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羣窮孩子的人生實驗_風聞

原創人物作者 人物 1月19日

一個天生聰慧但出身貧窮的孩子，在這世上可能遭遇什麼？十年前，北京有過一個叫「青雲學子計劃」的教育實驗，從全市六十萬打工子弟中挑選出最聰明的一批孩子，所謂的「超常兒童」、「少年天才」，試圖給他們提供穩定的、「因材施教」的教育，讓他們不浪費天分，不從體制教育中滑落，最終能擺脱父輩的命運。

這個項目此前鮮有媒體報道，我們在無意間發現了它，並意識到，這是一個集合了複雜命題的時代樣本。它持續的時間足夠長，我們可以在十年的過程裏觀察——流動兒童受教育的現實狀況、階層固化與衝破它的難度、大城市裏小人物的漂流史。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羣孩子從十歲長到二十一二歲，具體的生命歷程。

這不是童話般的完美故事，過程坎坷動盪，理想和複雜現實兼而有之。一年又一年，孩子們與升學制度、原生家庭及各種不確定作鬥爭，又經歷着內心世界的困惑和探索，最終長成現在的模樣——一羣不像當初設想得那麼成功，但向上、善良的人。漫長時間裏，他們是彼此的陪伴和見證。

我們也不能把他們視作一個理所當然的命運共同體，你會看到不同出身的人，命運如何在不同階段走向分野。他們的人生中有哪些東西被改變了，哪些東西又沒有。想把一個人從本來的土壤上連根拔起，到底有多難。這個故事與它的理想化、阻礙與毛刺，正是成人世界的真實折射。

**文｜**林松果

**編輯｜**姚璐

**圖片｜**受訪者提供

從城中村到芳草地

他們是超常兒童，也是裝修工人、餐館服務員、廢品回收者、臨時工的孩子

十歲那年的秋天，北京城裏，小學生徐博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用他的話説，是在兩個世界裏穿梭。

週末兩天，他在城中村的餐館做幫工。前台點單、後廚刷碗，他個頭小小的，卻很精神、皮實，是個十足的勞動力。這是他叔叔在北京東五環外東壩鄉皮村開的一個餐館，他們一家都來自河南信陽農村，徐博的父親也在餐館上班，每天從早上九點工作到晚上十一點。一旦父母忙到這種程度，你就很難再要求別的——長大後的徐博説：「我們這種家庭，很難講父母愛不愛孩子，孩子愛不愛父母，父母要不要陪孩子。這些是從來就不會被提起的。」

到了週日下午，他收好書包，坐上公交車去上學。公交車穿越城市，從東六環到北四環，終點是芳草地小學的萬和城校區。著名的芳草地小學，曾經是外交部子弟小學，後來又成為了全國第一所公辦國際學校。那時萬和城校區剛剛建成，嶄新的教學樓，一共就兩個班上課。徐博班上24個孩子，用一整層樓。老師在課上給他們介紹世界名校；全班人坐火車到山東爬泰山；中科院的院士們經常過來，告訴他們科研是什麼，南極科考是怎麼回事，這個世界多麼廣大、多麼有意思。

徐博喜歡這種集體生活，不願回家，理由非常簡單——終於不用在餐館幹活了。開往家與學校之間的公交，像一台穿梭時空的機器，把這個十歲的孩子從辛勞與疲憊裏拎出來，短暫地放到一個輕盈的、與現實隔絕的世界。

徐博是「青雲學子計劃」的第一屆學生。2009年，這個項目在北京招生的第一年，徐博其實已經小學畢業，他從小就聰明，四歲就上了小學。後來到了北京，就讀於東壩皮村的同心實驗學校，六年級畢業時才十歲。因為年紀小，同心的校長記得他，一次聚餐校長遇見他叔叔，問了一句：「這孩子學習挺好吧？那你有空來參加一個考試。」

那就是青雲計劃的初試。筆試，幾百道題目，考的不是常規的語數英，不靠知識積累，而是看應試者天生的邏輯，題目類似於想象一個骰子拆開又拼好的樣子。第二輪考試還是做題。到了第三輪，一羣孩子就被帶到中科院，上了幾天課，講初高中的物理，有老師在旁邊觀察記錄，看他們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組織考試的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工作人員。中科院心理所的這一套題目，同樣用於北京一些名校的優生選拔，比如北京八中的少兒班。當時中科院心理所的教授、院長助理、後來青雲學校的校長劉正奎告訴《人物》，那一年，他們開着車跑了無數個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學校，見了好幾十位學校校長。有的學校直接髮捲子給所有孩子做，有的孩子通過校長推薦，在地毯式搜索後，從八九百位應試者中招到了24個學生。當時的選拔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智商超常，一個是家庭貧困。

那一年秋天，這個小班級開學了。這是一個民間發起的項目，沒有體制背景，沒有校舍、校服和學籍。芳草地小學暫時為他們解決了這些問題。一張模糊的照片記錄了當年簡陋的開學典禮：8個女生，16個男生，4位老師，面前是一張放了一束花、搭了紅布的桌子，背後是嶄新的教學樓。大家都在笑。孩子們穿着芳草地小學的校服，戴着紅領巾。他們是超常兒童，也是裝修工人、餐館服務員、廢品回收者、臨時工的孩子。

這些父母送孩子來上學的理由其實相當樸素——為了讓跳過級的小孩子晚一些讀初中，免得在學校被欺負；為了免去給孩子四處找學校的顛沛；或者因為這個項目是寄宿制，家裏不用管；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這個項目不收錢。

父母們對教育的無意識，也註定了這個選拔並不是十分嚴格。第一屆青雲班的班長李小溪記得，當時他們學校一共有兩個女孩通過了初試，但另一個女孩複試沒去，她想：「家長可能不知道這個項目是什麼，甚至連一點嘗試都沒有，也許很多父母也不是很在乎。」

與之相對的是，這個項目的設計者們懷着無比遠大的理想。他們把它當做改變人命運的上帝之手。跟蹤了這個項目十年的老師成吉思説，他們當時計劃每年招一個班，「像滾雪球那樣，把這些貧困的農村家庭的孩子供出來，讓他們進入全國前十、全世界前三十的大學，讓他們發光發熱。」他們不僅希望能把孩子們從越來越嚴密殘酷的教育篩選中豁免出來，讓他們逾越階層、跨越界限，進入另一個世界，還希望培養他們精神的富足，成吉思説起當年：「我們的孩子，比其他農村孩子見識大多了。這是我們的初衷，他們成績可以不好，但見識不可以不多。」

2009年，第一屆青雲班在芳草地小學萬和城校區的開學典禮。

一羣人

關於怎麼教育這些早慧的孩子，讓他們有好的成績、健全的人格、強健的身體，他有三十年的經驗

這個項目的緣起，要從一頓飯講起。

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的教授劉正奎在一個飯局上遇到了三辰集團的董事長孫文華。三辰集團是一家湖南的企業，做動畫起家，《藍貓淘氣三千問》是他們的作品，也算跟教育沾點關係。在這次飯局上孫文華提起，自己想辦個公益學校。同桌的劉正奎聽了，建議他：如果真想做，就關注那些跟着父母在外打工、但又有天賦的孩子——所謂的流動兒童，他們急需幫助。

這個建議來自劉正奎多年的研究，也跟他的個人經歷相關。劉正奎出生在安徽農村，1997年大學畢業後到了安徽一個貧困縣掛職，在鄉政府教育辦做副主任，底下有4所初中、11所小學。貧困縣外出打工的人多，父母把孩子扔在家裏，就成了留守兒童。他慢慢發現，孩子基本是餓不着的，吃不了特別飽也沒事，但是父母長期不管不顧，對他們的心理傷害很大，而且會影響一生。

後來他到了中科院，2004年開始關注留守與流動兒童的心理創傷問題。他發現這些孩子常常面對的是很糟糕的家庭、父母不穩定的婚姻關係，很容易產生心理問題。他試着做過一套心理健康課程，教他們怎麼對待友誼、怎麼對待學業負擔、怎麼對待校園霸凌，拿着這套課程到各地去培訓心理教師。但他發現，一是心理教師太缺乏，二是孩子們現實生活裏面臨的問題，太沉重了——心理課程根本無力迴天。他甚至試過和中國移動公司合作，編輯一些教父母如何與子女溝通的短信，定位在工地附近，用基站發給附近的人。可以想見，這種方法也收效甚微。

一些孩子會在流動的狀態中走向極端。2014年，首都師範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學者沈紀在論文裏寫到，她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實習時發現，她接觸的青少年犯罪案例裏，超過八成都來自非京籍的流動少年。但劉正奎也記得，他在調研時還會遇到一些個例——那些孩子在逆境中不僅沒有出問題，反而成長得更好，他們聰明、有天分，有自己看待和處理困境的方式，他們更堅強，更懂疾苦，也有韌性。

當時的北京，打工子弟有六十萬，最棘手的就是入學問題：要麼沒地方就學，要麼質量非常差。幾乎是同一時間，2010年，北大教授宋映泉開始做一個研究，跟蹤了北京1866名正在上初二的打工子弟學生，想看看他們初中畢業後將流向何方。五年後，這些孩子裏只有不到6%上了大學，只有3%左右的孩子考上了一本或二本。宋映泉在他的報告裏評價這個數字：「在統計學中，在5%的水平上發生的事件基本上算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這個羣體上大學的比例實在是非常之低。」

劉正奎當時想，從概率上來説，人羣中有3%-5%的超常兒童，不分地域與出身，打工子弟中這些有天賦的孩子，如果沒有得到好的受教育機會，非常可惜。

討論了一年多，項目開始調研，車在北京塵土飛揚的城中村裏開來開去。打工子弟學校最主要的問題是師資，有些校長本身就是體力工作者，或者是菜販子，支個菜攤兒，順便收點錢帶帶孩子，開着開着就成了學校，也沒有資質，孩子就這麼散養着。

青雲計劃第一屆的學生李小溪，跟着父母在北京「流浪」過好幾年。她是江蘇連雲港人，兩歲就到了北京，在豐台區讀過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教室就是一間普通的居民平房，學生多，人擠人，中午排隊吃大鍋飯。讀了一學期，學校就拆掉了。後來又去朝陽區金盞鄉上過學，校車是廢舊的麪包車，每天拉滿滿一車學生。每次路過十字路口，司機就喊站着的學生全部蹲下，怕被執勤的交警看見。家長老師都知道有隱患，但也沒辦法。

2007年到2009年，在漫長的討論中，孫文華、劉正奎與其他參與者們逐漸形成一個共識。關於他們到底要辦一個什麼樣的學校：一個不大但要有影響力的學校。也關於招什麼樣的學生：貧窮又有天賦的打工子弟。孫文華找到宋慶齡基金會，在2009年4月捐資1000萬元，設立了「超常教育專項基金」，用於青雲班的運作。

這時另一個關鍵的人出現了。一位真正懂教育的老師——趙大恆，北京八中少兒班的負責人、任職時間最長的班主任。趙大恆長得高大，戴一副厚厚的方框眼鏡，在北京教育界很有名聲。他帶的八中少兒班，大多數北京家長都聽説過。這個班級從1985年開始招生，從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中擇優錄取，讓孩子在4年間學完普通孩子8年的課程，14歲左右報考大學。八中少兒班的高考平均分常年在620分以上，畢業生裏有幾位已成為美國頂尖高校的教授。趙大恆的學生尹希，是哈佛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華人正教授，晉升教授時31歲。

青雲計劃開始那年，趙大恆剛好從八中退休，他拒絕了學校的返聘邀請，加入青雲。關於怎麼教育這些早慧的孩子，讓他們有好的成績、健全的人格、強健的身體，他有三十年的經驗。後來在一次青雲學校的家長會上，他講過這個項目的培養目標，他要讓孩子們獲得高程度的發展，生活得更幸福：「孩子要和集體融合，善於與人合作，成為社會人；要能包容接納不同的意見，善取其中最佳和最優，並在這個基礎上勇於創新；要有愛國情懷，有國際視野；既能腳踏實地做事，也有遠大的抱負與情懷。」

這個實驗就是這樣開始的。匆匆忙忙，不夠宏大莊重。但有一支「夢之隊」，大家積極、樂觀、蓬勃。

青雲班的學生們在泰山。右一為趙大恆。第三排左一為班主任張豔傑。

理想世界

在這樣一種理解、尊重和公平、開放的教學環境裏，人是會改變的

雖然已過去十年，但每當被問到最初那幾年最深刻的回憶，每個學生最先提到的都是體育課。

每週有一個完整的下午，體育老師張豔傑會帶着孩子們離開學校，到自然裏去。他們見過一年四季的奧森，去過春天剛剛冒出花苞的地壇公園，柳條兒抽出嫩芽的後海，在朝陽公園散過步，在國子監端着畫板畫過畫，還坐着火車去爬了泰山。在自然裏，張豔傑教他們認識植物，培養他們的觀察和感受能力——比如，讓他們閉着眼睛感受一棵樹——它的表皮和紋路，它的氣味，它的温度和聲音，它是否像人類一樣，身體裏有血液在流動。他讓他們趴在樹的表皮上聽，最後拓下它的葉子。讓孩子們知道，我們生活在自然中間。只要出門，他們基本不坐車，都是靠走路。有時候走上十幾公里去鳥巢，再走回來，孩子們叫苦不迭，但又興致勃勃。

青雲班的課程體系與傳統公立學校不同，分四個學科羣來教學：自然學科羣、語言與文史哲學科羣、身心健康學科羣、藝術與生態學科羣。其中體育是最基礎的學科。自然體育課的概念，也是從八中少年班而來。

八中少兒班的畢業生、哈佛大學博士張湛曾在一篇文章裏回憶：「我們的體育老師杜家良那時六十歲上下，在體育課的隊列前給我們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着意鍛鍊我們。我們去公園從來不走好路，哪難走走哪。我們從香山下來好像從來沒有走過水泥路。有時我們會坐地鐵去八寶山，一下午走10公里回到復興門，中間不許喝水……整個四年下來，大家不僅身體好，而且養成了對體育和運動的興趣和習慣。」後來張湛的同學裏，有人跑馬拉松，有人完成鐵人三項，還有人登雪山。「現在回想一下，這真是一筆極為豐厚的精神遺產。」

青雲班的體育老師張豔傑，當時剛從北京體育大學研究生畢業，他給八中少兒班上過課，認可這種理念，就跟着趙大恆到了青雲班。那時候他年輕，又當班主任，有用不完的熱情，在八中少兒班自然體育課的基礎上，他還想給學生們更多——比如精神層面的東西，開放、公平、尊重、信任、包容和同情。

在課上他們做一些團隊協作的項目，張豔傑會把體力強和體力弱的分在一組，把性格開朗和沉默的分在一組。他設置的任務，往往都需要調動所有人的優勢才能完成。「慢慢他們會意識到，我們大家都不同，我的體育好就每次都能贏嗎？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我就一定行嗎？不一定，環境和任務不同，只有我們組合起來，一起解決問題，才能變成超人。」

孩子的心很敏感，那時的感受他們能記得很久。徐博喜歡體育，也喜歡錶達自己，性子又拗，最開始常常和張豔傑吵架。他説自己在體育課上學到的最好的一點，就是學會傾聽。一個班24個人，大家都想説，一到討論環節就是一團糟，每次張豔傑就會説：OK，我們停下來。只要有兩個人同時講話，他就會讓大家停下來。「每次都這樣糾正我們，最後讓我們學會了：當有一個人説話的時候，其他人就要傾聽。」

小學時期的徐博，在自然體育課上。

孩子們大多從動盪的家庭裏來，有的沒有父親，有的沒有母親，有的是重組、多次重組的家庭。所謂的貧窮，有時最影響的是孩子的安全感。但心理學出身的劉正奎，並沒有給他們安排心理健康課。他認為創造一個寬鬆、安全、平等的環境，讓他們能放鬆下來，這比什麼都重要。當時班級裏有個孩子叫小闖，來自單親家庭，常常想家，夜裏總做噩夢，夢醒了就哭。有個生活老師晚上管他們睡覺，一聽到小闖的哭聲，她就跑過去抱住他。那位生活老師找過劉正奎，問他：「你是學心理的，我要怎麼用心理學的知識（安慰他）？」劉正奎告訴她：「再好的心理學，也沒有你的擁抱重要。」慢慢地，小闖不再做噩夢了。

還有一次，兩個學生鬧着玩兒，一個學生脱了另一個的褲子，還拍了照。劉正奎聽説了，覺得相當嚴重，專門安排了三節課。他不僅僅是講這個行為給人帶來的傷害，還告訴大傢什麼是暴力，什麼是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什麼是性暴力和網絡暴力，網絡發言的邊界在哪裏，法律又是怎麼規定的。他説：「大家覺得嘻嘻哈哈笑笑，很好玩，但不行，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李小溪至今仍記得那節課，「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批評會，可能最開始大家覺得大家都這樣，沒關係啊。上完課你就知道，這怎麼可能是玩笑，這是不該發生的事情，這件事非常嚴重。」這是他們最初關於性別與尊重的啓蒙，也在很早就在他們心裏埋下一些觀念，「特別特別塑造三觀」。

老師們的另一個共識是，見識高於知識。教育不在於讓孩子掌握多少知識點，而是讓他們看見世界。宋慶齡基金會參與了這個項目，工作人員安排孩子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活動；老師們帶他們去博物館看展；劉正奎有中科院的背景，請過十多位院士到青雲班，包括中國第一個到南極考察的院士。徐博印象最深的，是張豔傑會在課上放一些短片，告訴大家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這樣的學校是如何建校的。他還會在課上用英文和他們聊天，告訴他們什麼是託福、SAT考試。

青雲班的學生們被宋慶齡基金會帶進了人民大會堂。

這樣一個教育實驗裏，課業當然也是重要的。張豔傑出身農村，從傳統教育裏被培養出來，他最初認為孩子智商多少，總會和成績相關聯，但後來發現事實並非總是如此。「他們的靈氣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對圖像敏感，有的人動手能力強，有的人運動能力強，但不一定所有人學科成績都會好。」他最初困惑、生氣，但趙大恆最理解孩子們，最把他們當做平等的人。他常常安撫老師們，讓他們慢慢來。他曾經在一次家長會里講過，他們所謂的智育，「學習成績是暫時性的、外顯性的標誌，雖然重要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是孩子學習的內驅力。TA想不想學？有沒有好奇心？有沒有探究、動手的願望和能力？」

現在回頭看，芳草地這個小小的班級，對這羣孩子以及他們的老師來説，都像一個理想得不太真實的世界。

今年冬天，我在北京北郊的一所大學見到了李小溪。她穿短款羽絨服，有兩顆虎牙，笑起來很可愛，她講起進入青雲班前後的差別——那之前，因為家境不好且性格早熟，她從小就默認自己是不能有零花錢的，家裏給什麼，她就吃什麼。直到進入青雲班，受到資助，不太花家裏錢了，她才第一次自由地買東西，建立自己的喜好。那時她已經十歲。每次坐上公交離開家，把父母的爭吵、經濟的困窘拋在身後，駛向快樂自由之地。那種穿越之感，她和她的同學徐博是共享的。

當時年輕的體育老師張豔傑，現在已經在北京體育大學任教了。今年11月，我們在北體大附近一家咖啡館見面，他穿着抓絨運動上衣，身材清瘦，他講起十年前，自己的生活同樣是兩種分野。他在工作日給孩子們造夢，給他們創造一個温暖安全的世界，展示愛和穩定的價值，教他們那些大多數人從父母那裏學到的人生功課。但實際上他當時月薪不到五千塊，沒有公積金，為了生存，他週末還要出去打工掙錢，在外面代一節課掙三五百塊，維持自己的生活。

小學時期的一個下雪天，張豔傑帶着青雲班的同學出門玩雪。

第一次分離

在小升初的過程裏，已經有少數學生放棄繼續參與實驗——出身第一次開始主導學生們的人生走向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美好的三年結束，第一屆青雲班小學畢業了。接下來的初中三年，這個項目與這批學生，第一次經歷現實的嚴酷和篩選。

眼前最大的困難，首先是他們的初中入學問題。在項目開始之初，設計者們就知道，打工子弟在北京的升學可能會成為考驗，但他們懷着樂觀的想象。劉正奎説，他當時認為隨着時間推移，北京的入學政策是會放開的。這種樂觀態度的背景是，當時關於教育，有一句流傳很廣的政策性話語，叫「同在一片藍天下」。

但現實比想象嚴峻。初一開學在即，他們想的第一個辦法是自辦學校，申請一個名為「中科青雲實驗學校」的民辦學校，讓孩子們在這所學校從小學讀到高三，其後出國，避開高考。後來這所學校確實在昌平區辦成了，但在孩子們入學的那個暑假，申請還未獲批。家長老師們焦慮如熱鍋之蟻，直到最後關頭轉機出現——正巧東北師大附中在朝陽區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雲班的孩子。這裏面有機緣巧合，有劉正奎和這所學校校長的私交，學生們也通過入學考試證明了自己的成績，最終驚險入學。

但實際上，在小升初的過程裏，已經有少數學生放棄繼續參與實驗——出身第一次開始主導學生們的人生走向。

由於當時並不那麼嚴格的篩選，24個孩子中，有兩個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條件不差的。他們小學畢業後便離開這個項目，一個在本科時就去了美國，另一個考入北京八中，並最終考上了北大。另一些孩子則被父母送回了原籍。按照當時的政策，孩子們在北京無法報考高中，只能報考職校，一些家長為長遠計，讓孩子們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終沒有考上大學。

李小溪也離開了這個項目。這是她父親的決定，原因是東北師大附中朝陽分校在朝陽區金盞鄉，離他們當時租在海淀的家太遠。之後李小溪輾轉北京、河北、江蘇三地，度過了顛沛流離的幾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破格上了初二，那所學校後來被清華附中並校，但她因為高中無法入學，只能轉學到河北保定；在保定讀完初中，考入河北另一所高中；讀完一學期後，又轉學到江蘇連雲港老家。

她是個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見過什麼是好的，那種教育方式的對比尖鋭地刺痛着她——江蘇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幾個學生能考上一本。老師們對學生的要求也低，所有時間都在講語數英，副科只要求學生們聽聽，一樣的題老師能來回講兩三遍。漫長的時間無法打發，她就透過班上一扇大窗户，盯着窗外的雲和藍天發呆。

而那些留在了東北師大附中朝陽分校的學生們，被分入不同的班級，繼續了三年安穩順利的生活，徐博意識到，「青雲計劃」小學三年的課程，為他們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他們學的英語是新概念，比普通小學要更難，數學和物理也超前學了初中的內容。那種不以書本為基礎、前瞻性的教育，讓他們在初中過得很輕鬆。更重要的是那種見識給人的自信。他們初中的校長評價過青雲班的孩子：「就沒有見過剛上初中就眼界這麼開闊的孩子。學校來個院士、來個博士，他們就好像不為所動。」

但等他們初中畢業，高中入學又成了問題。沒有北京户口，要麼回原籍讀高中，二次留守；要麼只能留在北京考職業學校。青雲計劃項目方聯繫了俞敏洪，讓孩子們直接去新東方國際學校就讀，劉正奎回憶當時的心情：「我們當時想既然國內大學不能考，那就考國際的吧，直接送到國外去吧，瞄準全球的一些大學。」國際學校學費高，一人一年十幾萬，俞敏洪給他們打了折。這錢還是由項目方來出。

徐博是第一個得到重聚通知的人。項目的秘書問他：「如果通過這樣的方法，把大家都召集起來，完成當年沒有完成的事情，會有人想回來嗎？」

跳級一年、剛剛讀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邀請。這個消息對她來説像是一隻適時出現的大手，把她從迷茫里拉了出來。她父親強烈反對她回去，他認為未來沒有辦法參加高考，這非常不靠譜，因為留學不是她這個階級該想的事情。但她少見地違逆了父親——

從十歲進入這個計劃開始，她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也許有更廣大的可能性，她不能假裝這一切沒發生過。她明明知道去美國讀本科是不可能、基本會完蛋的事情，但是還是想去試一次。「當我待在家裏刷題的時候，我覺得不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太難受了。現在也沒有很好的環境，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我就出來幾年，我不知道以後會什麼樣，但我就是要出來看一看。」

所以在16歲的夏天，當年24個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臨近小學畢業時，老師們帶着孩子們去爬了泰山。

小徑分叉

那時他們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國念大學。但到高中最後一年來臨前，少年們的命運再次出現分野

進入一所國際學校、準備留學，給這羣學生帶來的生命體驗是複雜的。他們看到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開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來自金錢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東方國際學校的第一學期，剛開學，就有家長給學校提意見：「咱也算一個小貴族學校，價格也挺高，怎麼搞了一幫農民工的孩子進來了？」劉正奎聽了，要求在家長會上發言。在講台上他説，上一代的努力已經造成第二代的不平等，有的孩子可以享受紅利，有的則不能，但家長們不能讓這種不公變成孩子們之間的衝突。

但對青雲班的孩子們來説，劉正奎的發言幫助不大，因為那種對比是細微的、無處不在的。高海浪是青雲計劃從安徽肥東縣選拔的一個學生，從高一起加入青雲計劃。最初他懵懵懂懂，入學後還不知道新東方的學費是多少。在學校大家穿校服，吃食堂，看似都差不多。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就發現，總有那麼一些時刻，他會窺見同學們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開家長會的時候，校園裏都是跑車。到了週末可以出校門的時候，看看其他人的朋友圈，就知道他們在校外的生活多麼豐富。而他的父親早早去世，母親在老家打工支撐家庭。青雲計劃解決了學費和住宿費，每個月再給孩子們打一千塊伙食費，他唯一可支配的錢就是母親給的每月五百塊零花錢。

徐博當時的感覺是——特別不希望青雲班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在這個學校，他希望他們能分開。「那時候覺得我們班所有人都很窮，大家都很窮。把我們放到一起，就顯得這個班都很窮，這個班的人思想都很老套，就只知道學習。我當時就不希望被歸為這麼一類人裏，特別希望把我們這個班打散，把我們放到別的班級裏面去。」

但同樣是在這裏，他們也一點點地融入國際學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欖球隊和帆船隊——這都被視為是中產階級的孩子才會參與的運動。李小溪在這裏接受了一些關於文學和是非觀的、之後她常常懷念的課程。她記得有一門美國文學的課，是新東方和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合作的一個網課。她磕磕巴巴地讀原版英文小説，其中有一本是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教授在課上表達對女主角Daisy這個人物的不喜歡，但課上是完全開放的，有關心女性議題的同學發言，表達對Daisy的理解和支持，她認為Daisy等了蓋茨比那麼多年，她並不欠他什麼，她也沒有多大的錯。老師只是聽，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在那個課上李小溪知道了，「我們可以站到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些經典，可以去批判，也可以跟教授的觀點不一樣。」還知道了，「家裏特別富裕的孩子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

那時他們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國念大學。他們從高一就開始同步學美國高中的課程，高二開始考託福（由青雲計劃報銷考試費用），同時也跟着升學規劃老師一起準備去美國大學的申請文書、挑選自己心儀的學校和專業。隨後也在新東方選修一些AP課程，通過考試的AP課程，可以抵扣美國大學的學分，縮短學時、節省學費。

但到高中最後一年來臨前，變動一個個出現。少年們的命運再次出現分野。

首先是他們得到通知，全部中止對美國大學的申請，大家一起去西澳大學讀書。西澳大學也是全球top100的大學，在澳大利亞西海岸的城市珀斯。對於不再去美國而轉向澳洲大學的原因，師生們給出了不同的解釋。綜合來看，首先是西澳大學的校長當時去了北京，對青雲班學生們的成績滿意，願意給全班學生獎學金。另外也有花費的考量，美國大學的學費幾乎是澳洲大學學費的兩倍。另外，為了能夠讓全班學生都能出國，項目方認為集體去西澳，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那麼剩下的關鍵問題就是錢。如果學生們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學將給他們提供能夠抵扣學費的全額獎學金，青雲計劃給他們提供的貸款足夠他們支付房租。但學生們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費需要家庭支付，或是學生們自己打工掙錢。按照估算，這筆錢每年大概在人民幣五萬元左右。

就送到了這裏。從小學到大學，這是青雲計劃能為他們做的所有事了。

而這每年五萬塊的生活費，難倒了一半的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學，都在最後關頭放棄了去澳洲。有人回到老家上了專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還有人從高一重讀，考了一次或兩次高考，上了大學。同學們提起來都會惋惜的是一個温州的女孩，因為家裏的原因，放棄了澳洲，回到温州讀了大專，但她是相當有天賦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兩個學生家境尚可，父母支持他們放棄西澳大學，到了美國和迪拜的大學讀書。

李小溪也是放棄澳洲、參加高考的學生之一。她是這個班級的班長，從小就是全班最聰明、最被老師看好的那一批孩子。但大家也都知道，她的家庭長期處於困窘和顛沛之中。她的父母不是那種典型的農村父母，都是大專畢業生，在那個年代已屬難得，只不過他們都沒有完成完全的社會化。她父親有些偏執，雖然學了機械，後來又趕上互聯網潮流，硬件軟件都懂，但個性不太穩定，一直換工作。母親則內向一些，十幾年來除了帶孩子，其他時間就是做臨時工貼補家裏。一家四口，多年一直在北京四處漂泊。

在決定要不要去西澳的那個時刻，李小溪家裏不是能不能拿出一年五萬塊生活費的問題，而是連一張去澳洲的機票都承擔不起。她順從地接受了命運，並安慰自己，既然不能去美國讀計算機，去西澳大學也是一種委曲求全。當時青雲計劃項目的工作人員覺得實在可惜，幫她聯繫過一個資助方，一年給她提供兩萬人民幣的資助，但思來想去，李小溪還是放棄了，她説，「如果我去，讓我家承受很大的負擔，同時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心理壓力，就感覺沒有那麼值得了，就算了吧。」

她就這樣離開，回了江蘇老家，復讀了兩年。她最後考上了北京一所211大學，憑藉自己的力量，重回軌道。

小學時，全班一起慶祝徐博的生日。面對鏡頭的就是徐博和李小溪。

向上的、正直的人

他們被教育成了一羣相似的人，他們的心性、喜好，人格的養成和對世界的判斷標準，都是共享的

從世俗層面來説，第一屆青雲班最終的成績就是這樣了：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順利地上了北大或出了國，剩下的一部分去了西澳大學，還有幾位磕磕絆絆，最終在國內上了本科或專科，極少的人只讀到高中或沒了下落。之後幾年，青雲計劃也繼續招生，也辦過一所學校，最終因為政策、户籍等原因，孩子們一般只讀到初二就回原籍。大概兩三年前，項目創辦的中科青雲學校也整體轉向，不再招收非京籍學生。

這也是為什麼，在《人物》多次約訪後，一位十年來一直服務青雲班孩子的工作人員仍然拒絕了採訪。她來自出資方三辰集團，在電話裏為結果嘆息：他們當時是懷着改造孩子們人生的心理，希望他們能考上頂級大學，成為真正的社會棟樑，所謂「品行高尚、具有國際視野、富有人文與創新精神的精英人才」。但在漫長的過程裏，因為就學政策、環境與原生家庭等原因，這個曾經被視為貧民版八中少兒班的天才班級，沒有完成預期的目標。十年裏，孩子們像放在漏斗裏，被一點點篩掉，只有少部分人倖存。

這個項目最大的出資方，三辰集團的董事長孫文華拒絕了《人物》的訪問請求，理由與上述工作人員一致。十年來，孫文華為整個青雲計劃項目出資大概在五千萬左右。在徐博印象裏，他是一個低調謙虛的人，「從來不想表現出自己是出錢的那個人的樣子」。在他們小學階段的一次新年聯歡晚會上，有人非要介紹説他是三辰的老總，他當時就狠狠踢了那人一腳。徐博覺得那説明他細膩敏感，照顧孩子們的心情。

直到他們高中畢業後，孫文華與幾位第一屆青雲班的同學吃飯，喝了一些酒，才講出了平時他不該説的話。他説隨着孩子們慢慢長大，他不再像最開始那樣希望他們出人頭地，對社會做很大貢獻，他的要求在逐漸降低，希望他們首先是作為一個人，一個積極的人，然後還能過得幸福快樂，就足夠了——項目逐漸往前走，他發現教育確實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花錢、耗時間，而且也許並不會有一個讓別人很滿意的結果。徐博聽了這話覺得傷心，他想，大概是他們讓大家失望了。

2020年11月，在猶豫了幾天之後，李小溪終於同意和我見面。因為復讀過兩年，21歲的她剛剛在北京的一所211大學開始大學生活。在她學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裏，我們聊起關於公平的話題，免不了要與別人的命運對照，李小溪的成績在當時是最被看好的，她的求學卻要曲折得多。但她並不懷着自怨自艾的心情，反而認為自己享受了另一種「特權」——雖然沒有很好的經濟能力，但她有一對上過大學的父母，她從他們身上繼承了一些讀書的天分。

很小她就有過那種感受：就算跟着父母四處漂泊，不被關注，但學習對她來説沒那麼難，把一張卷子做到全對，不是難事。有的孩子在父母無微不至的關照下成長，才能勉強考上一個本科，而她在四處遷徙中還是考上了不錯的大學。從這個角度來想，她不認為命運對她是絕對的不公。

如果把青雲班當做實驗組，與同時期北京打工子弟的整體狀況相比，他們的未來已經比絕大多數打工子弟要好。在北大宋映泉教授從2010年開始跟蹤的這1866名打工子弟裏，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孩子上了大學。而同期全國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是百分之四十。這1866名學生裏，接近九成的學生希望自己可以讀到高中及以上，超過一半的學生有大學夢。但五年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留在了北京，拿着三千到四千的月工資（2015年的調查數據）。

孩子們高中畢業時，劉正奎告訴了他們故事的另一個真相——當年選拔他們時的智商測試並不嚴格，是「矮子裏拔高個兒」。青雲班孩子們的智商大概在120左右，比普通人稍高，但與北京八中少兒班人均130的智商水平，還是有很大差距，「哪裏有那麼多超常的孩子？」但他接着説，讓人欣慰的是，當被告知有天分時，孩子們就真的可以做到很不錯的程度。而學生們聽了這話，並不真正感到失望，而是開起了玩笑：「校長你忽悠我們！」

實際上，他們早已在漫長過程裏修正了對自我的認識。他們確實度過過一個「被選中」的階段，覺得可以通過努力，成為偉大的、和別人都不一樣的人。但後來慢慢發現，大家本來都是不一樣的，偉大和成功也沒有確切標準，而且——外部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太大了。

當年的班主任張豔傑，在他們小學畢業後離開了這個項目，回到北京體育大學讀博，再後來留校任教。但他始終沒有中斷與青雲班的聯繫。一年多前，趙大恆老師去世了，他是張豔傑最敬重、對之影響最深的人。張豔傑拿出手機給我看，這一年多來，他還會時不時給趙大恆發微信，表達他的想念，告訴他，自己又取得了什麼進步。

張豔傑也斷斷續續聽到孩子們的消息：小時候喜歡畫畫的孩子，依然在Facebook更新關於動漫和電影的狀態；從小就喜歡體育的孩子，通過體育特長生考上了廣西師大；還有一個孩子，上學的時候最頑皮，最讓人操心，他就喜歡火車、喜歡地鐵，現在考到一個鐵道學院，也許會成為一位火車駕駛員。他們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完成年少時的志願。這讓他覺得欣慰。

從孩子長到成年，青雲班的學生們與其他同齡人最不同的生命體驗是，幾乎在漫長時間裏與同一羣人相伴。李小溪的QQ空間裏有個相冊，叫做《因為，還記得》，裏面是上百張青雲班小學時的照片，她一張張翻出來給我看，一個個小小的人兒，在北京度過了夢幻般的四季。她認為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家庭，但被教育成了一羣相似的人，他們的心性、喜好、人格的養成和對世界的判斷標準，都是共享的。這是教育在精神層面對原生家庭的另一種對抗。比如小學時劉正奎上的那堂課，讓他們永遠警惕校園暴力。

李小溪在高中的時候讀過一篇報道，裏面寫到：流動兒童到了父母打工的城市，就只能被鎖在家裏，讀到那一段時她覺得看到了自己，這就是她幼年生活的常態。但有了青雲班之後，她變得不太一樣，有了一羣發小，一羣關係特別好的、讓自己不再孤獨的人。

現在在澳洲的徐博，一次和外國朋友吃飯，對方説自己還沒有任何一個超過十年的朋友，徐博一笑，説自己身邊全是超過十年的朋友。他們不僅是朋友，還是親人，之間有絕對的信任。

他們當下的生活仍然與過去不可分割。在澳洲，孩子們還是「一如既往地窮，還是捨不得花錢」，幾乎所有人都是一邊上學一邊打工，或者送外賣，或者在餐廳。他們不再志存高遠、想着成為科學大牛，但都是踏實努力的人。徐博花兩年半時間拿到了本科學歷，語氣裏有一種驕傲。他的室友高海浪正計劃着換個更好的學校，再讀一個研究生學位。他們會為了未來焦慮，對自己所學的專業存疑，也抱怨國外的教學，大多數人都想再讀一個研究生學位。這也意味着，他們要打更多的工，送更多的外賣。

而在北京，大一的課堂裏，李小溪是最快完成編程作業的那批學生，老師會好奇地走過去問她：「你以前是不是學過？」雖然讀了一個與計算機不太相關的專業，但她依然在繼續學編程。生活裏有一部分知足、一部分不甘心，還有一些少年人的希望。當然還是有一地雞毛的部分，比如她的父母不太支持她學計算機，覺得這個專業似乎不太適合女孩子。雖然她才大一，他們也會開始催她找對象。

在與徐博的越洋電話裏，我們聊到青雲計劃遠大的目標，和後來逐漸殘酷的現實，以及目前生活裏的一些困境，談話漸漸黯淡下來。準備掛電話的時候，他突然叫住我，「其實我還有一句話想説，」他有些哽咽：「從外界看，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投資，是一個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覺得它是成功的，它教會了我們，如何做一個向上的人、一個正直的人。」

在澳洲上學的徐博