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可也。”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顏璫主教，突然打破各方妥協，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佈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

自此爭議迅速擴大，由純宗教學術問題，逐漸演變成為清王朝和羅馬教廷之間的國家政治之爭。

康熙年間，新來中國的多明我會（Dominicans）及方濟會（Franciscans）教士反對明末以來耶穌會教士容許中國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禮俗，爆發禮儀之爭。

1704年12月20日，克萊蒙十一世下諭禁止祭祖祭孔：

教宗諭令，這決議由鐸羅，安提阿教區主教和中國及其他東印度國家教皇巡視員帶去，並隨帶另外一些看來是必要和適當的指令。目的是要讓他和大主教們，主教們，或者其他那些已在當地，將至當地的逗留者、傳教者，仔細地閲讀這份決議，以便讓各傳教修會現在哪裏，和無論何時在哪裏居住的傳教士們共同遵守，而不管他是屬於哪一個修會——哪怕是耶穌會。他們必須保證讓那一地區的所有基督徒都遵守決議。不守此令者，將被處以絕罰。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特使鐸羅到華，

1707年鐸羅在江寧（今南京市）發佈禁令：

中國的傳教士，都應該按上面的指示（教宗諭令）去答覆（康熙皇帝和地方官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敢有自作主張，不按指示去答覆的，立即受到絕罰。絕罰的赦免權，由聖座和特使加以保留。

康熙帝令將鐸羅押往澳門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還嚴斥：

“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

1710年，鐸羅死於澳門監獄中，康熙為澄清中國禮儀之爭，派遣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艾若瑟，出使羅馬教廷，樊守義隨行。兩人到達羅馬後，將康熙帝關於鐸羅來華及中國禮節問題和西洋教務問題的旨意，詳細向教宗呈述。

1715年，教宗克萊蒙十一世頒佈《自登基之日》()宗座通諭，重申1704禁令：

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鬥斯”（拉丁語：Deus）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併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懸掛，即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即當取下，不許懸掛。二、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作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並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此與異端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並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廟行禮。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裏，或在墳上，或逢弔喪之事，俱不許行禮。或本教與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為還是異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説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説話者亦不可。六、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靈魂。要立牌位，只許寫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裏可也，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我雖如此定奪，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1718年，羅馬教宗收到康熙皇帝硃筆文書才放艾若瑟返回中國。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羅馬教廷派遣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特使來華，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廷決定禁教（未嚴格執行）。12月31日起，嘉樂來華後康熙接見嘉樂宗主教前後共十三次，禮遇很隆，對於敬孔敬祖的問題，當面不願多言，也不許嘉樂奏請遵行禁約。嘉樂宗主教因有了鐸羅的經歷，遇事很謹慎。看到事情不能轉圓時，乃奏請回羅馬。

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閲取羅馬教廷特使嘉樂所帶來的《自登基之日》禁約後説：

“覽此條約，只可説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説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耶穌會士為此頗為擔憂。因此在嘉樂宣佈教皇諭旨時，附加了八條變通的辦法，此為“嘉樂八條”：

“一、准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許寫先考、先妣姓名，兩旁加註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二、准許中國對於亡人的禮節；但是這些禮節應屬非宗教性質的社會禮節。三、准許非宗教性質的敬孔典禮。孔子牌位若不書寫"靈位"等字，也可供奉，且準上香致敬。四、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頭。五、准許在喪禮中焚香點燭，但應當聲明不從流俗迷信。六、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陳果蔬，但應當聲明只行社會禮節，不從流俗迷信。七、准許新年和其他節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八、准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在墓前供陳果蔬。”

但這並沒有使康熙皇帝改變主意，傳旨曰：

“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

1721年3月，嘉樂離華返歐。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駕崩。

1723年（雍正元年），清世宗雍正帝開始嚴格執行禁教，

再加上之前傳教士介入世宗與兄弟爭奪皇位之事，還有擔心民眾信奉天主教後，國家命令無法貫徹，且會被西方天主教國家控制，因此清世宗下令除留京任職的傳教士外，其餘一律送往澳門，各地天主堂被拆毀，或改成公廨，屢下禁令，不許民間信仰。

1733年，北京的兩位主教向教徒宣佈“嘉樂八條”及1715年宗座通諭《自登基之日》，令其遵守。

1735年，教皇克萊蒙十二世認為“嘉樂八條”與教義不合，宣佈廢除。

同年10月8日，雍正帝駕崩。

清高宗乾隆年間，取締傳教活動尤烈，因此傳教活動幾乎消失。

1775年，中國耶穌會接到1773年教皇克力門十四世《我們的上主和救主》通諭、並隨之解散。

嘉慶、道光兩朝繼續執行禁教政策，中國天主教只能地下發展。從此，中國出現了百年禁教的局面。

直到西歐列強通過鴉片等一系列戰爭再次強行打開中國傳教之門。

三、大清禁教的同時留下了宮廷御用洋人，可以深窺中華文脈

康熙末年中國開始實行禁教政策，但此後仍允許通曉天文曆法或其它技能的傳教士進京效力。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熟悉天文曆法的葡萄牙傳教士陸續到達中國。

乾隆十五年11月18日（1750年），西洋人朗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劉松齡（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鮑友管（Antoine Gogeisi，1701-1771）、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等上奏：

“臣等今接澳門來信，知本年七月間波爾都噶爾亞國（Portuguese）洋船來到，有西洋人高慎思能通天文算法，錢德明通曉律呂，羅啓明通外科、調和藥料，三人情願進京效力。倘蒙皇上俞允，伏祈勅下廣東督撫照例令其派人伴送來京。為此具摺請旨，謹奏”。

乾隆帝“準其來京”。懂得天文歷算的葡萄牙傳教士先後進入欽天監效力。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傳教士傅作霖被授予欽天監監副一職。

後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52年間，欽天監監正全為葡萄牙人，無一例外。他們依次是

傅作霖、

高慎思、

安國寧（Anoré Rodrigues，1729-1796）、

索德超（José Bermardo de Almeida，1728-1805）、

嘉慶時期，在華耶穌會傳教團被教宗解散。自此，欽天監監正、監副職務不再由耶穌會士擔任。索德超是最後一位在欽天監任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他去世後，葡萄牙方濟各會士繼任監正，後又由葡萄牙遣使會士繼任。

湯士選（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兼管國子監算學館。

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1758-1824）、兼理算學館

李拱臣（Jóse Nunes Ribeiro，1767-1826）、兼理算學館

高守謙（Veríssimo Monteiro de Serra，d.1852）

畢學源（D. Caetano Pires Pereira，1763-1838）。

畢學源，葡萄牙遣使會士，道光三年至六年（1823-1826）任監副，為欽天監僱用的最後一個外國人。畢學源1838年11月2日逝世於南堂，年71歲，死後由俄國東正教主教代為殯葬於柵欄。

在這些葡籍傳教士中，於天文方面最有成就的是首任傅作霖。其號清晨，1728年5月1日進入耶穌會學院，1737年到澳門，1738年5月1日以天文學家身份到京，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781年5月22日）死於北京，享年69歲。傅作霖參與《儀象考成》編撰，著《西藏天文觀測》。乾隆九年（1744年），欽天監為了編制精確的星表，奏請製造新儀器，並於乾隆十九年（1754年）製成“璣衡撫辰儀”，現仍保存在北京古觀象台。“璣衡撫辰儀” 的性能和用法編入了天文著作《儀象考成》。傅作霖參與了此項工作，位列參與人員名單之上。

19世紀初的葡萄牙遣使會士，接手耶穌會傳教團的工作後，曾一度被視為“葡萄牙東方傳教團恢復其在北京的影響的希望”。他們以數學知識聞名。有學者説，“（這些葡籍遣使會士）因為其廣博的知識、尤其是編制高精度曆書而被皇帝封為官員”。但欽天監的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他們編制曆書的具體情況。

而且這時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葡萄牙都面臨西方其他列強越來越大的威脅，疲於應付。傳教士的主要精力都用於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科技活動也受到影響。例如，19世紀初葡萄牙任命北京教區主教時，就讓北京主教作為“代表葡國利益的大使，同時，面對外國的種種企圖，應恢復教區長和葡萄牙東方傳教會的權威，但在教義上可以表現出和解的姿態”。這個指示説明，來華葡萄牙傳教士的使命此時已經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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